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抛开教科书里的知识点，今天我们只讲20世纪初一个酷炫青年人的故事。
今天是个特殊的纪念日，我们来讲一个酷炫的年轻人的故事。此处应该有掌声……
他生于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父亲靠稻谷和猪牛的生意攒了点资财，但不是腰缠万贯的大土豪。母亲笃信佛教，平日操持家务、相夫教子，灾荒年月会背着丈夫给乞讨的灾民送米。虽然家里雇有长工，但他照样帮忙拔草、放牛、拾粪，砍柴、记账。他的父亲非常严厉：
“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
“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帐，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11岁那年，父亲的一个堂弟生活艰难，眼看只能卖掉赖以为生的七亩地来活命。他和母亲都觉得不应乘人之危，而是周济这位堂叔渡过难关。父亲却认为花钱买田，天经地义。他后来回忆：“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
13岁那年，因不想给父亲的生意应酬打下手，父亲斥责他懒而无用，为子不孝。他当着客人的面反驳父亲：“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子孝”。父亲气得扬手要打，他就一路逃到池塘边，威胁要跳下去。加之母亲调停，风波才告一段落。不过他从此明白：以温顺示弱面对压力，只会遭受更多打骂。坚决反抗，才能保护自己。
14岁那年，父亲为他包办娶了一个18岁的媳妇。他始终不承认这桩婚事，也不和包办妻子同居。父亲最后也没办法，只能把这个女子作为原配儿媳写进家谱。
父亲对他的期待也不多，顶多就是成为一个像自己一样略通文字、精明勤俭的小生意人，供他上私塾不过是为了识字。
和所有小孩一样，他最喜欢在课外读《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闲杂小说。他后来回忆：“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后来，经表哥介绍，他16岁时离开老家，前往县城的新式学堂学习。求知若渴的他无所不读，接触了当时影响力最大的维新派著作《新民丛报》和《盛世危言》。半年后，因成绩优异，热心社会时事的他随老师转学到省城的中学读书，亲身感受革命前夜的活跃氛围，接触革命派刊物《民立报》、剪辫子、发表政论、听革命党人的讲演，还到革命军中当了半年兵。
武昌起义成功，他离开了军队，考到一所省立中学继续读书。由于对刻板的学校教育不满，他居然选择退学，然后每天走三里路到省立图书馆自学。这时的他读了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译著。他喜欢这样的学习生活，但供他读书的父亲不赞成这种漫无目的的学习法。所以在20岁的时候，他又考到不用学费、膳宿费很低，毕业后还分配教师工作的师范学校去念书。直到25岁毕业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前，他一共做了五年半的师范生。
在师范学校，他继续读大量书报、做笔记；和同学一起去踹老师家门请教问题；暑假和同学一起到周边乡镇徒步“游学”，结交各色人等，了解现实社会；坚持游泳、登山等体育锻炼；和志于追求“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的同学朋友一起组建了“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学生社团。他还和同学一道开办工人夜校：先是拿工人看得懂的大白话来做广告：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快快来报名，莫再担搁！
广告写好后，学生们先是托警察把广告贴到街头，孰料报名者寥寥。同学们就此讨论，认为行动失策：让警察贴广告会引人恐惧；不花钱就能上学，容易让人怀疑另有目的；不识字的工人本来就不会去看广告。后来大家改变策略，走到工人宿舍区和贫民区分发夜校广告，一边发一边解释，报名人数也随即增加。
那年夏天，25岁的他离开省城，去帝都做“北漂”。经老师介绍，他到大学图书馆当报纸管理员，每天的工作就是管15种报纸、帮上司收发信件。月薪比底层的工人还要低一些，和7个室友一同租住在15平米的小屋子里，“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寒冬凛冽，八个人只有一件长大衣，外出时轮着穿。生活艰苦，他还是坚持学习：除了阅读书报，他还去向学校里的名师请益，从一些学者那里接触了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他参加过新闻类和哲学类的学生社团，也去过南郊的机车车辆厂接触工人，和同学朋友一起在当地办工人夜校，对工人讲课。
次年春天，他离开北京，回到家乡省城当小学老师。五四风云席卷全国，他参与组织当地的学生联合会，发起省城二十所学校罢课，要求当局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在这一过程中，他看到了论述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倡议学联创办刊物。他把杂志的宗旨定位为“鞭挞时弊、鼓吹革命、宣传新思想”。在创刊号上，他开门见山：“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刊物起步时期，资源有限，他常常自己既做主编又做主笔，有时还要自己去做推广和运营。不过，他做得非常投入，而且非常成功。比如，别家正儿八经的时评杂志讨论女权问题，是这个画风：
