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何评价文革中的新干部

在十年文革中,上海涌现出一支数量庞大的“工人新干部”队伍,从市级领导机构到基层大小单位,都有数量不等的工人新干部在其中担任领导职务和实际工作。文革结束后,全面否定了文革,也全面否定了“工人新干部”。不仅是否定,还要加上“篡权”的帽子。在一大批写文革的书刊中,对“工人新干部”也都是负面的评价。在“年代”书中,作者对“工人新干部”有较客观的评价,且对一些主要的造反派新干部人物,也没有以往那种丑化,妖魔化的描述。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在我所看到的有关文革史研究的文章中,探讨文革时期新干部的产生和他们的作用等方面的内容基本上是没有的,“年代”中对此涉及的也很少。我认为,对“新干部”问题的深入研究,也是文革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毕竟长达十年的文革中,有那么一大批新干部在党政各级担任了重要职务和工作,这是不能也不应回避的历史事实。

2. 工人新干部的一些情况

由于文革结束后的不实事求是地“批判”,使人们有了一种误解:即一提到文革中的“新干部”就认为是“造反派”,或是工会干部。其实,“新干部”并不都是“造反派”,“新干部”也并不都是“工会干部”。在上海庞大的新干部队伍中,属于工会系统的新干部是很少的,而可称为“造反派新干部”的就更少了。我长期主持工会系统工作,我所知道的工人新干部大致有以下这些情况。

(1)文革之初(可暂定为在“夺权”之前阶段)就“造反”出来者(也即通常所讲的"老造反"),其中有些人担任了群众组织的领导职务(即"老头头"),也有些人后来还进入革委会任职。

由于这批人几乎全是自己“跳出来”的,在群众组织中的职务也大多是自封的(或由少数人决定的),而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对他们也不可能如以往一样作组织审查。还有一批人是在夺权开始时参加造反派组织并担任了一定职务者,这批人也可说是属于“老造反”范围的,(但其中也确实会有一些是见大势所趋,可能抱有一些投机心理加入的。)但他们也不是经过组织审查后选拔上来的。这两方面的一大批人员的情况是较复杂的,以后的变化情况也很大。

在文革形势逐步稳定下来后,“工总司”总部对下属区县局级组织和重要成员作过多次的调查、整顿。凡被发现有较严重问题者(包括文革前有问题的和文革中发生的问题),都被先后清洗出去;也有些人,或问题不太严重,或因文化程度太低,或因工作能力很差,不适宜再在上面机构任职和工作的,都被调整到下面组织去工作,或是保留职务回厂劳动。从总部在文革中、后期对市和区县局级“老头头”(包括在工会工作和结合进同级革委会)的调查情况来看,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已被调整下去了(有的是留职回厂劳动),仍在上面的人,也大多不再担任原来的重要职务了。至于在同级党委建立时,党委领导班子中也几乎没有原来的“老头头”(原因当然是很大部分人不是党员,但是党员的也少有进党委的)。

(2)在秩序较稳定后,经党政和工会组织作一定审查后选拔上来的人员,这是工人新干部中的绝大多数。这一大批人员中,不仅有造反派中表现较好者,也有不少是原来保守派人员,还有所谓逍遥派的。在市革会和区县局级革委会建立后,对新干部的选用有了一定的条件要求,也有了一定的组织审批程序。但鉴于当时的有些具体情况(如须照顾安排原各派组织头头等),虽明知有些人的条件较差,也还是会安排适当职务的,但这类人要么是任虚职,要么过渡一段时间后就下放劳动了。到各级党委建立后,对新干部的选调就有了较严格的要求和审批程序。对要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新干部,都要经党委组织部门调查审核后,报党委审批的。即使是总工会和区县局级工会班子的新干部也必须经过一定的选拔和审批程序。

(3)文革中,上海市级机关(市革会各部门)的工人新干部来源,至少有三大部分:

①从“工总司”选调了一批主要核心成员到市革会的各部门任职,有的还担任了市革会和市委的领导成员(如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陈阿大、黄金海等)。

②市革会、市委直接选调了一批人员,如“128个工代表”(这批“工代表”都担任了市级各部门和各区的领导班子成员)。市级各部门也自行选调了一批新干部在各自部门任职和工作。

③工宣队建立后,也随之产生了一大批新干部到相应的市组办任职和工作。

这其中,属于从“工总司”选调去的人员是最少的,前后只有十几个人(有的如王明龙、张宝林等后又被调出来了)。所以在市革会和市委机构中任职和工作的新干部,绝大多数人并不是从工会中选调去的,而据我所知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也不是造反派,更没有一个是区县局的“老头头”。

