马克思主义入门｜如何改造社会？（How can society be changed？）

第八章　如何改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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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成员曾普遍认为：社会转变可以无需暴力革命。他们说，对社会主义者而言，需要的只是赢得足够的大众支持来获取对“传统的”政治机构——国会（议会）和地方议会——的控制权。执政的社会主义者便能够运用现有的国家——行政、司法、警察、军队——来改造社会，通过实施法律来限制雇主阶级的权力。

它声称，这样一来，不用暴力，社会主义就能够通过改良现有架构而被逐步采纳。

这种观点通常称为“改良主义”，虽然有时你会听到它被称作“修正主义”（因为它牵涉到彻底修正马克思的思想）、“社会民主主义”（虽然直到1914年以前它意味着革命社会主义）或费边主义（因费边社长期以来在英国传播改良主义而得名）。工党的左右翼都接受这个观点。

初看上去，改良主义好像颇有道理。它跟我们在学校里、报纸和电视上被告知的那一套挺合拍：“议会管理国家”，“议会是依照人民的民主愿望选出的”。但不管怎样，每个想通过议会采取社会主义的企图都以失败告终。1945年到1979年间，有过三届工党占多数的内阁——1945年和1966年甚至占了大多数——但我们绝不比1945年的时候离社会主义更近一点。

国外的经验也一样。1970年在智利，社会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总统。人们断言这是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新路”。三年后，那些曾被邀请加入政府的将军们推翻了阿连德，智利工人阶级的运动被摧毁。

改良主义注定了一再落败，有三个相关联的原因。

首先，在议会里占了多数的社会主义者“逐步地”采取社会主义措施，此时真正的经济权力却仍保持在旧统治阶级手中。他们可以运用经济权力让整个工业部门停工，制造失业，通过投机和囤集迫使物价飞升，把钱汇到国外以制造“国际收支”恐慌，发动新闻战把一切归咎于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头上。

威尔逊工党政府正是这样，由于面临着富人和有钱的公司大规模向海外转移资金，它不得不在1964年和1966年两次被迫放弃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措施。威尔逊在自传中记述：

“现在我们已落到这个境地，新当选的政府被国际投机商警告说：我们的竞选政纲不得付诸实施……女王的首席大臣被要求为议会民主拉下帷幕，他接受了这样的训导：在英国，选举只是个闹剧，英国人民不可以在各种政策之间挑挑拣拣。”

只需要补充一句：不管威尔逊怎么愤慨，接下来六年中他不折不扣地遵循投机商所要求的那种政策。

同样经预谋而制造的“国际收支”恐慌，迫使1974年当选的工党政府接连削减了医院、学校和社会福利三方面的公共开支。

智利阿连德政府面对的是大企业一手发起的更大破坏。有两次，整个工业部门因“老板歇业”而关闭，投机者让物价放起了风筝，商人囤积货物，以致人们为了生活必需品排起长龙。

资本主义无法改良的第二个原因是，现存的国家机器并不是“中立的”，而是从头到底被设计来保护资本主义社会。

国家控制着几乎所有训练有素的武力工具，暴力工具。假如国家机构是中立的，不管哪个——资本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内阁）要它做什么它就做什么，那么国家是可以用来阻止大企业对经济的破坏。可是看看国家机器运行的方式，以及真正发号施令的是谁，你会明白到它并非中立。

国家机器并不只是政府（内阁）。它是个巨大的组织，有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分枝——警察、军队、法院、行政机构、国营企业管理者，等等。就职于国家这些不同分枝的很多人来自工人阶级——他们像工人一样生活和领取薪酬。

但作决策的不是这些人。普通士兵不会决定要去哪里打仗，或要不要破坏罢工；社会保障事务所里的柜台职员不会决定要发放多少失业救济金。整个国家机器是以这样的原则构筑的：下级服从上级。

在国家机器的各部份中，最完美的例子就是训练武装力量——陆、海、空军和警察。士兵们参军时，早在被允许接触武器以前，他们被教导的第一件事就是服从命令，不管他们个人对那些命令有何看法。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教导去做荒唐的操练。如果在练兵场上他们能不假思索地服从疯狂的命令，估计在接到射击命令时他们同样能不假思索地那么做。

