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鲁迅1934—1936年的书信为主要线索，试图梳理鲁迅“友军的暗箭”、“工头的鞭子”、“奴隶总管”、“元帅”等说法所指向的具体史实。1930年代左联政党化的价值观念、左翼青年的激进情绪、排异心理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与鲁迅思想情感对立的现象相当普遍，折射了中国早期革命文艺运动存在的诸种问题。鲁迅晚年所产生的是与后期左联群体之间的矛盾，不应该简单地视为与周扬个人之间的冲突，研究者对此应该有更多的历史主义态度。

鲁迅晚年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与周扬为代表的后期左联的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问题，而周扬一生最大的心结是来自鲁迅对他指名道姓公开批评的所谓“三十年代问题”。然而令人奇怪的现象是，鲁迅与周扬两人之间到底有哪些具体矛盾、原因何在、情形怎样、如何演绎成不可调和的矛盾等，这些相关的史实，两人都较少正面的详细的述说。鲁迅曾说至少要用五六万字写出自己“历来所受的闷气”1，却终于因为身体或其他未能明言的原因没有写成，但他的书信多处用“友军的暗箭”、“工头的鞭子”、“奴隶总管”、“元帅”等比喻来代称自己的感受，表达对“已经坏了”的青年、对当时左联某些人和事的“悲愤”、“寒心”、“憎恶”，可是直接指涉周扬的文字并不多，后来的评说者则常常用“周扬等人”、“周扬们”、“周扬一伙”、“周扬之流”、“周扬派”等称呼，来说明晚年鲁迅与周扬的问题，也有不少研究者将鲁迅“工头的鞭子”、“奴隶总管”等说法直接用之于周扬个人，并由此作出关于周扬的种种判断。

那么，“周扬等人”究竟是些什么人什么事、鲁迅与周扬本人到底有哪些具体矛盾、周扬何以有能力去控制左翼群体以构成与鲁迅的矛盾、晚年鲁迅与“周扬等人”的矛盾情形及其实质究竟何在，本文以1934—1936年鲁迅的书信为主要线索，试图梳理晚年鲁迅与“周扬等人”的这些相关问题。

鲁迅与“友军的暗箭”、“工头的鞭子”、“奴隶总管”、“元帅”

1933年应该视为左联的一个分界点。这一年，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和左翼团体的军事围剿、文化围剿更加猛烈，左联工作不得不转入更为秘密、愈发松散的“地下活动”；5月，由于丁玲被捕，周扬继任左联党团书记，成为左联最关键的实际领导人之一；年底以后，瞿秋白和冯雪峰相继离开上海，左联与鲁迅曾经维持的友好往来关系急转直下；因而，1933年以后的左联，可以视为“后期左联”。晚年鲁迅与“周扬等人”的关系，主要是与后期左联的关系。

1934—1936年的鲁迅，生活很不平静。从其书信来看，林默（廖沫沙）的“花边文学”之说、邵伯（田汉）的“调和”之说、《文学生活》刊物、狄克（张春桥）批评《八月的乡村》、《文学》社以及《译文》社等事情，都不同程度地引发了鲁迅的情感波动，而他最大的不平静则是来自于后期左联“友军的暗箭”、“工头的鞭子”、“奴隶总管”、深居简出的“元帅”等人事。这些人事，不仅与周扬有关，还与廖沫沙、田汉、周立波、叶紫、徐懋庸、张露薇等相关。

“友军的暗箭”，鲁迅书信里主要明指的是廖沫沙化名“林默”所写的《论“花边文学”》。1934年7月3日，廖沫沙在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论“花边文学”》，说《申报》副刊“自由谈”发表的“公汗”文章《倒提》替西洋人苛待华人作辩护，有“买办意识”，是“渗有毒汁、散布妖言”的“花边文学”。事实上，鲁迅是廖沫沙“最崇拜的前辈作家”，廖沫沙当时写这篇文章是不满于《申报》撤换黎烈文，他万万没有想到“公汗”是鲁迅的笔名，也没有看懂鲁迅文章所表达的无需希望西洋人对待华人优于鸡鸭的含义，所以，后来有研究者称廖沫沙“误伤”了鲁迅，然而这“误伤”确实将鲁迅伤得很重。鲁迅多次在书信里说及此事，喻之为“友军”（或“同一营垒”）里发来的“暗箭”、2“同人”从背后射来的“子弹”，3直言自己“悲愤”、“寒心而且灰心”、“不痛快得很”的情绪。

