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导演贾樟柯发了一条微博：“雾霾，下决心搬离北京。”

贾樟柯的微博引来了网友围观。有人揶揄，“你居然嫌弃雾霾？”有人反揶揄，“啥时候大家和雾霾‘厮守’出感情了？”

不管是嫌弃，还是“厮守”，在京城，雾霾如影随形，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想躲，躲不开；想逃，逃不掉。

霾月早晨8点，天还没有亮透。农场主于跃从海淀区的家开车出门，感觉一下掉进了大片里的场景。

车开上四环，于跃几乎看不到前车尾灯，开得小心翼翼。好几起小车追尾，堵住了道路。

中午，城市一头的监测仪记录下的PM 2.5数据逼近1000。

拉勾网CEO马德龙站在中关村创业大街的牌坊下，几步之遥的3W咖啡朦朦胧胧，远一点的言几又书店若隐若现，相邻的中国投资人中心完全消失。这条总长度只有200米的大街，整个被浑浊的“怪兽”吞噬。

这是他在北京13年间，经历过的最严重雾霾。

马德龙的手机，蹦出好几名同事的请假短信。恶心、胸闷、头疼，同事的症状大同小异。他自己也咳嗽不止。他意识到，这样的天气出门，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马德龙坐在桌面，一边咳嗽，一边敲击键盘。“今天，除负责APP新版本开发的同学需要继续坚守，其他同学原地解散，大家可以在公司前台领取口罩，回到有空气净化器的家中。”

跨界艺术家孔宁穿着一身蓬松的婚纱，走上街头，开始又一次行为艺术。白色纱料上，缀满999个防霾口罩。

孔宁站在街头，抬头望向灰蒙蒙的天空。年纪大的市民凑过来，“这么冷的天，穿这么少？”孔宁解释，“我想让那些污染排放的企业老板看到，走走心，别再污染空气，别让孩子得疾病。”

咳嗽，胸闷，孔宁觉得上呼吸道也沙沙的疼。

一个红绿灯路口，孔宁问维护交通的安全员，“为什么不戴口罩”，对方看她一眼，没有说话，指了指哨子。

“哦，他们要经常吹哨子”，孔宁看着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脸，心又闷闷地疼起来。

下午3点。孔宁结束在北京站的艺术展示，回家吃饭。窗外仍然一片昏黄，预报中的风还没有来。

全城都在等风来，等风来，等风来。

午夜时分，起风了，北京全城从混沌雾霾中钻出来。2100余万北京人，熬过了有史以来最“浓郁”的雾霾天。

这天是2015年12月1日，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然而，对于北京城来说，也是一个霾月的开始。

2015年的最后一个月，北京城的雾霾几乎从未消散，预警几乎从未停歇，甚至红色预警也在这个月前所未有地拉响两次。

气象台预测说，北京城将在五级重霾中跨年。

抵抗雾霾厚重，包裹着整个北京城，被风吹走，很快又卷土重来。

于跃出生于怀柔，印象最深的就是风大。怕迷眼，上街的人大多围着纱巾，五颜六色的。但风渐渐没了，静稳天气频频给雾霾发出“邀请函”。霾来了，五颜六色的纱巾都换成了口罩。

2013年左右，PM 2.5成为大街上人人都知道的名词，于跃也加入抢防霾口罩的大军。一买就是一大箱，十几元一个，计划一天换一个。但于跃只戴了一次，就扔在柜子里了。孩子也不愿意戴。

防霾口罩紧扣在脸上，细密的纹理，过滤着呼吸进的空气。口罩不能露出缝隙，戴上憋得受不了，不封严没用。“特别不舒服，脸都勒出印子了。”

于跃索性破罐子破摔，不戴了。

后来于跃又花了一万多元，买了一台空气净化器，安装在孩子的房间。

在北京，普通人没有办法在“要命的空气”中独善其身。口罩和空气净化器，是他们抵抗雾霾的“武器”。

马德龙尽量让家里环境好点，每个房间都安装一个空气净化器。PM 2.5指数300多时，马德龙也会把两个孩子送到幼儿园，那里也有空气净化器，老师不会让孩子去户外。

但更小的孩子只能被困在家里。

7个月的女婴“小被子”最近都很少出门。她的摇篮放在窗口，“小被子”趴在摇篮边，眼睛亮晶晶的，巴巴地望着窗外。之前，“小被子”被带出去不到一小时，回来开始咳嗽，小脸发红。