在任何军队里，最不可饶恕的罪行就是拒绝服从命令——抗命。这个罪过被视为如此严重，以至在英国，战争期间发生抗命仍要处以死刑。发号施令的又是谁呢？

如果你留意到英国军队指挥系统（别的军队也没有不同）的运作方式：将军—少将—上校—中尉—军士—士兵。这里的任何环节都不是民选代表——国会议员（MPs）或地方议员——可以插上嘴的。假如一群士兵服从当地议员而不是军官，那是视同抗命行为的。

军队是个庞大的杀人机器。掌管它的人——以及有权把别的士兵提拔到发号施令的位置上的人——是将军。

当然，理论上将军对当选的政府负责。但士兵被训练去服从将军而非政治家。假如将军发布给士兵的命令不合当选政府（内阁）的意愿，政府不能取消这些命令。它只能劝说将军改变主意，假如政府知道这类命令已发出的话——因为军务总是机密的，将军很容易向他们所不喜欢的政府隐瞒自己在干什么事。

这不是说将军始终不理，或通常不理政府的意见。在英国，他们通常会发现，要附和政府的大部分提议不难办到。但在生死关头，将军能够开动杀人机器，根本不听政府的，政府则拿它没办法。阿连德被推翻时，智利的将军们最后就是这么干的。

因此“谁掌管军队？”的问题很明白，那么“将军是些什么人呢？”在英国，大概有80％的高级军官就读过付费的“公立”学校——跟50年前的比例一样（工党政府17年的当权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形）。他们跟大公司的所有者关系密切，属于同样的上等阶层俱乐部，混迹于同样的社交集会，分享同样的观点（如果你怀疑这点，就看看几乎随便哪一份《每日电讯》的书信专栏吧）。行政长官、法官和警察局长也一样。

你以为仅仅因为有330人进入了国会下议院大厅，这些人就会遵从政府的命令，剥夺大公司里他们的亲戚朋友的经济权力？难道他们不是更像会效仿智利的将军、法官和高级公务员——这些人在三年里一直蓄意破坏政府的命令，接着在时机成熟时便推翻了它？

实际上，英国特定的“宪法”意味着，那些掌握国家机器的人能够阻挠当选的左翼政府的意愿，而无需从物质上推翻它。如果这样的政府当选，它将面临雇主阶级大规模的经济破坏（关闭工厂，向海外转移资金，囤集生活必需品，通货膨胀物价攀升）。如果政府企图运用“宪法手段”即立法来对付这种破坏，它会发现自己束手束脚。

上议院一定拒不批准这些法律——最少搁置九个月。法律如被通过，法官将进行“释法”以缩减它的效力。行政长官、将军和警察局长将以法官和上议院的决定来证明自己不愿执行部长的指令是正当的。全体新闻舆论将尖声抗议“政府行为‘非法’和‘违宪’”，从而迫使他们后退。那时将军们将利用这类语言，着手推翻一个“不合法”的政府。

政府将无力对付经济混乱——除非它当真违反宪法来行动，号召行政机关的普通成员、警察和士兵反抗他们的上级。

为免任何人把这些话当成白日梦狂想，这里补充说说：英国近代史上至少有两次，将军们曾经对不合他们意愿的政府决策加以破坏。

1912年，国会下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准备以一个“地方自治”的议会管理统一的爱尔兰。保守党领袖伯纳德？劳立即公开谴责这个（自由主义的！）政府是个“背叛了宪法”的非法“小集团”（junta）。上议院自然尽其所能地搁置了这一法律（达两年之久），前保守党大臣爱德华·卡森同时在爱尔兰北部组织了一个准军事部队对抗这个法律。

当那些在爱尔兰掌握着英国军队的将军受命挥军北上对付该部队时，他们予以拒绝并威胁要辞职。正因为这一举动——通常被称为“（爱尔兰）沼泽兵变”——爱尔兰南部和北部无法于1914年形成一个单一议会，国家至今仍然分裂。