至于“工头的鞭子”、“背后的鞭子”，鲁迅所指的对象和事情就更多了。第一，指田汉借“邵伯”之口的“调和说”。1934年8月31日，邵伯发表《调和》，针对鲁迅的文章与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的杨邨人文章共同发表在《社会月报》上的情况，指责鲁迅是“调和派”。邵伯有意“冤枉”鲁迅，想激起鲁迅去抗议杂志，打击杨邨人。4鲁迅说：“这种战法，我真是想不到。他从背后打我一鞭，是要我生气，去打别人一鞭。”鲁迅觉得自己被“恶意地”拿来做“玩具”，“实在憎恶那暗地里中伤我的人”。5鲁迅所感受的这一“鞭子”，明确指的是“田君”田汉。鲁迅对田汉本有不满，这一“鞭子”下来，鲁迅与他的芥蒂就更深了。

第二，鲁迅的“鞭子”之说与左翼团体有人说他“懒”、“少写文章”的情况有关。鲁迅说，有“前进的青年”给他写信，叹息他现在“不大写文章”，表示“失望”之感。6按胡风的解释，这“前进的青年”着重指的是周立波，此外，徐懋庸也曾致信鲁迅，与周立波意思相似，还说“鲁迅不再和我们青年一道战斗了”使人“苦闷”。7这些说法，使鲁迅深感刺痛。鲁迅查核自己“十八年”、“后九年”、“近三年”所写的文字，说明自己“丝毫没有懒下去”。8他把催人写文章比喻为“鞭打”，“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9

第三，鲁迅的“鞭子”还指同人中有些青年催促他帮助，犹如鞭子抽打，自己是不堪重负的“苦工”。1935年3月23日，鲁迅给曹靖华的信里说自己非常劳累，但同人里，有些青年写信骂他“毫不肯费神帮别人忙”，“还要用鞭子抽我不止，惟一的结果，只有倒毙”。这封信可以和1936年1月7日鲁迅给徐懋庸的信对照来看，应该是叶紫曾给鲁迅写信，请求鲁迅讲述创作经验，暗含了鲁迅少讲或不愿意讲的怨怒。10

第四，鲁迅嘲讽张露薇如同“黑奴工头”鞭抽奴隶。张露薇参加的是北平左联，1935年5月29日，他在天津《益世报》发表《略论中国文坛》，批评中国文坛之于苏联文学和高尔基作品“浅薄”、“做应声虫有余”。鲁迅发表《“题未定”草·五》，对张露薇进行了漫画化的描摹，讥讽他如同“黑奴工头”，“傲然地拿鞭子乱抽着做苦工的黑奴”。11鲁迅后来还戏称张露薇为“张英雄”。12鲁迅1936年的书信也用“英雄”来称呼“说我不写文章”、“责我不做事”的人，13他还用“英雄们”来统称提出国防文学、组建作家协会的人，说他们是“指导的英雄”。14鲁迅谈及国防文学的“英雄”应该就是比较明确地指周扬、周立波了。鲁迅显然将张露薇、徐懋庸、周立波、叶紫、周扬等人的言行都视为“工头”鸣鞭。在鲁迅的感受里，后期左联“实做的少，监督的太多，个个想做‘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15。

第五，1935年9月12日鲁迅给胡风写信，就萧军想要参加左联之事谈及自己对左联的看法，其中说到“工头”的鞭打：“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绳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地做，也是打。”鲁迅的信里还说到了“元帅”的诸种活动。16胡风认为鲁迅这里所说的“元帅”指的是“周扬们”。17鲁迅书信中多次提到“元帅”，一般被认为是指周扬，例如鲁迅说，在紧张的白色恐怖里，“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18。不过，鲁迅此前曾经指称成仿吾为“元帅”19，后来还用“文坛皇帝”指代徐懋庸20。

第六，1936年，鲁迅更强烈地感受着被“鸣鞭”的苦痛。由于不肯签名加入左联解散后新成立的文艺家协会而遭受苛责等事情，鲁迅自喻为“苦工”，被皮鞭“乱打”。21他将横蛮指责自己的徐懋庸比喻为“以鸣鞭为唯一业绩”的“奴隶总管”。22

可见，鲁迅所谓“友军的暗箭”、“工头的鞭子”、“奴隶总管”、“元帅”等令他深受伤害的人事，不仅与周扬有关，还与廖沫沙、田汉、周立波、叶紫、徐懋庸、张露薇等相关，鲁迅面对的是“友军”群体的伤害。虽然廖沫沙、徐懋庸等人的文章或许主要是个人行为，然而，在鲁迅的理解里，这些“暗箭”、“鞭子”都可能与周扬相关，或被周扬指使、或被默许、或者代表了周扬自己的想法，后期左联的许多行为和情绪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周扬色彩”。这种理解，也是后来许多读者对周扬的基本认识，尤其是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的文章发表以后。

