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闭幕后，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1年10月，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在长沙成立，毛泽东任分部主任。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党组织和湖南分部的发动下，从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年初，先后爆发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的大罢工，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的高潮。因此，毛泽东是中国最早最杰出的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并建树了辉煌的业绩。

斗争，首先是从安源工人大罢工开始的

1921年10月，毛泽东在参加党的一大会议两个月后，跋山涉水，来到了安源煤矿。当时，他是以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教员的身份，做发动工人起来与资本家作斗争的工作。到达安源煤矿的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就请来一位工人陪他下井去。“哪个井工人最多？”他问。“西平掌子工人最多，就是里面条件最差，又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经常发生事故，你不要去”，陪同的工人劝道。毛泽东和蔼地笑了笑说：“你们工友们成年累月在那里干活都不怕，我进去一次又怕什么？！”带路的工人只好陪他下井。

毛泽东提着一盏发着微弱光线的油灯，跟着工人下井，穿过又矮又小的巷道，上了又陡又窄的山，来到了掌子面。这里通风排气严重不足。一头，闷得让人出不了气，脚踩在地上烫得起了泡，工人们叫它“火焰山”。另一头，滴水像下雨，积水成了河，工人们叫它“水库”。工人使用粗笨的原始工具，有的侧身躺在地上挖煤，有的拖着沉重的煤筐在地上爬来爬去。他们口渴了，就喝一口黑黑的脏水；热得受不住了，就到臭水沟里泡一泡。毛泽东看到他们个个赤身裸体，全身沾满了煤灰，只是头上围条布手巾，关心地问大家：“劳动条件为什么这样差呀？为什么没有穿衣服呀？”

工人们围拢来，一个个痛诉着心中的不平。他们说：洋人、资本家只顾自己发财，根本不管我们这些工人的死活。工人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用品，都是自备一块“三尺布”，在井下包着头当矿帽，出井时围在腰上当遮羞布。工人还常常无辜挨打，动不动就被洋人、资本家、工头打得皮开肉绽。“你们为他们做工还要挨打，他们真不讲道理！你们真苦啊！”毛泽东同情地说，又亲切地问：“大家说，我们工人为什么这样苦？”一位工人叹口气回答：“唉，命中注定啊！”毛泽东摇摇头说：“不，我们工人受苦不是命里注定的，是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剥削的结果。资本家从来不做工，生活却那么好，而我们工人成年拼命地干活，生活却这么苦。这不是命不好，是因为我们创造的财富，都叫洋财东和官僚资本家剥削去了。”

“你们这样苦，要站起来，想个办法才是。”毛泽东以此启发、引导工人寻求自己的出路。“那有什么办法呢？”工人们问。毛泽东告诉大家：“办法是有的，就是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他打了个比方：只有一块石子，大老板看到随便用脚一踢就踢开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结成团，就会坚如磐石，大老板也搬不动了，工人们组织起来，结成团体，同心协力，就能把压在我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掀掉，打倒剥削者，建立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世界。

安源工人受苦多年，第一次听到这样如此生动而深刻的革命道理，终于找到了自己受苦受难的根源。毛泽东的话，拨开了工人们心中的迷雾，照暖了矿工们的心窝。

从安源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就派李立三和蔡增准到安源开辟工作。后来又陆续派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到安源工作。1922年1月，安源建立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李立三、蔡增准担任学校的教员。他们就在这种合法身份的掩护下，经常与各处工友进行联系，并通过十人团、百人团等形式组织工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于五一国际劳动节正式宣告成立。当毛泽东在长沙得知这个消息后，为安源工人阶级这支新生革命力量的崛起而感到无限喜悦。

1922年5月中旬，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听取了前一阶段的工作汇报，并与蒋先云、朱少连等安源党组织和俱乐部的负责人，分析了安源的斗争形势，一致认为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接着，他们共同研究了罢工方案。毛泽东对罢工作了全面部署，提出了“哀兵必胜”的策略，以求大力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孤立和分化路矿当局。为了加强罢工的领导力量，毛泽东离开安源时，给当时不在安源的李立三写信，要他速回安源领导俱乐部的工作。李立三接到毛泽东的信后，立即赶回了安源，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少奇也受毛泽东的委托，于9月11日到达安源，协助李立三领导和组织这次罢工斗争。

路矿当局得知即将发生大罢工的消息后，扬言要调来军队，并提出立即解散俱乐部。俱乐部决定给予反击，9月11日向路矿当局提出三项条件，限两日内答复，否则举行罢工。这三项条件是：