至于在区县局和公司级的党政班子中,从同级工会中选调进去的新干部也是很少的,绝大多数都是由党政自行选调上来的,且这些人中大多数也没有工会的职务。而在基层单位中,从我所接触过的单位来说,在同级党政班子中,任实职的新干部也很少,能称为造反派新干部的就更少了。

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是不难理解的:一是如前所讲的造反派新干部(尤其是“老头头”)有不少人因各种原因被调整下去了;也有因造反时得罪了不少老干部(包括机关的一般干部),在有些老干部“解放”任负责人后,自然会对这些新干部另眼相看而被排斥了。二是在革委会特别是党委建立后,其主要负责人基本上是老干部,组织部门也基本是老干部为负责人,在选用新干部时,自然会更严格地要求选用其看得上眼的人(当然也不否认有些被选用的新干部确实也是不错的,在与造反派新干部相比较时,就会更优先考虑了)。

3. 新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

文革中出现工人造反派新干部,这是有其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情况。我还理解为:这也是文革中毛主席和党中央改造干部队伍的一种措施(也属于“掺砂子”一类),希望以此解决建国十七年后干部队伍的日益“官僚化”,“吐故纳新”使干部队伍充实新鲜血液。当然,因为各种原因,及造反派新干部本身情况的复杂,难以达到这种愿望。但是,到文革后期还能继续在市和区县局级班子中担任领导职务和实际工作的“造反派新干部”,其中的大多数人可说是工作能力较强,较能适应所担负的工作,表现是较好的,只有很少数的人是个例外。这也可说是文革的成果之一吧。

文革结束后,在一些书刊中讲到造反派新干部时,就拿潘国平、陈阿大为例来说事。我曾向“年代”作者讲过,这是造反派新干部的“悲哀”。造反派新干部中确实有如潘、陈之类不争气者,但这决不是造反派新干部的全部。王洪文能被毛主席看中不是偶然的,在全国各省市造反派组织负责人中,王应是出类拔萃者,“工总司”能历十年文革全过程,也是与有王为主要负责人分不开的。黄金海是一个文化程度很低(解放初进扫盲班)的老工人,在担任市革会财贸组负责人后,他虚心好学,认真踏实工作,能较快地适应所负责任,主管上海财贸多年没出什么大的差错,这是很不容易的。在区县局也各有一些工作较好的造反派新干部。这些人才是文革中的造反派新干部的代表人物。

文革中这批在运动之初就跳出来造反的“老头头”,并不是经过有组织的精心挑选和培养锻炼后再选拔上来的,其中出现种种的问题,甚至垮掉了一批人,也是必然的,并不奇怪。我不同意“年代”中拿"市写作组"来与“工总司”作类比,就因为“写作组”的成员本来就是从“精英”中挑选出来的少数“尖子”,与“工总司”那些自己“跳出来”的人,没有可比性。如果非要作什么比较的话,只要看看现在那些经过精心培植选拔的“精英”又垮了多少,对那些造反派新干部又有多少可指责的呢?

我认为,不必拘泥于新干部中垮了多少人,而应更多地看到在这场运动中湧现出来的新干部(不仅是造反派的新干部)大部分还是好的和较好的,其中不乏一些努力学习、勤恳工作、较能适应所负责任的新干部,尽管其人数较少,但这才是主流,是可贵的。当然,从新干部的个人角度来说,存在的问题还是个人原因是主要的。否则,为什么同处一个大环境中,在差不多的客观条件下,有的人就行,有的人就不行(如黄金海与陈阿大),关键还是个人原因。像潘国平自甘堕落,陈阿大没有一点上进心,更没有一点新干部应有的责任感,当然就不行了。

4. 新干部也是党的干部

文革后的主流观点是把“新干部”、“造反派”一概而论的。"新干部"等同于"造反派","造反派"等同于“打砸抢”者,完全无视历史真实。不把新干部当干部,不把担任党委职务的新干部当党委的干部,这涉及到对新干部的身份认同问题(这里并不涉及到“干部编制”的问题)。我认为在文革中,特别是在文革后期时,经过规定的组织手续而担任了干部职务和工作的,应承认他当时是干部身份,至于他以后因故下去了,不当干部了,也就没有了干部身份。这就是新干部的能上能下嘛。担任了工会职务并在工会工作的就是工会干部,在党政机构工作的就是党政干部,总的来说都是党的干部。尤其不能把兼有工会职务但在党政工作的新干部,说成是工会干部,甚至说成是工会派到党委去的,意图“操控”党委,凌驾于“党委”。这是对历史的歪曲。

还应提到的一点是文革中党政班子有新干部,这也是对原来干部队伍的“掺砂子”,“充实新鲜血液”,这对党政班子和原有干部队伍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群众监督。工人新干部来自基层,与群众关系密切,带来了基层的新气息。在文革中我也能感受到党政班子和一些老干部在运动中受过一定“冲击”后,确实有了些对群众的“敬畏感”,行事较以前要谨慎多了。反观文革后的机关和那些干部的所作所为,那种"不用看群众脸色"的态度太使人感叹了!

