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在中韩文化交流中有个有趣的现象,中国民众对于韩国当代社会问题的好奇心,往往是被韩国的影视作品、娱乐圈新闻激发的。例如,2019年10月,韩国明星崔雪莉自杀的消息引爆了微博、知乎等网络社区。网友们的讨论由雪莉自杀事件延伸到韩国的娱乐圈生态、财阀经济、文在寅的司法改革、韩国社会进步与保守力量的斗争等方面。在他们看来,韩国女星频频自杀等问题,是由韩国独特的政治社会结构衍生出来的。他们也很困惑,既然1987年韩国就推翻了军事独裁体制,实现了所谓的“民主化”,似乎已开启了走向社会正义的光明大道,为何今天还暴露出如此之多的问题?对于今天的韩国社会而言,民主是什么,民主的真正课题又是什么呢?

这些也正是韩国社会仍在苦苦思索、激烈论争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是我们认识韩国民主问题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本文以广受中国观众好评的韩国现实题材电影《辩护人》为切入点,在韩国当代思想史、社会运动史的脉络中解读这部电影和它在韩国社会引发的争议,以此管窥当代韩国社会民主问题之复杂面相。

一、对立与共谋

电影《辩护人》是根据韩国前总统卢武铉1981年担任“釜林事件”被告辩护律师的真实经历改编的。影片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宋佑硕以担任几名被指控为“赤色分子”的釜山大学生的辩护律师为契机,从一名追名逐利的税务律师转变为人权律师,并投身韩国民主化运动的故事。《辩护人》于2013年12月18日上映,韩国院线累计观影人数突破1137万,在当时的韩国电影票房史上高居第八位。这部电影虽未在中国院线正式上映,却通过网络传播,赢得了中国观众的好评。截至2019年11月,豆瓣网共有36万余名网友对《辩护人》进行了评价,评分高达9.2分,高于98%的剧情片。总体看来,这部在韩国获得了超高票房的电影,在中国也被一致叫好。

然而,电影在韩国上映后却引发了进步阵营与保守阵营的舆论战。双方立场截然相反。一方面,进步阵营积极支持该电影。进步媒体《韩民族日报》适时推出了对“釜林事件”中被告的两名读书会成员的采访。访谈从被告人的视角,在电影《辩护人》的故事情节与真实事件的对比中,揭开“釜林事件”的真相。12014年1月3日,时任韩国民主党议员的文在寅携“釜林事件”中的多名被告在釜山包场观看《辩护人》。站在进步立场上的影评者称这部电影是“历史与士人精神的召唤”,具有“真实的力量”2。另一方面,保守阵营对电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当年负责审理“釜林事件”的法官、检察官接连通过《朝鲜日报》《韩国论坛》等保守媒体发声,批评这部电影有极强的政治目的,对“釜林事件”过度夸张甚至伪造事实,坚称“釜林事件”当年的判决合理合法。3就这样,虽然《辩护人》开场就申明“本电影虽以实事为背景,仍为虚构”,但影片是否真实地还原了“釜林事件”,或者说“釜林事件”本身依旧构成了韩国的进步、保守阵营争论的焦点。

“釜林事件”发生在1981年,亦即全斗焕政权执政初期,韩国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当时,韩国经济迅速发展,但在政治方面,却仍然延续了朴正熙政府时期的军事独裁体制。随着经济的发展,韩国民众的民主意识逐渐觉醒,为冲破独裁统治展开了民主抗争。而且,“在韩国的民主化运动中,学生运动无论何时都是运动的前卫与主轴”4。在此背景下,1981年9月,釜山地区一个大学生读书会被当局认定为意图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国家团体。事件中读书会成员共同阅读的书籍被指为赞扬、鼓舞反国家团体的“利敌读物”。此次事件的发生时间与首尔“学林事件”5,即“全国民主学生联盟事件”相似,官方定性也基本相同,因此被称为“釜山学林事件”,简称“釜林事件”。事件中,22人被拘捕,遭检方起诉违反《戒严法》《国家保安法》《反共法》等,当事人分别被法院判处5-7年有期徒刑。当时还是一名律师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担任了其中5名读书会成员的辩护律师。