后期左联：青春激情与政党化思维

邵伯文章《调和》在抨击鲁迅的行文中还说及了青年们的想法，在当时或许有一定的共性：

最近这几年的青年们追随着思想界的领袖们之后做了许多惨淡的努力，有的为着这还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个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但真理更可宝贵，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太打混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23

左翼青年显然把鲁迅当做“思想界的领袖”，对鲁迅的热诚希望和理想化想象使他们对鲁迅有一种近乎求全责备的心理，有一种爱之深、求之切、怨之急、言之直的年轻人心态；其行动和献身的青春激情、追求左翼文化方向的“真理”感觉、接受的一鳞半爪的无产阶级文化观念、左联团体所训练的政党化思维等混溶为一体，使他们自认为在追求最进步的政治理想，手中拥有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在从事最崇高的文化工作。他们中很少有人具备较为成熟的多元文化价值观，还很难理性地立体地分析自我和环境，很难确切地理解鲁迅诸多言行的深厚用意，很容易附着自以为是、自认正确、空谈、唱高调、发命令的激进轻率情绪，有强烈的排异心理。周扬当时也正是这样一位充满政治热情的“前进青年”。

周扬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虽然家境衰败，但周扬出生时家里每年还可以收七百担租谷，他完全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地主少爷生活。1923年，周扬与官宦人家的女儿吴淑媛结婚后，也可以倚靠岳父家酒足饭饱，1930年代初，吴淑媛多次从娘家带来珠宝银元资助左联工作。另外，周扬曾在上海大夏大学英文系读书，翻译对他而言并非难事，他早年翻译的《伟大的恋爱》等作品销路很好，如果在上海做专职翻译工作，一定能过上“好日子”。譬如夏衍，每天清早起来翻译两千字，当时的译稿费大概是每千字二元，这样，夏衍每月可有一百二十元的收入，在文艺界的穷朋友中成了“富户”。但是，年轻周扬“酷慕新学”、“觉得马克思主义最好”，24决然抛弃了稳定无忧的生活方式。1931年底，周扬由剧联转入左联，身陷危险境地，人被通缉，译作被禁止，随时可能被捕，经常搬家，走路时常常帽檐压得很低遮住面孔，看场电影也是放映后入场结束前退场，妻子临产住院还要到处去借住院费，只敢晚上去看望妻子，过着贫寒动荡的生活：

“当时我们的生活很困难，几乎天天为生活作难。”25

担任左联党团书记和文委书记后的周扬，更是“深居简出”。于伶说：“那时，周扬的活动范围很小，主要是湖南口音太重，语言不通，一开口就引人注意，很麻烦，他对上海的马路不熟悉，又不敢问路，所以，一般不要他出门。”周扬有时候去找沙汀、艾芜要点钱买菜，沙汀等人常常担心周扬为了借一元、二元钱出门，丢了性命。26国民党当时追捕和摧毁的主要目标，是共产党的领导者、领导机关、组织机构，因而，在沙汀眼里，担任左翼文化运动领导人的周扬“远比我们重要，出了差错将会付出重大代价”27。关露描述周扬当时的工作情形时说，周扬不敢久坐，工作谈完赶快就走，怕被人认出；1934年初，上海白色恐怖日益猖獗，周扬白天不敢出来，联系工作都是在晚上，有时叫关露替他跑，去联系徐懋庸或者送文件。281934—1935年，国民党对中共上海中央局有三次大破坏，特别是1935年2月19日农历元宵节后第二天的大逮捕，中央局机关三十余人被捕，文委五个人中有阳翰笙、田汉、杜国庠三人被捕，幸免于难的只剩下周扬和夏衍，因而两人都隐蔽了一段时间，左联工作停顿了一两个月。29然而，与贫寒动荡、身陷虎口的日常生活相对照的，却是周扬高涨的左翼文化工作热情。加入左联后的周扬，翻译编辑了高尔基等大量苏俄、美国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作品，以充满力量的文章参与左联发动的文学大众化问题讨论、与“第三种人”“自由人”论争等活动。1935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工作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周扬担任文委书记，这一年他28岁，进入左联已有四个年头，他的身上已经深深烙刻了“左翼”的印记。

