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作家小林多喜二和他的小说《蟹工船》最近在日本火了。
原因呢，日本这么多年来都是经济不景气，中产阶级在持续衰落，“新穷人”越来越多，像极了马克思大爷当年说的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巴拉巴拉什么的。总之，劳动人民的日子不好过了，“共产主义的幽灵”又回来了，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不但日共的入党人数大大增加，而且以关注劳动者处境和斗争为主题的左翼文学也重新风靡。作为日本左翼文学的经典之作，《蟹工船》通过描写被剥削渔工觉悟和抗争的过程，表现出了劳动阶级的苦难、诉求和尊严，自然引起日本社会的广泛共鸣，成为苦闷青年一时追捧的读物（参考：叶渭渠《日本“新穷人”捧热<蟹工船>》 http://jiliuwang.net/archives/51426）。
如果说《蟹工船》是小林最著名的小说，那么《党生活者》就是他最后的小说；《蟹工船》讲述的是受苦工人的无奈反抗，而《党生活者》讲的则是先锋队的有意组织；《蟹工船》还是一般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而《党生活者》已经是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了。从早期的《蟹工船》到后期的《党生活者》在思想上是一个有趣的推进（前者在逻辑上的继续发展和必然出路），而后者最终成了小林的遗作，给他短暂却灿烂的写作生涯着上点睛。本文将借着《蟹工船》的火热，以《党生活者》为案例，探讨工人阶级的组织问题。
【小林多喜二（1903-1933），日共党员，日本劳动文学的旗手，上世纪30年代日本最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作有《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蟹工船》、《党生活者》（又译《为党生活的人》）】
【日本新潮社出版的《蟹工船·党生活者》】
仓田工厂的斗争
故事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上半年，一个原本只有二百人生产电线的仓田小厂为适应战争需要，扩建为制造防毒面具、降落伞及飞艇外壳的军需工厂，并招收了600名临时工。尽管时局严酷，但是仓田工厂的老板们还是采用各种办法剥削压榨，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克扣工人工资，硬是赚得了比战争前高出40%的利润，发了一笔战争财。小林描写道：
“就拿女工来说吧，从早上八点一直干到晚上九点，加上夜班也只挣一块零八分钱；从下午六点到九点是一小时八分钱，而吃晚饭所花的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的时间，工厂还特意为此作了精打细算，从夜班费里扣去两分到三分钱。吃晚饭的时候，我说：‘看来工厂大概认为职工这类人不吃饭也可以干活吧！’跟我一块儿干活的一个临时工说：‘噢，是这么一回事！……’这句话说的很俏皮，把大伙儿都逗乐了。”（第7页）
在侵华战争期间，天皇政府一方面把日本人民投入战场，使多少无辜百姓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一方面则加紧国内的法西斯统治，破坏进步团体、搜捕进步人士，压制国内民众的反抗（打着“爱国”的名义）。战争使得日本人民的贫困化日益加深，而政府的残酷统治则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工人罢工和农民抗租的斗争不断出现，仅1932年一年，全国就发生近六千次。在这种情况下，“我”（安治）及须山、伊藤等几个日共党员选中了压迫较深、矛盾较重的仓田工厂，并趁工厂扩大招工的机会，以假身份打入，成立了秘密党支部，开始发动工人进行斗争。
仓田党小组的工作，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部分：
第一个，面向厂内工人揭露工厂的剥削和政府的压迫，启发工人的阶级意识。对工人进行经济、政治揭露的方式既包括以个人身份与工人谈心和参与工人的讨论，也包括以“党”的名义在厂内散发揭露性传单。关于前者，“不管是大事小事，我总是要积极插嘴进去，想办法把大伙引向正确的方向（第18页）”；关于后者，由“我”将厂里最近发生的事写进传单，再按约定时间把稿子交给和“我”碰头的S，S在第二天把印刷好的传单交给同在仓田工厂的太田，而太田再派一位女工将传单带进厂内（女工比起男工不易被搜查身体）。而每一次传单散发到厂里都会引起不小的轰动，小林写道：
“第二天早晨，一打开装工作服的箱子，传单果然放在里面。波涛似的感情像闪电一样传遍了全身。走进车间一看，旁边的一个女工正在念着传单。她像小学生似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碰到不认识的字，就用小指搔搔头。她一见我就问：‘这会是真的吗？’她是指关于发十块钱津贴的事。
我说：‘不但是真的，而且是真得很啦！’
那女工就说：‘真叫人可恨！’”（第18页）
