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视行业,新人编剧需要忍受无薪和职业倾轧,默默积累作品。行业寒冬下,他们原本脆弱的生计,摇摇欲坠。

故事地点:北京、广州

我跟着老杜做事已经大半年了。他是编剧工作室的老大,野路子出身,入行近十年,积攒了不少圈内资源。朋友圈同行都感叹如今行情不好、影视寒冬,老杜该接的活儿一个不少。

2017年,我刚从中传编剧专业进修毕业,空有一肚子理论,急于找机会参与到实际项目中去。大影视公司用人标准基本是“有署名作品的编剧”。一些愿意降低标准的小公司,让我三天两头写剧本策划案,或者出大纲梗概给他们研讨,觉得“合适了再签合同付款”。

我写了十几个剧本大纲,分钱未拿。开始明白,这群人跟我一样没钱,不过是拿着我的东西到处圈钱,谈演员、谈资方,空手套白狼。混沌了半年,我摸不着门,合作过的出版社老师给我推荐了编剧老杜,并嘱咐“这人待我是挺好的,但人品到底怎么样,你还得自己看。”

第一次约见面,老杜在电话里问:“明天早上八点到我楼下,能不能做到?”时值深冬,早晚温度极低。我四点多起床,穿越大半个北京再换乘去往燕郊的大巴,打黑车到老杜楼下,刚好八点整。发信息给老杜,左右等不来回信,我在小区楼下冻得直跺脚呵气。十一点半,老杜才带着朋友开车出来,将我拉到蓝调咖啡馆开会。

一路上,老杜跟我聊天,我提起之前被坑的经历。他说,“你会被骗,说明你还有被骗的价值,你能被骗,说明你不够好,别人才会用骗的方式跟你合作。有这功夫诉苦,还不如升级自己。”这话让我对他心生一些好感。

老杜又问了不少专业外的东西:房租多少?月收入多少?家底可厚?末了提了一嘴:“你们这些年轻人,死要面子活受罪,住燕郊多好。你住过来,房租也不用你出,偶尔帮我写点东西就好了。”

我朝老杜笑笑,借着剧本转移话题。前一晚,老杜发了个不完整的剧本给我,让我快速看完。这一路他几乎没提剧本的事。快到咖啡馆时提醒我,一会跟导演说我是他底下的人,一直都有参与这个项目,千万别露馅。好在我提前做了一些功课,准备了几个修改方案。会议结束后,老杜让我两天后给他一个新本子。

“能不能做到?”老杜直勾勾地看着我。

“能,一定能。”别说改剧本,重写我都会答应。剧本经过四五番修改。很多次,老杜跟我聊定了大纲和分场,第二天又有新的主意。前面写的全白费,只好重新再来。我稍提一些看法,便遭到老杜的嘲讽:“你学这么多理论,有个屁用?”

老杜鄙视科班出身的那套理论,总叫我“统统忘掉它们”,并拿一位跟随他学习多年的女博士编剧举例,认为读书多不是什么优势:“你看她那个蠢样,到现在还写不出像样的本子来!”我看过女博士写的东西,认同编剧需要最基本的逻辑思维,光靠勤奋不够。

一个半月后终于定稿,我心力交瘁。但想到老杜跟导演亲口向我许诺了署名权,心里又觉得安慰。署名权对于新人编剧来说至关重要。一旦有了自己作品,出去谈活就有底气,身价也上来了。没有署名作品的人很难接到活,接不到活就不可能有署名作品。这几乎成了新人编剧的诅咒。

“要么酬劳拿多点,没署名,要么少拿点钱,挣个署名权。你们也知道,编剧这行靠的就是名气吃饭,你不能跟我说又要钱,又要署名。这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老杜一边说,一边忿忿地把烟灰弹到桌上,仿佛面试者提了多过分的要求。

年前,老杜跟北京某影视公司签下这个电视剧项目,拖了大半年,最近才开始动工。这次显然是收到钱了,才开始招兵买马,是个工期短、量又大的行活。

几个科班出身的熟手在跟老杜谈及酬劳跟合作方式时,产生了分歧。老杜很客气地让我将他们送出门,最后两个女孩留了下来。一个是80后玲姐,新闻专业出身,已经在影视行业摸黑打滚好几年,正在为买房筹钱。另一个是95后甜妞,英语专业出身,凭着“三万阅片量”以及对这行业的热爱,想找个前辈带自己入门,她说“白干活都行,只要能学到东西。”