1930年前后的左联，“说它是文学团体，不如说更像个政党”。纪律严明，强调“服从”，重视散传单、贴壁报、飞行集会、发展盟员等工作，“如果某一项没有完成，出席领导小组的同志就不客气地提出严厉的批评，常弄得彼此脸孔通红”。30按照茅盾的理解，1931年11月冯雪峰起草、瞿秋白参与、茅盾等执委多次研究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是左联逐渐摆脱左倾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就是这份左联的纲领性文件，还专门论述了“左联的组织及纪律”问题：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无疑地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干部，是有一定而且一致的政治观点的行动斗争的团体，而不是作家的自由组合。……在左联内，不许有不执行决议的行动，不许有小集团意识或倾向的存在，不许有超组织或怠工的行动。31

左联这些政党化的价值观念、组织关系、思想空气和情感方式，直接影响了许多左联人对鲁迅的态度。一方面是尊崇，将鲁迅奉为“思想界的领袖”，另一方面，不少人又认为鲁迅是旧时代的代表，是非党员，因而在尊崇鲁迅的态度里也夹杂了诸多不以为然的情绪。“鲁迅不是党员”是左联人判断是非、进行选择的一个基本标杆。

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但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32

左联小组会曾有人提出鲁迅太特殊化，脱离群众，既不参加小组会，也不参加游行示威等政治活动，怎能算得是革命的文艺战士？这意见引起争论，最后由上级指示说，鲁迅先生在白色恐怖下，要千方百计地保护他，他在文艺界所起的作用，比发传单、参加游行示威，不知要大多少倍。33虽然有这样的“上级指示”，但对鲁迅不满的空气，仍然弥漫在左联之中。

后期左联群体与鲁迅思想、情绪对立的情形，显然与左联初期、与1920年代中后期创造社、太阳社时期的思想空气相关。虽然成立了左联，虽然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大旗下结成了同盟，但思想上的隔膜、情感上的对立状态，并没有完全消除；而左联地下工作的秘密性质和白色恐怖的紧张环境，也使得左联与鲁迅的思想隔阂难于从容地、细致地、条理化地沟通化解，因而，用当时的政治化观念来指责鲁迅是“落伍者”、用政党式的行动标准来批评鲁迅的“自由主义”，这样的风气一直存在。创造社的彭康、冯乃超、朱镜我后来开始尊重鲁迅，但太阳社的蒋光慈“一直到后来也仍然不尊重鲁迅”，阿英不承认攻击鲁迅有错误；左联成立当天鲁迅所讲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左联领导人和会员“大都不能领会鲁迅的思想”，会后就有几个人说“鲁迅说的还是这些话”，言下之意，鲁迅在一些问题上“老生常谈”。34

听从共产党领导、服从上级指挥、紧跟政治大方向的思想惯性、行为模式在左联人中流行，“以左为荣，以左为正确”，“当时，我们最怕被说成‘右倾’，像陈独秀这样的大人物，不也因为右倾而开除了党么？”35在作“两个口号”的选择时，徐懋庸从“跟党走”、“鲁迅不是党员”的思路，决定“站在周扬的方面”。36在两个口号论争中，作为党中央特派员的冯雪峰“特别感到‘棘手’的，也就是周扬等人不肯改变对鲁迅的态度”。“以周扬为中心的一派人，势力不小，在他们影响下的人数很多，在当时上海文艺界是占了优势的。”37冯雪峰当时想要改组或撤销原来的文委，停止周扬对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但没有实行，原因之一是“新的领导机构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负责人”。可见周扬当时的影响力。周扬的这种影响力，与其说是周扬个人的作用，不如说是他的思想观念、情绪作风具有某种典型性，投射了众多左翼青年的价值标准和情感特征。正是左翼年轻人的这些共性，使他们容易彼此勾连成一个群体。周扬后来反省说：

以前我们只讲组织上的党性，而不讲思想上政治上的党性。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怀疑。

左联时期，我们是很“左”的，这与党内的三次“左”倾路线有关，也与日本的福本路线和苏联的“拉普”有关。我们都是些青年人，热情很高，但很“左”。38

鲁迅非常看重左联，积极协助左联工作，尽力帮助左翼年轻人，甘愿“为梯”，“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但与左联的思想矛盾，尤其是情绪上的对立状态一直没有消弭。1934年以前，由于瞿秋白、冯雪峰的斡旋，鲁迅与左联维持了相对平和的关系，而随着冯雪峰的离开上海，尤其是瞿秋白的遇害，鲁迅与左联关系日趋恶化。鲁迅对左联不满，在当时文化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39这种“不满”，到左联后期更趋明显，周扬所主持的左联常委会，“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同鲁迅谈得拢”。40恶化的情形，在胡风就职于中山文化教育馆、左联解散、两个口号论争、文艺家协会建立等事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周扬等人”与鲁迅矛盾大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关于胡风的事情。胡风为了“找个吃饭的职业”，在国民党政府孙科创办于南京的中山文化教育馆担任日文翻译，鲁迅得知后，也是支持胡风的，生存在任何时候总是一切事情的前提。但是，在左联的思路里，在国共尖锐对立的矛盾阶段，在共产党一次又一次被国民党强力围剿的时期，在“叛徒”、“告密”非常微妙的风口，胡风去国民党的文化机构任职，无论其具体情形怎样，都很容易成为“与反动派别有关系的嫌疑者”。再加上穆木天、韩侍桁难明真相的讲述，胡风一时很难为自己辨明皂白。1932年3月9日左联的《关于新盟友加入的补充决议》有这样两条具体规定：

