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看教育革命

【本刊讯】（1976年《参考消息》）香港《七十年代》最近出版一本中国血统的美国人访华后在美国《新中国》、《惊蛰》、《柏城青苗》等刊物上发表的访华文章汇编；香港《文汇报》也陆续刊登去年以来访问过中国的外国人士的访华文章。这本汇编和这些文章的内容都是对中国教育革命和对当前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感想，摘载如下：

杨振宁（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物理学教授）说：

“当我在北京访问我曾就读过的中学时，我发现他们非常强调学生应该学习生产劳动。学生在农忙时下乡帮助农民播种或收割。学校本身设有车间，学生可以做各种体力劳动。

我要强调的是，这种精神是一项伟大的革命变革，比美国人所能了解的意义更为伟大。在旧中国，不但学生没有法子接近任何工厂或农场，甚至有这种想法也会被人认为有损读书人的尊严。”“我想中国的新精神是直接针对这种传统的；我发现这方面已有令人惊异的改变。整个人生观都变了。对现代科学来说，这种变化有深远的意义。”

“科学家的态度也已经完全改变了。他们认为下乡工作是一种自我教育的重要过程，而且受过高级训练的研究人员也真的感觉到社会是工人劳动的成果。这种新态度在旧中国是完全没有的；在美国也不会找到。中国的科学家都愿意有下乡工作的机会，下乡去的也是满怀热忱。令人印象颇深的是，我在中国遇到的科学家的个人抱负同国家的寄望极为一致。”

“我在参观中山大学的光学实验室时看见很多房间都堆满激光仪器、线路、玻璃管，都好象是乱七八糟的，……那些仪器也并不精致。但是我看得很清楚，在这个有机的环境下，将会有一群激光科学家涌现出来，他们知道与这个专业有关的一切知识，也明白外国人所探讨的那些问题存在的真正原因。我看，这个哲学将为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带来更长远的利益。”

吴健雄、袁家骝（两人都是物理学家，吴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袁在美国布鲁希文国立实验所担任研究工作）说：

“在中国最使人注意的是，他们提倡‘老、中、青三结合’和‘教学、科研与生产工厂的挂钩’。老、中、青三结合是利用老年人的智慧和经验，中年人的学识和干劲，与青年的朝气和创造力。这种三结合在中国现在的情形之下，是特别需要的。关于教学、科研与生产工厂挂钩的成效更大而且显著。一方面替工厂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不但使生产量增加，而且提高了工业生产的水准，同时学生亦得到许多实际经验和解决问题的训练。”

“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要赶上工业先进的国家，这种群策群力、自力更生似乎是最有效力的步骤。在各处参观时我们看到许许多多显著的成例。不仅是物理学应用于工业生产上，其他的例子如生理化学、有机化学、工业化学和药品制造等都有。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的国家，科学上发展的目标必须是为人民服务。在中国对于基本科学的发展极为重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对于这个问题极为关怀。”

任之恭（微波物理学家，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应用物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说：

“教育改革虽有若干成效，但还不彻底，原因是中国受了两千多年礼教的影响，儒家思想已根深蒂固，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都受到束缚。……儒家思想被各朝代尊祟的结果，使得‘学而优则仕’的孔丘说法变成天经地义。”

“旧的教育思想是专为培养少数知识分子，教育（尤其高等教育）的所在地，就是西洋人所谓象牙塔，……知识分子高高在上，不知塔外有何事，也不肯下塔来。很明显，这种教育绝对脱离群众，所以必须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应当朝着毛主席的思想：教育应为群众服务。”

“通过教育革命师生关系也与以前不同了。根据旧习惯，老师教，学生学，一个是处于把知识输出的地位，一个是处于接受教育的地位。老师可以用考试、分数来吓人，学生养成死记书本的习惯。”

“但是现在师生都应互教互学，并同吃、同住、同工作、同劳动，大家打成一片。”（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田长霖（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教授）说：

“我们特地参加了一堂课，叫‘评教评学’，这就是每一个或两个星期，每一门课都有一个钟点，让学生和教员来一个互相批评，讨论如何改进。……结果我们发现他们这样做，空气反而非常和谐，而且教员与学生之间距离缩短了，通过批评彼此都增加了了解。”

“（关于北航师生造飞机的事）使我很惊奇。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国内，甚至现在美国航空系的教授和学生，不要说造飞机，就是摸过飞机的，恐怕也很少。……只是在理论上不错，但真的要造飞机的话，大家都有点怕。在中国过去这种理论和实践脱节的情形就更严重。”

