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马克思

坟墓包围着的艾滋病村庄。

虽然有人说，一个人人都接受“假象”的社会，去谈论“真相”就是要去“犯罪”。可真相必须大白，总得有人说话。关于河南艾滋病事件的真相，从来就没有真正公开过，所以，我有话要说。

在很多次世界艾滋病日，每年的12月1日，我被邀请做演讲。许多次讲述着河南艾滋病事件发生的原因背景和艾滋病人群的生存境况。人们无不被那些来自现场的照片那些悲惨的故事强烈震撼。但是听众毕竟有限。这件事——河南农村艾滋病事件——的真相，绝大多数人，依然不知道。

关于这件事，我六年田野完成一本书《血殇》，只能在台湾出版。但是国人看不到，带回来，海关检查扣压了。有人不想让人们看到这本书，不想让人们了解这件事。他们害怕真相。

又一个世界艾滋病日即将来临，我还要讲这个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的悲惨故事。

这么大的一个事件，这么大的一场悲剧！成千上万上十万几十万人的生命和家庭啊！必须真相大白。

一  河南农民感染艾滋病的主要原因：不是采血器械消毒不严格共用针头，而是单采血浆回输红血球

一般都知道河南农民感染艾滋病，是因为卖血。卖血怎么会感染艾滋病？大多人以为是采血器械消毒不严格，共用针头。

如果再问：怎么会大面积传播蔓延？

人们会很不屑了：因为农民贫穷愚昧呗，这谁不知道？

也许还会很不耐烦地反问一句：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河南艾滋病的事情早就过去了，不是吗？

但是，事情远非那么简单。

上世纪80、90年代，河南农村掀起 “快速致富，献血光荣”的风潮，许多村庄被卷入其中。在疫情最严重的上蔡县，人们将之称为“全民卖血运动”。

这里的“献血”“卖血”是一个概念，就是到血站出卖血浆。这与以往人们理解的“卖血”不同。以往卖血，是卖血人员到医院卖血， 直接用于医院病人临床输血。

实事上很久以来，底层社会长期存在着一批专业或半专业的卖血人群，中国的医疗体制中没有相应的供血机制，中国基层县乡医院没有血库，卖血的人就是医疗临床用血的“活的血库”。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地农民就有人卖血，村民讲述当时情况：那时也有血头，叫血队长，医院有病人需要输血了，通知血队长找卖血的人，血队长知道有谁愿意卖血，就骑自行车来叫你。那时卖血的人少，也没有听说过传染艾滋病，有人卖了一辈子血，活到七八十岁。

1980年代后期，单采原料血浆使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血液开始作为生物制品的原材料被收购，血液的市场需求急剧扩大。各地纷纷建血站专门采集原料血浆，一大批“献血员”队伍应运而生，河南农村一些贫困地区几乎所有青壮年被捲入其中。

为了有所区别，人们将到医院卖血，叫做卖全血，简称“全采”；到血站卖血叫做卖血浆，简称“单采”。

所谓“单采”，是血站把采到的血用离心机分离，只留下血浆，把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采到的血浆卖给生物制品生产厂家，生产制造生物制品，如白蛋白、球蛋白、血小板、第八因子等等。因此，血站，准确称谓应当是“血浆站”或者“单采血浆站”。“单采血浆”有极其严格的操作技术要求，否则在回输血球的过程中，同一批卖血者中，只要有一个病毒携带者，就很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就是血站在“单采血浆”回输红血球的过程中，在卖血人员中传播开来，同时传播的还有疟疾、丙肝、梅毒淋病各种性病，等等多种疾病。

所以，河南农民感染艾滋病的主要原因，不是采血器械消毒不严格，共用针头，而是单采血浆回输红血球。

而且当时许多献血员单采、全采都卖，所以，又出现大批“输血感染者”。疫区卫生防疫部门说：“北京上海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医源性根源都在河南。医生开一袋血浆提成5－10块，所以不管是否需要都动员病人输血，都是受利益驱动，结果输血又感染一批。”河南农民不是万不得已不舍得住院，妇女生孩子才会住院，当时许多住院产妇被动员输血，致使一大批产妇和孩子感染了艾滋病。

豫东南艾滋病高发区的卖血农民的确是穷，但是贫穷并不一定非要卖血，特别是卖血浆。感染了艾滋病的农民说：艾滋病都是单采才感染的，单采是政府开血站才开始的。要不是政府开血站，老百姓去哪卖血？不卖血咋会感染艾滋病？

艾滋病村的村民诸老二接受采访时非常强调这一点：“穷！成份贫农，一等一的贫农。分家时候就分了一袋子霉红薯片子。我不抱怨爹妈，穷！”“急啊！当个老百姓，计划生育罚着，农业税提留款催着，给小孩子站房成媒，老父亲有病，困难得很，见钱跟见命了一样。不然会死了活了去卖血么？”诸老二一家三代卖血。他13岁时父亲卖血，他本人18岁开始卖血，他的大儿子16岁，小儿子14岁开始卖血。全家有6个人感染了艾滋病：诸老二夫妇，两个儿子，两个儿媳。都是因为“单采血浆”。

同样感染了艾滋病的村民栗春营说：“我兄弟姊妹4个，染上艾滋病3个。当时我兄弟修车去了，不然也逃不掉。我们一家，我的父亲母亲，我和我老婆，俺姐俺姐夫，我妹妹妹夫还有一个外甥，都有艾滋病。受不下去，受不下去，有这个病痛苦得很！我父亲是吊死的！有一些时，我烧得受不了，买农药也想自杀。”