这个临时搭建的班底,正式开始干活。几次剧本会议后,我发现老杜根本不需要我们提供想法。大部分时候,他坐在沙发上一边猛抽烟,或者不停往嘴里塞零食,一边将剧情往前推,我们只用快速记下来。偶尔他思路中断了,停下来,转过头,一双眼睛将我们挨个打量。这是我们表达自己观点的最佳时机。

往往是安东先开口。这个90后男孩跟随老杜时间最长,经验最丰富,成了团队的二把手。安东话不多,即使老杜指名让他说话,他也只是指出某个剧情设置的纰漏。但交稿的时候,他的本子往往是质量最高的,是个很好的执行者。

玲姐擅长打太极。轮到她发言的时候,讲得头头是道,细细一想,不过是把老杜的点子换一种方式说出来。既能不带痕迹地捧一番老杜,又很巧妙地掩饰自己毫无建设性想法的缺陷。

甜妞每天开车从北京西边过来,少不得迟到几个小时。但她笑得极甜,又爱拎些水果零食过来,开会时笔记做得也很工整。这让老杜对她的不满淡了很多。

到了我,就有点不合氛围了。几个人当中,只有我学过系统理论,对老杜“即兴创作、随时修改”的工作模式存疑。我提出想法建议,老杜总是斜着眼睛问:“这样就好看吗?有意思吗?”

他这么问我能理解。制片人或者资方常说:太平了,要把矛盾扩大,最好打起来,能打就别好好说话。因此老杜的剧本看起来总是十分热闹,从头吵到尾。我跟老杜讲不清更高级一点的戏剧冲突,最后只能体现在人际冲突——吵架上。

我们往往争得面红耳赤,最后以老杜的“你是总编剧还是我是总编剧?谁说了算?”收尾。剧情无法推进时,回过头来用了我的方法,又是一番争论。

安东私下里劝我,老杜不需要任何人的意见,他只需要别人很好地执行他的想法,在他脑子短路的时候给点思路就好了。我这样“有主见”,在老杜看来是“没情商,不懂得看脸色”。

我点头,但不甘心彻底沦为一个打字机器,下次开会免不了又跟老杜呛起来。回家后无比懊恼,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是头,什么时候才能挣得自己第一个署名作品。

项目推进了一个多月后,玲姐忽然找我喝茶,有些忧心地问我:“这三十集大纲都做出来了,什么时候给钱啊?”

我这才意识到,老杜从来没跟我们谈过钱。跟他做事半年多,我没有一分钱收入,靠储蓄和其他稿费支撑。一开始他说,得先看看大家写得怎么样,要是能力不够担不起这活儿,那就体面点自己走。

可每次散会后都已经深夜,回北京只能打车,一次就上百块钱。我提出报销车费,老杜嫌我计较。我投入的车马费、生活费、精力,快掏空自己所剩无几的底气了。考虑良久,我跟老杜说:“家里电脑坏了,怕是要耽误干活了。”

臀部编剧:无薪度日,被梦想窒息-激流网图|开会早出晚归的地下通道

老杜看出了我的心思,抽了三支烟,才跟我们说钱的问题:“你们能力怎么样,自己心里有数,不需要我说出来伤颜面。我老杜讲情义,既然上了一条船,就绝没有因为谁能力不够就把他赶下去的道理。”

甜妞适时喊了一声“谢谢师父。”我跟安东对视一眼,谁也没吭声。

“这世上没有平白无故的好,我又不是你们父母。十三你去学校学东西还得交钱。我现在是免费教你们吃饭的本事,给你们机会,还要给你们钱。”老杜把烟灰弹满沙发,玲姐走过去给他换了一个烟灰缸。

老杜说完钱,话锋一转:“这个电视剧,将来是要上央6的,我给大家争取了三个署名权。你们四个,到底谁有机会署名,得看你们的努力了。”

