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养懒汉”，把这个罪名加之于计划经济时代 — 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前30年 — 工作和生活的中国人，纯属诬陷诽谤。

毛泽东主席赞扬中国人民：“六亿神州尽舜尧”。最近30年多年时髦一种奇谈怪论,是宣布自己的父亲一代、祖父一代甚至曾祖父一代是懒汉。谬言流布，畅行无阻，见于报纸、刊物、电视、广播、论坛、课堂、官员专家的演说、因特网以及大量所谓创新性著作。这成为共和国建国以来，一个涉及亿万之众、迁延时间最长的冤假错案。

系统地辨诬、甄别、还历史本来面目，是历史学家、法学家和相关职能部门的事情。我和同时代人一样，在那个时代平平常常地读书、就业、成家。老了，30年懒汉的“历史问题”，终究要给儿孙一个交待。

“计划经济养懒汉”，被侮辱的对象不是哪个个人，不是少数人，而是一代人甚至不止一代人。这是涉及几亿人道德品质、历史功过、民族素质的大是大非问题,是维护中华民族作为勤劳勇敢的民族的统一性还是制造民族分裂、诬陷我们民族在某个时代变得懒惰的大是大非问题。

我们这一代人,大体包括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50年代出生的人，年长者有机会参加解放战争，大部分生活和工作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属于新中国的建设者。这是中国胜利地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和后来的对印自卫反击战，从不能制造一个螺丝钉到制造自己的汽车、火车、飞机和“两弹一星”，在国际社会挺起腰杆的时代，是在西北大沙漠建起原子弹试验基地、在北大荒荒原建起大庆、在金沙江崇山峻岭建起攀枝花等一系列现代工业城市的时代，是产生黄继光、王崇伦、王进喜、雷锋、赵梦桃和吴桂贤的时代。这是英雄的中国人民，无数的工人、农民及其知识分子，在国家长期分裂、战乱、贫困落后的废墟上，以伟大的牺牲精神，投身艰苦劳动和开创新中国的最初辉煌篇章的时代。今天的一切，基础都是在那个时代奠定下来的。

检验一个人懒汉与否的一个简单标准，不妨看参加重体力劳动的表现。相比于在一线劳动的工人、农民，我这样的普通知识分子算不了什么;他们真正是是共和国的脊梁，是最艰苦劳动的承担者和最大财富的创造者。但是在我个人的经历中，从中学、大学到走上工作岗位，每年冬春、夏收和秋收参加农村的劳动，也已经成为常例。大学以后作为工作队员的农村整风整社、四清，同时也参加劳动。

1956年初中毕业，暑假参加一家重工业工厂的基建，挖土方。这是记忆中第一次重体力劳动。每天8小时，完全没有机械，只用铁锹，赤日炎炎，挥汗如雨，在欢歌笑语中拼命干活，比赛出力。两个月，每人发45元，名称为“伙食补贴”。第一次自己劳动挣钱，伙食免费，没有定量，其实无须补贴，全数交给家里。当时在学校吃饭，每月伙食费6元 — 以午饭为例，两勺菜、一个3两的馒头，不够的时候随意加小米饭。相比于这个6元，45元，感觉已经很多很多了。

今天一些文章，把1958年的大跃进看作玩闹和笑话。作为一个亲历的过来人，我倒认为那是中国党和自己的人民一道怀着美好愿望，又一道在错误中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学校。

大炼钢铁。我参加的工作是运矿石。百斤上下，肩扛背驮，翻两座山，运到冶练处，再把练出的铁块，也是百斤上下，扛到山下的汽车站。肩膀红肿，垫一件旧衣服，没有一个人叫苦。练出的所谓铁，不过一块黑疙瘩，质量不敢恭维。那是“放开肚皮吃饭，使出力气干活”的日子。同学中的冠军，一顿饭可以吃6个4两的馒头。

1959年冬季，大学一年级，天津郊区一处叫赤龙河的地方，挖渠。中年教师和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一道参加劳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宽大水渠，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数不清多少人，挥动铁锹，两边堤坝或上或下，抬筐、挑担川流不息。水渠完工，一位中文系教师题诗，有“众英雄划地为川”的名句。50年以后，一位毕业留校、也已经退休的同学见面，说我们挖的水渠还在继续发挥作用，只是两岸树木早已遮天蔽日。

1960年秋冬，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粮食最紧张，新潮家宣传饿死3000万的时代。我们20岁左右，经常吃不饱，主食之外，要增加野菜充饥。拉犁两腿发软、冒虚汗，饿得直不起腰就趴着拉、跪着拉。我的老师、同学没有一个叫苦，没有一个饿死，也没有听说附近村子里的农民饿死。

毕业以后分配在一家理论研究机关工作。那里集中一批共产党的高级知识分子。8小时工作制，每天晚饭以后直到夜里10时左右，办公室都亮着灯光。没有特别的组织安排，大家都自觉地在业余时间读书写作和讨论理论问题。今天的机关，无论大小，都雇有专门的服务人员负责卫生，或者把这项工作包给社会的家政公司。那时所有的工作人员 — 从部级领导干部到科员、干事，都自己打扫自己的办公室，轮流参加或分片负责机关公共卫生工作。

1969年下放五七干校。一批知识分子，在滹沱河的荒滩上清除杂木野草，开辟良田，第一年水稻亩产即900斤。自己种粮、种菜、养猪、盖房，锻炼得扛起200斤一袋的大米毫不吃力，创造扛起250斤一袋绿豆的纪录。此前1965年在广西农村四清，一位当地的青年女社员向我挑战，结果她挑起200斤的担子健步如飞，我被100斤的担子压得气喘吁吁。这也可见五七干校的成果。老一代理论家和我们一起挑大粪、起猪圈。经历延安整风的老大姐负责养鸡养鸭。在机关时候的失眠、神经衰弱、腰腿痛、慢性胃病一扫而光，也没有听说有人患高血脂、糖尿病、痛风和癌症。1975年起陆续恢复工作。那是扎扎实实当农民的七个年头。

我的妻子在文化部的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在半人深的泥塘积肥，一次搬6块各15斤的土坯盖房。那里集中许多卓有成就的文化名人，一样参加劳动。

就我个人而言，从来不认为参加体力劳动有什么不好，更不认为读了几本书，再参加劳动有多大委屈。我的幸运在于，没有和几千万同时代人一起，后来被卷进下岗失业的泥潭，而是终于可以工作到法定年龄，正常退休。失业是对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毁灭和对人的起码尊严的最大侮辱，是一种可怕的社会病证和人间的苦难之源。曾经和一位对五七干校生活深恶痛绝的老友讨论。我说，请你选择，要么失业、买断工龄、自谋出路，自由了。要么上五七干校、劳动、有时候要挨批判，但是保留工资、免费医疗和原先分配的住房。他回答：挨批判也不过“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过一段平反甄别就是了，和失业完全不同，倒是宁可上五七干校。

谈到所谓“计划经济养懒汉”，我就和身边的年轻朋友探讨：回去问问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你懒还是他们懒?年轻朋友并不认为长辈比自己懒。

儿孙们记着，可以批评你们的父亲一代、祖父一代、曾祖父一代有别的错误，但是你们没有资格享用长辈们创造的财富，同时指责老人们是懒汉，你们没有权利侮辱养育了你们、为你们的生存和发展付出牺牲、创造了基础的长辈。

2015年3月5日

(作者简介：卫建林，1939年9月生于山西省闻喜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因病于2016年8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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