咋感染这么多人啊？

“家里穷，急，穷哩很！公家提留款也出不上去，人家国家还不愿意，说献血光荣，利国利民利己。就都去卖血。”

但是，即便是穷，也不一定必然要卖血。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的诸老二后悔莫及，说：要不是卖血我身体好得很，也不怕掏力，拉架子车拉过3400斤，不是政府开血站，干啥不中，非去卖血？要说我卖血是因为穷，李宝安家可不穷，全村数他家过得好。有人找他借钱，宝安问一句借钱干啥？说做路费到开封去卖血，宝安说那我跟你一路去吧！就这！宝安就卖那一个血，感染了艾滋病，已经死罢好几年了。栗华中，小学毕业就出去打工，回来看村里人都卖血，几个年轻人打哄哄，玩哩一样，也卖了几个。除去挂号费、路费，一起吃吃喝喝花光了。“一吃一喝啥也不落，落了个艾滋病。”再说了，过去很早时候，村里就有人卖血，那时候都是全采，有人卖了一辈子血，活到七八十还好好哩，也没有听说过啥艾滋病。艾滋病都是单采才感染的，单采是政府开血站才开始的。

所以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的农民说：都怨政府！要不是政府开血站，老百姓上哪去卖血？不卖血咋会得艾滋病？

村民们回忆说：那时候到处都是血站，郑州空军医院、平顶山512部队医院，开封115也是部队医院，翠花路啤酒厂医院。开始都是部队医院，后来才是地方医院。开封就有5个血站。沈丘、项城、郸城、周口……都开血站！村里人就到处跑着卖血，不卖家少，都卖！县里小车下来宣传献血光荣，喇叭吆喝着：要致富，走献血路！自己县里有血站管献血，外县也有血站也管献血。“到最后，也不是不想买了，是找不到血站了。没有血站，上哪卖血？”
诸老二卖血一直卖到1998年，是全村卖血坚持到最后的一批人。2007年秋天，诸老二夫妇先后发病死亡。

河南农村艾滋病疫区，像诸老二、栗华中这样遭遇的农民很多。上蔡县疫情最严重的不是最闻名的文楼村而是后杨村，后杨村干部说：全村近4000人，1200多户，艾滋病死了300多人，普查时，还有感染者570多人，驻村工作队统计全村人口3210人，1800多人卖血，几乎家家都有人卖血（2006年）。沈丘县的银庄村，2600多人，600多户，1000多人卖血，也是几乎家家户户都卖血，有400多人感染艾滋病，至2011年12月31日，死亡245人。

驻马店是河南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官方最早办血站是1987年，光部队就开办11个血站。159陆军医院，是有名的烧伤医院，开始是济南军区后勤部的供血站，后来提供制造白蛋白原材料，为此专门成立了输血科。当地卫生局一位科长说，159医院之后生物制品厂多了，那时候大量批准成立血液制品厂家。军分区也建血站，然后发展到武装部。最后全地区建了33个血站。这些，都必须经过国家卫生部批准才能建。再以后需要血浆量大了，乱收血浆，要求不严了，不合格也收。当地医院用血也从血站来的，临床输血用血，都没有检测手段。

人们说到当时的卖血乱相：办血站赚钱就跟拾钱一样，淨赚！那卖血的人群黑压压的，比唱大戏都热闹，血站的人忙得很，采血的人手上的茧子磨得跟铜钱一样厚。当时河南卖血，的确很乱。1995年政府砍血站之后，官办血站和一些私人血站转移地下继续非法采血。农民从响应号召卖血到偷着卖血，血站从化验检测到“胡采不验”，局面更加混乱，洗澡堂子、私家院落、猪圈里、庄稼地，哪里都是采血哩，老百姓有人是一手烧锅一手采血。确山县，一个拖拉机一早拉人去卖血，天灰濛濛看不见路，对面来一个车队，把一拖拉机的人都撞翻到河里，都没人伸头看看，17个人全淹死。人都麻木了。后来就发现有了艾滋病。有个老生产队长，为了给老婆治病，卖血感染上了艾滋病。芦岗乡一个大学生乡长，他家是南大吴上堂村的，才分去时当宣传秘书，2001年当上乡长。后来老是发烧，检查出来艾滋病，喝药自杀。南大吴高桥庄，20多岁的小姑娘上吊死了多少啊？社会就这，咋就卖血？！这种事太多了，说不完。感染艾滋病的太多啦。卫生厅医政处副处长王传宗，看见血站洗手池里溅得到处都是血，说简直就是屠宰场！吴仪来河南很生气，说血头血霸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卫生局高局长说杀谁呢？都是部队的。

“中国艾滋病是外国传来的，内地艾滋病是沿海传来的，艾滋病大面积流行是当年单采浆献血造成的，单采浆是国务院卫生部搞的。——这话咱不能往外讲，但确确实实是上面引起的。”这是河南省内卫生官员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