在韩国的进步力量和保守力量那里,电影《辩护人》的历史蓝本“釜林事件”有着不同的面貌。进步媒体《韩民族日报》在“釜马抗争”与“学林事件”之脉络中,解释“釜林事件”的发生。“釜马抗争”是今日韩国社会公认的反独裁民主抗争。它指的是1979年10月16-20日间,韩国釜山、马山一带发生的以大学生为主、民众广泛参与的游行示威。示威之目的在于反对朴正熙政府的维新体制6。2019年9月17日,“釜马抗争”的发生日10月16日被定为韩国国家纪念日。至于“学林事件”,根据《韩民族日报》的报道,则是指全斗焕执政初期为镇压民主化力量,将首尔地区反独裁的学生运动团体定性为反国家团体进行惩处的事件。当局在调查“学林事件”时发现,一名当事人与釜山地区的大学生有联系,随即对釜山地区的民主化力量展开调查。1981年“釜马抗争”的余韵尚在,釜山大学于同年4月、6月发生了反独裁学生示威。正是在上述背景下,釜山一个由大学生与教师组成的、阅读社科类书籍的兴趣小组,被当局定性为密谋社会主义革命、危害韩国国家政权的反国家团体。访谈中,当年的读书会成员高浩硕谈到,当时自己认为全斗焕没有当总统的资格,也有进行民众革命的想法,但这是韩国国民常见的想法,自己并未组织真正的革命团体。他还强调自己遭遇了警察的刑讯逼供。7就这样,在《韩民族日报》的报道中,“釜林事件”是韩国民主化运动的一环,它是由当时的全斗焕新军部势力及其忠实“打手”,即警察、检方及法院三方,通过相互勾结与伪造证据制造出来的。而事件中的被告们只是一群反对军事独裁、向往民主的知识青年。

韩国电影《辩护人》:民主的童话与被隐去的乌托邦-激流网《辩护人》剧照:宋佑硕律师在庭审现场

然而,“釜林事件”当年的检察官高永宙的说法与《韩民族日报》的报道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保守媒体《朝鲜日报》的访谈中,高永宙也提到了“学林事件”与“釜林事件”:

1980年代初,大学街出现了很多反美的、思想左倾化的读书会。与此相关的典型事件就是“学林事件”,即“全国民主学生联盟(全民学联)”事件。当时在大学街有不少四五名或十名左右规模的组织学习共产主义革命路线的、思想左倾化的聚会,其中,“学林”是最大的组织。

他们试图结成全国性组织。但是釜林事件的相关者认为自己的意识水准不比学林低,所以主张釜山地区学生组织的自主性,拒绝被吸收进学林组织。学林与釜山学林一类的思想左倾化事件让左倾思想落地生根,最终占领了所有的大学街。今天的“从北”8势力也根源于此。9

高永宙还强调,釜林事件的被告之一、1980年代著名的学生社会运动家李相录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亲口对自己说:“虽然现在我们接受检察官你的调查,但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我们要审判你。”10总之,在高永宙看来,此次事件是反美、亲朝鲜的大学生意图通过学习共产主义革命的相关书籍来颠覆韩国国家制度的事件。那么,电影《辩护人》里如何界定“学林事件”、“釜林事件”的性质呢?有趣的是,影片中与“学林事件”、“釜林事件”相关的场景,主要围绕“守法”与“违法”两个关键词展开。

影片主人公宋佑硕和他的同窗润泽,在猪肉汤馆的聚会上就“学林事件”爆发了激烈争吵。饭馆的电视机里正在播放法院对“全国民主学生联盟”成员的判决结果——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判处企图以暴力实施社会主义革命、违反《国家保安法》的11名当事人终身监禁。看到新闻,润泽怒斥当局滥用法律。而宋佑硕主张当局也是依法办事,学生们考上首尔大学,却跑去示威,充当“赤色分子”,就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对此,润泽反驳道,最不可信的就是新闻报道和报纸,意指当局操控舆论,给示威的大学生罗织罪名。也就是说,二人的根本分歧在于被判刑的大学生们是否违反了法律。这也为接下来宋佑硕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事情的转折点在于,宋佑硕为猪肉汤饭馆老板娘的儿子振宇担任了辩护律师,了解到振宇之无辜,开始认同润泽的想法。振宇因参与釜山大学生读书会被秘密逮捕,其中一个罪名便是阅读“标榜共产主义”、宣扬反政府思想的禁书。而电影镜头快速扫过的“禁书”有《历史是什么》(E.H.卡尔著)、《偶像与理性》(李泳禧著)、《转换时代的逻辑》(李泳禧著)、《分断时代的历史认识》(姜万吉著)等。在影片著名的庭审场面中,《历史是什么》一书的政治倾向是控方和辩方争论的焦点。公诉人提出,历史学家E.H.卡尔是共产主义者,在苏联生活过很长时间,他的《历史是什么》立足于美化共产主义革命和体制的历史观写成。由此,可以判定阅读此书的读书会成员对共产主义理论感兴趣。对于检方的指控,担任被告辩护律师的宋佑硕予以否认。他拿出了来自英国驻韩大使馆的确认文件证明E.H.卡尔是“6.25”时期援助过韩国的友邦英国派驻苏联的大使。而他辩护的逻辑在于,韩国友邦的驻外大使怎么可能是共产主义者呢?他写出的书自然也就不是美化共产主义的书籍。电影中宋佑硕口若悬河,饱满的情绪配上大段的独白,使得辩护场景颇为激动人心。