1．欲加入左联而曾蒙有和反动派别有关系的嫌疑者，必须用他真名在公开刊物上发表反对那反动派别的文字，才能正式加入。

2．曾属于反动派别，现在转变欲加入左联者，他必须把那反动派别的组织内幕和活动情形完全告诉左联，一面用他真名在公开刊物上发表反对那反动派别的文字，才能正式加入。41

如果胡风被视为“与反动派别有关系的嫌疑者”，那么，按照左联的组织规定，就必须与他分手。周扬断绝了与胡风的往来。胡风明智地选择了从中山文化教育馆离职，也辞去了左联的工作，成为一名专业作家。鲁迅对胡风此事的前前后后都有所了解，显然不同意周扬等人的做法，因而，当“四条汉子”前来讲述“胡风是汉奸”时，鲁迅内抑的不满情绪被激发出来，对胡风的理解、维护与对周扬等的愤怒、痛恨溢于言表。他的长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公开发表在影响颇大的上海《作家》杂志上，指名道姓地憎恶“周起应之类”“轻易辱人”、“发昏”、“说谎”、“左得可爱”。这是鲁迅公开批评周扬最严厉的一次。

关于解散左联和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也可以看出，鲁迅主要基于自己亲历的社会经验、基于自己对中国历史现状的认识、基于自己的人生目标等，反对解散左联，反对与国民党的无原则合作，强调无产阶级文学的战斗立场，提出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来稳固“左翼”的立场；而周扬等人的思路则主要来自“政治”上的理解和要求，诸如苏联解散“拉普”、季米特洛夫提出反对法西斯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国左联驻莫斯科代表萧三的信件等。作为一个政党的文化领导人，周扬重视的是对上级指示的“服从”、“执行”，是一种“政党化”的思路，同时，“自认正确”的情绪使他固执地要一辩高低。42双方白热化的矛盾，是独立自觉的知识分子与政党化的文化人这两种不同文化身份所激发、所表现出来的矛盾，是“同人”、“宗派”情绪所渲染、所极端化的冲突。

疾病、爱憎与“文界败象”

1935年的鲁迅，除了与后期左联的诸种不愉快，还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选编小说和作序、写作、做琐事，艰难辛苦地翻译《死魂灵》，他这时期的书信不断出现着身心疲惫的表述：“每天真像做苦工一样，很不快活”、43“琐事太多，颇以为苦，所遇所闻，多非乐事，故心绪颇不舒服”。44还有一件重要事情影响着鲁迅的情绪，那就是疾病。

冯雪峰1952年出版的《回忆鲁迅》多次谈到晚年鲁迅的“病”。冯雪峰回忆说，1936年他从陕北到上海，在鲁迅家住了两个多星期，与鲁迅长谈数天，“我觉得他当时的心情是很不平衡的”，“近于‘牢骚’的话，不自觉地流露忧郁”。冯雪峰认为这其中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当时上海文艺界一些纠纷的刺激，二是对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问题在感情上扭转不过来，三是疾病的威胁，这三个原因中，“我觉得病又是使他不时要流露忧郁的主要的原因，……不快乐的主要原因是病，越到后来越如此”。“无论自觉或不自觉，他都不能不暗暗地把病看作可能不能战胜的敌人。”45

生病的人特别敏感，容易被激怒，容易“心情不好”“脾气不好”。鲁迅原本就是一个爱憎分明、既有大爱又有大憎的人，“对所爱的人，关心起来是无微不至的”。“当鲁迅憎恶一个人的时候，就拒之于千里之外，绝不留情的。”46被病痛折磨的鲁迅，敏感着他的“憎”，不自觉地扩大着他的“憎”以及由

