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杨虎城走的是“苦谏”、“哭谏”的路数，谁知蒋委员长铁石心肠不为所动，还多番威胁“要么跟红军拼命，要么调你们去福建安徽”。张杨束手无策，蒋某气焰嚣张，眼看着第六次“围剿”就要搞起来了，张杨的杂牌军何去何从？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真正的英雄，果然还是人民群众。1936年12月9日，西安学生发起大规模请愿游行，虽说是纪念1935年北平“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但是西安“一二九”矛头直指反动头子蒋介石，并促发了三天后的“西安事变”。可以说，没有西安“一二九”，就没有张杨从“哭谏”到“兵谏”的剧变。
1936年12月9日，西安一万名学生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蒋介石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支持绥远抗战”。爱国学生先后到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陕西省政府和西安“绥靖”公署请愿。由于这些机关闭关自守不给答复，加之东望小学游行队伍步出校门时，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开枪射击，一名小学生受伤，学生们愤怒异常，决定直接去临潼向蒋介石当面请愿。此时已是下午两三点钟。
蒋介石得此消息后，如临大敌，立即命令西安市军警关闭西安去临潼的各城门，并命令在西安去临潼的公路上布置军队，武力阻击。
东大工学院学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当东大工学院同学快要走到城门洞时，见城门洞里有很多军警举着枪和刺刀对向学生。走在前面的同学不顾危险，勇敢地跑了上去，包围了军警；趁此机会，另一部分学生立即跑到了城门旁边，抬下大门闩，迅速地打开了城门。
打开城门后，又见城门口外边也站立了很多的军警，一字队形排列，举着枪和刺刀对准要冲出去的学生。这时学生更是不畏危险，汹涌地冲破了军警的阻拦，向火车站进发。
城门和火车站相距很近，但这时火车站大门已经关闭，所有火车已全部开走。请愿学生只能从公路去临潼。一路上，也遇到几次军队的持枪堵拦，但均被请愿学生一一冲破。
蒋介石听说学生已出西安，正向临潼开进，又恨又怕，立即命令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在灞桥上面架枪严守。并追加命令，若请愿学生行到灞桥前面时，可“以暴徒论处，开枪扫射，格杀勿论”。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即将发生！
此时张学良正在临潼与蒋议事，他当即反对蒋的镇压举动。
蒋介石说：“这些人不是学生！是暴徒！对暴徒就要格杀！”
张气愤地指责蒋说：“你这样做，是要当袁世凯？还是要当张宗昌？”“你这样做，不怕做历史的罪人吗？”
两人争执不欢而散，张学良便气愤地离开了临潼。
学生队伍继续前进，快要到灞桥时，游行队伍的纠察队员报告说：前面就是灞桥。在桥上面，有许多宪兵架枪防守。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毫无惧色，迈着雄壮整齐的步伐继续前进。
不久张学良赶上了学生请愿队伍。下车后，张学良见到游行请愿的学生，虽然一天没有吃饭、喝水，并且太阳快要西下，仍是“军容严整”，特别是看到东望小学的小学生们，也同样是精神饱满步履矫健，非常感动。
好在张学良赶上了，若是再迟几分钟，那灞桥上的宪兵可不比西安军警，也不像沿途兵士，他们可是受到了蒋介石的明确命令“开枪扫射，格杀勿论”。
张学良站在一个稍高的土坡上讲话：“同学们到临潼请愿，是爱国的正义举动。我赞成你们提的意见。现在时间已晚，前面灞桥上面有宪兵防守，你们难以过去，那里很危险！”
这时东大工学院同学立即说：“我们不怕死，我们要求蒋委员长当面答复我们的要求！我们愿为救国而死。”
张学良凄然地说：“你们是要把热血洒在抗日战场上？还是要把热血洒在前面的灞桥上？现在时间已晚，离临潼还很远，我劝你们回西安去。你们的要求也是我的要求。我一定把你们提出的意见，亲自转给蒋委员长。”
同学们对张学良的敷衍之语很是不满，大家高呼：“我们的要求还没有得到答复，不能回去”！
张学良踌躇再三，终于有了决定：“请你们相信我，我在一个星期之内，一定给你们答复。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
请愿学生们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动了在场东北军将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
同学们接受了张学良的“军令状”。东大工学院同学带头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支持绥远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回师西安。三天后，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
张和蒋的矛盾，集中在“抗日还是反共”。12月9日这一天却又派生出一个矛盾：要不要镇压学生运动？蒋介石是个嗜血魔鬼，杀工人杀农民、杀邓演达杀杨杏佛，怎么就杀不得学生？为了维持“攘外必先安内”国策，必须杀学生以震慑天下，顺便取悦“友邦”，使“友邦”“知我真心”。
张学良则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因为蒋委员长要杀的这些学生，很多是东北学生，东北学生又和东北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张学良请蒋介石来西安作报告，也是因为“东北军军心不稳”。此时若是枪杀东北学生，东北军如何稳得住？所以不能把张学良驱车劝阻学生仅仅看作是“仁爱之心”，因为这其中干系甚大。
西安“一二九”运动，实在是百年罕见、功勋卓著、大获全胜的学生运动。当西安城内三个反动部门闭门不纳、拒绝答复的时候，学生队伍果断移师，勇敢地冲破城门内外的两道封锁线。在没有火车的不利条件下，包括东望小学的小学生在内全员徒步向临潼挺进。沿途冲破重重封锁，直抵灞桥附近。蒋介石狗急跳墙，下令“格杀勿论”。张学良手忙脚乱，紧急驱车拦阻，还好及时赶到，但张学良没有实质内容的空谈根本满足不了学生们的请愿。学生们坚持要越过灞桥，冲进临潼！游行学生和蒋介石已经势不两立，张学良已经没有任何和稀泥的空间……东北学生和东北军，难道还重不过一个假惺惺毒辣辣的“义兄”？中间派张学良下了决心。
张学良的军令状立得好！目的明确，期限明确，惩罚明确。此状一出，西安事变已经成功了大半。这张奠定西安事变胜局的“军令状”，是怎么出来的？毫无疑问，就是西安“一二九”运动催出来的。
西安“一二九”运动当然也是我党领导的。毛主席一贯坚持群众路线，寄希望于广大群众，而不会对国民党高级将领抱什么奢望。西安“一二九”运动之前，党的地下工作者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广大学生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下层官兵这方面的，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准备充分，工作周到，才使得西安“一二九”运动学生们声势浩大，军警们一冲即撤，东北军、十七路军也起了一定的后盾作用。张学良立下“军令状”，于他自己是逼不得已，但在群众运动、尤其是学运和兵运的联合冲击下，这个“状”应该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
张学良没必要妄自菲薄，更不能贪天之功。他只是顺应了群众运动的要求，而且他没办法不顺应这个要求。
文章来源：旗帜中流网特约评论员万山红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