（一）路矿两局须呈请行政官厅出示保护俱乐部；

（二）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200元；

（三）从前积欠工人存饷限七日发清。

当局见工人态度强硬，当即承认第一、第二两项，第三项则借口财政困难，加以拒绝。13日，当局仍无答复，萍乡县保护俱乐部的告示也未到俱乐部。根据这一情况，俱乐部立即作出了大罢工的决定，并成立了罢工总指挥部，由俱乐部主任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

经过充分的准备，安源路矿工人于9月14日举行大罢工。随着汽笛的长鸣，成千上万的工人潮水般涌出矿井，涌出工房，他们手持岩尖（手镐）、斧头、铁棒，大声疾呼：“罢工！罢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这一天，全矿到处张贴了“哀而动人”的罢工宣言。17项要求主要是：将俱乐部改为工会，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办理交涉之权，路矿两局开除工友须经工会同意，发清积欠之资，废除封建包工制，增加工资，改善工作生活条件等。

罢工开始以后，安源工人在李立三、刘少奇为首的罢工总指挥部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五天的激烈斗争，迫使路矿当局接受工人们提出的要求，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力，罢工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安源大罢工的胜利，是毛泽东领导湖南工人运动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毛泽东是安源工人运动的开拓者。在领导安源工人的斗争中，显示了他坚强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策略。

斗争的第二个回合，是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毛泽东曾多次到长沙北门外新河车站和机车修理厂了解工人的工作、生活和要求，同他们谈心，启发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官僚、军阀的压迫和剥削。与此同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和武汉分部也都很重视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的工作。1921年秋，两个分部分别在武昌徐家棚和长沙新河办工人夜校。1922年5月，徐家棚、新河分别成立了工人俱乐部。8月，岳州亦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共产党员郭亮任秘书。

粤汉铁路鄂段局长王世育鉴于全国罢工浪潮和粤汉路过去的罢工，深感工人组织起来后的巨大威胁，所以千方百计破坏工人运动。他暗地指使行车监工张荣恩、翻译苗凤鸣纠集一伙流氓，百般刁难工人，无故向工人挑衅。有一次，张、苗因敲诈工人未遂，给工人强加罪名，工人们愤愤不平。郭亮认为组织罢工的时机已成熟，并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同意郭亮的估计，并立即派何叔衡前往武汉与湖北党组织负责人林育南等联系，最后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共同领导这次罢工。

1922年9月2日，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和武汉分部以粤汉铁路全部工人名义致电北京交通部，要求在三日内查办张、苗二人，但无答复。9月6日，由徐家棚、岳州、长沙、株萍四处的俱乐部成立粤汉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向路局提出查办张、苗，不得无故处罚和开除工人，减轻剥削，增加工资等八条要求。可是，路矿当局却毫无动静。

9月9日，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开始罢工，车辆停驶，锅炉熄火，工厂停工。俱乐部明确提出罢工的目的是解除压迫，维护团体，改良生活，增高人格，号召广大工人“为我们切身利益而奋斗”，“不达目的，誓死不止”，请求各界给予切实的援助。

为分化瓦解敌人，罢工工人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把罢工斗争的锋芒指向了鄂段路局和盘踞湖北的直系军阀萧耀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新河工人俱乐部呈文赵恒惕，“说明罢工原意”，声明湖南境内除客、煤车停驶外，“军事专车，仍照常开驶，请其勿来干涉”，从而使得湖南军阀赵恒惕在这次罢工中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中立。

10日晚，王世育唆使部分没有觉悟的工人接手开车，并勾结军阀萧耀南派军警武装押运。郭亮即率领罢工工人在岳州卧轨截车，遭到了军阀的镇压。毛泽东得到岳州惨案的消息后，即派何叔衡速赴武汉，找湖北党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共商营救被捕工人和把罢工进行到底的事宜。随即，他们迅速赶到新河车站继续组织工人进行斗争。新河工人俱乐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3日召开工人大会，请岳州工人代表报告卧轨截车的英雄事迹，控诉军阀，表示“坚持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同时派出三个代表到徐家棚协助工作。

长沙工人、工会两俱乐部亦于13日在总工会开职员联席会议，议决援助的具体办法，并在湖南《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刊登援助粤汉路工人的理由。工友励进社亦开职员会议，议决援助粤汉路罢工。