“女权之兴非释放礼法之范围，实欲释放其幽囚束缚之虐权，且非欲其势力胜过男子，实欲使平等自由得与男子同趋于文明教化之途，同习有用之学，同具强毅之气，使四百兆人合为一大群，合力以争于列强，合力以保全我种族，合力以保全我疆土，使四百兆人无一非完全之人，合完全之人以成完全之家，合完全之家以成完全之国，其志故在兴全球争也，非兴同族同室之男子争也……”
（老实说，我自己都不是很有耐心读完……）
而他的风格却是这样：
“诸君！我们是女子。我们更沉沦在苦海！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们参政？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交际？我们一窟一窟的聚着，连大门都不能跨出。无耻的男子，无赖的男子，拿着我们做玩具，教我们对他长期卖淫，破坏恋爱自由的恶魔！破坏恋爱神圣的恶魔，整天的对我们围着，什么‘贞操’却限于我女子，‘烈女嗣’遍天下，‘贞童庙’又在那里？我们中有些一窟的聚重在一女子学校，教我们的又是一些无耻无赖的男子，整天说什么‘贤妻良母’，无非是教我们长期卖淫专一卖淫。怕我们不受约束，更好好的加以教练，苦！苦！自由之神，你在那里，快救我们！我们于今醒了！我们要进行我们女子的联合！要扫荡一般强奸我们破坏我们精神自由的恶魔！”
一位对他影响甚深的学者在当时写了篇论青年学生自杀的文章，画风是这样的：
“……前清光绪三十三年，男四十六，女三十四，合计八十人。光绪三十四年，男五十三，女三十七，合计九十人。宣统元年，男五十九，女三十四，合计九十三人。宣统二年，男三十九，女二十二，合计六十一人。宣统三年，男五十八，女三十二，合计九十人。民国元年，男五十，女三十六，合计八十六人。民国二年，男女合计八十三人。民国三年，五十四人……普通说，夏季是“自杀季节”，因为太阳的光线刺激人的神经。挑拨人的感情，足以扰乱人心的安定，使人的心理上精神上起一种变化。在这个时候，凡是生活上失意的人，绝望的人，或是对于人生问题怀疑的人，对于社会现状苦闷的人，往往被诱到死路上去……”
（看到数字我就晕了，再次没有耐心读完……）
但同样是讨论青年学生的苦闷，他的画风却是这样：
诸君！我们是学生。我们好苦，教我们的先生们，待我们做仇寇，欺我们做奴隶，闭锁我们做囚犯。我们教室里的窗子那么矮小，光线照不到黑板，使我们成了“近视”，桌子太不合式，坐久了便成“脊柱弯曲症”。先生们只顾要我们多看书，我们看的真多，但我们都不懂，白费了记忆。我们眼睛花了，脑筋昏了，精血亏了，面色灰白的使我们成了“贫血症”。成了“神经衰弱症”。我们何以这么呆板？这么不活泼？这么萎缩？呵！都是先生们迫着我们不许动，不许声的原故。我们便成了“僵死症”。身体上的痛苦还次，诸君！你看我们的试验室呵！那么窄小！那么贫乏——几件坏仪器，使我们试验不得。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满嘴里“诗云”“子曰”，清底却是一字不通……”
他渐渐意识到，改变现实社会只能靠“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民众联合的基础，在于反抗压迫者的“共同的利益”。因此他号召农民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而联合起来，学生、教员、妇女各界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这个刊物不得了：创刊号印了2000份，当天就销售一空，后来重印2000份，还是供不应求。从第二期起加印到5000份并加《临时副刊》，每次出版依然洛阳纸贵。刊物共出了一个月五期，但当局颇惮其影响力，因此粗暴查禁，学联也被迫解散。
面对压力，考虑到军阀内部的派系内讧，他决定组织学联来一场驱赶军阀的运动：学生要做主力，教师和新闻界人士做声援。军阀后来还镇压老百姓的反日运动，引起众怒。他以小学老师的身份奔走于省城各界教师和学生代表会议，参与学联发表的驱逐宣言，省城中等以上学校统一罢课，运动正式拉开序幕。随后，他作为奔赴各地的驱逐代表团其中一员再次来到帝都请愿联络，既组织驻京同乡会，又做起了“自媒体”写稿、发文通告全国运动进展。作为请愿代表，他还向当局国务总理呈递驱逐请求。通过这些运动，他积累了舆论和组织动员经验。但他也深知驱逐军阀，只是赶跑了一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
这个年青人，在“破”之后，他还关心“立”：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他曾经提倡“无血革命”，打算和社团同道一起在学校附近的乡村搞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大家在新村中自学、讨论问题、自己劳动养活自己，建成一个公共设施齐备的“新社会”。驱军阀运动结束后，他打算继续这一设想，但慢慢发现难以维持，“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尽管如此，种种年少时的探索，为他日后波澜壮阔的“造反”一生打下了基础。
（作者：沙捞越。来源：土逗公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