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在农村建设工厂企业的方案可能是从社会方面来说最重要、从经济方面来说最成功的新农村政策。在运动开始时，就宣布农村的工业化是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之一。1966年5月，毛泽东写道："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毛泽东给林彪的信，英译文见《时事背景》第891期，第56页。下面关于农村工业化的论述部分，引自乔恩．西格德森的文章《农村工业和国内技术转让》，见施拉姆编：《中国的权威、参与和文化变革)。第199—232页。）这个目标并不是第一次提出来的。大跃进运动期间，曾建立了许多地方农村企业，但是，在随后的经济危机中，大多数企业证明是失败的或不健全的，因此后来放弃了这种艰难的尝试。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这个方案被恢复了，此后它就兴旺发展，成为毛泽东时代(实际上也是毛泽东以后时代)的发展战略的主要创新之一。预期的目标既有经济的又有社会方面的：从社会方面来说，其前景是缩小"三大差别"中的两项，即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从经济方面来说，它利用了可能会浪费掉的地方人力和资源，因此既为农村的发展又为整个国民经济做出了贡献。

大部分农村工业最初是为支援农业生产而建立起来的。重点在于建立生产和修理农具和农用机械、制造化肥和加工当地生产的农产品的小型企业，建立培育良种和推广农业新技术、新方法的小型农技站。到1976年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化肥有一半是地方农村工厂生产的，迅速增长的农业机械产品中也有一大部分是地方农村工厂生产的。另外，农村的许多小型工厂还生产水泥、生铁、建筑材料、电力、化工产品、药品和各种各样的小消费品。到70年代中期，一个县里有一百多家这样的小工厂，生产几百种产品，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农村企业开始利用的是能够被迅速吸收、适应当地条件的中、低级技术，但是它们利用在当地可以得到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原材料(大部分常常尚未开发)发展起来，常常是繁荣兴旺。

城市向农村提供了许多发展农村新企业所必要的技术。城市对农村的援助包括把小型的(通常是过时的)工厂转让给农村，把城市里的技术员、科学家和工业管理人员派到农村去，提供书籍和教师来传播科技知识，在城市的工厂和学校里为农村培训人材。但是，农村企业大部分是在当地筹措资金，而国家和城市很少提供资金；同时也是由当地机构管理的，即由大队、公社和县政府管理。文化大革命后期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化设备也由当地管理。60年代初建立的苏联式的国营拖拉机站被取消，拖拉机（以及维修工具）被移交给大队和公社。同时，拖拉机的产量由1970年的7.9万台增加到1976年的19万台。（马克．塞尔登：《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变革史》(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9年)，第125页。关于1975年夏农村工业化的综合报道，见德怀特．珀金斯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农村小型工业》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7)。毛泽东的宏伟规划是在农业地区达到当地社会经济自给自足和缩小城乡差别、农村工业化的方案是整个规划的一部分(可能是最成功的一部分)。毛泽东时代结束时，这个方案取得了许许多多的成就：把近2000万农民改变成为农村的专职或兼职的工业工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就业不足的长期问题；就比较成功的企业来说，为农业，也为扩大农村企业的进一步投资，积累了资金。此外，农村工业对使公社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那些年里重新成为极其重要的社会经济组织，发挥了作用，一些较先进的公社成了向周围农村地区传播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小型技术中心。虽然从统计资料方面来看，农村工业的发展似乎没有对城乡收入水平之间的差别产生重大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以后二者之间的差距和以前一样大，但是，这个方案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在1961年提出的意见进行的。他那时说：

"不要涌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这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问题，就是要农村生活不低于城市，或者大体相同，或者略高于城市，每个公杜都要有自己的经济中心，有自己的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农村人口过剩问题。（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见《毛泽东思想万岁》(台北：1969)第389-390页。）

在另外的两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文化大革命也引起了财力物力从城市向农村的重大转移，当然也有重点的大转移。60年代初，随着大跃进运动灾难以后的缩减，中国的28万个农村医疗所中有20多万个被关闭，而城市医院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班琼．安：《中国政治和文化大革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6)第155页。）1965年，毛泽东曾抱怨说，在绝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村的国家里，培养医生仅仅是为城市服务。他建议采取根本措施来改变这种局面：