粤汉铁路工人罢工，得到全国各地工人的声援，声势愈大。北洋直系军阀政府深恐罢工风潮遍及全国。9月25日，交通部、吴佩孚分别急电王世育、萧耀南，令速将工潮解决。王世育被迫答应工人提出的八条，粤汉铁路工人19天的罢工终于获得胜利。

再一次斗争，就是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

为了领导泥木工人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毛泽东经常深入到泥木工人中，帮助他们组织工会。根据泥木工人多、居住不集中、做工分散的特点，毛泽东指示任树德、宋有富、仇寿松等积极分子采取十人一团，由小到大的组织方法。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工作，1922年9月5日，泥木工会正式在长沙成立。

泥木工会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工会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而斗争。官府“义务工差”多、工价低，这是泥木工人生活贫困的直接原因。于是，工会在全城散发坚决要求调整工价的传单，扩大社会影响，造成舆论，以逼迫长沙县知事接受工人要求三角四分工价的条件。可是，长沙县署不仅不接受工人的要求，反而在城内外贴出告示，污蔑工人“蔑视官厅定案”，自由行动，并派巡官警察四处监视工人的活动。

对此，工人们怒不可遏，一个晚上，就把全城布告撕个精光，换上了工会的传单，并同无理干涉、殴打工人的警察进行了坚决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时召开泥木工会负责人紧急会议，周密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各方面的情况，认为目前时机已经成熟，可以立即宣布罢工。会上，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并且议决了具体的罢工措施。

10月6日，泥木工会宣布罢工。这一天，全城的建筑工地空无一人。正在施工的省长公署、第一师司令部和县公署庆祝双十节的牌楼，也全部停工。城内外，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罢工宣言和传单。

罢工开始以后，毛泽东积极为争取社会同情和支援而奔走，并且向全国发出通电，发动全国各地工人声援、支持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罢工坚持到10月16日，长沙县署仍未接受罢工条件。罢工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长沙县知事周瀛干发出了通牒：“如10月17日尚无解决希望，即将于19日举行示威。”周瀛干接到通牒，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于是他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法，破坏这场工人罢工。为揭露周的软硬手段，毛泽东及时召集罢工委员会成员在船山学社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分析了周瀛干的虚弱本质，鼓励大家坚持斗争，不被欺骗、恐吓所屈服。

10月23日，4000多泥木工人一大早就集合在省教育会坪，由任树德报告请愿目的：非调价到三角四分，决不出县公署。为了便于进行说理斗争，大家推选了任树德、仇寿松、朱有富等16人为请愿代表，易礼容为首席代表。上午九点，游行队伍向县公署进发。队伍前面一块横牌写着“泥木工人请愿大会”，一块长牌写着：“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上工！”

毛泽东身穿对襟短褂，和工人一样打扮，带着口哨，冒雨走在示威请愿工人的行列中。他带领工人呼口号，要长沙县知事周瀛干出来答话，周始终不敢出来。请愿代表分两批与周瀛干进行谈判。第一批代表进去谈判没有结果，又派第二批代表进去谈判。直到午后还没有消息，这时毛泽东便在工人中鼓动说：“第二批代表进去这么久，不见消息，周瀛干又在耍阴谋，想把我们内外隔绝，如果等一会儿再没有消息，我们大家就一起进去找周瀛干讲理。”说完，带领大家呼口号。当时他带了一个口哨，他吹一声，工人们喊一句，连吹连喊，工人们的情绪更加高涨了。过了一段时间，工人们见代表们仍未出来，就开始往衙门里冲，守卫在门口的卫兵用刺刀阻拦，均被工人们缴了械。

在此情况下，赵恒惕立即派来一个连的武装包围了工人队伍，但工人们仍不屈服，继续呼口号。赵见硬的不行，又改用缓兵之计，派参谋长出面“调解”，答应“三天之内解决”。工人代表们坚定地回答：“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什么时候回去。”就这样，工人代表和站在外面的工人群众，一直坚持到下半夜三点钟，迫使省政务厅厅长吴景鸿不得不打来电话，答应次日下午三时召开公团协商会议，请工人代表出席协商。毛泽东见工人群众熬了一天一夜，就和任树德等工人代表商量，叫大家回去休息，以利明天再战。