老杜的允诺,成了每个人头顶悬挂的胡萝卜。不久后,老杜给每个人转了几千块定金,还签了合作协议,等于给大家吃了定心丸。这还不够我前期垫付的成本,但好歹是我作为编剧拿到的第一笔钱。

这是三年来,老杜第一次跟安东签协议。他告诉我,这个项目是以一集八万的价格拿下来的,扣掉税钱、回扣跟各种好处费,到老杜手里大概五万一集。再分到我们手里,酬劳变成五千到一万一集,最终评定人则是老杜。

跟随老杜之前,安东已经在互联网行业工作了好几年,薪资不低。他心里头有个影视梦,在日日夜夜的失眠中愈养愈大,最后终于冲破了理性。只用了一个礼拜,安东递了辞职书,交接完工作,通过网上的信息找到老杜编剧工作室,成了他的学徒。

那时候老杜的工作室刚经历了一轮重大的变动,底下干活的六个编剧集体辞职了。

“不念师徒情的人,跟畜生有什么两样。师父有活就嘴甜,没活时候就跑出去接私活,这样的人留着有什么用?”在他连连追问下,安东才会开口表态:“老师说得对。”

安东领着老杜每个月补贴的一千八百块钱熬下来,有时候跑腿买东西,还得倒贴钱。三年来,他跟了很多剧组,一分钱都没拿过。但还是强调,很感激老杜教会他这行的基础知识。

自从老杜说了署名权的事,这个团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甜妞的交稿速度明显快了。按流程,剧本应该先交给二把手安东审核一遍,调整得没大问题了再转给老杜。甜妞跳过了安东这一关,直接半夜发给老杜。这种行为被老杜拿到群里指名夸赞,并质问我们:“你们什么时候交稿?看看人家,开完会当天晚上就交给我八千字的分场。”我们都隐在群里装哑巴。

跟老杜合作过的导演、资方都会夸老杜“手快”,这夸赞在我们看来有点滑稽甚至讽刺。写得快不等于写得好,但在影视市场上算是一个吃得开的优点。老杜十分乐意保持并放大这个优点,压力转移到我们身上来。

编剧的工作,到最后往往是拼体力。我们得保持每天七千字左右的工作量,同时查阅大量的资料和书籍。四个人全是单身,没有感情生活,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时不时开会到凌晨三四点,生物钟被打乱。有段时间我严重失眠,肩颈炎犯了,手腕疼得抬不起来,连筷子都握不住。

“哪个编剧没有肩周炎?”老杜对我的娇气不屑,我吸多了二手烟后嗓子失声,他以为我是在故意使性子。

玲姐私下跟我们一起叫嚷工作量太大,当着老杜的面却什么都不说。她写的剧本经常出问题,修改工作压到安东身上。安东提出意见,玲姐委屈:“这么短时间,还要保证质量,这不是为难人嘛!”但对着老杜,她没有半点异议。

臀部编剧:无薪度日,被梦想窒息-激流网图|在咖啡厅写剧本

剧本往往还要面临一些非自身原因的修改。混迹影视圈十多年,老杜跟资方和导演开会时,也说不上话。对方提出的修改意见往往无关剧情好坏:原本定好的演员档期出问题了,要删减某个角色的戏份,人设都得改了;有时候得为硬塞进来的谁的“女朋友”写个新角色;又或者政策变了,不许穿越/成妖了;要植入广告了;甚至干脆连之前拍板的人都换了,重写吧。

这都可能成为老杜推翻整个剧本重新写的理由。作为一个专注于“定制剧”的商业编剧,老杜在合作者面前非常低姿态。他的处事方式是:任何意见我都接受,哪怕对方之间意见相左,也照听不误,谁都不得罪。

我私下查过老杜的资料,发现他的署名作品也是屈指可数,几部作品在豆瓣上连个评分都没有。这大概是很多编剧的真实现状:态度好,成了无名编剧的竞争力。

但老杜的生存状态已经好过太多人。为了找活,我曾加入过不少影视群,看到一些混得不好的编剧,天天发求活信息。但群里一半以上是编剧,自身难保。硬气拒绝资方的要求,立马就有报价更低的编剧顶替。