然而精彩的辩护词所遵循的,乃是冷战时代的韩国反共主义的战争逻辑——朝鲜战争是所谓“自由阵营”对抗共产主义的战争。于是,“友邦”英国之外交官E.H.卡尔自然也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同样值得注意的,是“6.25”这个在主人公口中自然而然地说出,甚至在今天的韩国社会同样日常化的、用来指代朝鲜战争的名词。对于“6.25”一词的内涵,韩国社会学家金东椿指出,它包含着韩国对朝鲜战争所赋予的政治含义、官方记忆,以及对韩国市民所进行的历史教育之方向。他从批判的角度这样分析:“1950年6月25日,‘北韩’对‘和平’的南韩发动‘突袭’;战争所带来的所有不幸与苦痛,其责任完全在于挑起战争的国际共产主义与接受其援助的北韩。”11

让宋佑硕说出上述辩护词的直接原因在于,作为律师,他要依照韩国现行法律《国家保安法》进行辩护。韩国《国家保安法》制定于1948年12月,之后历经多次修订。这一法律目的在于“规定、制裁危害国家安全的反国家行为,确保国家安全及国民的生存及自由”12。《国家保安法》以大韩民国是朝鲜半岛上唯一的合法政府为立法前提,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亲朝鲜的组织界定为“反国家团体”。《国家保安法》第七条规定的是“赞扬、鼓舞等”的罪行,其中就包括阅读赞扬、鼓舞社会主义的书籍。在1970-80年代韩国民主化运动的历程中,无数进步人士因违反《国家保安法》以及作为其特别法的《反共法》而获罪入狱。

然而,宋佑硕说出上述辩护词却并非不得已而为之,他是一名主动的守法者。这也是电影编剧兼导演梁宇皙创作人物时的设计。梁宇皙谈道:“一开始的时候,宋佑硕是认为法律就是用来赚钱的,可以按照法律来行事,对我自己可以赚到很多钱。但是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他知道法律应该是用来保护人的,而且也要努力去让法律正确地执行。所以他其实很简单,自始至终,他就是要遵守法律,这是始终不变的……”13也就是说,宋佑硕虽然经历了从追名逐利到热心公益的转变,但他知法、守法的形象始终没变。与宋佑硕相比,其历史原型卢武铉要勇敢、热血多了。卢武铉在任韩国总统期间,面对韩国保守阵营的种种非难,仍放手一搏,试图废除《国家保安法》,却未能成功。

而影片中被捕的读书会成员振宇也并未触犯《国家保安法》。影片通过多个侧面撇清振宇的思想倾向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振宇被捕后,不仅宋佑硕力图证明他读的书不是所谓的“利敌读物”,振宇的母亲、律所事务长等,均表示他只是个无辜的学生,怎么可能是共产主义者?就连反面人物、忠于军事独裁体制的警察车东英也认为,读书会成员如果是“赤色分子”,那大韩民国早就亡了。自己要做的只不过是预防他们成为“赤色分子”罢了。

这也是令人不解之处。以“进步”为标签的电影《辩护人》却在《国家保安法》这个以残酷镇压进步力量著称的法律面前自称守法者。它用宋佑硕激情澎湃的辩护词肯定读书会成员之无辜,却回避触及这样的问题——如果当年的读书会成员的确阅读了赞扬社会主义的书,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确触犯了《国家保安法》,那么他们就是罪有应得吗?无怪乎有韩国进步影评家面对保守派对这部影片的攻势,在表明他对《辩护人》的支持态度的同时,也批评了影片中暗含的“良民意识形态”14。

强调被告守法的同时,电影着力刻画的另一点则是警察、检方、法院三方的不合法行为。影片中,警方对振宇的抓捕并未依照法定程序。在逮捕振宇后,还对他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而在庭审现场,法院同样违反了刑事诉讼法,让被告的振宇戴着手铐、身上捆着绳索上庭。对于这些细节,“釜林事件”的检察官高永宙在《朝鲜日报》的访谈中逐一反驳,他力主案件调查与审理中的程序合法性。15

至此我们发现,虽然双方对“釜林事件”各执一词,但无论是《辩护人》,还是高永宙所代表的至今坚守冷战思维的韩国保守力量,都试图向韩国社会传达这样一种信息:我方所代言的政治力量才是守法者。不仅如此,双方还在谁才是韩国民主之代言人的问题上起了争执。那么,《辩护人》里试图表达的民主是什么,它的批评者们所主张的民主又是什么?而真实的历史进程中,1980年代的韩国青年学生们追求的是怎样的民主,向往的又是怎样的社会呢?