一位基层卫生官员分析河南单采血浆传播艾滋病的背景和过程：传播艾滋病是因为办单采血浆站。这有一个国内外背景。艾滋病在非洲、欧洲、美国流行比较严重的时候，是在（19）80年代。国外就看好中国血液市场，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这个病。国际艾滋病流行惯例，都是由性传播。我国不同于外国西欧一些国家性开放。西欧保健品市场很大，利润很大，制造保健品原材料就是血液。那里的血液不敢用了，检测HIV成本太高。国外看好中国这个市场。另外国内还有一个背景，就是那些相对比较落后地区解决温饱之后，当年拐回来发展经济。经过动员，讲解一些血的基本知识，卖血或者说献血是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进行单采血浆工作，可以开展。所以当时国外都在中国建立生物制品所。国内一看单采血浆收益好，也盲目投资建厂，猛建！厂建起来就需要原料，就大量开发动员建立血站单采浆，卫生部出公文，要求一个县建一个血站。一开始这生意都好作，都建血站，也不需啥高新尖技术，抽了血以后搁离心机里一回就可以了，血浆提取出来，抽谁的血（红血球）回给谁，然后蛋白卖给厂家。但是底下建血站还是达不到规范要求。当时咱们国家市场经济还不太成熟的时候，哪赚钱往哪挤，遗留问题不去想。1992年，基本各县都有血站。血站暴利。开始一天采一个血型，后来混着采，袋子装得太满，血溅出来交叉感染。后来私人血站更混乱，A型、B型乱套了。血站天天轰轰叫，俺单位（疾控中心，过去的防疫站）就办血站，当时单位的主要财源。河南的血走向全国6大生物制品所。卫生部提倡这样办，地方上受利益驱动，一些生物制品所扩大，各个国家也投资，看好中国市场，大办血站采血。这就是单采浆献血这一块的历史。

就这样河南农民被动员起来走上献血的“光荣”之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们出卖自己的鲜血换取“资金”上交农业税、村提留、计划生育罚款，也盖房子娶妻生子，然后带着妻子孩子一起卖血；然后感染艾滋病被歧视鄙视；然后发病死亡，还被嗤之为愚昧无知……。

可以说，河南农民因卖血引发的艾滋病灾难，是在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双重背景下，完全没有竞争资本的农民以自己身体的血为资本捲入与市场的交换，所酿成的群体性的社会悲剧。但是卖血行为绝非底层民众的自愿选择，而是具有很大的误导性被迫性，其中最主要的是错误政策的诱致性和政治体制的强致性因素。以发展经济为名，由政府动员农民卖血，致使艾滋病长时间大面积传播，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特例。

二   全面封锁消息刻意隐瞒疫情，致使一场原本可控的公共卫生事件演变成一场人道灾难

卫生部疾控司提供的报告显示，1995年，HIV的感染者人数由之前的几百例突增至1567例，其中有相当数量来自河南农村1995年以前的卖血人群。血液传播问题一下子突显出来。但是，当时正在发生的一切，对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来说都还是未知。尽管上个世纪80、90年代河南农民卖血已渐成风潮；至1990年代中期各种经血液传播的疾病已经暗流涌动；从1995年起，官方不断采取行动打击查封血站；至1999年我国“艾滋”上报数字连续第5年大幅增加，河南农村局部地区艾滋病疫情大规模爆发，青壮年占80％以上……等等。但所有这一切，只是少数业内人士作为课题研究，外部社会毫不知情，甚至很重要的疫情报告在卫生防疫系统内部也不传达沟通。1990年代后期，河南农村一些地区的卖血农民已经开始发病死亡，但是也都处于蒙蔽状态，与相关信息完全隔膜，对正在来临的艾滋病灾难一片茫然。河南艾滋病疫情，很长时间处于社会资讯真空期。

诸老二和栗春营都反复跟我说着一句同样的话：“要是早知道卖血传染艾滋病，给多少钱也不卖血，要饭也不卖，打死也不卖啊！”后来我发现，这也是许多艾滋病村庄的人们反反复复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要是早知道……” 这样说时，他们都是满脸的懊悔与无奈。

他们是可以早知道的，只是，没有人告知他们。

一份重要的血源性传播疾病检测报告说明，早在1993年，河南省卫生部门已经发现，艾滋病在河南献血员中蔓延流行

一份河南CDC连续3年（1993-1995）对本省境内经省卫生厅验收合格的4县3市（包括濮阳县、兰考县、宝丰县、永城县、许昌市、洛阳市、开封市）七个单采血浆站所采的“健康原浆”进行二次复检的报告称：三年间共有588人份的血样呈HIV阳性。其中仅1993年就有542人份，这一数字大大超过了1993年全国的HIV阳性报告数274人。报告明确写道：“在献血浆人群中，不仅存在着甲肝、乙肝、丙肝的感染，还存在着严重的艾滋病的感染。”

这份报告说明，早在1993年，河南省卫生部门已经发现，艾滋病在河南献血员中蔓延流行。

河南艾滋病疫情爆发导致中国艾滋病疫情形势风云突变。这七家经河南省卫生厅统一验收合格的血浆站已于1995年3月关闭。

这篇题为《河南省部分献血浆人群血源性传播疾病检测结果分析》的专业医学检测报告，确凿无疑地证实了河南采供血传播艾滋病病毒至少在1993年已经开始，但是它的公开发表已经是在4年之后的1997年（苏惠存《疾病监测》1997年第12卷第7期）而且至今，河南当局卫生厅等相关部门，对此讳莫如深闭口不提。

而这项对“部分献血浆人群血源性传播疾病监测”是对七家单采血浆站所采的“健康原浆”进行二次复检，不是初检；且“七浆站”，多数并不在官方锁定的重灾区“豫东南6市13县”，更不属后来所规定的重点村“20乡38村”。这不能不使人担心河南艾滋病情势或许更为严峻。

