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故事：从民国到‘特色’、从中国到美国

俺家三代跨越民国、毛时代、特色时代，遍及中国（两岸）、美国，有各色关于教育和高考的鲜活案例，可供大家对比、参考。

民国时期：精英教育，阶级壁垒

我父母是1920年代生人，1940年代参加高考。那时文盲率80%，能上高中的都是凤毛麟角，小学毕业生就算‘知识分子’了。纯粹从筛选人才的角度说，没有基础教育的普及，到高考这个环节可供筛选的人才库真是太小了。那时大学不多，只要家里供得起，高中毕业生都能上大学（尤其私立大学，贵但门槛不高），因为大多数人早在中学之前就‘出局’了。中学费用不仅有学费，由于中学很不普及，多数学生从很远的地方来上学，即使是公立学校，食宿费用也是不小的负担。比如新中国农民作家浩然，生于1930年代的河北农村，他母亲非常‘要强’，竭尽全力要供儿子上学。他父亲在开滦煤矿（外资企业）当矿工，他们生活在‘大粪场子’棚户区，与附近一墙之隔的、与国际接轨的高级职员住宅区形成鲜明对比，给儿时的浩然以强烈的刺激。邻居都是工友及家属、遗孀（妓女），每天经历人间悲剧，提心吊胆父亲哪天也回不来了。这一天终于降临，浩然小学没毕业就只能回老家了（参看浩然的自传3部曲之《故土》）。所以，毫不奇怪，我父母的中学、大学同学里没有一个工农子弟！

我爸是城市小商人的长子，我爷爷活着的时候家境比较宽裕，小学、中学都送他到私立教会学校。1938年日本人快打到武汉时，他告别家人独自追随省政府的‘联中’撤退到重庆。作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临时首都，重庆聚集了全国各地来的难民，一些清华校友办了个‘清华中学’，教师中有几个参加过12-9学运的赤色分子（如解放后成为美国史专家的黄绍湘），我爸在那里上学时受到他们的影响。1943年，他从重庆考取了西南联大（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南开的联合大学，在昆明）。

高考故事：从民国到‘特色’、从中国到美国-激流网民国高考“秘籍”

从 1912 年到 1937 年，高校都是各校自行命题、组织招生，在全国设十几个考点。1938-40年进行了3次全国统考统招，不到5万人参加考试，国立院校共录取17000人左右（比例不低吧？），其中西南联大录取1800多人。1941年以后又恢复了‘自主招生’（参考

http://new.qq.com/omn/20180608/20180608A0HLJE.html）。

我妈于1946年在上海参加高考，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也是西南联大最后一次联合招生。她父亲属于第一代‘进城务工人员’，抗战以前家属留守乡下以节约开支。因为那时江浙农村也十分凋敝，虽然祖产有几亩薄田用来收租，她父亲在老家时给大户人家当账房先生，供2个孩子到城里上‘洋学堂’的各种费用不菲，不得不只身前往上海谋生。得益于在中国银行（民国‘国企’）当副行长的远亲照顾，混了个抄写员的职位，每年春节回家探亲。日本人攻占南京之后，10岁的我妈随一众亲人投奔上海的父亲。

战时上海物价飞涨，突然要养活一家老小，日子过得挺紧。幸亏‘国企’提供给职工廉租房，煤气灶、抽水马桶一应俱全。除了基本生活开支，娱乐、看病的钱就没剩啥了，我妈在上海8年没看过1次电影，每天就是家-学校两点一线，同学们谈论新上映的美国大片她完全插不上嘴。因为家里负担不起西医的费用，她在上海出生的妹妹1岁半时死于腹泻。这样没有靠山的家庭为了未来生计非常重视教育，我舅舅没考上公立大学，读了个商科（相当于中专），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之后）上海租界也沦陷了，他就去西南大后方谋生了。