“憎”而来的压抑、郁闷、苦痛、伤感的情绪。

晚年的鲁迅，大概感觉得自己四面受敌，落入受迫害的陷阱，尤其是来自“友军”的攻击，让他倍感伤痛。“友军”的一举一动，在鲁迅那里，都可能引发很大的情感波澜。廖沫沙的“花边文学”文章被他视为“友军的暗箭”不断提起，他觉得自己是苦不堪言的“苦工”时时在被“工头”鞭打，处处在为“元帅”利用。更为严重的是，按照鲁迅的想象和理解，自己遭受“友军”的“暗箭”而受伤，“同一营垒”反而会显出“快意的笑脸”，这使他“最寒心而且灰心”；47自己在生病，而“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48“每逢一有大题目，就常有人要趁这机会把我扼死。”他觉得徐懋庸写信，“明知我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却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明知我病到不能读，却骂上门来，大有抄家之意”。49在鲁迅的理解里，组建文艺家协会的左翼文艺人已经变成“大布围剿阵”的“群仙”“小丑”，50“狼狈为奸，把持着文艺界，弄得乌烟瘴气”。51徐懋庸、周扬等人已变成“群魔”，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公开答复意在“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是在“扫荡”“文界败象”。52鲁迅这些话语所透露出来的口气，就已经不是、或不完全是、甚至完全不是面对“友军”的情感了，他已经与“友军”敌对化了。鲁迅“对于战友的种种有意的错误和缺点，是和对敌人一样憎恨的”53，他“不留情面”地严厉批评周扬等人，“留情面是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54鲁迅说：

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55

不过，按照胡风的理解，鲁迅谈起周扬时，“在用语上，他的意见和态度口气，从未超过战友间的不协调或矛盾这个界限”。56

双重失落

梳理晚年鲁迅与“周扬等人”关系的历史材料，并不是一个愉快的阅读体验。晚年鲁迅因为后期左联的种种行为而情绪波动，憎恶、灰心、寒心、不痛快等字眼不时地流动在他的文字里；而鲁迅批评过的左联人，如周扬、徐懋庸、廖沫沙、田汉等，后来没有一个人逃过历史的鞭责和自我感情的折磨；爱护青年、积极支持左联工作的鲁迅时时被逼到情绪的低谷；敬重鲁迅、视鲁迅为“思想界领袖”的后期左翼青年常常陷入思想的困惑；“战友”关系变成了敌对矛盾，共同的思想目标却衍变成双方的互相伤害。

晚年鲁迅与周扬为代表的后期左联的矛盾冲突的具体情形，有些史料较为清晰，如廖沫沙、田汉、徐懋庸等人的文章；但双方的冲突矛盾那么剧烈而持久，而且还引发出所谓鲁迅派—雪峰派—胡风派—周扬派等的矛盾，绵延到后来数十年的文坛，情况似乎又不是那样简单。由于材料不足，许多史实链条仍然有许多缝隙或缺口，有些事实的因果关系也含混不明，尤其是鲁迅书信用众多“文学式”的比喻、夸张、讽刺等修辞手法来臧否人事的史实。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就是收信人对鲁迅书信的解释，也常常模糊其词，譬如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主要阐发了鲁迅的意义，对鲁迅书信所谈及的具体史实很少回应。到底是萧军为了某些原因而有意淡化避讳，还是萧军记忆遗漏，或者是连萧军自己对一些具体事实也知之有限呢？胡风的《鲁迅书信注释——涉及我和与我有关的情况》等文章，揣测性的文字表达也很多。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里所传达的鲁迅的“气话”，很多直接引自鲁迅书信。因而，鲁迅书信中诸多“工头”、“元帅”的说法，似乎可以通过一些史实来推测佐证，又似乎若即若离，难于坐实；鲁迅不断说起的“皮鞭抽打苦工”用的是比喻修辞，这种主观感受与客观史实之间应该作怎样的因果关系说明，也并非易事。

还有一些因素可能是非常个性化、感觉化、偶然性的，未必包含所谓的微言大义，但容易影响人们的情绪。譬如“老头子”的称呼，在后期左联的年轻人口中似乎是通称，并不一定有贬义，即使是与鲁迅关系较为亲密的青年如萧军、聂绀弩、叶紫等人的日常交流，也常用此称呼。57但鲁迅似乎并不喜欢诸如“老头子”、“鲁迅翁”之类的称呼，他觉得是“表示轻蔑之意，犹言‘老了，不中用了’的意思”。58再譬如，由于现实环境的胁迫，鲁迅的很多杂文常常用不同的笔名发表，以至于左翼青年们难于分辨，这才会出现林默对“公汗”文章的责难，青年们容易产生鲁迅“少写文章”的疑惑，似乎失去了学习和追慕的榜样，并因此感到“苦闷”。