而我的田野调查发现献血员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时间更早，1992年10月，上海的生物制品厂家回馈河南省周口地区沈丘县血站数名献浆员的血浆
“HIV+”，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就在当年，河南省卫生厅与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单采血浆目标竟陡然超过历年最高水平两倍之多。

官方整顿关闭血站，“但是不说砍血站的原因是单采血浆传播艾滋病”

也许是正是因为发现献血员中流行传播艾滋病，官方开始在部分地区整顿血站。最早从疫情最严重的驻马店地区开始。当地卫生官员说：1993年开始砍血站。但是，不说砍血站的原因是单采血浆传染艾滋病，而是“从保护生产力的角度提出来”，只说是因为卖血的人都干不动活了，行署让血站停了，当时其他各地还没有停。

河南省全面整顿血站，从1995年开始，媒体报导：“1995年3月，卫生部全国卫生厅局长紧急会议之后，河南省厅立即传达贯彻卫生部紧急会议精神，1995年3月31日发出明传电报，关闭全省所有单采浆站和血站的单采浆业务……。1995年5月4日，省政府在驻马店市召开7重点地市防控献血员HIV传播现场会，以政府名义下文在全省关闭单采浆站……”。

血站不让办了。“但是，1995年关血站，关不住！”当地卫生官员说。因为市场还需要血浆：一些生物制品厂才投资那么多建起来，还没有收回投资；一些原有生物制品所能扩大的也扩大了，还没见到收益。最主要还因为，由于隐瞒关闭血站的真正原因，老百姓不知道卖血传染艾滋病，还被宣传说卖血有利健康，说把身体里的血抽出来洗干净再还给你，治疗贫血还挣钱……，卖血农民也觉得抽点血，又回（输）过来也没啥关係，还在卖血。当地官方民间都认为：这一整顿才乱哩！官方血站转入地下，又整顿出来一批私人血站！“到1995年国家砍血站，1995年下半年、1996年私人血站开始多了，感染人也更多了。”1996年3月14日河南卫生厅和公安厅联合行动，大规模打击查封血站，卖血风潮大面上算是刹住了，有媒体称之为“3.14案件”。但是地下隐秘卖血一直延续到1998年。而此时，一些卖血农民已经开始发病死亡。

按照上级指示，对疫情严格保密，宣布该病为“无名热”

1998年，艾滋病村银庄已经不断有人发病死亡，村医以“疑似艾滋病”写报告给县乡防疫部门，县防保站来村里抽取血样检测，第一次9人中8人确证艾滋病。第二次13人，全部确证是艾滋病。这使乡防保站感到吃惊，他们说：照这种情况，全乡卖血人那么多，艾滋病得有多少哩？！但是，按照上级指示，对疫情严格保密，在乡村医生大会上，乡防保站长宣佈该病为“无名热”。

高耀洁教授和桂希恩教授都为揭露河南艾滋病疫情立下汗马功劳，享有极高的声誉。然而艾滋病疫区卫生防疫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此却很淡然，说：“他们都揭了盖子。其实不揭也是这，底下的情况早都知道。”上蔡县防疫站，1999年底，数据库艾滋病已经三四百人了，一直严格保密不报。后来记者来了包不住了，县委班子建议书记上报，报了
3
例。其实省里也瞒着。2001年县里向省里报告，全县卖血人员3—4万人，可以按20％感染率推算感染人数。省里没上报。当时县里负责卫生的主管副县长带着资料直接上了卫生部，卫生部大吃一惊。省卫生厅因此对县里很有意见。2001年卫生部来到县里，县里汇报“全民卖血运动”情况，陪同卫生部的省卫生厅副厅长不听汇报，嫌报告的数据太高，多次退回要求修改重报。那位主管副县长受到排斥，调任艾委会主任，有职无权。

直到2005年，艾滋病村的村医还是说：“1999年就确定是艾滋病了。不过上面不让说。现在村里是公开了，也瞒不住了，对外还是不公开。……不过我也不能再给你说啥了，我是村医，是政府的人，得跟政府保持一致。不然领导知道了会批评，会说不想干回家！对记者采访要无可奉告，领导跟着时一点不敢说。”

“实实在在讲，当时谁也没料到这后果，否则谁也不敢拿群众生命当儿戏，确确实实是认识不到。”在疫区，不止一个卫生官员跟我说过类似的话。我相信这是实话。所有人都相信，没有人有意拿百姓性命当儿戏，都知道“人命关天”的分量。既然如此，后果已经发生，为什么不可以亡羊补牢，尽可能将灾难损失降到最低？比如，在1993年河南省卫生防疫部门已经发现单采浆传播艾滋病以及各种疾病时，不是隐瞒疫情而是正视疫情认真对待，公开告知民众实情，及时采取措施进行积极有效的防治。如果这样，这场艾滋病灾祸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及时控制？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事实是，因为全面封锁消息刻意隐瞒疫情，以至诸老二们不知道灾祸已经来临，直到1998年还在卖血，从响应号召“光荣献血”到“偷着卖血”，在这条灾难的血路上走下去，直至发病死亡。