在各方势力的指手画脚下,老杜带着我们将整个剧本从人设阶段开始重写。过去两个月,剧本推翻重建六轮。钱,还是最初给的那几千块。署名权遥不可及,真实的饥饿跟贫困却在提醒我,快撑不下去了。

2018年6月,老杜给我跟安东安排了新项目,去广州出差三个月,修改一个电影剧本。玲姐和甜妞留在北京,开发另一个新项目,之前的电视剧剧本暂时搁置。

出发前一天,老杜嘱咐我:“安东嘴笨,不擅交际,这个项目就以你为主,到时给你署名,一定会兑现。你可别跟她们几个说。”老杜给的项目是个三百万投资的小电影,好歹是院线。我感激涕零,对老杜的种种不满烟消云散,甚至因他把机会给了我而自责。

到了广州开会,才发现原来的剧本根本不能用,需要推翻重做。剧组已经建了,每天一大笔开支,时间紧迫,只能一边写剧本一边拍。

更让我苦恼的是,年龄与父辈相近的导演,热衷于跟我聊他人生各个阶段所取得的成就。有时候凌晨三点,以沟通剧本为由把我喊出来,却不叫上安东。

几次这样之后,我忍无可忍,跟老杜反映了情况。老杜表示我想多了,并以“有个大项目等着你们回来做”安抚我。

“这个有署名吗?咱们合同也没签。”我最担忧的还是署名,老杜跟我打包票一定有。我在心理衡量,已经坚持快一年了,要是就此放弃,损失实在太大。加上这个电影题材我很喜欢,我决定留下来。

之后我留了个心眼,每次开会都拉着安东一起,聊完就各自回房间。这段时间,导演对我的态度正常,我猜测是老杜跟他说了什么,也怀疑是自己想多了,不再过多防备。

剧本快进入收尾阶段,一天下午,导演叫我过去,说“本子出了很严重的问题。大家一起开会商讨一下。”我赶过去,发现导演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示意我坐他旁边。

“剧本有什么问题吗?”我犹豫了一下,站在离门口近的地方。

“一会儿再说。站那么远干嘛,怕我吃了你?”他笑了一声,起身给我倒水,够着身子远远递过来。我走过去接住水杯,坐在沙发一角。导演走到窗前,刷地一下拉上窗帘,房间顿时暗了。我刚刚放松下来的脊背立马绷直了。

“我几天没休息好了,外面太亮,刺激我眼睛,头疼。”导演笑得很自信,向我发出邀请:“你跟老杜干多久了?他给你多少钱?要不跟我干,等咱们这片子弄完了,我带你去巴黎参赛。”

老杜提醒过我,要是有人想跳过他直接找我写剧本,千万别答应。我对老杜的信誉抱着几分信任,立马对导演表态:“您是杜老师的朋友,您有事只管说,我和安东都会尽力的。”

导演对我的答案不满意,不说话,露出不耐烦的表情。他点了支烟,半晌后坐过来,把手搭我肩上。我被烟呛得咳嗽起来,假装要开窗,起身想走。他用力把我拽回来,把烟往我手里塞,说道:“你这样不行啊,干这行来灵感最好的方法就是抽烟,你试试。”

他用两支胳膊钳住我,对着我吐了一口浓烟,我几乎呕出声,将脸别过去。我为了体面,反抗的态度不够坚决,被他误以为是调情。他一只手扶上我背,隔着衣服勾住我的胸衣带子,提出让我写他的下一个戏,署名和钱都给我。

导演的话让我想起老杜的允诺。一直以来,署名权诱着我不停地往前跑。它成了我的执念,我以为再努力一点,再忍一忍,终会出头。此刻的恶心与长久积压的愤怒一下达到顶峰。我低头朝他下巴撞过去,他毫无防备地摔在沙发一侧。我捞起电脑包转身就跑。

我跑出了酒店,刺目的阳光透过高楼,如碎冰般兜头浇下。我发抖着掏出手机,跟老杜说“我不干了”,老杜气急败坏地拿出“署名权”说教。没等说完,我拉黑了他和导演,放弃了这次虚无缥缈的署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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臀部编剧:无薪度日,被梦想窒息-激流网(作者:欧阳十三。来源:真实故事计划。责任编辑:郭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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