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一岁时的一九五八年，在台北市牯岭街旧书摊上寻找中国三十年代文学作品之余，极其偶然地接触了三十年代的社会科学书籍，改变了半生命运。《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教程》、《联共党史》、《马列选集》（莫斯科外语出版社，第一卷）、《中国的红星》（即《西行漫记》日文本），抗战期间出版的毛泽东论文小册子（如《论持久战》、《论人民民主专政》）乃至六十年代初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日译本），完全改变我对于人、对于生活、对于历史的视野。

大学毕业不久的一九六三年，中苏共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理论论争，而中共竟把这理论斗争诉诸于大陆全民：将针锋相对、往返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的、严肃而绝不易读的论文，一日数次透过电台广播。而在台湾的我，则必一日数次躲在闷热的被窝里偷偷地、仔细地收听这些把中苏共理论龟裂公诸于世的、于我为惊天动地的论争。

在论争中，中共对苏共分析苏联国家和苏联党为“全民国家”和“全民党”，提出尖锐的批判，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向着共产主义过渡的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阶级，也就仍然有阶级斗争。当一九六六年大陆再次以惊人的形式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登场，我便自然地以“九评”中提起的持续革命论和反修正主义的观点，去理解这史无前例的运动了。

我的诧奇的眼光，看到文革的火炬在全世界引发了激动的响应。在东京大学，学生占据系办公室，批判权威教授，要求教育革命；在法国，“巴黎五月”使戴高乐下台，开展了新的思想运动；在美国，民歌复兴运动、言论自由运动、反越战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风起云涌。我读着题为《公社国家之成立》的日语论文，论证着中国的文革如何体现了巴黎公社运动中工人起而建造阶级的国家政权的传统，宣说“一个新的人类、新的文明、新的国家政权正在中国的地平在线升起……”而心怀激动。

于是，在一九六八年，我怀着这文革的激动被捕，接受拷讯、走进了黑牢。

但这一段属于我私人生活历程中的文革，并没有在我投狱后对我宣布其结束。

两岸分离使历史脱臼

一九六九年底，我被移送到台东县泰源监狱。七零年初，即使从开着“天窗”的报纸，我们也敏锐地感觉到囚壁外的世界在急速地变化。我知道了保钓爱国运动和它的左右分裂与斗争；我知道了保钓左翼思潮在岛内引发了一场“现代诗的论争”。

一九七五年我出狱回家，着手搜集关于保钓和文革的文献，看到了两岸分断所造成的历史的脱臼。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政。经过了十七年的建设和探索，实务派的干部对于进一步发展经济、稳定现有秩序，有迫切的要求。但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政团，则忧心开发主义背后的资本主义性质，忧心要求稳定和秩序的背后的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和党群关系的剥离、工农同盟的弱体化……这是一场对待革命后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时，是要右向改革（实务派）还是左向改革（毛派）的大争论。

然而，来自白色的港台、在保钓运动前基本上对中国革命一无所知、甚或保持偏见的保钓左派留学生，却在短短几年保钓运动中辛勤而激动地补了大量的课，不少人经历了触及灵魂深处的转变。他们从一个丢失祖国的人，变成一个重新认识而且重新寻着了祖国的人。他们更换了全套关于人、关于人生、关于生活和历史的价值和观点。有不少人为此付出了工作、学位甚至家庭的代价，却至今无悔。祖国的分断使历史脱臼，运动则使历史初初愈合。

四九年底到五三年的反共恐怖肃清，使日帝下殖民地台湾艰难发展的民族解放论的传统为之毁灭。这段毁灭绝不只是残酷的屠杀，而是一代民族／民主运动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哲学、社会科学和审美（文学艺术）这些体系的正统和传统在台湾的灭绝。一九五零年以后，正是在这肃清的血腥的空白上，移入了美国“自由主义”、“民主”、“资本主义”、“反共”……这些冷战的意识形态，一直到今天，成为战后台湾的主流思潮。

保钓打开思想空间

然而，几乎整整一个七十年代，保钓运动却奇迹一般地打开了一块反主流、反冷战的思潮的空间──现代诗批判、学术中国化运动和乡土文学论争。在冷战与内战交织的白茫茫的荒野上，提出了关心工农、反对帝国主义、民众文学、民族文学、文学艺术的民族性和阶级性、台湾经济的殖民地性……这些尖锐的口号。

然而，没有保钓左派，就没有这一段“脱冷战”的思想运动，而没有中国大陆的文革，就没有保钓左翼──也就没有七十年代的现代诗批判，没有学术中国化运动，更没有著名的乡土文学运动。

全盘否定或者全盘肯定，都失于轻薄

文革结束之后不久，大陆主流的文革论是对文革的全面否定。然而，文革结束后二十年（编者注：原文发表于1996年）的今日，据说在海外年轻一代大陆留学生中正在发展新的文革研究，对“全盘否定”的主流论说，提出深刻的质疑。如果历史把文革的实体之研究交给文革结束前几年才出生的一代，那么，即使不曾直接经历过文革的台湾的年轻一代，大可不必因没有直接、间接的文革体验而谦让研究和建构文革论的大义名份吧。

文革是一段复杂的、万端的历史。三十年后的今天，要否定文革，势必和搞全盘肯定文革一样，不能不失于轻薄。例如在“开放改革”中没有得到好处的广大的人们，今日重读毛泽东在文革期间主张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持续性存在；反对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党里面存在着“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旧社会的文化、思想、习惯正在复活……这些言论，仍然会激起很深的共鸣。

八十年代后期，随着苏联和东欧的解体而宣告结束的冷战，使美国成为单极独霸的霸权，而“意识形态的终结”、‘自由’、‘民主’、私人企业、无尽的经济繁荣……宣告了最后的历史性胜利──而共产主义运动终于宣告彻底的“失败”的说法，也成了世界性主流的论述。这些说法，透过西方长春藤菁英校园的讲坛，透过西方强大的大众传播不断地再生产，也透过全球化的资本循环运动，终致全面湮灭、歪曲和否定广泛殖民地／半殖民地百年来民族解放运动中追求人和民族终极之解放、和平与进步的思潮，以及这思潮的正当性与正统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民族、阶级和人民的真实的自由与解放运动，被全面谑画化，受尽诽谤和嘲笑。而作为这民族解放运动史中重要环节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更难于不受尽谤渎和嘲谑了。

然而历史的现实是，这文革非但翻动过中华万里江山、神州大地，也曾越过封断的海峡，强大地影响了台湾，在战后反共／冷战思潮全面支配五十多年的历史的冰天雪地里，撞开七十年代整整十年思想上的脱冷战时期，踵继了从四六年到五二年间以在台的中共地下党为中心的民族／民主运动的传统，并且具体地引发了“现代诗论战”和“乡土文学论战”等重要的思想运动。

今日台湾各大专院校学生社中的“慈幼社”、“山地社”、“大陆问题研究社”和社会问题调查活动，追根溯源，其实是岛内七零年保钓的遗物，是保钓激发学生关心社会的“百万小时服务”、“上山下乡”运动遗留下来的化石。这是近来极力主张台湾与大陆早已殊途两端，各不相涉的“学者”和先生们所难以认识的了。

今天，我们民族积累的运动，看来在海峡两岸正积累着不少复杂而严重的问题。官僚主义；官商资产阶级的兴起；直接生产者的政治和社会权力遭到侵夺；外来资本和势力的逻辑左右着我们发展的形式与目标；腐朽的思想、文化、习惯和行为，深刻侵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这样的历史时代，对文革进行科学的再思，对祖国两岸，应该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吧。

作者：陈映真　来源：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