年轻的母亲王娟买房时考虑了空气，选了西山脚下的一个小区，邻近动物园，宣传页印的是“挨山临水空气好”。

现在，她们的窗外，是被拆了一小半的冷泉村。傍晚，家家户户点起铁炉子，燃煤的烟雾升腾起来，在低空纠缠成一大团，久久不散。

王娟把家里所有的窗缝用胶带粘住，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风力，24小时呼呼地吹着。王娟听着净化器的声音，觉得该买一台新的了。

她的朋友在一个PM 2 .5数值300多的雾霾天，被迫带着宝宝去打疫苗。“拖了十几天，一直挑不出能出门的日子。”

阳光都成为奢侈品的世界，只适合吸血鬼。王娟愤恨地抱怨。

“真像龙应台说的那样，我希望世界知道，我交出去的是一个孩子”，王娟和无数妈妈一样，尽力保护孩子的心，也被裹在霾里无力挣扎。

逃离月底，“小被子”被诊断患了肺炎。王娟抱着女儿，5天跑了3趟医院。

挤在人山人海的儿童医院，王娟在朋友圈爆了粗口，“可恶的雾霾，你大爷的”。

重霾来了，高速堵了，北京城里菜价飞涨，大白菜涨了5毛，绿叶菜涨了不止一元。

王娟想算一笔账，看看雾霾欠了她多少，但除了金钱能衡量的，还有更多隐形的伤害。

晒不到阳光——孩子心里不高兴——不高兴就有童年阴影——有阴影长大后心理不健康……王娟被自己推导出的多米诺骨牌，吓了一大跳。

“小被子”睡着了，呼吸仍然粗重，王娟的心始终揪着。“为了能给孩子一片蓝天，作为妈妈我真的什么都愿意做，可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老公的工作、孩子的户口，不是一下子就能舍弃的，再说，又能去哪里呢？”，王娟被无力感抓住，挣脱不开。

马德龙也为孩子的未来忧心忡忡，“我不希望我们的孩子，二三十岁时，已经受不了这样的空气，满身疾病，这是很难接受的事情。”

年轻的互联网CEO对北京又爱又恨。“做互联网，最好的资源都在北京，除了空气、交通不是优势，其他一些都是优势”，马德龙难以逃离，至少目前不行。

接近一半的互联网公司选择北京，一大批互联网年轻人在这里享受机会，忍受雾霾。

但忍受并非没有期限，马德龙忍不住连串咳嗽，“如果这么持续下去，大家都会搬的，很快”。

于跃是已经逃离的人。她给孩子创造了逃离雾霾的机会，但也仅是短暂的。

孩子四五岁时发现哮喘，对尘螨过敏，每天都吃抗过敏药。于跃的过敏性咽炎，也经不起空气的刺激。

“我要远离城市，给孩子提供最好的环境”，于跃辞职从城里逃遁到山林，建了一个有机农场，起名“悠然谷”。

地图上，在北京最北部，有一块月牙状的原始次生林，森林覆盖率达到85%。于跃在里面承包了5000亩，看中的就是这个“天然氧罐”。

她希望打造一个空气“避难所”。

“我们那有的是蓝天，和洁净的空气”，于跃不时回城，向城里人推销这个“世外桃源”。悠然谷距离北京130多公里，更接近河北。

“真远”，客户发出抱怨。

“如果不远，如果不是在大山里面，就没有这么好的空气。”

可孩子要在城市里上学，不能总呆在悠然谷。京城每次重霾来袭时，于跃和孩子都没能逃开。

“为什么学校要在城里呢？污染源哪里来的？”整个12月，和儿子一起被困在城里的于跃，觉得挺可悲的。

悠然谷，只是个念想而已。

END

（作者：陈显玲。来源：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