我妈是典型学霸，在上海到处寻找性价比高的‘重点学校’。上海这样贫富差别巨大的都市，不乏为权贵富贾消遣的贵族学校，既贵得离谱又被学霸鄙视。上海的外国租界管理机构‘工部局’在华商纳税人的敦促下，办了一所华人女中，校长、教师都是新女性或‘海归’，连体育老师都游历过多国学习体育教育。学风朴实，不许攀比，只能穿粗布校服上学。关键是这个中学对于学霸有学费优惠政策！即便如此，据我妈回忆，她总是在她爹发年终双月工资时才去付学费。总之，银行小职员的工资也就供得起1个孩子上‘精英学校’了。我妈同学家里大多非富即贵（清末、民国名人家族的就不点名了），或者是技术、知识界精英，在全班40多个同学里，只有1-2个是交学费都有困难的。我妈当时的自卑只能用同学们对学霸的钦佩来弥补了。

她高二时以同等学历参加了一些国立学校（学费很低，对于极贫困学生免费并提供生活费）的高考，同时考取了北大医学院、上医、同济医学院（当时在上海），录取名单当时公布在报纸上，她是北大医学院在上海考区的‘状元’。她有个出身名门的同学，虽然有钱进私立大学但有些不屑，第一次考清华文科没中，但考进了清华的‘先修班’，第二年只要平时成绩合格可以直接入学。

我妈之所以一门心思考医，完全是为了以后能谋生并赡养父母，这是我妈‘独立自强’之追求。其它学科学生很多毕业即失业，比如沈从文的得意门生汪曾祺，西南联大毕业后在上海找工作非常困难，曾经写信给沈流露轻生的念头。我爸在西南联大西语系英文专业，到了4年也故意不修完学分，业余做家教补贴，也不愿离开学校这个临时庇护所。不仅文科僧，即使理科僧出路也堪忧，如后来的院士高晓霞，她也是工部局女中高材生，考入上海交大化学系，毕业后在大上海找工作各种挫折。既然民国时连中学生都稀缺，为啥大学生就业还如此困难呢？

幸运的是，1940年代的大学生不久即赶上了新中国从物质到精神的大规模建设，并非特色时代主流媒体控诉的那样，他们绝大多数都得到重用，尤其该庆幸的是文科生，人人有工作、生活有保障，即使出身富贵家庭的（所谓‘不红’）也能进入国家要害部门如外交、教育、公检法或国家安全系统，我父母的同学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解放初期：旧的教育制度如何培养社会主义新人？

大学招生形式基本沿袭民国，但更注重扫盲和普及基础教育，扫盲班、工农速成学校如雨后春笋，连小学生都积极加入扫盲活动，回到家教老人识字（伊文思1950年代纪录片《早春》）。大学里多了‘调干生’，是革命队伍中需要培养的年轻人，那时没有什么虚头巴脑的‘管理’专业，与各行各业相关的技术专业都有调干生，还可以带工资上学。解放初我姑姑从小学参军到文艺宣传队，后来被部队送进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后考进武大中文系。

解放后到文革前，教育资源明确用‘重点’与否划分等级，所谓重点学校对应更好的师资和教学条件，当然也对应更高的大学升学率，但学杂费全国统一，城镇户口学生：小学2元/学期，中学5元/学期；农村户口学生减半。虽然当时大家也以考上重点学校为荣，但追求程度远远不及今天这么畸形。我父母那时属于与众不同的努力把孩子送到很远的‘特殊’幼儿园的家长，对教育资源的差别非常敏感，旧制度的烙印比较深，作为新社会的‘新精英’，竞争意识不减当年。

1952年开始全国统一高考招生，所有大学免费，根据家庭人均收入发放助学金，而且师范和农林院校对每个学生都有较高的生活补贴。此时工农子弟大学生明显增加（参考李中清《江山代有人才出——中国教育精英的来源与转变(1865-2014)》），但招生、办学的指导思想与民国没有本质的区别，仍然看重分数、学历，把工农子弟培养成了对立面的走卒（1970年代的电影《决裂》对这一时期的教育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文革时期：教育平等、普及，结合生产实践