至今——自始至终，河南农民从未被正式告知过：当年的“献血”可以导致感染艾滋病、肝病以及其他传染病。

而艾滋病问题至今在河南依然是敏感问题，而且越来越敏感。这不得不引发人们对体制内部深层问题的思考。

就这样，由于全面封锁消息刻意隐瞒疫情，从1993年(甚至更早)到1998年，大批农民流动卖血屡禁不止，大面积经血液传播艾滋病病毒长达5年时间（甚至更长），使一场公共卫生事件演变成一场人道灾难。

三    “六个一工程”，河南艾滋病事件中最大的造假闹剧，由此中国政府完成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华丽转身”

疫情发生十多年之后，2004年3月国家卫生部再次责令河南“清查疫情”，6月，河南省当局“突然转变姿态”，由省委组织部挂帅“加大力度”，在全省开展大规模艾滋病防治帮扶行动。动因皆来自7月即将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艾滋病会议（2004年7月12日~15日，泰国曼谷）的压力。河南当局的帮扶行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举措，就是在疫区选择38个重点村作为“艾滋病防治示范村”，派驻工作组，实施“六个一”工程。

“六个一工程”是在全省38个艾滋病重点村实施的紧急建设工程，包括修一条柏油路、打一眼深水井、建一所学校、建一所标准化卫生室、建一所孤儿孤老养育院、建一个党员活动室，六项工程要求一个月完成。同时配套提出的口号是：实施民心工程，打造窗口形象！孤儿孤老养育院后来被统一称作阳光家园。党员活动室用做了村委会。

2004年8月下旬香港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及行政总裁刘长乐被请来河南，由河南省委副书记陈全国亲自陪同前往实施“六个一”工程的艾滋病村庄，现场参观考察后表示惊讶赞赏。当晚的凤凰卫视报导，一举改变了河南当局在艾滋病问题上的不良形象。国际舆论发生逆转，称赞河南省艾滋救助工作做得好，中国抗击艾滋力度大。至此，中国政府完成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华丽转身”。党和政府以救世者形象施恩于民救民于水火，地方官员利用艾滋病再创政绩，一场灾难性事件不但没有人受到惩处，反而成为立功晋升的资本。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参加河南省社科院“河南省艾滋病防治与帮扶工作研究”课题组，走进了河南艾滋病疫区。课题组任务很明确：按照省委省政府布置，反映河南省在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中的成绩，总结经验，“弘扬主旋律”，在国际社会挽回不良影响。而我希望借此机会尽快进入现场，调查了解疫情真实情况。

2004年10月，我跟随省课题组参观“六个一”工程。上蔡县芦岗乡阳光家园是所有阳光家园中规格最高的，因为著名的文楼村属于这个乡。带领参观的人介绍说，建这所阳光家园一共花了400多万元，外国人看了说中国政府真了不起。院子里的“绿地”眼看着就是密植的麦苗，一问果然，被问的人有点尴尬，说是任务紧迫，上级要求半月完成一期工程，一个月全部完工，来不及种草坪了，抢种的“美国麦苗”。这里除了建有寝室、学习室，还有餐厅、娱乐活动室、图书室、计算机室，计算机室里有5台计算机。设施的确很好，可以说是太好了。当时共收住了24个孩子，其中六年级12个，四、五年级各6个。陪同我们参观的当地干部私下议论说，要是把建筑材料花岗石换成砖，省出来的钱能照顾多少人！说是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太过分了，人家看了不踏实，我们自己看了也不踏实。

一位河南省领导人对外宣称：“六个一工程”建设起很大作用。重点村成了河南艾滋病村的亮点，水塔是彩色的，星罗棋佈。外国卫星来侦察，说是不是新的卫星基地？现在的艾滋病村很漂亮，因祸得福，比一般村庄发展超前十年。特别是阳光家园建得很漂亮，4个人住一屋，生活上每天换菜谱，弹琴画画。如柘城阳光家园小孩集中教育，十几天就不一样了，懂得文明礼貌，见人会说叔叔好。北京军委来参观很惊讶，说，咦，比军营还好！

而实际上，水塔只在文楼村建了一座，没有星罗棋布。柘城县官员说柘城阳光家园光晒被子没人住，还得8个人维护，只为接待参观来访。

事实上，建成的这些阳光家园几乎全部闲置。有些阳光家园为了应付参观，临时“借”孤儿应景。连我们那次参观见到的24个孩子，后来知道，也都是临时“借”来的。据省民政厅介绍，政策规定，孤儿孤老每人每月160元救助金，中央财政拨款。农村穷，老百姓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每月160元很管用，家里很多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孤儿多数都是给亲戚领养了，阳光家园没有人住。包括上蔡县芦岗乡那一所——一年后，我独自到上蔡县做田野，再看到的那所规格最高的阳光家园，大门上了锁，我透过铁栅门向里张望，看门人隔着院门很警惕地看着我，说：谢绝参观，不准拍照！那所院子里，很寂廖很荒凉。

在艾滋病疫区其他地方，人们说，咱这里不能跟上蔡比，它那里全省22个厅局都支持（全省38个重点村，上蔡县占22个，重点村分别由省直属厅局级单位派驻工作队），去年得了1个亿，单文楼就给了1千万，建水塔，建门诊，那是专门打造的形象窗口，作给联合国看的。

一位地方基层领导人说，当时建“六个一”任务紧迫，要求半月完成一期工程，一个月全部完工。上级领导来拍着肩膀说，工程要搞好一些，写个报告吧，给钱！结果是现在工程款压得抬不起头，垫资债主说，你当领导的搉（欺骗）俺。现在是报告打得太多了，100次也不止了。哪个领导来了，都赶紧打报告，没有用。现在净是来要账的，光接待费用都花不起。省里应该有措施，县里乡里背不起。救助是天大的好事，背着包袱不好干活。一次骗，可以。经常骗就不可以了。

