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距今已经五十年。作为亲历者，回忆起那段难忘的岁月，感慨万千。延安整风，是一场用马列主义统一全党思想的运动。它锻炼和哺育了一代共产党人，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胜利，奠定了不可逆转的基础。它的历史功绩巨大，现实意义十分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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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时，我在延安马列学院工作，是一个普通的干部，对于中央领导层的事情毫不知情。了解整风运动原委和全过程的，现在要讲权威，是胡乔木。他1942年到毛主席身边，正遇上整风，帮助做了许多事。要我介绍，只能从一个侧面来反映一些情况，记忆上也难免有舛错。我对整风运动的理解，开始很肤浅，是在运动的过程中逐渐加深的。而且可以说，时间愈久远，我们愈理解它。只有深深的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确切的感觉它。延安整风对我的影响和教育，终身受益。那历历如在眼前的事情，一直激励着我为党努力工作，而不知老之将至。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改造世界(包括改造人的思想在内)的许多本领是那个时候造就的。延安整风，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整风的酝酿和准备。1940年9月，中央召开了会议，主要议题是回顾党的历史，分清路线是非，全面总结历史经验。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路线方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更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解决问题。许多党的干部，还未能深刻认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王明的影响还有市场，指导思想上的分歧还存在，所以在某种适合的条件下，还会继续犯同样的错误。
这个时期，各个根据地的一些负责同志，我记得的例如彭真、彭德怀、杨尚昆等，陆续汇集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毛主席在听他们的汇报中间，联系党的历史上的政治路线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党中央经过认真的讨论，对政治路线问题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集中反映在1940年毛泽东所写的《论政策》中。文章说明，毛泽东代表的是一条正确的路线，而王明代表的是一条错误的路线。
到1941年5月，毛主席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我当时作为马列学院的教育处长和总支副书记，参加了这个报告会，在杨家岭的一间平常开会的房子里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的报告。会场上安放了几十条长凳。我坐在靠近中间一点的凳子上。回头一看，王明坐在我后面。我当时一方面感到我们党内不分高低、不分前后，同志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点纳闷，这个会议王明怎么不坐在前面?宣布开会、主持会议的是彭真同志。他说是开一个讨论学习的会议，先请毛主席讲话。毛主席讲得很生动、风趣。他以明快而亲切的语言，有力地批评了教条主义者，只知有书本的书呆子，很能启发人的思想。会场上的情绪气氛相当热烈、活跃。我回到马列学院，按照自己的笔记向院部的干部作了传达。
对这么一个很好、很深刻的报告，不同层次的人，理解是不一样的。据我所接触到的和间接听到的，特别是一般干部和年青的共产党员，根本没有意识到触及的是中央领导层的分歧。以我来说，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凡是中央的领导同志，无一例外都是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当时认为毛主席所批评的对象，就是我们这些十几二十岁，没有做过多少实际工作的毛头小伙子，最多也只是把马列学院和其他学校的一些教员批评在内。
这次报告后，中央一些部门进入了组织调整。我们马列学院在1941年6、7月间改组为马列主义研究院，下设十几个研究室，把训练干部的任务全部移交给了中央党校。张闻天仍是院长。一个多月后又改成了中央研究院，院长还是张闻天，增加范文澜担任副院长。不久从中央研究院抽调三十多位同志(我是其中之一)到杨家岭党中央所在地，组成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等部门负责人先后都有变动。
1942年元旦，中央在杨家岭开了一个新年团拜会。陈云同志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已二十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同志。陈云同志这么说，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新鲜，因为在这以前没有听到过这样单独地提领袖毛泽东。这个情况说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中央内部已得到共认，后来知道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