"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也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婆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毛泽东还提出要大力加强疾病的预防工作和"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的治疗，而不要把大量人力、物力仅仅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他最后说："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毛泽东：《对卫生工作的指示》，1965年6月26日。见斯图尔特．R．施拉姆编《未经审定的毛泽东文稿》第232-233页。）

总的说来，1969年以后所实行的政策遵循了毛泽东的这些建议。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后，医学院校重新开学。为了培养医生以满足迫切需要，正式学制从六年减少到三年，课程也作了修订。这样来解决毛泽东指出的："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71年招收入校学习的新学员中，包括更多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其中许多人是年轻的"赤脚"医生。他们缺少正规教育，但是拥有丰富的实际知识和实践经验。全国的整个卫生保健体系迅速从城市向农村发展。城市的医院和医学院校在农村人民公社设立医疗所和教学点，并且把医生派到那里去工作。城市的医疗中心和解放军(军队有自己的医学院校和医院)把更多的巡回医疗队派到农村去；所有的城市医务人员都必须轮流到医疗队或公社医疗中心工作。1969年，赤脚医生的培训计划大大加快了，并且系统化了。到70年代中期，这类医辅人员的数量达到100多万(自1965年以来增加了四倍)。他们从事疾病预防工作，提供卫生教育、节育知识和节育药物用品，治疗常见病，而把较严重的病人转到公社医院或城市医院去。赤脚医生在公社医院或城镇医院接受六个月的教育训练之后，回到选派他们来培训的乡村去，和普通农民一样以工分计酬，通常既从事医疗工作又干农活。他们有机会定期在专门医院接受更高级、更专门的训练。虽然农村的新卫生保健体系主要是由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地方基金提供经费的，但是中央政府的支持对于它的建立和运转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农村工作的专业医疗人员的工资是由国家支付的，巡回医疗队是由国家提供资金的，培训赤脚医生的费用也主要是由国家承担的。虽然农村的医疗服务水平依然远远低于城市，但是所有这些带来了财力物力自城市向农村地区的重大转移。

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进行的教育制度的根本改革，也和卫生保健方面的改革一样，非常有益于农村。1966年以前，教育制度上普遍存在的人员缺乏和不公平现象是非常突出的，并且不断发展。教育上的人力物力集中在城市地区，这不但表现在大、中学校上，而且也表现在小学的数量和质量上。入学考试和以正规的学业资格和成绩为根据的升级制度，严格的入学年龄限制，以及所征收的学费，严重地限制了城市贫困青年受教育的机会。对农村青年的限制就更大了。所实行的教育制度和所教授的内容主要是为城市里的专业工作和公务而培养学生的，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起了继续维持城市高贵阶层的特权的作用。60年代初，农村学校和业余学校的数量下降了，而城市里为党政官员的子女特设的预备学校却扩大了。（约翰．加德纳：《知识青年和城乡不平等，1958-1966》)。见约翰．w．刘易斯编：《共产党中国的城市》(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1)，第235—286页。）另外，整个教育系统代价很高，效率很低。大学为已经人浮于事的政府机关和城市工业部门培养了大量的专业毕业生却没有培养多少具有农村非常需要的技术的毕业生。许许多多青年人从大学和中学毕业后，因无法在城市里找到工作而灰心丧气。在盛行的上山下乡制度下，学业前程欠佳的学生(大部分出身于工人和农民家庭)被送到农村去，而他们既不愿意去农村，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

1966年以前的那几年里，教育制度就受到了强烈的批评。毛泽东是最严厉的批评者。1964年，毛泽东断言，"现在的教育办法是摧残人材，摧残青年"。他谴责学校开设的课程、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认为这些都有不少问题，是"摧残人的"。他主张，学制应当缩短，以"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基础的新制度应当取代脱离现实生活、只学习书本知识的旧制度。毛泽东强调了他长期持有的观点，他认为最好的、最有创造性的教育方式是在实践的过程中自学的方式。为了支持这一论点，他把孔子说成是一位贫苦的农民、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甚至是群众路线的先驱者：