二、被隐去的李泳禧与韩国知识青年的乌托邦

《辩护人》中所展现的“民主”似乎一目了然,它在与军事独裁政府的对比中被呈现出来,用的是简单抽象同时又极具感染力的“对抗独裁就等于民主”的模式。影片中被捕的大学生和宋佑硕向往的美好社会,观众们无从得知,只知道他们所对抗的警察、检察官、法官代表了韩国的军部独裁势力。

在《辩护人》的批评者那里,“民主”更加简单粗暴,它被等同于“反共”或“反北”。“釜林事件”当时的法院审判长徐锡求主张,在电影中被归类为反民主势力的自己才是真正为“自由民主主义”而战的人。徐锡求言辞激烈、态度亢奋,“容共从北倾向”、“亲北”、“从北势力”等词汇无一不显示出他的极右立场。

在徐锡求的文章中,“釜林事件”中不在场的在场者李泳禧是揭开事件真相的关键人物。在徐锡求笔下,李泳禧“赞扬北韩独裁、辛辣地批判南韩”,视美国为帝国主义、美化毛泽东。而“釜林事件”中的读书会成员以及担任其辩护律师的卢武铉,思想上都受到了李泳禧的影响。16徐锡求的上述言论所回应的,与其说是电影《辩护人》,不如说是影片上映后“釜林事件”读书会成员的相关发言。

“釜林事件”中的读书会成员,在《韩民族日报》的访谈中没有谈到自己当年向往的民主是什么,却肯定了李泳禧的著述对自己和卢武铉的影响。高浩硕回忆起初次见到卢武铉的场景:“1981年10月,卢律师来到了拘留所。我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他。他明显地把我们看成不懂事的学生。我对他说,如果您想为我们辩护,请一定读一读《转换时代的逻辑》(李泳禧著)和《后进国经济论》(赵容范著)。读过之后,我感到卢律师变了很多。”17

阅读李泳禧的著述,是卢武铉人生的转折点。2010年李泳禧的葬礼上,文在寅到访慰问遗属。文在寅对李泳禧的夫人说,卢武铉总统从前只是一位平凡的律师,自“釜林事件”社会意识才开始觉醒。他在为被告人辩护的过程中,读到了李泳禧先生的《偶像与理性》《转换时代的逻辑》等著述。对卢武铉总统来说,李泳禧先生也是精神上的导师。18

然而,李泳禧的名字却未出现在影片《辩护人》中。影片中,以卢武铉为人物原型的宋佑硕为准备辩护词,熬夜阅读的一堆书籍中有特写镜头的,也只有《历史是什么》与《分断时代的历史认识》。观众若非特别留心,很难在一晃而过的镜头中捕捉到书堆中的《转换时代的逻辑》《偶像与理性》。那么,李泳禧究竟何许人?他在电影中何以不见踪影?

李泳禧(1929-2010)是一位在韩国当代思想史、社会运动史中留下了重要印记的人物。1980年代初,韩国中央情报部对韩国学生运动的思想脉络进行调查,最终选出了30本对学生思想影响最大的书籍。其中,李泳禧的《转换时代的逻辑》(1974)、《与八亿人的对话》(1977)、《偶像与理性》(1977)分别占据第一、第二和第五位。19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为这三本书,1977年底,李泳禧被以涉嫌违反《反共法》的罪名起诉,获刑两年。

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尼克松政府做出的缩减驻韩美军的决定引发了韩国社会的集体安保恐慌。在此状况下,李泳禧在《转换时代的逻辑》中,将韩国面临的真正危机,指向了韩国极右反共主义的政治体制,指向了韩国民众反共、亲美的世界认识。

冷战对于朝鲜、韩国这两个意识形态相互对立的分断国家的诞生起到了关键作用。朝鲜半岛解放后,美国对三八线以南地区的军事占领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其所坚守的反共主义。1945年,美国在三八线以南地区设立“驻朝鲜美国陆军司令部军政厅”。出于反共的目的,美军政厅大力扶植右派人士,重建朝鲜半岛殖民时期的国家警察厅,着力打压半岛南部强大的左翼政治力量。美军政厅对本土自治机关“人民委员会”等左翼组织的弹压引发了全罗南道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而李承晚与美军政厅推动单方组建韩国政府之进程、放任右翼恐怖分子团体“西北青年团”对左派分子的暴行等则成为了1948年“4.3济州岛事件”爆发的导火索。据统计,在朝鲜战争开始前,南部地区就有多达10万名韩国人在政治暴力下丧生。20

韩国电影《辩护人》:民主的童话与被隐去的乌托邦-激流网李泳禧,1980 年代

在美国主导下,韩国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制度,采取了议会制的政治体制。然而,在诞生之初,韩国的议会民主主义制度只是冷战时期形成的分断国家的制度性框架,缺乏历史、文化、理念上的实质性内容。21它是对分断的另一侧,即朝鲜的国家理念,进行彻底排斥的冷战反共体制。在这种制度框架内,韩国社会的政治理念与实践,只能在反共主义所限定的极其狭隘的范围内进行。22