还有一个现象是，有些青年给鲁迅的信，用词也颇重，表达的情感也颇严厉，譬如徐懋庸给鲁迅写信所用的句子和词汇：“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我觉得不看事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准。”59事实上，“年少气盛，写文章不讲分寸，欢喜讲一些尖刻的话，这是当时文艺界的通病”。60鲁迅批评文章所使用的语汇更是锋芒毕露。在当时，争论也主要盘旋于“笔战”、“口舌之争”、“意气之怒”这些“虚”的层面，今天的读者来看这些火药味儿浓厚的文字，虽不应低估当事人的情绪温度，但似乎也不必过度地夸大史实。

鲁迅逝世后，周扬在多种场合多次论述鲁迅，也多次自我检讨。这不仅因为鲁迅被树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担任中共重要领导职务的周扬必须在许多公众场合表态，更重要的是，对周扬而言，鲁迅对他和左联众人的批评是一种反省、鞭策，促使他更深层地去理解鲁迅。从表面上看，周扬受到鲁迅极为严厉的批评，鲁迅的批评是周扬的心理“癌症”；但从深层里分析就会发现，鲁迅一直是周扬心中的思想魅影，是周扬进行自我反省、调整为人风格和工作思路的不可或缺的元素。延安时期，周扬的《精神界之战士——论鲁迅初期的思想和文学观》等文章评论鲁迅的早期文言杂文、鲁迅的小说等，应该视为当时学术水平最高的一类研究成果，而鲁迅重视革命文学家身份中的“文学”、“创作”的观点，显然影响了周扬在延安执掌鲁迅艺术学院的“专门化”方针。有人说，周扬担任左联党团书记、文委书记等职务，善于玩弄权术，不过，按阿英的说明，“左联党团书记的主要任务是联系文委与左联常委，起个桥梁作用。……当时左联领导散居各处，党内同志的住处一般也是相互保密的，只很少人知道，需要有一个专职的同志来联系”。61担任过左联宣传部长、书记的徐懋庸说：“我们在三十年代，对于‘官衔’，是马马虎虎的，不以为然的。因为那时只管做工作，并无当‘官’的意识。……‘部长’、‘书记’等头衔，现在看来很了不起，但在那时，既无利可图，又无威可发，社会地位又主要靠自己的译作，所以，除了满足青年时代的荣誉感之外，不过有坐牢杀头的危险而已。”62因此，与其说周扬善于玩弄权术，不如说周扬的思想情绪特别集中地浓缩了当时众多左翼青年的思想情绪。还有的研究者分析鲁迅与“周扬等人”的矛盾时，把鲁迅批评的“友军的暗箭”、“奴隶总管”、“工头”等对象全部说成是周扬，把鲁迅与左联群体的矛盾简化为与周扬的个人矛盾，这就很容易遮掩中国早期革命文艺运动中存在的诸种问题。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鲁迅所说的“黑奴工头”、“奴隶总管”、“鞭打奴隶”、“元帅”等，虽然不同的情境里有其具体所指，但总体上说，是鲁迅形象化刻绘的“类型”，是“周扬等人”的某些共性特征。鲁迅批评的种种现象确实为周扬所有，但并非是周扬所独有。周扬能够纠结起“等人”，“等人”愿意集聚在周扬那里，正说明了左翼年轻人的诸多共性特征。也就是说，在1930年代的左联时期，政党化的价值观念、左翼青年激进情绪、排异心理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与鲁迅思想情感的对立倾向，并非单纯体现在周扬一人身上，而是相当普遍的一种群体性现象，是中国早期革命文艺运动的突出特征。后期左联与鲁迅的矛盾对立，可以有多种解释，可以理解为政治与文学、1930年代左翼文化思想与五四文化思想之间的矛盾对立，也可以理解为叛逆幼稚的青年与思想独立的中老年、激进简单的情绪与敏感多思的个性之间的纠葛。在当时政局动荡、白色恐怖、中国左翼文化还处于初期萌发的阶段，中国文化人还没有能力较为理性地观照、调控自我，较为有效地理顺左联与鲁迅的关系；不仅在政治和人事的层面，更是在思想和情感的层面，中国文化人还缺乏智慧较为深入地调和左联与鲁迅的矛盾，更多地发挥双方内在的正面潜能。

在目前已经非常深细的鲁迅研究中，有关鲁迅晚年的研究还应该继续走向深入。晚年鲁迅与“周扬等人”的问题，不少人仍然固滞在晚年鲁迅与周扬个人的小范围里，直接将鲁迅、冯雪峰的文章当做判断历史的定论，以鲁迅之是非为是非，以鲁迅之爱憎为爱憎，情绪化而非历史主义、感情判断而非史实证明的倾向还比较明显，多种材料的引证、比照、分析工作还不够，历史主义的理解、同情、批评、判断还比较薄弱。