"孔夫子出身于贫农，放过羊，也没有进过中学、大学，是个吹鼓手，他什么都干过，人家死了人，他给人家吹吹打打，也可能做过会计，会弹琴赶车，骑马射箭。他教出了颜回、曾子等七十二贤人，有弟子三千。他自小由群众中来，了解群众的一些疾苦"。（毛泽东：《春节谈话纪要》，1969年2月13日。见施拉姆编：《未经审定的毛泽东文稿》，第197—211页。）

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搞垮了党的组织以后，才开始了重大的教育改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基本上停止教学了。学校重新开学以后，它们是按照毛泽东的新教育方针工作的。这个方针的最明确的特点当然是在农村地区发展教育。国家给予比较富裕的城市地区的援助减少了，资金转到较贫困的地区，主要是农村。虽然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大部分领域里一样，也宣布把地方的自力更生作为教育上的指导方针，但是国家的财政援助和政策，对决定如何向教育提供资金和向何处提供资金，依旧是关键性的。新政策优先考虑小学。既然初等教育在城市里已经普及，其结果是在许多农村地区其至边远地区推行了至少是五年的初等学校教育。在现在被谴责的"文革十年"里，农村中、小学的注册人数引入注目地增加了，十年里小学的注册人数从大约1．l6亿增加到l．5亿人，中学的注册人数(包括乡村小学增加的两年制初中班)从1500万上升到5800万人。（苏姗娜．珀：《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教育：是进两步，退两步，还是重新开始?》，见《中国季刊》第81期(1980年3月)，第6—7页。小学学制从六年缩短到五年，农村小学增加两年制初中班，因此中学注册人数迅速增长。见该书第11页。）

  在发展农村学校的同时，也试图摧毁国家的教育官僚机构。分散学校系统的领导权。文化大革命以前，农村学校是由县政府按照统一的国家政策管理的，而新政策要求当地村镇管理学校。小学一般由生产大队管理，中学由公社管理，目的是在选择教师和教材、推荐学生进入中学和大学、修订课程以满足当地的特殊需要等方面，给农民更大的发言权。（学校由地方管理，同时也由公社和大队提供教育经费，而国家帮助支付教师工资。见《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教育：是进两步，退两步，还是重新开始?》，第7页。国家的方针要求各级学校的课程都要包括政治教育(特别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军事训练和定期参加生产劳动，这当然限制了地方的自治。关于文化大革命对教育方针和实践的影响，见约翰．加德纳和威尔特．艾德玛：《中国的教育革命》。载于施拉姆编：《中国的权威、参与和文化变革》，第257—289页。）另外，取消了学费、入学考试和入学年龄限制。大跃进运动期间采用的许多业余教育和工读教育方案又实行起来。由于大、中学校入学标准和课程发生了变化，农村青年接受较高级教育的机会增加了。不再重视进入大学的入学考试，而实行生产大队推荐，根据政治标准和学业能力挑选的制度，让贫农、工人、士兵和基层干部优先上学。只有在工厂或农村从事了几年生产劳动之后，才能被大学接纳入学；大学生毕业以后，需要回到家乡地区工作。

70年代初期实行新的农村教育规划时的蓬勃景象，同文化大革命后期城市教育的(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沉闷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下面还要提到这一点。和当时的推测相反，文化大革命没有严重地破坏农业生产。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农业生产以每年增长大约3％的速度持续发展。1但是农民的收入基本上停滞不前，农村的生活水平或食品消费没有提高。文化大革命后和以前一样，农村在经济上仍然受城市的剥削，仍然是国家为城市的工业投资而进行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农业的盈余本来可能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或用于农业的全面发展，但是通过税收、粮食征购和国家价格政策而继续进入国库。即使许许多多的农民从农村工业化的规划和教育、卫生的改革中获益，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带来城乡关系上的任何根本变化。

（作者：莫里斯·迈斯纳。激流网摘选自《毛泽东及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