1974年发生了1912年事件的小规模重演。反对北爱尔兰自治区独立的亲英右翼宗派份子组织了一场总罢工，设置路障阻止人们上工，以反对强迫承认一个北爱尔兰的新教—天主教联合政府。英国大臣要求英国军队和北爱尔兰警察（皇家阿尔斯特警队）去拆除路障，结束罢工。高级军官和警队司令官则告知政府曰：此举十分不妥，士兵或警察都不会调去对抗这些亲英右翼份子。新教—天主教联合政府被迫辞职，军官的意见证明比英国政府的意见强有力得多。

如果说在1914年和1917年走中间路线的政府试图通过温和的措施，却发生了那样的事，那么想像一下假如一个激进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当选，将会发生什么。任何在议会占了多数的、严肃的改良主义者都很快要被迫做出选择：要么放弃改革以讨好国内有产者和身居要职者，要么准备全力以赴的斗争，这将不可避免要运用某种程度的武力，以反抗控制着那些位置的人。

改良主义之为死路的第三个原因在于，议会“民主”包含有内设机制，用以防止任何表现出革命性的运动得以通过。

有些改良主义者争论说：要挑战在国家机器中身居要职者的权力，对左翼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这种论调错在——议会总是低估人民群众革命觉悟的水平。

只有当人民群众开始在实践中通过斗争改造社会，他们才会相信自己能够管理社会。当千百万人占领工厂，或参加总罢工，革命社会主义思想才会突然显得很现实。

但这种水平的斗争不会无限期保持下去，除非旧统治阶级的权力被根除。如果它继续存在，那么到占领或罢工浪潮消退之后，它就会动用其控制的军队警察来破坏斗争。

而一旦罢工或占领开始动摇，工人的团结和信心就开始衰退。消沉和苦难开始了。即使最先进的部份也开始感到改变社会只是一个疯狂的梦想。

这就是为什么雇主们总是喜欢选择这样的时机举行罢工投票——工人呆在家里，从电视和报纸当中接受观念，而不是在群众大会上团结起来并能够听到其他工人辩论的时候。

这也是为什么反工会的法律几乎总是包含着一个强制条款：工人在无记名投票期间要取消罢工。这样的条款被名符其实地称为“冷却”期——旨在给工人的团结和信心泼上冷水。

议会选举制度内设了无记名投票和冷却期。比如，要是政府屈服于群众罢工，它可能说：“好吧，等三个星期，来一场普选可以民主地解决问题。”它希望在此期间罢工会被取消。工人的信心和团结也随之消褪。雇主则完全能够把好战份子列入黑名单。资产阶级的报刊电视可以重新开始正常运作，鼓噪本国现政府的观点。警察可以逮捕“捣乱份子”。

当最后举行选举时，投票所反映的将不是工人斗争的高峰状态，而是罢工后低潮时的状态。

在1968年的法国，戴高乐将军的政府正是这样利用选举的。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和工会通知工人结束罢工，戴高乐则赢得了选举。

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面对1974年成功的矿工大罢工时，试图实施同样的伎俩。但这次矿工们没有受骗。他们坚持罢工——希思落选。

在阶级斗争中，如果工人等待选举来决定关键问题，他们将永远达不到顶点。

工人国家

（The workers' state）

马克思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概述了如何赢得社会主义的迥然不同的看法。它们都不是凭空得来的：两者都是在观察了投身战斗的工人阶级之后发展起来的——马克思考察了巴黎公社，列宁则了解了1905年和1917年的“苏维埃”（工人委员会）。

但马克思和列宁坚称：工人阶级除非首先打碎立足于官僚指挥系统的旧国家，继而创立一个建筑在全新原则之上的新国家，否则无从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强调这个国家必须是“一个公社国家，不是国家的国家”，跟旧的国家完全不同。

马克思和列宁说道：假如工人要对旧统治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残余实施专政，一个新的国家就是必要的。此所以他们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必须规定社会如何管理。它也不能不抵御来自世界其它地方的统治阶级的攻击以扞卫革命。要履行这两项职责，它就必须拥有自己的军队，某种形式的治安警察、法庭，甚至监狱。

但如果这个新的军队、警察和法律体系是由工人控制，决不与他们的利益相悖，它就必须建立在跟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原则之上。它必须是作为多数的工人阶级对社会其余部份实行统治的工具，而不是用来对付工人阶级多数的专政。