1966-76期间，取消了所有重点学校，高考也停了，学生们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文革爆发时我大哥小学3年级，在北京城里一所著名小学读书，离家单程公交要1小时，每天途径长安街。他特别爱回忆运动初期的各种见闻，经常与外地来京红卫兵混在一起，与他们同吃同住同活动，被激动的人流裹挟着接受了毛主席检阅。多日不回家父母也不担心，‘浩劫’时期也没人拐骗小孩（到底啥是‘浩劫’呢？）。各处看大字报、批斗会/辩论会，搜集群众组织印发的各种刊物、报纸，给‘逍遥’在家的父母传递最新信息。虽然不怎么上课了，但获得的丰富教育、参与的社会实践绝非传统课堂可比。如果没有文革，他按部就班从著名小学直升旁边的著名中学，但是文革打乱了父母对长子的教育规划，我妈至今耿耿于怀。大哥不得不回到郊外的家附近上学，被就近分配到解放后新建的‘普通’中学，顺口溜对该校的描述是‘XX中，黑咕隆咚，破桌子破椅子破电灯！’。物质条件虽然差点，不妨碍这个普通中学的化学课注重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他们自制汽水，我成为试喝人之一。他们也有充裕的课余时间到旧货店买便宜零件来攒半导体、音箱。

初中毕业后，北京大部分学生去农村‘插队落户’，只有1/4的人升高中或中专技校，独生子女、病残青年受照顾继续升学。1960年代去边远地区插队，1970年代就在北京郊区了。我哥初中毕业那年得了肝炎，本来可以借机上高中的，但他‘很傻’（我妈原话），要求去农村找小伙伴。他们挖河泥、掏大粪（马拉粪车进城到居民区）、搞绿化、看青（果园）、农田各种活都干过，每顿饭至少能吃1斤以上主食。农村体力劳动一年就把文弱书生变成了肌肉男。吃住不花钱，年终按工分分红，他第一年就拿到170多元，那是生存之外的纯零花钱啊，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一般人每月吃饭才用10多元）！有些知青拿到这样一笔钱之后就给自己放长假了，周游各地，民风淳朴到处受款待，那才真的是有闲有钱去‘寻找诗和远方’，所以那一代青年里出了不少诗人和艺术人才。

大部分插队知青的未来是三年之后招工回城，少数人当兵、上大学（工农兵推荐制）。在离开农村过程中，确实有不少托关系、走后门给孩子争取‘好出路’的。我哥第一次被分配到废品回收公司，他嫌丢人，我妈就托关系找管分配的‘劳动局’。那时当兵最受人羡慕，我们周围目力所及被招兵的基本都是军人子弟，即使在军队留不下，复员军人也优先被安排工作。其次是进大型国营工厂（全民所有制）比如首钢、各个军工厂，大学并非大家趋之若鹜的目标。我表姐是上海某国营企业的工人，她父亲在她姐弟3人幼年时病逝，表姐因此受到照顾，初中毕业没去农村而是分配到了工厂。1970年开始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后，她1973年报了名，厂里没有多少人与她争上大学，师傅和工友没有异议（属于‘群众’推荐），领导没理由不批准，然后也参加了‘摸底’文化考试（参考张铁生《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顺利进入机械学院，学习期间工资照发。工农兵大学生的基本培养原则是哪来哪去，即毕业后她还应该回到原单位。所以，她选择的大学专业也与工厂的工作对口，毕业时大学老师希望她留校（并不违规），她信守承诺拒绝了老师，我妈也说表姐‘傻’。这一在毛时代很正常的行为，导致了表姐在1990年代中期从企业下岗的悲剧，这是后话。难道该赖她自己当年‘傻’吗？！

1970年代江青狠批高干子弟走后门上大学、当兵，并非空穴来风，得罪了不少老家伙及其子女。查查官2们的简历，包括那些控诉自己爹妈受‘迫害’的，并没耽误他们当兵、上大学（邓公主到北医）。不少爱诉自己‘当年苦’的作家也都当过兵，比如刘震云、莫言、阎连科，背景不一般呀。贾平凹在他的书中炫自己‘出身不好’受迫害，但他却被推荐到西北大学中文系学习，这样的迫害多少青年求之不得！