其后,朝鲜战争的爆发更是将韩国社会的冷战反共主义推向了极致。韩国学者曹喜昖曾将朝鲜战争后的韩国社会称为“反共管控社会”。他认为,这种社会是将冷战内化的极端类型。也就是说,冷战的逻辑超越了单纯的国际政治逻辑,通过内战这种极端的历史经验成为韩国社会“自发的”内部逻辑,规定着韩国的政治逻辑和社会运行原理。23

朝鲜战争中,韩国的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暴力机关力量急速膨胀,韩国反共主义的政治体制得到空前强化。韩国军队和警察在战争中以及战后,以反共之名,对主动或被动协助过朝鲜人民军的民众,乃至曾被朝鲜人民军占领地区以及游击队活动地区的无辜民众进行虐杀。24这使得政治理念问题在当时的韩国成为了左右生死的根本问题。

不仅如此,以战争为契机,在韩国反共意识形态实现了与“国家安保”话语的紧密结合,开始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在战争责任方面,韩国官方主张朝鲜战争“北方南侵说”。韩国民众的战争创伤被有效动员为对韩国反共主义的国家安保理念的支持。

在极右保守主义的政治体制下,对于韩国民众而言,反共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强制性、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到了1970年代,在多年来官方宣传、学校教育的影响下,反共亲美的观念已经与国家安保、民族主义、民主、自由、经济现代化等话语相结合,扎根于韩国普通民众的意识深处,成为了他们的日常生活逻辑。对此,李泳禧曾比喻道,冷战时代的韩国民众在思想上已经被驯化成了“条件反射的兔子”。例如,一提到新中国,“就想到苏联的傀儡,民众在饥饿线上挣扎,人民马上就会发动暴动和叛乱打倒政权,农民全都成了强制收容所中失去笑容的动物,科学和文化被全部破坏成了野蛮状态。”25

在李泳禧那里,这种看似不起眼的日常生活逻辑,为当时韩国极右保守主义政治体制的延续提供了力量支撑,也因此成为了韩国政治民主与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根本性障碍。为了唤醒韩国民众,李泳禧利用韩国民众所信服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文献资料,尽可能客观地解读韩美关系、越南战争、中国革命,以对抗当时韩国社会主流的冷战视角。比如,越南战争期间,朴正熙政府应美国要求,先后五次派兵越南。在战争动员中,朴正熙政府把越南战争宣传为对抗“共产侵略”的“第二次朝鲜战争”,把出兵越南宣传为韩国向美国和其他“自由友邦”的报恩行为。对此,李泳禧通过1972年发表于《创作与批评》杂志上的《越南战争》一文,从反帝、反殖民的视角,梳理越南战争的历史,批判美国发动越战的非正义性。

文在寅曾忆起大学时代读到《越南战争》一文时受到的冲击。他说,与李泳禧的主张相类的说法,他也曾耳闻。但是,李泳禧却“拿出了谁都无法否认的依据,解释得简单明了”。文在寅还强调,李泳禧揭露了韩国社会无条件亲美的虚伪认知——“认为美国的主张就是正确的,把与美国作对的国家都当成应被无情粉碎的邪恶势力”。最后,文在寅评价,“我看了他的论文和书籍,深深觉得这才是我辈应追求的知识分子的风骨”。26

立足于对韩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批判与反思,1970年代初,李泳禧开始集中讨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以及同时代中国。27李泳禧深受西方、日本左翼思潮影响,把同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看作超越苏联式社会主义以及美国式资本主义的第三种社会制度。28冒着触犯韩国《反共法》的危险,李泳禧精心选择了24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政要、记者深入新中国的农村、工厂、学校考察的纪行文,编译为《与八亿人的对话》29一书出版。李泳禧试图通过这本书,将中国革命带给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生活等方面的积极变化具象地呈现给韩国读者。整体上看,书中的中国社会处处以人为本。在这个社会,经济发展为人民,学校教育为人民,文学、艺术为了人民,官员、知识分子等精英阶层接受自我改造也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李泳禧笔下以人为本的新中国,冲击了一代韩国知识青年基于冷战思维的中国想象,拓宽了他们民主认识的维度,使他们认识到民主并不等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也不因此等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它要以一个社会中最大多数的民众,即工人、农民等普通劳动者的实际生活状态作为评价标准。

李泳禧1970年代的著述在韩国产生巨大影响,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首先,中美关系解冻,成为朝鲜半岛南北局势缓和、韩国社会思想发生变化的重要推动力。当立足于冷战思维的世界认知已无法解释新的时代时,认识论的转变就必然性地发生了。