一位乡党委书记说，你重点村“六个一工程”搞好了，我其他村工作难办了，都攀比，争着要当重点村，有的村情况比重点村还严重，省里能不能再增加一些重点村？

一位驻村工作队长直接批评说：“六个一工程”是“面子工程”、“牌坊工程”。这么多投入可以为老百姓做不少实惠的事情，比如发展生产自救。

有人更是尖锐指出：这种作法严重误导了舆论欺骗全世界。这是一种粉饰太平的做法，只是制造出一派艾滋病防治的“繁荣”景象，误导全国人民误以为河南省只有38个艾滋病村，这不仅不利于艾滋病防治工作，而且由于表面假像而耽误了实际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人们并不知道，在每个重点村周围，还分布着大大小小无数的艾滋病村庄，有的疫情更严重。

银庄是河南省38个重点村之一。卫生部长高强、河南省主管卫生工作的副省长王菊梅、河南卫生厅长刘全喜都曾到这里视察，村卫生室墙壁上宣传栏里有他们到访视察的照片，彰显着各级领导的关怀。我在村里也时常会遇到上级领导或者外来访问的人，他们被带领着，通过新修的道路来到新建的村委会、村卫生室，然后再被带往建在镇上的阳光家园参观。就像我自己曾经被带领着参观访问河南其他艾滋病疫区的“六个一工程”一样。

一切看上去似乎很好。

但是，如果走进村去，真正走进这些艾滋病村庄，就会发现依然存在着的贫穷、疾病和死亡。灾难并没有过去。村子里道路泥泞，不少院落人去屋空，一派萧疏满目荒凉。偶尔有鸡狗在游荡，也是悄无声息。村人说，畜牲也有灵性，这里早已是“鸡不鸣狗不叫”，亲戚朋友断了来往。

那些被带领着参观了“六个一工程”的国内外参观者，包括国际卫生组织的专家，联合国有关机构的负责人，包括凤凰卫视的刘长乐，都一致称赞河南省艾滋救助工作做得好，称赞中国政府抗击艾滋力度大。在许多相关场合，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在说“存在的问题”。因为我的确看到许多问题的存在，就像那个拼命要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在强大的主流话语面前，这孩子即便不被认为心怀叵测别有用心，也会被看做是“神经病”，不谙世事的愚蠢。这种时候，那孩子四顾茫然显得很小很傻很无助。仿佛真的很愚蠢。

在中国艾滋病事件的所有“造假”中，“六个一工程”是最大的造假，只有官方才有能力完成的造假。并由此孳生出更多的“造假”。也可以说，期间不计其数大大小小的造假由这场最大的造假孕育而出。但是，这个“官方”是谁？谁能具体指认出那些大大小小的造假者？官方报章影屏频频现身的都是惜民爱民的好官好领导。而所有身处其中的人特别是舆论界人都强烈感受到，从此，在河南“艾滋病的事”不是像对外宣布的那样“已经公开了，不保密”了，而是被控制得更严了。

四   至今，真相依然被隐瞒，而且更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

上面宣传部有指令，艾滋病的事，不准宣传不准报导不准调查不准研究

我带着“国家课题”的“尚方宝剑”在河南省艾滋病疫区做田野，开始被当作“上面来人”受到“热烈欢迎全力配合”。而真的展开调研时便受到重重阻扰，田野工作不得不处于地下半地下状态。

一次负责接待我的是某市委组织部一位陈科长，市委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办公室综合组组长。当时河南省从省、市、县、乡直至行政村，每一级层都成立了“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组”，一把手挂帅。这位陈科长很热情周到，他亲自陪同我走访市里疾控中心等相关部门，又亲自陪同我到县里安排基层重点乡村调查。县里一班人已经在县委新区招待所等候，县委组织部部长很热情地说：刘教授来调研，市委组织部早就安排了，我们热烈欢迎全力支持，刘教授有啥事只管安排，需要什么资料，我来安排他们办公室提供。主管卫生工作的副县长和卫生局长们也都积极表态全力配合调查工作。

但是，当县里发现我已经带着锅碗瓢盆长期住在艾滋病村里时，态度马上变了。已经安排好的几场民政、防疫部门的访谈都未能进行，都说人不在出差去了。组织部长已经亲自安排办公室主任提供的文件资料，也一份没有见到。陪同调研的县委组织部干事小王，人很谨慎，很少说话。这时悄声跟我说，“难啊，整个大气氛就是这样，他们听说你已经在村里时间很长了，都不敢见你了……。”

市委陈科长是个痛快人。他说，看起来调查有难度，基层情况就是这。上面来人从来没有像你问得这么细，你这么细问，他们很紧张。一般都有准备，按准备好的材料汇报不出圈。上次你跟省调研组一起来，在西赵桥开座谈会，实际上都没公开，那些艾滋病人都是为你们开座谈会“专意培养的典型”。这回你来，那天下午在市疾控中心，其实啥材料都有，也是不愿叫看。数字材料更不愿给。

问：不是你领着的吗？你是组织部的，咋会不听你的？你不还是市委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办公室综合组组长吗？