主要的区别就是这些。

资产阶级国家为社会一小撮的利益服务。工人国家必须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由少数雇佣杀手来训练，跟社会其余部份相隔绝，并被训练去服从上层阶级的军官。但在工人国家里，军队将只供大多数人用于自卫，防范旧特权阶级残余的反社会行动。

工人国家的士兵和警察可以由普通工人担任，他们与工人伙伴们自由相处，享有同样的观点并过着同样的生活。当然，要确保士兵和警察不会发展到脱离工人大众，“士兵”和“警察”就要由普通的工厂和办公室的工人按值班制度轮流担任，履行职责。

军队和警察不再由一小群军官来管理，他们将由工人群众中直接选举出的代表来管理。

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代表通过法律，但只能将它留给全职的官僚、警察局长和法官去执行。这意味着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们没能兑现自己的承诺时，总能找到大把借口来开脱。在工人国家里，工人代表必须保证他们的法律付诸实施。他们——不是高层官僚精英——必须向行政机关、军队等机构中的工人解释事情要怎么做。

当选的工人代表还必须在法庭上解释法律。

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代表以其高薪与选民们相隔绝。在工人国家里，代表的报酬不得高于工人的平均工资。那些在重要岗位上落实工人代表的决策的全职人员也是如此（相当于今天的公务员）。

工人代表以及所有落实工人决策的人，将不再像议员那样能在五年内免于撤职（或像某些高级公务员那样终身任职）。他们将至少要每年选举一次，如果选民认为他没能执行他们的意愿，可随时将之撤换。

议员的选民是居住在一定区域内的全体人民——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贫民窟的房东及房客、股票经纪人和劳动者。在工人国家里，选举权只限于劳动者，只有在对相关问题进行公开辩论后才进行投票。这样，工人国家的核心将是工人委员会，建立在工厂、矿山、码头、大机关，以及像家庭主妇、退休人员、在校学生之类团体的基础上，学生将拥有自己的代表。

通过这种方法，工人阶级的每一部份都将有自己的代表，能够直接判断他或她是否忠实于他们的利益。通过这些方法，新的国家不再能形成一个脱离和违背多数工人阶级的、像在自称为“共产主义”的东方集团国家（Eastern Bloc countries）［1］里的那种势力。

同时，工人委员会制度提供了一个工具，让工人能够利用它，依照民主决定的国家计划来协同管理工业，而不是以控制工厂并彼此竞争而告终。很容易就能看出，现代的电脑技术将使全体工人能够得到向社会公开的、有关经济选择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并且命令他们的代表选择多数工人所认为的一套最佳方案——例如，是把资源花在协和式飞机［2］上，还是花在便宜而可靠的公共交通体系上，是制造核弹还是人造肾脏，等等。

国家的消亡

（The withering away of the state）

由于国家权力不再脱离工人群众，它的强制性要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少得多。当旧社会的残余随着革命的胜利而放弃了对国家强制的反抗，当外国统治阶级被根除，强制的必要性就不断减少，直到最后工人无需再从工作中抽出部份时间来充当“警察”和“军队”。

这就是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国家将会消亡的意思。国家不再是对抗人民的强制力量，而变成了只是负责决定如何生产和分配产品的工人委员会机构。

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之间的斗争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时，曾产生过各种形式的工人委员会。俄国人曾经用“苏维埃”这个词来称呼1905年1917年的工人委员会。

1918年，德国的工人委员会曾在短时期内成为国家的唯一权力。在1936年的西班牙，各种各样的工人政党和工会团结在“民兵委员会”之下，这是一个管理地方的、非常近似工人委员会的机构。1956年，匈牙利工人在反抗苏联军队时，选出了委员会管理工厂和地区。1972—73年，智利工人开始设立一种名为“警戒线”（cordones）的、用来联络各大工厂的工人委员会。

工人委员会是作为一个工人机构诞生的，用来协调他们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它可以始于某些有限的职能，诸如筹集罢工基金，但由于这些机构立足于工人直选，有随时可撤换的工人代表，它们能够在斗争的最高峰协调整个工人阶级的努力。它们能够奠定下工人政权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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