其次,1970年代,韩国政治经济中的对外依附性、反共军事独裁体制之弊端,以及急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所伴生的社会问题集中显现,激发了韩国民众对于国家独立自主、政治民主、社会平等的向往。比如1972年10月,朴正熙政府推出《维新宪法》,宣布在宪法进行全民公决之前全国戒严,解散国会,禁止一切政党、政治家以及全体国民的政治活动,命令大学放假,对一切新闻媒体实行事前检察。30《维新宪法》的实质是集国家重要权力于总统一人之身。这直接引发了首尔大学等韩国几大高校学生此起彼伏的“反维新民主斗争”。又如,朴正熙政府从1960年代末采取压制性的劳工政策,禁止外国投资公司的工人罢工,并实施各种限制性措施处理劳动纠纷31。1970年11月,首尔和平市场裁缝师全泰一为抗议劳动条件恶化自焚身亡。以此为契机,民众问题第一次上升为韩国在野运动的核心议题32。

再次,在美国的支持下,全斗焕政府镇压反独裁示威的“光州事件”,成为1980年代韩国社会反美主义兴起、反美游行示威频发,以及“釜山美国文化院放火事件”等暴力袭击美国政府驻韩机构事件屡屡发生的直接原因。由此,反美被韩国民众纳入了反独裁的民主斗争之中。

正是在韩国内外新形势和新问题的刺激下,重新认识韩国的现实、思考韩国社会前进的方向,成为了当时韩国知识青年关注的焦点。而李泳禧的相关论述,正好为在反共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韩国大学生打开了一扇重新看待世界与本国现实的窗。投身于韩国民主化运动中的青年学生,在具体的政治诉求与斗争路线上虽有派别之分,但是长久的思想禁锢中无法接触到的“社会主义世界”成为了他们共同憧憬的对象。1980年代韩国大学生组成的大大小小的读书小组中,马列主义著作是必读书目,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和革命的视角分析社会的著作被广泛阅读。33为了追求民众的或人民的民主主义,他们甚至纷纷中断学业,投身工厂与工人们一起劳动,冒着催泪弹的刺鼻烟雾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正是在此背景下,李泳禧成为了那一代韩国知识青年心中的“思想恩师”,以及高永宙、徐锡求所代表的韩国保守力量眼中“学生思想左倾化的元凶”。

然而,在电影《辩护人》中,李泳禧却被隐去了。同样被隐去的,还有那一代韩国知识青年追求的民主中包含的“反美”维度,以及他们冲破冷战思维的民主想象。这或许就是“釜林事件”当年的审判长徐锡求倍感委屈的原因。在他看来,当年读书会成员思想上分明存在的“反美”、“亲共”、“亲北”的倾向在影片中被一笔抹去,还被冠之以追求“民主”的美名,而守护韩国“自由民主主义制度”的自己,反而成了独裁的代言人。毕竟,在徐锡求所代表的韩国极右保守派眼中,“社会主义”明明是“民主主义”的反义词。

三、《辩护人》的保守与韩国民主主义之课题

至此我们发现,作为一部希望在韩国社会拥有更高票房的商业电影,《辩护人》在接受韩国大众的检验之前,就已经预先进行了自我审查。为了减少争议,它在《国家保安法》面前自称守法者,并且隐去了1980年代韩国学生运动中的反美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思潮。通过隐去韩国学生民主运动的具体内容和思想方向,仅仅呈现高度抽象化的反独裁理念,电影《辩护人》制造出了一个“民主”的童话。

可以说,这部电影选择呈现的是在当今韩国社会政治正确的“民主”。虽然韩国极右反共主义的军事独裁体制已经土崩瓦解,韩国国内过去数十年间狭隘的政治理念及实践空间得以拓展,但是与韩国军事独裁体制的终结接踵而至的,是国际冷战结构中之一极结构的瓦解与另一极结构的“全球化”。“这一格局的意识形态后果就是反共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彻底正当化和美国霸权性存在的‘自然化’和‘无害化’……”。34而朝鲜半岛上的分断国家韩国,也成为了这一格局中的胜利者。于是,韩国民主化运动出现的社会主义思潮,那个曾经给予他们思想上指引的李泳禧,对于某些已经成为了韩国社会中坚力量的当年的热血青年而言,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尴尬的负担。就有“转向者”公开批评李泳禧导致了包括自身在内的一代韩国知识青年对社会主义的迷思35。

感知到《辩护人》在韩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力,惊慌失措、奋起反击的高永宙们尚未发现,这部在他们眼中站在自己对立面的电影对“釜林事件”的刻意改编,以及这种改编带来的超高票房,恰恰意味着他们所坚守的、被冷战思维所形塑的民主认识,在2013年的韩国依然有着不容小觑的力量。

影片对主人公宋佑硕与振宇等读书会成员守法者形象的塑造,同样是对韩国社会现实的迎合。如前所述,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在任期间未能撼动《国家保安法》。对于韩国总统、执政党、市民社会上下一心,却仍未能废除此法的原因,文在寅评价道:“在我们社会的底层,汹涌奔流着的依然是保守势力的大潮,主导舆论的也是无比坚固的保守势力。卢总统与‘参与政府’在其中就像一座‘孤岛’,改革到处都遭到保守势力与既得利益阶层的抵抗与阻挠。”对此,文在寅指出:“即使汇聚了所有进步、改革阵营的力量也不足以废除《国家保安法》,这就是我们的客观事实。”36