注释：

1鲁迅1936年5月23日致曹靖华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3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文引自《鲁迅全集》者，皆出自该版本。

2参见鲁迅《花边文学·序》（《鲁迅全集》第5卷，第417页）、鲁迅1935年2月7日致曹靖华信、1935年4月23日致萧军萧红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46、116页）。

3鲁迅1935年1月15日致曹靖华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17页。

4邵伯是田汉的表弟，当年正在上海美术学科学校读书，文章表达了田汉的观点。参见田汉1935年1月28日致鲁迅信，《田汉全集》第20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69～70页。

5鲁迅1935年2月7日致曹靖华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47～48页。

6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451页。

7胡风：《关于三十年代前期和鲁迅有关的二十二条提问》，《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

8鲁迅1936年1月7日致徐懋庸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285页。

9鲁迅1935年1月27日致萧军萧红信、1月17日致徐懋庸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32、20页。

10鲁迅1935年3月23日致曹靖华信、1936年1月7日致徐懋庸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90、285页。

11鲁迅：《“题未定”草·五》，《鲁迅全集》第6卷，第390页。

12鲁迅1935年12月4日致王冶秋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264页。

13鲁迅1936年1月5日致曹靖华信、4月5日致王冶秋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283、349页。

14鲁迅1936年5月4日致王冶秋信、5月25日致时玳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370、384页。

15鲁迅1936年4月5日致王冶秋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349～350页。

16鲁迅1935年9月12日致胡风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211页。

17参见胡风《鲁迅书信注释——涉及我和与我有关的情况》，《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第77页；胡风：《关于三十年代前期和鲁迅有关的二十二条提问》，《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

18鲁迅1935年6月28日致胡风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160页。

19参见冯乃超《鲁迅与创造社》，《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第37页。

20参见鲁迅1936年8月25日致欧阳山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411页。

21鲁迅1936年5月15日致曹靖华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379页。

22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第538页。

23邵伯：《调和——读〈社会月报〉八月号》，《大晚报》“火炬”副刊，1934年8月31日。

24周扬：《我的自传》，收入黎之《文坛风云续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0页。

25苏灵扬：《一个不是作家的“左联”盟员的回忆》，《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9期。

26孔海珠：《左翼·上海》（1934—1936），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27《沙汀自传——时代冲击圈》，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28关露：《我想起了左联》，《左联回忆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1页。

29 35 39 60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84、207～208，121、95，95、206，95页。

30周文：《鲁迅先生和“左联”》，《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8期。1934年以后，左联的工作倾向有所变化，参见庄启东《我参加“左联”时期文学活动的回忆片段》、草明《“左联”回忆片段》等。

31《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

32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6页。夏衍证实说，茅盾此言说明了当时左联内部的真实情况。（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第139页）。

33郑育之：《回忆“左联”的一些情况》，收入《左联回忆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02页。

34冯雪峰：《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六年间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些零碎参考材料》，收入《雪峰文集》第4卷。

36 40 46 62 《徐懋庸回忆录》，《徐懋庸选集》第3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3，206，288、303，290、360页。

37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38陈漱渝：《周扬谈鲁迅和三十年代文艺问题》，《百年潮》1998年第2期，第36页。

41《秘书处消息》第1期，1932年3月15日左联秘书处印刷，收入马良春、张大明编《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1页。

42徐庆全整理：《周扬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给中央的上书》，《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0期，第70～71页。

431935年3月13日鲁迅致陈烟桥信、致萧军萧红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77、80页。

44鲁迅1935年5月22日致曹靖华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132页。

45冯雪峰：《回忆鲁迅》，《雪峰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0～247页。

47鲁迅1935年4月23日致萧军萧红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116页。

48引自史纪辛《一件重要而珍贵的史料——读解鲁迅1936年7月17日给杨之华的一封回信》，《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7期。

49分别见鲁迅1936年4月23日致曹靖华信、8月28日致杨霁云信、8月25日致欧阳山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361、416、411页。

50鲁迅1936年10月15日致台静农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447页。

51鲁迅1936年9月15日致王冶秋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426页。

52鲁迅1936年8月28日致杨霁云信、8月27日致曹靖华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416、413页。

53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忆片段》，《雪峰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2页。

54鲁迅1935年6月28日致胡风信、1月4日致萧军萧红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160、3页。

55鲁迅：《死》，《鲁迅全集》第6卷，第612页。

56胡风：《鲁迅先生》，《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

57参见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页。

58鲁迅1935年3月1日致萧军萧红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71页。

59徐懋庸致鲁迅信，收入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第526～527页。

61吴泰昌记述：《阿英忆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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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敏。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1期。责任编辑：黄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