王浩（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教授，哲学和数理逻辑学专家）说：

“文化大革命以后，一方面大学生改为工农兵学员，使新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和工农兵认同，一方面鼓励旧知识分子下乡下厂，使他们在感情上和劳动人民更加接近。虽然在短期间不容易把劳心者和劳力者的差异消除，但努力的方向基本上总是尽量使劳心者和劳力者打成一片。”

赵浩生（美国耶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专栏作家）说：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不是混乱而是新生。文革对教育的最大影响，是教育宗旨变了，新的教育宗旨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自小学起，即着重训练基本劳动技能，实行厂校挂钩或建立校办工厂，以求德、智、体的平均发展。”

“教学方法也变了，过去是注入式，现在是启发式。过去，教授教完就完，现在是教会为止。……工、农、兵子弟上大学，他们学习不是为自己，是受党的委托而接受大学教育。……新的师生关系注入了同志感情，比以往更亲近。”

东阳（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研究生）说：

“学生在入学前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工作锻炼的。比如，一位建筑系的女同学，就是高中毕业后当了二年多的建筑工人才来的，对房子的各方面都已有经验，念起来兴趣高，干劲大。”

陈省身（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教授，著名数学家）说：

“教育上与往日最大的不同就是：教授们不再自以为每件事都懂，而全权决定课程和内容了。学校里的许多计划、课程的安排，都是由学生和教师们不断讨论的。”“从我和那里教授们的谈话中，我觉得他们为曾去公社劳动感到很自豪。”

韩琼（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主席韩丁的女儿，生长在中国，一九七一年回美，现在就读于宾州大学）说：

“（文革前）学校里的校长、教师，基本上是旧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对革命有好感，赞同新社会制度，但在教育思想上却有不少陈旧的地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还是很普遍的。他们认为工农子弟很脏，还是知识分子的孩子可爱。教师不但不帮助这些工农子弟，反而冷眼相看。

在这种情况下，若教育不做基本上的改革，到头来还是为一小撮人服务，中国就没有出路。”

皮埃尔·姆弗拿（一九七五年来华的瑞士学生访华团团长）说：

“中国在缩小城乡之间差别这方面，实行了有效的方法。例如在教育方面，尽量做到城市和农村的教育服务一致。农村缺乏教员，就从城市派人去。我们在无锡太湖参观时，见到很多从城市来的教师。他们不怕辛苦，划船到户，教孩子们读书。一些公社自己又开办了农业学校，尽量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为了缩小城乡差别，不少朝气蓬勃的中学和大学毕业生被鼓励到农村去。”

“要缩小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要在两方面一起着手：一方面使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提高，另一方面又要使知识分子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

杜莲·达文（英国约克大学历史系讲师，曾于一九六三年至六五年在北京工作，一九七五年再到北京工作，一九七六年二月回国）说：

“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文革前）多从高中毕业生里挑选，很少工农兵学员。

这些学生政治觉悟不高，对自己学习的目的很不清楚。文化大革命后，北京广播学院的学员来自工农兵，他们的政治觉悟高，对国内及世界的知识丰富，他们明确地认识到读书的目的是为工农兵服务，因此学习情绪很高。由于他们不是读死书，经常参加劳动实践和体育活动，体格很强壮。”

凯利（新西兰教育部中等教育司长，今年三月访华）说：

“中国的教育革命非常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这次访华使我看到中国教育领域中出现的许多新生事物，我对中国大中小学采取开门办学的政策印象相当深刻。而且，教育革命强调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他们的理想是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在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知识青年除了向农民学习外，还可以在发展农业上作出应有的贡献。”

《两条腿走路的文革科学——美国科学家1973年访华观感》

学年包括三十三个星期的上课，四个星期的农业工作，四个星期的工业生产和一个星期的文化节日，其余的时间是假期和在家里的自修。一年有两次教师和学生组织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会，互相纠正错误，并互相学习。

最先使孩子们接触科学的，是“空余时间的活动”。以及依据兴趣和能力、所有孩子们都参加的课外活动。然而在另一个中国社会统一的例子上，我们发现许多这种活动——从制造火箭和拆开机器到打乒乓球——都是由一社团中的退休工人组织起来的。那些社团退休工人自愿献出时间，跟学校孩子们一道工作。

……

旧的教学方法诸如不养成学生有独立行动能力，填鸭式死记硬背式以及“百科全书式”的训练，已不再被认为是良好教育方法。现在，教育结合理论工作（例如物理课），生产劳动（校办工厂、卫生诊疗所，农业）和无产阶级政治（学生在工农中直接从事生产，使孩子们尊重中国的劳动人民）。就我们所闻，十五中学没有一定的成规。所有的儿童都学物理，所有的儿童都学工厂和农场工作，因为对所有儿童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两者都被认为重要。