问题是,韩国社会经1987年的民主抗争成就了民主化之后,极右保守势力为何依然占据着韩国社会的有利高地?换言之,民主化以后,韩国的民主主义何以仍是问题?对此,韩国思想家白乐晴做出了这样的回答,“韩国社会的这种守旧势力是仅依靠韩国内部的市民革命无法清算、且这种清算实际上也无法施行的、牢固植根于朝鲜半岛分断结构的势力。正因如此,尽管有了1987年以后的民主化,民主主义却仍作为问题被遗留下来。”37

白乐晴用“分断体制”描述这样一种现实——朝鲜半岛上自1953年停战协议后既非和平又非战争的状态,在不知不觉间固化成了一种扎根于朝、韩双方人民日常生活之中,并因此获得了高度的自我再生产能力的现实。38对于韩国国民通过民主抗争建立起的“1987年体制”,白乐晴指出,它与军事独裁政权相似,也是建立在“分断体制”的基础之上,因此在民主主义方面“不可避免地带有根本性局限”。也就是说,韩国作为“残损国家”的状态本身一直在生产着反民主势力。具体来说,作为朝鲜半岛上两个仍处于对峙状态的分断国家之一,韩国是“极不稳定的国家”。这为它采取特别条例减少这种不安提供了理由。由此促成了以《国家保安法》为象征的“公安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的形成。换句话说,《国家保安法》等特别条例应分断国家韩国对抗分断的另一侧朝鲜的战略目的而生,实质上却发挥着规训韩国社会的作用。其结果是韩国“虽然一方面在实行民主化并以民主国家自我标榜,其内部却常常维持着作为公安国家进行治理的倾向”。39正是基于此,在白乐晴看来,韩国社会内部的民主化运动只有与超克朝鲜半岛“分断体制”的长远目的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用白乐晴的话说,“无论是南韩的民主运动或北韩未来的可能的民间内部改革运动,都必须透视南北对立关系,并辨明它底下的再生产机制及其隐藏的作用,以便能阻止及破坏这项机制,否则就不会是一个有效的运动。”40

韩国现任总统文在寅上台后,积极改善朝韩关系的同时,着力推动韩国的司法改革。这显示,在文在寅那里,韩国民主政治与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并非两个孤立的问题。文在寅的举措让外界看到了朝鲜半岛局势向好发展的曙光。然而,电影《辩护人》模糊了“釜林事件”的核心信息,用保守主义者也能接受的“民主”定义呈现民主,却依然未能避免风波。曾被文在寅寄予厚望的韩国前法务部长曹国,因在韩国民主化运动中有过参加“南韩社会主义劳动者同盟”41的经历,2019年9月在韩国国会人事听证会上遭遇保守派质问,曹国回应以“我是社会主义者,也是民主主义者”。此举让他在韩国社会备受争议。其后,曹国更是因被保守派曝出的一连串丑闻黯然辞职。以上种种让人不禁担忧,文在寅对卢武铉未能废除《国家保安法》之叹息,何尝不是他目前处身的艰难状况之预言呢?我们自然无法苛责《辩护人》这样一部韩国商业电影,对“釜林事件”的选择性讲述,对韩国“民主”问题避重就轻的呈现。事实上,就其上映后引发的争议有助于我们认识韩国政治社会的意义上,《辩护人》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电影。

注释

1    《〈辩护人〉实际人物:“卢武铉真的跟法官吵起来了”》,《韩民族日报》,2013年12月27日。

2   文观奎:《历史与士人精神的召唤以及真实的力量——梁宇皙的〈辩护人〉(2013)》,首尔:《现代电影研究》总第17卷,2014年。

3   《釜林事件当时搜查检察官高永宙律师:“电影〈辩护人〉一派胡言”》,《朝鲜日报》,2014年1月12日;徐锡求:《电影〈辩护人〉的虚构与真实——电影〈辩护人〉的审判长讲述》,首尔:《韩国论坛》第292卷,2014年3月。

4   赵大烨:《1980年代学生运动的理念与民主化运动的激进扩散:以反美主义的分化与大众化战略为中心》,首尔:《韩国与国际政治》,第21卷第4号,2005年12月。

5   首尔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们为对抗全斗焕新军部独裁政权,结成“全国民主学生联盟”,又称“全民学联”开展学生运动。“全民学联”首次会议于首尔大学路“学林茶馆”召开。由是,后来负责调查“全民学联”,的警察将此案命名为“学林事件”。1981年当时,全斗焕当局把“全民学联”定性为意图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国家团体,将“全民学联”的相关责任人定性为共产主义者,以他们违反韩国《国家保安法》之由判刑。