陈科长说：市帮扶办？一个空名罢了，还不知在哪设着哩！综合组长？那还不是应付你们上头来的人，墙上贴的，你们一走该是啥还是啥！别说我们，就是省艾滋病帮扶办也只管38个工作队，其他部门调动不了。

陈科长说，县委书记刚刚升任副市长，县长可能接任书记，还没有宣佈，这时候都怕惹事。你这是敏感课题，现在又是敏感时期。“正开两会哩！两会之后，四大班子调整，谁都怕惹事。”艾滋病的事，其实都没放开。原指望艾滋病人自生自灭，卖血感染的这些人死完事情过去就完了，没想到他们比外国（艾滋病）人还能活！都有顾虑，别说县里有顾虑，市里也有顾虑。你是不知道，你这回来，有的人滑得很，约几遍不谈，有的谈罢了也后悔。

陈科长似乎对此习以为常，说，他们不愿见就算了，他们有他们的难处。刘教授有什么事情能不能跟我说，看我能不能帮上忙？我看他说得很诚恳，便把我前期调研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和课题研究设想简要告诉了他。这位科长没有料到我“真的做调研”，真的已经对基层情况瞭解了那么多，脸色即刻凝重起来。陈科长说，说实在话，全市定了几个省级重点村，除了你去过的银庄可以放开说，其他庄还都不敢说，不敢公开。那些不是重点村的就更不敢说了。政府不敢叫说怕影响政绩，群众也不敢说，怕歧视丢人孩子寻不下媳妇。陈科长说，刘教授你不知道，沙河的癌症村、沈丘县的假药报导，对当地政治经济造成致命打击，所有班子换完。非典时期，撤换一把手，一票否决。底下情况就是这样……。

最后陈科长长叹一口气：“现在，我也害怕，怕追问是谁接待的你。我担心你把我卖出去，心里一直沉甸甸。”

我明白他的意思，也明白他的处境。

所以我一向对如何安排使用田野资料很慎重，常常要做必要的技术处理，既不能失真又不能给被调查者造成伤害，这是我们起码的职业道德。

临别，陈科长又说：“我们现在真的非常害怕。怕追问是谁接待的你。”我再次请他放心。陈科长说：“上面宣传部有指令，艾滋病的事，不准宣传不准报导不准调查不准研究！”又补充说：“这也是我们市领导的意见。”

尽管我的田野调查常常遇到阻碍，“不准宣传不准报导”也就罢了，竟然还有这样公然的明目张胆的“不准调查不准研究”的指令，真是使我很吃惊。

以后，我不断受到这样的警告：“上面宣传部有指令，艾滋病的事，不准宣传不准报导不准调查不准研究！”还有更肆无忌惮不可思议的一句：“你不能站在艾滋病人一边，对艾滋病人的打击，要比平常人力度大！”

国务院检查组进村，“省委组织部下死命令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你弄回来！”

2007年1月我又来到银庄，计划像以往一样在这里度过春节。在这个中国传统的节日里，外出打工的人都会回来，会有很多故事发生，是很好的田野观察的机会。

但是，在工作组召开的全村艾滋病人大会上，镇党委书记突然发飙寻衅，紧接着我的单位社科院电话给我，责令我“立即回来！”并连夜派车到村里“接我”。由于事发突然，险些酿成事端。村民怕我“出事”，要租两辆大巴车跟我一起上郑州，到省里为刘老师
“扳平”；要请乐班敲锣打鼓吹响器到社科院送块匾，证明刘老师是好人。而我不想事态扩大，我不想有任何的节外生枝，我只想完成我的课题研究。要赶在大巴车来到之前离开，于是上车跟他们回去。那天夜里乡亲们先是围着我不让离开，最终在工作组组长声嘶力竭的劝说下让开一条路，但是并不散去，而是簇拥着我乘坐的汽车为我送行。黑夜里，汽车在人们的簇拥下一路慢慢行驶，穿过整个银庄又穿过B镇集市，引得集镇居民都出来围观。4个村庄数百号人浩浩荡荡，只听得咵咵脚步声没有人说话，很是庄严肃穆悲壮……。那情景至今回想起来还是像做梦一般令人感动。

回到院里，第二天有人悄悄告诉我：国务院检查组要去，怕你乱说话，省委组织部下死命令，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你弄回来！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国务院调查组竟然进了银庄村。

待我返回村里，人们告诉我：

那天村里村外撒了好些岗，下午两三点时候，国务院检查组来了，直接进了村卫生室。卫生室云良在输水，问低保落实了没有？运良不知道啥是低保，书记说，发的那180块不就是低保？运良说，哦，那知道，前儿才发哩，咋会忘记哩？问用药情况，运良说这不正输着水哩么！乡里书记镇长、县卫生局长都跟着。村民也不知道咋回事，是啥人，都不敢说啥。栗新臣好说话，一见他过来，县卫生局郑局长立马把他拉到车上“说说话”，黄庄白集转了一大圈子，等检查的走了才拉他回来。检查组又到几个艾滋病人家里去看看，也是问用药情况，问政策落实了没有？生活有啥困难有啥要求？长山说“三个都是年轻人，三十来岁，看着都是不当家的。”中祥说“其中一个姓陈，听人喊他。人家说话可好，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全营说，满囤跟着，派出所马中峰放风，一会儿给政府打一回电话，报告说：“没啥事。”