一年两次的考试也改变了。现在的重点着重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只是死记事实。我们的东道主告诉我们，在考试之前，先给学生出题，并使学生有机会跟同班同学讨论这些问题。最高的分数，不是给予每一个都是重复回答在课堂上学过的问题的学生，而是给予提出新的且有创造性的解决办法的学生。

教师的任务也改变了。现在是希望教师做出特别的努力去帮助水平低的学生。第一，教师要想办法找出学生为什么学习有困难。如果一个学生身体不好，教师（或一组教师）要到他家里去教他。其他的学生在家里也许有很多工作要做，没有足够的时间放在课案上。教师就去访问这些家庭讨论这些情况，看看能否做出什么改变，使这些学生有较多的学习时间。学生本人也要特别努力，就是希望他们互相帮助。由较为先进的学生去教较为迟钝的学生。这也被认为是如何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一部分。但是，即使有这种特别的注意，仍有少数学生跟不上。在这个学校，仍有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学生留级，多读一年。

自然，这些改革有许多仍在实验阶段。缺点是有的。而且可能继续发生。缺点之一是，第十五小学不能满足良好教学需要，因为仍然有些班级的人数在五十个学生以上。然而，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学校正在向满足人民需要方面发展。在中学方面是如此，在其他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其发展的方法，是透过所有有关方面，不断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美籍华人太空及气象学家张捷谈七十年代的中国科学技术

这次我到北京作短期科研工作，感受很深刻：新中国好比春光明媚的白日，旧中国好比暮气消沉的黑夜，无法相比。最要紧的是中国共产党能用很短的时间，改造了旧中国，脱胎成了新中国。不论政治、经济，还是教育、文化、思想，都在继续进行改革。这是了不起的伟大成就。这次五个月的工夫，得在中国深入基层工作学习，十分荣幸。

我在北京做短期科学上的学习和研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两个研究所工作，一个是大气物理研究所，是关于西藏高原影响大气环流和长江流域的大涝及洪水问题，和台风的模拟试验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力学研究所，是研究高分子综合物对流体减阻上的应用。

大气物理研究所在我未去前，他们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十多位技术人员、工人和干部，都在那里日夜加工，赶着完成转盘试验。有许多材料都是别的工作单位，为着研究所的工作而让给我们的。参加这些工作的技术人员，都由所里各部门挑选出来，适合于做这种研究的。

我们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西藏高原地形，如何影响大气环流和中国的气候。这个问题在国外也没有人研究过，虽然转盘试验在国外已经做了将近二十年。

我们大家互相学习、研究，每隔几天就总结一次经验，我们是开门研究，不光是几个身为领导的人知道怎样做，而是使得全体工作人员都知道我们是怎样做的。这跟国外进行这种研究的情形完全不同。在国外进行这种研究，只是少数人知道在做什么，其他人则不知道做什么事情，有什么重要性，为什么这样做。

我们得到许多初步的结果，发现了许多新的规律，对于西藏高原对大气环流的影响，有更深一层的了解。相信在最近的将来，这些同志和我个人，继续努力，会对这些掌握到的规律，作进一步的了解。

在进行这种试验时，发现了夏日加热的西藏高原，不能产生所谓西南低空漩涡。这平常是在四川产生的，有的时候这种漩涡会成串，三、五个地沿着长江的“梅雨”带而流到下游，使得长江一带，特别是武汉，大雨大水。

发现这个问题是我们到了那里两个月以后的事情，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整个中长江流域的农业生产，所以我们要着重结合实际，想法把科学理论跟实际结合起来，我们想法努力在这方面进行一些研究，同时愿意了解实地的情况。

大气物理研究所的两个同志和我，到武汉、南京、上海、西安、沿海一带访问气象界的实际工作者，跟他们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又从四川、兰州和西北高原研究所请来几位同志，跟我们研究这类问题。

我们发现西南低涡、急流、切变线这三者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在实验室里，大家想办法产生这三种重要单位。

因为不能用流体力学的方法直接产生，所以我们用机械方法产生。我们花了许多工夫，费了许多心血，许多同志在那里日夜赶工加工。研究道路是曲折的，困难是很多的，我们都逐步克服了，最终达到对这三种的关系的初步了解。在试验中，在模型里看到一串的涡，象长江下游的情形。

这不过是初步的结果，我们正在继续改善中。相信这两个研究问题都会对西藏高原影响中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气候有关。

我们这种工作都是初步的，仍然需要许多努力，才能作出更准确的结论。据中国人士的估计，以现有的实验设备来说，至少也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来完成，但我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些设备，而且得到一些初步试验结果，这是值得庆幸的事，证明中国气象学者是非常有根基，而且十分努力。