6   1972年,也就是朴正熙第三次当选韩国总统的次年,朴正熙政府推出了《维新宪法》,史称“十月维新”。一般将此视为韩国维新体制之开端,将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刺身亡视为维新体制的结束。关于《维新宪法》,后文中有相关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7   《〈辩护人〉实际人物:“卢武铉真的跟法官吵起来了”》。

8   高永宙口中的“从北”,指的是跟从、追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韩国,“亲北”、“从北”中的“北”,指的都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9   《釜林事件当时搜查检察官高永宙律师:“电影〈辩护人〉一派胡言”》。

10  同上。

11  金东椿:《战争与社会:对我们而言韩国战争是什么呢?》,首尔:Dolbegae出版社,2015年,第66页。

12  南兴宇:《国家保安法》词条,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编:《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辞典》(网络版),1995年,http://encykorea.aks.ac.kr。

13  梁宇皙、徐敏华:《新导演的电影之路——〈辩护人〉导演映后谈》,《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14  韩英仁:《电影〈辩护人〉令人不适的理由》,首尔:《历史问题研究》第31号,2014年4月。

15  《釜林事件当时搜查检察官高永宙律师:“电影〈辩护人〉一派胡言”》。

16  徐锡求:《电影〈辩护人〉的虚构与真实——电影〈辩护人〉的审判长讲述》,第24-25、29页。

17  《〈辩护人〉实际人物:“卢武铉真的跟法官吵起来了”》。

18  《文在寅:“李泳禧先生是卢武铉前总统的精神导师”》,《韩民族日报》(网络版),2010年12月7日。

19  李泳禧、任轩永:《对话:一名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思想》,首尔:hangilsa出版社,2005年,第465-466页。

20  布鲁斯·卡明斯:《朝鲜战争》,林添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84-86、89-92、100页。

21  崔章集:《民主化以后的民主主义》,首尔:Humanitas出版社,2014年,第72页。

22  同上,第78-79页。

23  曹喜昖:《被动员的现代化》,首尔:Humanitas出版社,2013年,第97页。

24  文相硕:《战争和国家建设研究——以韩国战争为中心》,延世大学硕士论文,1999年,第88-90页。

25  李泳禧:《条件反射的兔子》,载《转换时代的逻辑》,坡州:创批出版社,2010年,第207页。

26  文在寅:《命运——文在寅自传》,王萌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91页。

27  关于李泳禧中国研究,详参拙文《“转换时代”的韩国与李泳禧的乌托邦》,《开放时代》2017年第5期。

28  李泳禧、任轩永:《对话:一名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思想》,第438页。

29  拉铁摩尔、贝冢茂树等:《与八亿人的对话》,李泳禧编译,首尔:创作与批评出版社,1977年。

30  曹中屏等编:《当代韩国史(1945-2000)》,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9页。

31  参见具海根:《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梁光严、张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5-36页。

32  朴明林:《对朴正熙时代在野抵抗的研究(1961-1979)——以在野议题的登场与扩散为中心》,首尔:《韩国政治外交史论丛》,第30辑第1号,2008年。

33  朴明林:《历史、知识与社会:韩国战争理解与韩国社会》,首尔:Nanam出版社,2011年,第42页。

34  汪晖:《作为东北亚和平契机的朝鲜半岛和平进程》,《文化纵横》,2018年第5期。

35  尹平重:《他所留下的非体制性的“人本的社会主义”造成了我们社会的市场盲、北韩盲》,首尔:《中央日报》,2006年11月8日。

36  文在寅:《命运——文在寅自传》,第313-314页。

37  白乐晴:《韩国的民主主义与朝鲜半岛的分断体制》,陈光兴等主编:《后/殖民知识状况:亚洲当代思想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6页。

38  白乐晴:《使超克分断体制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实践》,林家瑄、朱玫译,白永瑞、陈光兴编,《白乐晴——分断体制·民族文学》,台北:联经出版社,2010年,第83-84页。

39  白乐晴:《韩国的民主主义与朝鲜半岛的分断体制》,第221-222页。

40  白乐晴:《使超克分断体制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实践》,第88页。

41   “南韩社会主义劳动者同盟”是朝鲜战争后韩国最大的、至今仍被其官方定性为非法组织的社会主义革命组织。这一组织在1989年11月2日的“全国劳动者大会”中发布了成立宣言,宣称自身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组织。1992年,随着组织的核心人物接连被捕,“南韩社会主义劳动者同盟”解体。以上内容参见金英善:《南韩社会主义劳动者同盟事件》词条,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编:《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辞典》(网络版),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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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电影《辩护人》:民主的童话与被隐去的乌托邦-激流网(作者:董晨。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责任编辑:克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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