5. 工会培养和输送新干部的问题

关于工会“培养和输送”工人新干部的问题,在文革后的大批判中被指责为“工会凌驾于党委之上”,“工会向党委派干部”。对此,我认为这种指责不仅是一种误解,也可以说是某种人的有意歪曲历史事实。

其实在文革的初期阶段,根本不存在工会(当时的“工总司”等群众组织)“培养和输送”工人新干部的问题。因为群众组织的领导人都是由该组织自行推选出来的。在成立各级革委会时,因有明确的“三结合”要求(即“军干群”、“老中青”两个“三结合”),革委会中的新干部大多是被“结合”进去的群众组织的领导成员。建立党委时因为要考虑代表性,也要选拔一些工人新干部,但这时主要是由“党建组”来决定的,工会最多做些配合协助工作,根本不可能由工会来决定进入党委的新干部人选。

真正明确工会要“培养和输送”工人新干部,是到七二年筹备上海第五届工代会时。这时毛主席已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宣队”进驻“上层迠筑”。上海在组建工宣队时,就有大批的新干部担任工宣队和进驻单位的领导职务。组迠工宣队和选调工宣队的领导干部是由市委组织组和市革会工交组直接负责,各工交局党委具体执行的,工会只是配合工作。当时市委明确提出了工会要向工宣队输送新干部的任务,所以从市和区县局直至基层各级工会的大批新干部被选调进工宣队。以后市委在讨论上海第五届工代会筹备工作时,就把“培养和输送”工人新干部作为市总工会的工作任务之一,写入了上海市委呈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了北京市委和上海市委关于召开工代大会的请示报告,“培养和输送”工人新干部就作为总工会的任务被确定下来。因此可以说总工会的“培养和输送”工人新干部并不是工会的“自说自话”,而是贯彻党中央给予工会的任务。

上海文革中,真正能做些“培养和输送”工人新干部之事的,也只有市总工会了,区县局工会大多是无法真正做到的,更不用说基层工会了。市总工会对这项工作很重视,也得到了市委领导和市委组织组的支持,但也有阻力和困难。

市总工会选拔新干部的做法大致有:

(1)要求区县局(公司)工会按条件上报人选,由市总工会组织组去考察挑选。至于人选条件一般是要求政历清楚,家庭出身成份好,文革中表现较好(优先考虑造反派,但后期则很少强调这点),最主要的是要求有较强的工作能力。

对选中的人员先暂借到总工会组织组等部门,在实际工作中考察能力。如在整顿区县局工会班子时,就让这些被考察的人员加入调查组,派到某个工会去作调查整顿工作,一些重点考察的人员,大多作为调查组负责人之一,在后期调整工会班子时就留下来任职和工作(当然这也是要事先与党委沟通协商好的)。在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右等运动中,也都组织人员到基层单位去蹲点调查,写出调查汇报等。这些都是在实际工作中考察其能力的重要办法。

(2)我对市工人政校有明确要求,每期学习结束后,要上报一些有培养前途学员的情况。对市业余工大则要求他们为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工人新干部办文化学习提高班。总工会还按王秀珍的要求,由市工人政校按排市民兵指挥部系统和工宣队系统的新干部进工人政校轮训学习。

(3)市委组织组开办“后备干部学习班”,按他们的要求,我布置市总工会组织组、市工人政校、市工人文化宫全力配合,提供办班的场地、师资,也推荐一些参加学习的人选。市委组织组在考虑一些区局班子配备时,有时也要市总工会推荐一些新干部人选,我们也积极配合。我认为这些也是属于总工会“培养和输送”工人新干部任务之内的工作。但要强调说明的是,经由总工会的推荐,确有一些新干部进入了一些区县局的党政班子任职和工作,这可以说是输送出了工人新干部,但决不是工会向党政班子派进人员。对我们推荐的人选,还必须经市委组织组的审核,再由市委正式批准任命。

文革后的一些批判材料中讲到总工会(“工总司”)向各级党政班子派遣了许多新干部,其数量之大,连我也十分吃惊,感到这是不确实、不可能的事。其实,这就是前面各节中讲到的,把这些新干部不加区分地都当成是工会派遣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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