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师范学生的日常课业非常刻，学生从早到晚的活动安排得非常严格：进教堂、入阅览室、到饭厅以及寝室等等，都须随着号角的响声依时而行。

当号角响声一起，在十个训导人员的指挥之下，一千多学生就像鸭群一般迅速地只合起来，我和毛泽东认为这种强制纪律是不必要的，对之异常反感，便常常不依号角行动。有一个时期，训导人员对我们大加斥责，但最後还是校长让步，由于我们都是好学生，行为纪录甚佳，因而对我们的过错也就不了了之。

我们当时所以完全不理号角的声音，主要原因是我们不愿意谈论中断。我们认为这种谈论很重要，也很有意义，不应该中途而止。

我在前面曾提到，每日晚饭我们常常聚在一起，沿着江边一边散步，一边不断的讨论。夏天的时候，同学们都到大阅览室或自修室用功去了，我和毛泽东便常常走出去，到妙高峰的草地上坐下来，妙高峰是约莫两三百的小山岗，坐落在我们学校的後面，只消几分钟工夫，便可以从体育场走到那里，从这座山岗的顶上，我们可以俯瞰学校高耸的建筑物，以及岳麓山的山峰。我们常常夜里登上峰顶，坐在星月之下，一壁高谈阔论，而一壁远眺长沙城中闪耀的万家灯火。

 我们有一次的谈话，我现在仍是记忆犹新。那次吃过晚饭之後，我们像往常一样，走到妙高峰顶。一壁高谈阔论，而一壁远眺长沙城中闪耀的万家灯火。我们找了一块舒服的草地坐了下来。聚精会神地谈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然後学校的号角响了，“他们现在一定是到休息室去了。”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後来号角再响，“现在他们要到寝室去了。”半个小时之後，传来了最後的一次号：“现在他们要熄灯了。”但是我们仍然坐在那里倾谈。倏忽之间，整座学校巳被卷入黑暗之中，我们是仅有的两个尚未就寝的学生。我们的潜离给察觉了。然而当时我们都得意忘形地谈论，熄灯後仍留在校外会有什么後果，根本想都没有想到。

当时正是袁世凯任大总统之时，我们照例谈论报纸上的种种事情，试图对中国的未来加以预断。那天晚上的讨论我记得非常清楚。“你想想，袁世凯怎样会对中国的将来有任何影响！”我大声说“他只是一名罪犯。那些带兵的头头也不过是他的傀儡而巳！”

“但除了袁世凯，又有谁能肩负得起中国所需要的改造工作，”毛泽东说：“康有为有些很好的想法，但他已是过时的人；至于孙中山，他虽然是真正的革命领袖，但却没有半点军事力量。”

“要改造中国，必须有崭新的理想！”

“当然，新力量是需要的。”毛泽东附和着说。

“在改造国家的过程中，每一个公民一定要加以改造，每一个人都必要磨砺他自己。”我说。

“那要把很多人结集起来，规画出一个共同信奉的坚定理想，”毛泽东解释说：“我们两就能够做任何事！”

“不，我们两个人是不够的。”我回答说：“一定要有很多人，和我们有同样的想法的人。我们两个必须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我们的同志。”

“第一步，我们先考虑我们的同学。他们大约有一千人，看看其中有多少位可以参加我们的组织。”

“我们一定要选择最优秀、最精干的，”我说：“只选择那些有崇高理想的人。”

“谁最精干，我们都知道，那太容易了。”毛泽东说：“他们的行为我们都熟悉，但要想知道他们的理想却并不简单。”

“你我二人可以用普通的方式和他们讨论问题，然後我们挑选那些最优秀的分子。然後，我们再分别和每一位作个别谈话。”我提议说：“譬如，高级师范的蔡和森就是一位。我们都清楚知道，他和我们有共同想法。再和熊光祖、陈昌和陈绍修等三人，我相信他们都会成为我们第一批会员。在低年级中，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那麽，你可以设法挑选。”

毛泽东表示同意，说：“是的，现在我心目中确有一两个人，可以设法和他们谈谈。”

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的计划，我接着说：“从学校千名左右的学生中，开始时我们只可选择十个人。当然可能还有很多人值得挑选，但这种选才工作必须异常谨慎。万一在千人之中十个人都找不到，那当然非常糟糕。我们可以把这十个人作为核心，建立一个社团，等第一批人组织起来之後，我们再着手吸收更多的会员。”

毛泽东提议道：“团体一定要有个好名字，而且一定要有规章！你何不动手拟定一些规章呢？”

“这个团体既以研究为宗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新民学会。”

漫漫长夜，我们继续讨论。“我认为团体应有三个宗旨，”我提议说：“第一、在会员中鼓励良好的道德行为；第二、交换知识；第三、建立紧密的友谊。”

 “我认为你应该起一个详细的草稿，然後我们再重新详加研究。”毛泽东说。

于是我们周详地讨论应该如何为团体吸收新会员的问题，最後我们决定，本校既无更多可以选择的合适对象，我们便应该到外面去找。这当然不是很容易的事。因此，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讨论种种可行的方法。

最後，我们决定把宗旨摘要写出来，阐明我们的救国之道以及建立团体的原因。我们认为一定要写得清楚简明，然後分寄到其它学校的学生会社，请他们加以考量。凡同意我们的原则及宗旨的，就写信给我们，由我们先去拜访，讨论商谈後，再决定入会与否。

毛泽东动手起草一封信，准备付印後分寄到长沙各中学。那封信很简短，大意是：“今日我国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政府当局无一人可以信赖。吾人拟寻求志同道合的人，共同组织团体。团体之主要宗旨是自策自励及改造国家。凡对此有兴趣之同学，皆请惠赐大函，俾能约期私下聚谈，以再作进一步之计划。”

这是一封相当大胆的公开信，我们深怕会贻人笑柄，因此我们考虑到，在那封信上签署我们的真名字，并非是聪明的办法，于是我们使用了代名，毛泽东的代名是“二十八笔”。因“毛泽东”三字合起恰巧是二十八笔，这或许是一种先兆，因为“二十八笔”一词，後来不止广泛地被用作中共的代名词，而且，共产党之“共”，也像二十八的样子。毛泽东起草这封信的初稿时，我则着手草拟新民学会的章则。分别完成之後，我们又交换审阅，作了若干修正和建议，此时，天巳破晓，忽然之间，响亮的号角自山脚下升起，巳经是次日早晨了。那是起床的号声，于是我们走下山岗，返回学校。我们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工作计划，花了一个整整的通宵。

（激流网摘自《萧子升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