后来，仓田党小组还在散发的传单之外办起了一份名为《防毒面具》的工厂小报。
第二个，团结和争取进步可靠的工人到党小组周围，扩大自己的队伍。宣传和揭露的目的是为了壮大自己，从而能够进行更大规模的宣传和揭露。就仓田厂来说，由于存在着临时工和正式工之别，且临时工面临近期被解雇的问题，为长期工作计，争取正式工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就把组织工作的重点放在军需工厂（主要是金属和化学工厂）和交通运输企业（这是运输军队和军火的）来开展工作。这也是我和须山、太田、伊藤等人打进仓田工厂的原因。问题是我们都是临时工，不到半个月就要被解雇。我们必须在这期间让组织多少扎下一点根。因此就必须争取正式工。能争取到他们，即使我们被解雇了，也可以依靠从外面和遗留下来的组织保持紧密的联系，毫无障碍地继续开展工作。所以我们决定的方针是：不管在怎样小的问题上，都要经常让正式工和临时工接触，促进他们结合起来。”（第38页）
争取进步工人的必然结果，是党组织的扩大，为党补充进新的战斗队员，以利接下来的战斗。在仓田厂工作一段时间后，仓田党支部做出了吸纳三位新发展的工人为支部成员的决定：
“在仓田工厂，从放出可能把一些临时工改为正式工的风声来看，他们准备要加快和我们摊牌了。为了准备对付这一招，我们决定改组支部,从须山小组里挑出一人（是个年轻的正式工），从伊藤小组里挑出两人（其中一个是正式工，一个是临时工），决定把这三个人推荐为新的支部成员，写了他们三人的‘履历’，由我带到地方委员会，取得了上级的批准。接着又决定了计划部署：把支部的各个成员作了明确分工，让他们分别承担车间里的任务，在须山或伊藤万一出事时，后继的人立即按预定的新的部署投入战斗，不使工作有一天中断。”（第104页）
只有组织的巩固和壮大，才能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困境。此外，小林特别谈到了对厂内群众组织的利用问题。群众组织是厂内工人们出于各种原因和目的而自发成立的团体或友谊会，它们在厂内有着较强的群众基础，对之的合理利用能起到迅速扩大群众面、以少数人撬动多数人的作用，还可以给支部成员的活动提供一定掩护。小林写道：
“我首先注意到一种倾向，在这样一个八百人的工厂里，仅有由四五个人组成的支部在拼命（确实是拚命！）地工作...但是，这四五个人要想努力工作来推动全厂，就必须要具体地来研究如何和厂子里的群众组织相结合（或者建立这样的组织，在里面活动）。如果不考虑这样做的具体计划，那就仍然只是这四五个人在唱独脚戏，就不会有任何发展的可能。而实际上临时工中的女工们，认为她们好不容易互相认识了，马上又要四分五散，各奔东西，觉得‘同舟过渡也是前生的缘分’，因此正准备建立一个临时工的‘友谊会’之类的团体。临时工和正式工因工资和待遇的问题，关系不好，那是厂方故意制造的，而其中有些人也因‘同病相怜，互相关照’结成了朋友。尽管这只是少数一两个例子，但是，如果支部懂得怎样努力把这些自发的东西加以扩大和组织起来，并在里面（不是只在自己的四五个人当中）做工作，那末在最近即将有六百人就要被解雇的时候，把全厂发动起来，也决不是不可能的。”（第37页）
第三个，就是紧跟厂内矛盾冲突的发展态势，在合适的时机发动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仓田厂的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高强度剥削和压迫是工人与厂方矛盾的基础，而矛盾的导火索是厂方为了诱骗工人加倍干活而放出的每人发放十块奖金的传言。而“我”、须山、伊藤等人的任务，就是一方面一般性地揭露工厂对工人的剥削压迫，另一方面专门性地拆穿厂方以“奖金”欺骗工人的阴谋。支部认为，厂方之所以要放出在将来解雇临时工时每人发放十元钱的奖金（实际上肯定不会发），是为了在工作最繁忙的时期给工人以“盼头”，诱使后者加倍努力地干活，从而增加剥削，同时平息工人们在被解雇前的情绪波动，瓦解工人最后的斗争。小林写道：
“本来就是临时工，早就说好了可以一个子儿不付；现在又说要发钱，理由似乎是大伙儿都干的不错。这消息究竟有几分可靠，大家不是没有怀疑，可是不管怎么说，这儿一歇工，又要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所以也就不知不觉地对它抱起指望来了。但是，连吃晚饭的时间也要从工资里扣除两三分钱。为了把一分的大铜板三个三个地排成堆，可以满不在乎地让几百人等上一个多小时。这样的工厂怎么可能会给六百来口人每人拿出十块钱（是十块大洋呀！）呢？！放出要发十块钱的空气，显然是包藏着工厂方面的阴谋诡计。这肯定是一种手段，放出这样的空气，目的是在解雇前防止工人波动，在决斗的关键时刻进行欺骗。”（第7-8页）