“群众也不敢说啥。走到哪都有那几个人跟着，有人做笔录，满囤是人家的眼线，专听你都说些啥，立马汇报你。还能说啥？说了也没有用，人家走了你受’挤兑’。大喇叭吆喝：举报奖励2000元！村里几辈子出过这号人么？”

“能说啥哩？一切事先都安排好了，谁输水，去谁家，交代到时候不能乱说。国务院来人前几天，镇政府叫银庄村突击填写发放低保户和孤儿救助证，栗卫华他们几个村干部连轴转忙了几天几夜。前一两天办的单亲救助证，也不要火化证了。”

“不管咋样吧，这上头来人还是对老百姓有好处，要不然这些救助的钱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发到群众手里……。”

有几个艾滋病户拿着新办的孤儿救助证给我看，说他们刚刚领到一次孤儿救助款（200701），但是本子上填写的时间却是从2005年就开始发放了。他们问：以前发的钱哩？

“国家给艾滋病人钱再多，到不了咱老百姓手里，都是底下的贪官们贪了！”“给艾滋病人开药，药价贵得很！”“还有假药的事哩？！”

人们七嘴八舌。

最终一致要求我：刘老师，你还得替我们向上级反映！

我已无话可说。

有人说，你们就会给刘老师说，当时人家国务院的人来时候咋不说？

是啊。咋不说？……可又怎么说？

……

来自中央政府最高层的国务院检查组，能够走到中原地区一个最基层的艾滋病村庄，工作不可谓不深入。他们走进村里的卫生室，看望卫生室里输液的艾滋病人；走进艾滋病家庭，了解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落实情况、询问抗病毒药服用情况、了解百姓生活收入情况；问还有什么困难什么要求？他们“说话可好，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可以说，他们从最高层深入到了最底层，他们亲自看到了最底层的艾滋病人，他们了解到了最底层的情况。

但是，银庄的百姓说，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他们什么也不了解。所谓“真相”，被一种“无形”隔着，就是看不见，看不清。这“无形”，是什么呢？

直到有一天，高耀洁老师跟我说，你写的报告通过李丹转上去了，李丹说一点用处也没有。我才突然明白国务院检查组为什么径直进了银庄村。我写过不止一次的报告，给地方，给省委省政府，通过各种关系给不知道会被送到什么地方的“上级领导”。写得太多了，多到我都不经意到忘记了。看来，有一份报告，还是有了一点作用。据悉国务院检查组原本计划2007年1月30日进村，后来改为2月1日。2007年1月30日，正是我在村里被“接回”院里的那一天。因为我一个小小人物在村里，国务院检查组的行程安排被推迟了两天。

那个“无形”的阻隔，看不见却无处不在，一堵无形的厚重的屏障阻隔着，上下就这么难以沟通，信息就是这样被封锁。

五  追寻真相，记住历史，为了历史不再悲剧

时至今日，许多人都以为，河南艾滋病事件已经过去了，中国政府做得很好，艾滋病人得到了救助，由艾滋病引发的社会性的恐慌动荡似乎业已平息。而实际上，官方一直竭尽所能封锁消息，河南艾滋病事件的真相从来没有真正公开过。社会民众对艾滋病和艾滋病人的认知一直存在误区，国际社会瞽目塞耳难察就里，卖血感染艾滋病的农民成了最遭鄙视歧视被污名被妖魔化的一群，揭露真相的人受到打压打击。

《血殇》（台湾唐山出版社，2012年3月），是我整整六年置身艾滋病疫区现场，调查写作完成的田野报告，是对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事件的真实记录，也是与河南农民艾滋病人群一起对这段历史的共同见证与解读。大陆出版不了，不得已在台湾出版，历经千难万难，国内民众还是看不到，海关检查扣压了。这原本还是一项国家研究课题，但至今不予结项。——这些也都非常明确地表示着当局一贯的态度意向：封锁消息隐瞒真相，为的是逃脱责任绝不认账。

整个事件自始至终无人负责，“冤无头债无主”，无论地方还是中央，没有一个人对此负责。舆论界批评地方政府隐瞒于前，复又塞责于后，国外媒体在报导中公开指责河南省卫生部门，对于河南省艾滋病的发生与流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河南地方当局则强调“上面的责任”，
“造成艾滋病大面积流行的单采浆献血是国务院卫生部搞的”，“建血站有上级文件”；面对由艾滋病引发的社会震荡和国际社会舆论压力，上层严饬地方政府“清查疫情”；地方政府、基层部门则抱怨，“我们现在是忍辱负重为上面分忧，是政府的一道牆。”事发之初，一度由医院承担责任，而这种由体制决策失误造成的受害人数众多赔偿数额巨大的责任，显然是医院无力承受的，医务人员徒然做了替罪羊。于是索性授意司法“输血感染的艾滋病案件不予受理”，受害百姓更加求告无门。搞运动式的“帮扶工作”表面很热闹很有声势，而实际上只是造假闹剧。从省里到市、县、乡乃至村，层层建立的专门机构“艾滋病防治帮扶领导小组”，只是自欺欺人“贴在牆上的”官样文章，“做给上头看”、“做给联合国看”的“六个一工程”是这场闹剧中的造假之最，欺骗了全世界。最上层的权力集团只对政权负责强调稳定第一，注重的是国际舆论；各级官僚只对上负责，为的是保自己的官位。整个官僚体制都不是对下负责对事件负责对百姓负责。他们对于这样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件，最要紧的不是面对真相救命救人，而是：掩盖真相封锁消息。

（作者刘倩系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血殇》一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