在1941年，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党中央公布了《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后来都收进了整风文件。
整风的另一项思想准备工作，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汇编党的文献《六大以来》及《两条路线》，以及《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当时负责编辑《两条路线》的是胡乔木。政研室的一些同志参加了部分工作，主要是选语录，做校对，跑印刷厂等技术性工作。这几本书都由毛主席最后审定。
与此同时，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分头找人谈话，进行整风前的思想工作。我们政研室，毛主席找了陈伯达、张仲实、丁冬放、于炳然和我五位一起去谈。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的二层楼上，毛主席着重讲了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问题，讲了两个来钟头。有些话相当尖锐，批评教条主义狗屎不如，狗屎可以肥田，教条主义肥田都肥不了。我当时听了觉得有些刺耳。
第二阶段是整风的发动。其标志是1942年2月毛主席在中央党校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接着毛主席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好象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响，尤其在知识分子和新党员中，反响更大。这两个报告全面阐明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大家开始从新的高度、新的角度来审视问题，来重新认识党的历史。
当时各单位的知识分子和新党员，虽然有的听过报告或报告的传达，但对两个报告的深意，甚至对报告的字面意义都是不很理解的。他们中不少人受着自己经验的局限，误认为整风就是整领导。整什么领导呢?就是整那些直接面对他们的领导。那些高层领导中有什么东西要整，他们当时是不清楚的。用什么来整领导呢?他们当时的言论和行动，所主张和表现的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当时有代表性的舆论阵地，原来就有一些年青人在文化沟办的《轻骑队》墙报，2月以后接着出来的是党校第三部的墙报。在他们看来，吃饭分大灶、中灶、小灶不平等，穿服装分干部服和普通服不平等，领导干部有马骑，一般没马骑不平等。七八个干部围一桌子才点两支腊烛，为什么有的领导人一个人要点两支?后勤部长窑洞里在一扇窗叶中间用了一小块方玻璃，也成了被批评的事。当时可热闹了，有画漫画的，有写小字报和打油诗的。我们政研室有位同志就写了一首“衣分三色”、“食分六等”等内容的四六句。王实味是突出的代表人物，写了《野百合花》，又在墙报上攻击李维汉同志，一时间把延安都轰动了。毛主席提着马灯去看了墙报，什么没说，走了。王震同志从前方回来，发了脾气，说我们在前方打仗流血，王实味这样的人却在后方这样讽刺挖苦我们的领导干部，攻击我们的党。
4月初，中央发出了“四•三指示”，规定了整风文件，要求大家精读文件，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照检查每个人的思想和表现。组织上成立中央总学委，主任是毛主席。下面还有分学委。中直机关学委的负责人有李富春、杨尚昆等。
经过“学风”的学习，在知识分子新党员中澄清了一些糊涂观念，开始认识只重书本、轻视实际的错误。我当时写了篇短文《把箭向自己射》，登在政治研究室的墙报上。拿到《解放日报》和《学习》版发表，乔木同志把题目改成《我来照照镜子》。虽然检查是肤浅的，但确实表明我的思想认识已有了转变。
通过“党风”的学习，青年同志各自回顾了思想变化，检查了各自的历史，反省了自己的缺点错误，端正了个人和党的关系，确实增强了党性，有的同志说准确了自己的家庭出身，有的同志交待了过去隐瞒的社会关系和历史问题。不少同志交待了当时颇为流行的“小广播”行为，从中发现党校三部有同志、政治研室也有同志，经常和王实味在一起散布这类消息，并对中央的政治生活发表错误的评论。两个单位决定召开联合批判会。大会一起开，小会分别开，连续开了七十二天。批判会的缺点、错误，一是没有把那几位同志和王实味区别来，二是批判的进程是不断上纲。
各个单位的整风进入审查干部阶段。到1943年7月搞了十来天的“抢救干部”。我们这些负责审查干部工作的，搞了逼、供、讯;被审查的不愿也不能交待政治问题，双方的关系很紧张。正是这个时候，中央下达了毛主席的《九条方针》。它解放了被审查者，也唤醒了审查者，使我们从自己的亲自经历中，认识了主观主义的极大危险性。从此以后审干工作转入甄别工作，一直延续到七大前后才结束，没有一个同志受到冤屈，全部做了符合实际的结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审查者向被审查者“脱帽鞠躬，赔礼道歉”，实现了同志间没有芥蒂的真诚团结。