这时，赵恒惕跟周瀛干密谋，派两个便衣特务跟踪毛泽东，妄图杀害他。一天，两个便衣特务按照赵、周的策划，暗中来到毛泽东经常出入的长沙宝南街鲁班庙。这时，赶来开会的毛泽东在门口与两个特务肩并肩碰在一起了。两个特务不认识毛泽东，其中的瘦家伙便搞“诈认”，在他背后叫喊：“毛泽东先生，有人找你。”毛泽东止步，一侧身看到那两个家伙，心想：可能是敌人的便衣特务喊名诈认。便灵机一动，迎上前去问：“二位是要找姓毛的吗？”两个特务急问：“你跟他熟啰！”“怎么不熟，昨晚上还跟他吵了一架。”毛泽东问：“你们是第几团的？”一特务答：“我们是第二团的。”毛泽东对二团的工友全认识，从他们的胡诌中，看清了敌人的真实目的，便掏敌人的底子：“听说二团的人不想干了，意见很大，你们是不是来找毛泽东反映意见的？我也是一肚子的意见。”两个特务听了很顺劲，悄悄说：“告诉你，我们是来抓毛泽东的！”“告诉你，赵省长有重赏。只要你指一下，喂，起码两块光洋（银元）。”毛泽东说：“你们在外边等着，让我先进去看看。只要毛泽东在，我就出来喊你们。我不喊你们，你们就不要进来。还有，说话要算数，两块钱先给我。”这笔“交易”顺利地成交了。毛泽东进去之后，迅速地向工会的几位负责人通报了情况，并马上作了周详安排：把“赵省长”的两块赏钱买成米，送给被反动派打伤的王木匠；留下几个同志瓮中捉鳖；自己则带领几位工会负责人从后门转移到别处开会去了。两个特务等到中午也没见人影，便向里走去。没等两个特务进二堂，埋伏的同志大吼一声：“你们想偷什么？”几个工友跑出来，手疾眼快，把两个特务捆起来，当做小偷狠揍，特务越说不是小偷，揍得越狠。

10月24日，毛泽东亲自担任泥木工人的首席代表，率领几名工人代表，来到了省政务厅。在谈判中，毛泽东利用赵恒惕的“省宪法”，为争取泥木工人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权，同吴景鸿进行了辩论。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质问吴景鸿：“我们的要求，你们到底如何处置？”吴景鸿支支吾吾地说：“好说……好说……县署已有指令。”毛泽东见他故意避开话题，就当即把他给顶了回去：“我们誓不承认县署限制工价的定案。”吴景鸿眼珠一转，奸笑一声：“蔑视官厅定案，岂不是非法自由行动？聚众骚扰，本厅依法即可严办。”对此，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质问道：“商家涨价是否也是听了官家的怂恿？”吴景鸿瞠目结舌，待了半天，才气急败坏地说：“你，你这是非法行为，有意跟官厅为难。”对此，毛泽东辩驳说：“不，我们完全依法办事。省宪法第十六条明文规定：‘人民对于政府有上书请愿及请求救恤灾难之权。’如今物价上涨，生活困难，工人拼一天阳寿还养不活老小，6000多泥木工人和2万多家属就要饿死，提出增加工资，这犯了什么法呢？”当时，吴景鸿看出了毛泽东不是一般的泥木工人，便盘问道：“先生贵姓，是不是工人？”毛泽东随便答了个姓，便说：“先生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政府解决工资问题。”

正当毛泽东与代表们在省政务厅同吴景鸿舌战时，成千的工人齐集省教育会坪，为进去谈判的代表们助威，并不断打电话警告吴景鸿：“无结果，只得来省署请愿。”吴景鸿在工人群众的催逼之下，于晚上八时，终于被迫答应泥木工人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要求。毛泽东当场将代表与吴的谈话记录下来，要吴签字，作为依据。

谈话记录为：“泥木两行工人，要求将工价增至三角四分，不承认长沙县知事阴历八月十四日之布告。罢工争执一案，既据该业代表声称，此事本为劳工与雇主之自由契约关系，应由双方自由协定，非有强迫行为（此句系吴厅长添的），官署不必过问，本厅长代表省长允照上述主张办理，望以此意通告工人。”

至此，坚持二十多天的泥木工人罢工斗争，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终于胜利了。全市两万多工人在教育会坪召开罢工胜利庆祝大会。

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区委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工作出色，“大大引起社会之注目”。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总书记陈独秀总结了党的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的工作，在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同志工作有疏漏时指出：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所以如此，因为毛泽东和蔡和森讨论建党问题时，就清楚地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一样，他们中蕴藏着较大的革命力量，中国工人一旦觉悟发生，其气势必不减于西欧和东欧。

（摘自孟庆春著《毛泽东的辉煌人生和未了心愿》，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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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庆春。来源：旗帜日刊。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