为了告诉工人们真相、揭穿厂方的图谋，“我”将对“奖金”事件的分析写进了传单散发出去，引起不小的议论。在传单的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工人看清了厂方的诡计，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仓田支部随之组织了厂内的“交友会”，借机进行扩大宣传，伊藤和须山都分别争取了一些工人。不久后，厂方见状也改变了策略，不再提起十元奖金的事情，开始放出新的消息说原有的六百名临时工不会全部解雇，而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好坏，挑出二百人升级为正式工，只解雇剩余的四百人。旧的谎言被拆穿后，新的“愿景”又出来迷惑工人的思想。支部认识到，工厂此举是要利用部分工人“也许能提升为正式工”的幻想，诱使他们卖命干活，为工厂创造剩余价值；同时，有选择的转正能刺激临时工内部的竞争，让他们相互攀业绩、争产量，从而瓦解工人内部团结，破坏工人有组织的反抗。经过集体研究，支部制定了新阶段的斗争策略，开始新一轮的揭露工作。
后来，随着解雇日期的日益临近，早先口头承诺的临时工转正却始终不见有动静，工人们普遍地意识到自己上当了，爆发出了强烈的怀疑情绪。传单和小报都已经对这件事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动员工作也如火如荼，支部认为可以发起一次罢工了。但是，虽然厂方申明的解雇日期是当月三十一号，却有小道消息传出工厂将提前两天，即在二十九号就“先发制人”，解雇全部临时工。支部认为工厂所以在规定的日期之前搞突然袭击是为了不给工人留下进行组织和斗争的时间和机会，在工人们做好准备之前就解雇他们。于是，支部随即决定将原定的罢工也提前，在二十八号发动，先将工厂一军。在罢工到来之前，支部成员开始在各个车间同时举行反对解雇的集会，并由须山在厂内散发反解雇传单，进行公开号召（虽然有被捕的风险，但在最后时刻，只有公开号召才能在短时间内动员起大批群众）。
不料，在须山公开散发完传单的第二天，工厂就贴出解雇告示，工人们被拦在了门口，每人发了两天的工资，随后被派来的警察赶了回去，计划好的罢工没有来得及进行，厂方先动手了。斗争虽然出了意外，但我们没有气馁灰心，而是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准备为下一次的斗争而重新工作：
“在斗争的紧急关头，我们被他们来了一手先发制人。——须山和伊藤简直是垂头丧气。我也是一样。不过，敌人终归是敌人，不是木头人儿。对于这种逆转的形势，我们不能听之任之；应该立即振作起来，吸取这次失败的教训，以利于今后的斗争。
虽说被他们撵散了，但正式工中还留下两个支部成员，被裁的工人，虽说要各自去谋求工作，各奔东西，但其中伊藤和须山的小组就将近十人，所以今后只要和他们保持联系，我们斗争的范围反而会迅速地扩大。
他们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就满以为已经搞垮了我们的工作，其实这些先生们却没有料到，正是用他们自己的手传播了我们组织的种子！
现在，我和须山、伊藤更加抖擞精神，正在从事新的工作。……”（第117页）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革命者的意志是不能被摧毁的，暂时的失败只能让他们更加奋进。敌人打散了我们，却让我们的种子更快地播撒出去，将来又将成燎原之势！工人被解雇了，但他们也受到了洗礼和教育，一些工人加入了党组织，党的影响力更大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仓田工厂“失败”的罢工又何尝不是一次胜利？
组织化奋斗的力量
通过对仓田工厂斗争经历的描写，《党生活者》展现了一种全然不同于《蟹工船》的罢工过程——一种在先锋队领导和组织下的罢工。如果说《蟹工船》喊出的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口号，那么《党生活者》则是更进一步地探究“如何有效地反抗压迫”以及“反抗之后的出路在哪里”这样的问题了。书中不止一次提到的“列宁教导”，不禁让人想起列宁所建立的民主集中制的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党有着明确的目标、纲领和纪律，它带领俄国的贫苦人民历经千难万险，推翻了沙皇朝廷和资本政府，建立了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新社会。
《党生活者》提供了一个劳动阶级进行组织化奋斗的案例。无疑，奋斗都是从个体开始的（个体首先面对着具体的压迫和不公），但光凭个体进行奋斗是难以成功的。旧的制度太强大了，个体奋斗（此奋斗单取改变旧制度的意思）要么如以卵击石般撞的粉碎，要么在困难面前低头下来，灰心丧气，最终完全屈服、逆来顺受。只有认识到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一致（相应的，个体所遇到的具体不公只是集体所面对普遍不公的一个体现），化个体奋斗为集体奋斗，乃至化自发、盲目的集体奋斗为有先锋队领导的、有科学理论武装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奋斗，被压迫阶级才能抗衡乃至战胜“武装到牙齿”的压迫阶级，正如毛主席所说：“工人只有组织起来，抱成团体才能对抗资本家。”敌人已经组织起来了（有自己的目标、纲领和纪律），你又如何能不经组织而对抗它呢？
组织起来可以增加个体奋斗者的信心和意志。志同道合者们相互抱团、相互打气，在共同战斗中提升信心。《党生活者》中写到这种集体乐观精神和自豪感：