1973年，有个愣头青军2代叫钟志民，先走后门当兵、又走后门到南大，与工农子弟同学的巨大反差、及同学们对‘走后门’的痛恨让他羞愧难当，给学校写了退学申请，这个事件被‘四人帮’发现，以《一份退学申请报告》发到《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姚文元为他写了编者按。钟志民后来真的退回江西农村当农民了，‘改开’后差点被当‘三种人’整肃，毕竟是2代，躲过一劫，在当地当了些年小官儿（与他那些大官儿同学相比很委屈），1990年代中期到深圳下海经商。平民子弟张铁生就没那么幸运了，邓上台后他因‘反革命’罪蹲了15年监狱，出狱后‘专业对口’经营农业公司。

1970—1976一共招收了7年的工农兵学员，包括艺术院校，目的是探索符合劳动者利益的教育制度，高校招生和学制（2-3年）改革只是其中一部分。学习过程中的理论联系实际落实的最彻底，例如医学院学员主要下乡到缺医少药的农村边学习边实践，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妈那时经常带学员去农村‘三同’。传统的大学教材也不适用了，工农兵学员与教师一起进行‘教改’，甚至编写新的符合实际需求的教材。

文革的另一个新生事物是‘七二一工人大学’，源于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毛主席在编者按中加了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批语被称为“七·二一指示”）。这些厂矿企业学校的学生多为半工半读，学习内容密切联系生产需求，生产中出现的问题迅速得以解决，同时学生们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迅速成长。据《中国教育年鉴》记载，截至1976年，全国有七·二一大学33374所，学生148.5万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学生数的3倍多。

特色时代：‘回归’旧制，再造分化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10月6日追随毛主席推进文革的‘四人帮’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被逮捕了。而之后的一系列行动却都是彻底否定文革中的变革、并恢复旧制度的，1977年恢复高考是开启特色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名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实际上是机械地只认学历、文凭，这些指标成为干部队伍‘知识化’的标志、个人奋斗向上爬的台阶。

1977年也是我们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爸因肺癌过世。在他病重期间，恰逢宣布高考的恢复，在医院陪床的大哥显得非常不安，我爸还安慰他：‘现在是新社会，不一定非上大学，当工人、农民也挺好呀。’ 呵呵，同是中共党员，我父母还真属于不同的‘路线’，但我妈代表了当时的主流，通过读书在社会中‘上升’是她从小就信奉的规则、她最能理解的制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超出了她的理解力。

爸爸去世之后，单位积极解决家属困难，大哥从农村顺利调入爸爸学校的系办工厂，我被妈妈安排去那个大学的附小。要离开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和我喜欢的老师，真不情愿呀！可妈妈却说新的小学教英语，更有‘前途’，我妈真不愧是择校先驱。从此，我幸福快乐的童年随着父亲的去世和高考的降临而结束了。

我们家住的家属大院隶属某大学，是个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高考氛围甚浓。高考一出分，邻里之间就开始比分数，我大哥等一众初中毕业生肯定考不过高中生，刚开始他们有点考着玩儿的意思，互相调侃低分儿，反正考不上大学也有工作，又不是世界末日。院里能考上大学的孩子，清一色都是教师子弟。不仅有轻松考上的，甚至有考得很好直接被公派出国上大学的！

1977年高校统考北京学生分数最高，录取率10%（1.64万/15.9万；全国27.3万/570万），已然占据明显优势。1970年代，为了平衡各地教育资源、促进理论-实践的结合，北京的一些高校迁出城市（如农大、农机学院、矿院、地质学院、石油学院），‘改开’后又迁回北京，高校数量在全国绝对第一。即便如此，京津沪（直辖市）官员仍呼吁在本市扩招（呵呵，自己的孩子被挡在大学门外很捉急，说明当时基础教育‘起跑线’那里还没分化）。所以，自1979年开始京津沪就出现了地方出资兴建的走读制大学分校，如北大、人大、清华、航院、师大都有2个以上分校。北京城郊腾出了15所中、小学，有关业务局腾出了工厂、企业10处，来作分校校舍，市政府出资2800万（其中200万美元用于购置电教设备），共建36所分校，1979年北京各分校首次招生就达1.6万人（数据来自《中国教育报》2014年11月28日第7版）。