我可以举个例子：在工作紧张的夜里，不光是技术人员、工人，连干部也在动手。可是，在这次工作中，看到干部跟工人、技术人员的三结合，实在是处在一个协调的地位，指导工作的方向正确，同时，使技术人员减少了许多行政上的责任。

我们在力学所的研究工作，跟大气物理所稍有不同。在力学所对综合物减阻问题，原准备在一九七四年上马，因为我加入那里，把计划提前了。

我们做了三种试验：

第一种试验是在国外常用的，仍然要继续用下去，是对综合物性能作比较的一种方法，我们得到的结果跟海外是一致的，相合的。

第二种试验是用激光来测流场。这种试验近五、六年在中国发展得很快，我们进行的试验在很短期间内，跟清华大学工作者合作，逐步赶上国外工作。

第三种试验是个新的，在国外也刚刚萌芽，我们已经达到关键的部分，仍然有些小问题要解决。相信在最近的将来，可以用这三种试验方法来研究，确定综合物的性能。

我愿意借这一个机会说一说，综合物减阻对工业有很大的重要性。

第一，象由大庆到大连的大油管，需要用很大马力，才能使原油从大庆输送到大连，可是加上减阻机以后，可能减少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马力。这对于节省能量有很大的作用。又例如救火机达不到高楼的楼顶上，就不能救到那里的火，若加上了减阻机能使水喷得高得多，可以达到更高的地方去。

现在钻油、钻井，加减阻机可以减少钻头的摩擦，增加打矿井、水井的速度。这是对工业的一些好处，至于其他方面，我暂时就不提了。

这不过是工作中的初步，将来再做一些理论上的探讨，跟科学实验结合起来。

我觉得最大的体会是离开中国太久了，对中国的一一切问题都十分的生疏，这次得到学习的机会，更深切地了解了情况。

中国现在是科学化的国家，例如科学种田，科学应用到政治、经济、管理等方面，比科学先进的西方国家还要重视科学，所以中国的前途是无限量的。

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一九七二年虽然大旱，但是，仍能维持足衣足食，粮食从来没涨价。在旧中国，这一定有无数人逃到东北去讨饭吃，就象我幼年看到的情形一样。

第二件：一九七三年的世界性油荒，举世经济、交通、生活大恐慌，唯有中国不受影响，反有力量支援近邻国家的原油。

第三点有关人民币：现在一般公认人民币是世界最可靠的货币之一，从未贬值。

第二个观感，中国现在到处都讲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勤俭地向前求进步，这是从古以来没有过的情形。我认为在任何其他地方也没有这种情形。

五个月来，我们的生活环境非常好，非常安适，同时国家对我们的生活照顾，非常亲切。我可以举个例子，我到北京以后一个星期多一点，得了一点小病，这个消息几乎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中国的科技人员是非常认真的，开门研究的，所以大家象一家人一样，每隔一些时候，大家总是聚在一起，做工作上的总结讨论，应该在哪方面努力，哪方面缺欠。这是我在国外研究这么多年第一次看见的情形，所以我个人感到十分激动。

中国在气象工作方面有很大的进步，因为中国是一个农村广大的国家，人们仍然想知道有多少雨下在本地区的田里，希望知道在什么时候会下雨，刮什么风，他们好作准备，所以对气象的变化比任何国家都更有切身之感，气象技术人员的合作也很重要。所以在西北，当夏天雹灾很严重时，技术人员便下乡去，指导预防雹灾，用土炮也好，高射炮也好，不光是农民，解放军也全体动员。

在上海建造一个大的建筑物，当上顶盖的时候，需要派气象局的人来预告指导，以免大雨大风对他们的工作产生阻碍。

在中国，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人都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为人民服务。在我这次未回去前，以为中国的人造卫星气象是很落后的，可是，我到了不久之后，就发现并不太落后，而我们的国家对人造卫星的应用，对国外人造卫星的应用，已经发展得非常之快。全国在各省市区各重要单位都有接收人造卫星气象的设备，而且都能应用得很好。

最近在武汉开了一次讨论会，有一个星期的工夫，宣读了八十多篇报告，提出许多问题，都想得非常周详。同时利用人造卫星两次相连轨道所收到的材料，能帮助天气预报，这也是很重要的发现。

中国气象工作的发展，受到很大的支持。在各省、区、市都有许多气象哨，是由公社自动组织起来的，国家在仪器方面给予支援。这些气象哨对于公社有切实的贡献，帮助他们预告天气的改变，这也是独创的，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还没有由人民自动来预报天气，而为当地人民谋福利。这是中国的创举。

最令我惊奇的是，中国的气象材料并不落后，同时也能达到遥远的边疆地方，天气测量站的设备都是很完整的，这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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