“敌人过去不知有多少次说我们党已经垮了，已经被连根拔掉了，在他们的大报纸上大登特登这一类的消息，极力想让不明真相的工人相信他们的那一套，企图切断党对群众的影响...他们造谣诽谤，嘴上蔑视党，把党不看在眼里，可是事实正好相反，这表明了党是他们最强大的敌人。据说某个外国报纸把日本的党称作‘小而有战斗性的党’。S跟我谈起这个问题时说：‘这个小而有战斗性的党可是一个巨大的力量，它站在对等的地位。不，超过了对等的地位，在跟一个国家政权对抗！’他说：比我们要庞大几百倍的敌人，正在拚命地想把我们这个‘小而有战斗性的党’连根拔掉，所以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应当带着这种‘自豪感’来进行工作，他还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自豪感’。这时，我们都非常兴奋。为了把这种自豪感坚持到底，我们就决不能让他们逮住。”（87页）
甚至为同志们为不被逮住而发起了“劳动竞赛”：
“我现在跟和我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S、N等人，订了一个‘五年不被捕计划’，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五年计划要争取实行六年、七年，年头愈长，成绩就愈大。所以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五年计划六年完成！’”（66页）
还描写到入狱同志对狱外同志的鼓舞：
“同志们的英勇斗争，使我们振奋起来。每当有些工作非干到第二天不可，但自己又困得不行，直想睡，这时候想到狱中的同志，就忍耐着坚持下去。一想起狱中的同志，困一点又算得什么！——现在狱中的同志怎么样了呢？正在遭到拷打吧？一想到这些，就决心把工作坚持干完。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地和狱中同志们的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了。狱中和狱外虽然不同，但是在向统治阶级进行斗争这一点上，是没有任何差别的。”（第67页）
组织起来还可以引导运动始终行走在正确的路线上。个体在奋斗时容易陷于一己经验而使运动狭隘化，即坐井观天，一孔之见，只知部分，不知全局。在《党生活者》中，小林提到“我”在仓田工厂进行宣传工作时受到另一位同志S的批评：
“S说：‘从厂子里大家经常关心的问题出发提问题固然好，不过缺乏的是进一步从政治上提出问题。’
我吃了一惊，看着S的脸，感到确实是这样。我只是陶醉于传单博得了好评，而忘记了从更高的高度来看待这些问题。
S接着说：‘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在追随大家的自发情绪而行动。要想使大家从对日常生活的不满来了解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还需要作特殊的、有计划的、而且是相当深入的努力。——让大家明白这一点，是完全必要……。’
他说，过去散发的很多反对战争的传单，具有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而现在反过来了，又犯了把问题局限于经济要求的错误。由于这种右的倾向是作了群众的尾巴，所以往往暂时会获得群众的好评。因此对于‘好评’，也需要慎重地加以考察。
‘说是要小心，如果像这回这样，牛头不对马嘴地乱来一气，那也没有任何好处。是倒退！过去我们就像是蒙着眼睛的马，只看到事物的一个一个的片面。’S这么说。”（第11页）
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自发的工人运动也就是工联主义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又说：“社会民主党人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以经济斗争为限，而且不能容许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工作当做他们的主要活动。（列宁《怎么办》1902）”
S的批评指出了“我”在进行工厂宣传时无意之中陷入的“只进行经济斗争不进行政治斗争”的错误倾向，而先锋队的作用正在于在工联意识之外给工人“灌输”政治意识。只有有了一个组织化的、掌握科学理论的先锋队，个体奋斗者才能不致在运动中迷失正确的路线，运动才能够顺利推进。
个人为党而生活，党又为了人民而生活，个人融入集体，个体反抗转为组织化抗争，涓涓细水汇成汹涌激流。我们虽败犹荣，我们终将胜利！
日本作家宫本百合子在其《小说读法》中曾高度评价《党生活者》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作家细致再现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生活的最早的作品”。
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最近火了，但是，请读者们记住他还有另一部小说！
（作者:破折号。激流网原创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