随着主流社会对‘个人、市场、竞争’宣传的愈演愈烈，人们逐步认清了形势，果然要变天，赶紧加入高考竞争。新华书店的任何中学教材和辅导书都脱销，北京各中学开办补习班，价格不菲，记得我二哥上的补习班是6元/月（那时的中学学杂费才5元/学期），还是众家长商量之后出的价，请一些老教师辅导。我清晰记得当时某困难群众表示砸锅卖铁也要补习的决心。我大哥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去一所普通中学上补习班，比二哥的便宜一半。我们小学生，虽然离高考还远，但重点学校体系已经恢复，文革期间缩短到10年的学制也回复到12年。我所在的重点小学开始办各种课外班，但还没有收费，主要为各种‘新兴’的竞赛服务。与文革时期淡化考试分数不同，大家开始特别关注分数，准备考重点中学。小升初是各区统考，考初中不能跨区，高中可以。

大哥当了3年工人、也参加了3年高考，据我观察并没有头悬梁锥刺股的劲头儿，厂里谈了个女友，与工友们的业余生活丰富，偶尔被派外地采购，顺便出游，一月不归。不过上大学这事确实还是很风光的，常见新科大学生戴着崭新的校徽招摇，被异性仰慕。大哥毕竟只是初中毕业，考了2年理科均告失败，第三年及时改文科，立马转运考入某著名大学。女友安心工厂工作，没考大学，他们就‘顺理成章’地吹了。

二哥从小酷爱运动，以操场为家，幸亏生在那个时代，课时、作业都很少，父母任凭孩子天性的释放。他对高考毫无兴趣，只想上体育院校，这个意向被我妈不屑，怎么能靠体育（青春）吃饭？只有一次机会，考不上体校马上备考普通高校。爸爸刚去世，我们几个都很听话。后来二哥仅以高于大学分数线几分的成绩，考上某IT类分校。他的好朋友，家里‘书香门第’，认为考大学是他的唯一出路，他顽强地坚持了6年终于在我二哥都大学毕业以后考上大学。1990年代工作没几年就遇到很多单位的改制或关停并转，失业了。

我是兄妹中最按部就班上学的，并且一路重点学校，没上过任何补习班，也无需任何辅助材料，重点学校学生基本如此。到了高考填志愿，似乎有很多选择，我又是最迷茫的。我业余爱看小说、历史、关心时政，但那不是‘一技之长’（认同我妈观点），不能谋生无以在社会上立足，更谈不上实现更远大的事业了。最后步我妈的后尘，报考医学，自我安慰：人家鲁迅、孙中山、格瓦拉不都学过医嘛，以后还可以弃医从……

1986年高考之后与同学骑车四处游荡，动辄百公里释放青春能量。有次在某县城招待所，遇到两个河南来打工的女孩，比我们大1-2岁，我们聊得很欢。第一次听同龄人描述北京以外的求学、高考经历。总之，她们太羡慕北京中学生轻松愉快的生活了，尤其我们这些重点学校的学生，99%能上大学。而在她们老家，像她俩一样历尽艰辛也不上了大学、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的，是绝大多数。是他们的‘能力’不如北京学生吗？

1990年代初以前大学毕业工作包分配，享受干部待遇，有的学校甚至大一新生就填表在中组部备案了。1980年代中期以前，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工农子弟比较常见，但为啥后来不容易了呢？是那时的青年更聪明、更勤奋吗？其实，是那时的教育资源更平等、基础教育更普及。1970年代，建立在农村集体（人民公社）基础之上，村村有小学、社社有高中，到1977年全国在校高中生达到近2000万人，此后几年由于包产到户很多农村学生辍学种地、及撤销公社高中，在校人数大幅度下降，直到2000年左右才恢复到1977年的水平。另外，恢复高考后的头几届大学生，无论出身背景，多在各行各业受到重用，占据了优势位置，后来都成为各单位的领导或骨干。每每遇到有人绘声绘色讲述自己鲤鱼跳龙门的励志故事、把高考抬高到过于神圣的地位，我都不禁要问：在恢复高考后的40多年里，老家的学校咋样了？学生都去哪了？变化趋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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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轨国际’就是出路吗？