1943年9、10月间，抢救运动停止后，整风开始进入《两条路线》的学习阶段。这是整风的第三阶段。应当说，真正解决问题的还是《两条路线》的学习。参加《两条路线》的学习，主要是中央各单位和领导干部，几个人编成一组。政治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和财贸部的李六如等同志合为一组，先是集中学习《两条路线》那本书。
什么事情，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两条路线》一书既编进了正确的文件，也编进了有错误的文章。党的历史是怎样发展的，一看这些文件就比较清楚了。这个文件产生了什么结果，那个文件又是怎样结果，经过比较，是非分明，功过了然。在党的的历史上确实存在着一条正确的路线，一条错误的路线。正确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错误路线则以王明等人为代表。
《两条路线》的学习经过一段时间，进入新的高潮。小组讨论，大会开展自我批评和批评。这时又出现了一种倾向，一些受过“左”倾路线打击的同志，对那些犯了“左”倾错误的同志进行了过火批评，上纲到他们有政治问题。有的人毫无思想准备，就在大会上被轰下去，揪上台，要他说清楚问题。会议开得非常紧张，毛主席当时没有说话。会后他讲，会不能再开了，开下去非“炸”了不可。后来，1944年4月间，毛主席作了《学习和时局》的重要讲话。向大家说明，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个人责任，而应着重于当时的环境分析，弄清犯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以便彻底了解党的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要实行弄清是非，团结同志的方针。这个讲话，对党的团结和巩固，起了难以估计的巨大作用。在这个讲话精神的基础上，开始起草我们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
现在来看这些事情，都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只要善于总结，错误就能够成为宝贵的财富。没有“抢救运动”，恐怕就没有九条方针;没有学习《两条路线》的一时走偏方向，就很难有毛主席的《学习和时局》中提出的那几条。矛盾成熟了，解决矛盾的方法就出来了。没到那个尖锐的程度，矛盾就难解决。毛主席显示了他掌舵的本领，对于问题就是能抓住时机、抓住火候，抓着以后就以最妥善的办法来解决。比如讲六届四中全会合法不合法的问题，按照当时一些同志的讲法，都把王明这些人说成是篡党，四中全会就是非法的。这样一搞，就不是个别人的问题，必然牵扯到一批人的问题，那党就不得安宁了。毛主席说四中全会是合法的，但手续不完全。这样，一批人就解脱了，党内其他同志也心服了，大家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事情往往是这样，批评了错误，对错误给以充分揭露以后，最后给予恰当的定评，是巩固正确认识的很重要的环节。
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至此党的整风运动圆满完成，党内的团结真正实现了，从而为七大的召开做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应当看作是整风运动的重大成果。
《两条路线》的学习过程中，大家一致同意，应该以井岗山斗争为中心，围绕毛泽东来写党的历史。后来有些同志进一步说明，毛泽东的正确不仅是上井岗山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毛主席在党内起到的重要正确作用，还应当往前算。比如，周恩来同志讲，广州中山舰事件时，按毛主席的意见，应该抵制蒋介石整理党务案，把蒋顶回去;而陈独秀不接受，一味向蒋介石妥协、退让。又比如，大家读到新印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都非常兴奋，认为毛主席写这个报告时，已经是富有创造性的、高度成熟的马克思义者。据说，本来陈独秀和毛主席的关系不错，陈对毛很器重，但这个报告一送上去以后，两人的关系决裂了。毛主席高明，不是靠灵机一动，心血来潮，就在于他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在一种潮流恣肆而来的时候，毛主席常常砥柱中流。所谓“反潮流”也不是凭空的，而是以他对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情况的科学考察为基础的。
延安整风，使延安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党员终身受益。他们一致得出结论，不到基层锻炼，不到群众中去，不到实际工作中去，是不行的。那样就不会有真知，就不会有改造世界的真本领。整风以后，特别是日本投降以后，延安所有的干部没有不希望到基层做实际工作的，争先恐后，自觉自愿，一点不勉强。作为一名愿意为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而奋斗到底的共产党员，当认识到路在哪里，就在自己脚下，应走向群众，走向基层，走向实际的时候，他是决不会有丝毫犹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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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力群。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