1980年代的大学校园，‘出国’是最热的词儿。出国迷们把全部精力用于备考TOEFL（俗称‘托福’，申请美国学校必需的英语考试）、GRE（申请美国研究生院必需的考试），有的甚至从大一就开始准备。俞敏洪的第一桶金就来自托福、GRE辅导班。去美国读基础科学的博士不仅不用学费，还有足够的生活费，中国学生趋之若鹜，这是美国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吗？too naïve太天真啦！事实是，有条件（钱）、或学霸型美国学生大多选择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等以后容易谋生的去向，再不济上个工科硕士也比较容易找工作。美国的理科基础科研依赖研究生来搬砖，而美国学生如果不是特别热爱科学‘有情怀’是不会选择这类‘难而穷’的未来的。中国的教育恰恰在‘改开’后为美国提供了大批温顺的科研民工。我也为了逃离医学院的压抑和1980年代末的‘风波’而加入了留学大潮。当美国学生听说我是从医学院转读研究生的，觉得我脑子进水了！

到了美国之后才知道，敢情‘诗和远方’都是社会主义大锅饭惯出来的毛病，‘缺乏竞争和淘汰’，所以哪有美国人民‘脚踏实地’（换个词儿叫‘现实’）。衣食住行、未来前途似乎都有大把的选择，都着实令人纠结焦虑，但没有钱根本就没有选择的自由，就这么现实。难怪到美国不久就被人拉到传教聚会，牧师非常有的放矢地讲解大家为什么焦虑（anxiety），及时给予心灵慰藉。估计见我满脸透着愁苦，有个教徒非常关切地问我：‘你得救了吗？’ 作为生物圈的研究生，我其实生活有保障，但一直都在为未来工作、生存担忧，美国同学也一样，因为1990年代后期美国博士已明显过剩。

1990年代初美国的关键词是‘美国梦’、‘可持续发展’，一般都是越倡导啥越缺啥。物以类聚，我结交的美国朋友多不信主流的鬼话：‘什么TM美国梦，怎么能拿杰克逊和乔丹说事儿？’ 中国留学生反而更主流，感觉自己从中国出来能在美国过上中产生活，简直就是在诠释美国梦嘛。但这些‘成功人士’在接受基础教育、甚至高等教育阶段，他们还在享受社会主义的平等遗产，连医学院都是免费的，而美国的医学生绝大部分是贷款上学的，4年下来至少20万美元（私立医学院学费每年4-6万，这还没算生活费）。美国的贫民子弟如果能上医学院当然也能贷款，因为银行肯定要投资‘潜力股’嘛。问题是美国贫民窟的孩子多数连中学毕业都困难，在充斥着失业、毒品、枪击的社区，那里的学校很难招到拿生命冒险的老师，这样的环境中再‘努力’的学生能走多远？甚至，能活多大岁数？我第一次听说‘学区房’是在美国，房地产价格与教育资源互相促进。初到美国租房，就深深体会到住宅区划鲜明地反映着阶层/阶级的差别。

国内媒体在批判高考‘独木桥’时总是拿美国当参照，似乎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美国大多数公立中小学确乎不会给学生较重的学习负担，而且肯定是免费的，有的还提供免费早餐、午餐。最受国内中产青睐的藤校、名校却不是这些普通中学学生可以企及的。美国上流社会子弟（无论政界、商界）可以靠家族捐款或家族众多校友‘推荐’轻松进入名校，而中产子弟必须拼命竞争才能赢得名校一席，毕竟上名校与未来就业和收入水平有很大关系。如何竞争呢？首先，也是要挤进：重！点！高！中！美国的名校生源被百所左右著名高中占据近3成，有公立也有私立。公立的需要考试筛选入学，比如纽约就有（所谓magnet schools）史代文森、布朗克斯科高等，纽约买不起学区房的家庭，为了改变孩子的‘命运’，考公立重点高中是个捷径。而富二代们肯定不去这种学校受学霸刺激，他们都上家族青睐的私立学校。我密友1980年代在史代文森上学，他家是台湾移民，同学多来自中产以下家庭。

芝加哥的芝大实验学校是个著名私立，从幼儿园到高中一应俱全，价格也令人侧目：幼儿园每天只上半天的学费就要2万多刀一年！中学是3万多一年，芝大工作人员的孩子学费可以减半。芝大周边的黑人兄弟们肯定是上不起的，住在海德园(Hyde Park，芝大所在社区)的奥巴马家孩子应该没问题。总之，著名高中也扎堆在大城市。

美国高校招生考量几方面因素：平时成绩、教师推荐、SAT（美国高考，可以考多次）、校友面试（名校才有），及针对权贵子弟的单独一套标准（反正私立学校可以任性选人，比如小布什那号的随便就可以上耶鲁）。史代文森的学生30%能上‘名校’（大约Williams College以上的学校），这些家庭有1个上私立大学就捉襟见肘了。密友被波屯的那个藤校录取，申请了无息贷款和在校内的勤工俭学。州立大学便宜些，尤其对本州居民，但现在加州大学各分校每年学费+生活费也要5万多刀了（本州学生），对外州考生就与私立学校花销差不多了。而密歇根大学对本州学生格外优惠，学费只要1.5万，外州学生就得4.7万了。纽约有个私立免费小工科学校，Cooper Union，很难考，密友同学中有能考上藤校但由于经济原因放弃的，就上了这个学校。

出身上流社会的同学与他们这些平民子弟虽然同在一个校园，但完全不在同一个社交圈子，学生宿舍也因条件不同分阶层的，在藤校尤其明显。密友在同级同学中碰到另外2个台湾移民的孩子，巧的是他们3个的母亲居然是台大护理系同班同学，除了密友妈，都嫁给了医生；除了我密友，那2个后来都学医。怎么跟我妈当年的‘初心’一模一样呐！除非特有钱的2代，比如巴菲特的儿子是作曲家，中产家庭都不敢让孩子搞艺术。

1990年代以来，美国高中竞争也是愈演愈烈，学生要表现得不仅才艺全面还要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亚裔子弟更是要表现突出才有可能晋身‘名校’/跻身中产，各种业余爱好、公益活动有时候不过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简历，变了味儿。常听亲朋圈里的一些父母抱怨孩子睡眠不足，抑郁症发病率不低，自杀是抑郁症严重的结局。密友有个天才同学，考上加州理工，大一后就出现精神问题出走了，最后在拉斯维加斯被发现死于 ‘室友擦枪走火’。国内在抑郁症、自杀率方面也逐步‘接轨’，北京各大学校包括清北，每年不得有几个跳楼的。

最后，安利几部电影：台湾1980年代的《校园档案》非常生动地展现了民国延续的教育景象；美国电影Admission温柔讽刺了大学申请过程中的各种功利，被中国留学中介视为‘美国大学申请指南’; 另外2部电影更进步些，The School of Rock（小学生为主体）和Accepted（一群loser落榜者自办大学）探讨了学习的目的和教育的本质。虽然不是影响力很大的电影，至少说明娱乐界也有人在反思教育问题。

前瞻

高考比科举制度进步了多少呢？内容和形式肯定有进步，但实际功能和目的却没有本质改变。中、美的人才培养和筛选方式也越来越趋同。在任何社会中，人都是最最重要的资源，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与其社会经济制度相适应，是维护相应制度的。现行教育制度对青少年的摧残基本是人们的共识，但不是花样翻新地修补高考能够彻底改变的。回顾历史、比较中外，新中国的教育革命虽然短暂，我们有幸窥见劳动者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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