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近日在纽约的召开,一位16岁的“气候少女”,瑞典气候活动家格丽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成为了世界媒体所关注的焦点,并不出意料地在国际和中国国内舆论中引起了争议。如果说,了解国际上的争论,还需要了解环保主义者及其各派系与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长期斗争,那么在中国,事情则变得“简单”且“容易理解”得多:格丽塔·桑伯格纯粹是作为“白左”(一个相当万能的词汇)样板而被介绍进来的,无论对她的批评者还是赞扬者来说都是如此。

中国意识形态中的瑞典气候少女-激流网

环境破坏与气候变化,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同时,任何对普通民众的生活怀有朴素同情的人们都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必须做出讨论的极为迫切的问题。即便是认为这个问题最没价值的工业党人,也都热情地参与到“讨论”中,企图兜售自己的话术辞令。必须清楚,在特定意识形态背景下,这些争论绝不是为着“解决这个或那个的单个问题”才提出的,而是为着意识形态斗争的明确意图而提出的。如果说,工业党所呈现的是一个中国读者早已熟悉的、不断被再生产的“硬核理性黄左(yóu)vs无脑特权白左”的图式的话,那么一些辩护文章所提供的“理想主义者vs犬儒主义者”的图式并不能击中对方的要害。它的缺点在于,当它把自己的对立面描述为“没有价值观的”、因“无知和偏见”而成为“阴谋论者”的人群时,恰恰忽视了对方并不是“不关心政治的庸众”,而是实际上拥有着一套牢固、严密乃至能生产神圣感并具有行动潜力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正因如此,他们完全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

毫无疑问,对气候少女本人及其活动可以有种多种多样的解读方式。无论是摆事实讲道理澄清一些文字强加给她的不实之词,或是半认真半嘲讽地用“新兴宗教”指出她的非理性一面,都是评论者的自由。但对受过哪怕是最起码的马克思主义思考方式训练的人而言,气候和生态问题都不会仅仅是一个事实和科学问题,它更是一个政治问题。重要的不是格丽塔本人的“实相”究竟如何(或者说,这种澄清“实相”的工作已经有人做过了),而是她在中国意识形态现场内被阐释的方式,在于用一种有机的政治眼光识别争论中为何会分化成两大阵营、哪一阵营更加“主流”及其关键症结的所在。在这一层面上,用“文化背景差异论”、“阴谋论”和“反阴谋论”来解释,都是无力的乃至逃避性的。

一、生态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根源

生态问题为何如此重要?除去环保主义者所声称的,生态的严重破坏将会导致“一切生命的终结”,更现实的方面在于,生态破坏代价的最大与最直接的承担者不是别人,正是普通无产者,是千千万万的终日为生计奔波的中国人民。我们不需要回忆马克思《资本论》中描写的英国工人的居住情况,单是看看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环境,尤其是用水方面的情况就能够了解:过度的开发导致水质污染,在一些工业区,烧开后的水垢在杯中可以达到几厘米;2014年的兰州自来水苯超标事件中,一箱矿泉水的价格涨至上百元;直到2016,中国农村近一半人口的饮用水质未达到基本卫生安全标准,其日常生活用水多来自于被生活垃圾或工业排废污染的水源,更不用提因饮水问题而带来的种种可怕的疾病了。这还仅仅是“代价”的冰山一角。恶劣的工作以及居住环境,遍布全国的“垃圾村”,雾霾与工业废气对普通居民的影响,极端气候造成西北、西南地区严重的旱涝灾害。简而言之,生态的破坏不仅意味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更意味着对工人身体的破坏。如果说前者的“人类毁灭地球”只不过是一种可笑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话,那么后者对无产阶级造成的灾难性的身体毁灭,就是任何人也不能够回避的了。

在环保运动者的“浪漫派”中间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他们毫不犹豫地把这个观点兜售给全世界:环境破坏是全人类的罪责。他们把生态的灾难性问题归咎于大多数人的过度消费和不节制,并提出了种种号召,比如拒绝一次性筷子,提倡环保素食的个人生活方式。这些高尚的“自然之友”们以一种基督教式的原罪论,有意或无意地掩盖了真正的原因。当他们付诸于谴责全体人类的方式时,实际上掩盖了某些团体或阶层才是唯一该为此负责的事实。他们或许多多少少地承认主要是无产者在承受着环境破坏的代价,也承认主流政客和达官贵人们应该多少承担点责任;但他们拒绝承认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罪责,也拒绝承认反资本主义是环保运动的唯一出路。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只是出于极朴素的理念才提出并践行这一观点的(格丽塔·桑伯格也在此列),这种朴素的观念只要加以科学的分析和引导,就能够走到正确的路上来。但同时必须指出,它之所以能够流行甚至成为环保运动的“主流”,当然是因为它那种忸怩的亲资本主义姿态很合资产阶级的胃口。

目前在全球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就是一个过度增长和浪费的体系。许多人将生态问题看作一个纯粹的消费主义的问题,这种看法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它的重点首先应在生产环节。资本主义的生产,完全是为着资本的积累。它贪得无厌地追求无节制的增长,“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现实要求停顿时停顿。”这种非理性的无节制,并不是由任何人——包括资产阶级——的主观意愿可以左右的,即使格丽塔·桑伯格的演讲真的说服了全世界的资本家和政客们采取道德主义立场,也不能够阻止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所导致的大规模浪费和污染。

这绝不是社会习惯或者道德准则的问题,它是不可能通过改良而得以修正的——这根植于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对劳动者过度剥削也导致其缺乏购买力。生产的过剩消费的不足,迫使资产阶级国家通过世界大战来转嫁危机(争夺市场与消耗过剩的产品),从而再度达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平衡”,直至下一次危机爆发。这个过程对人类而言,完全是异己的、不受控制的;反过来,人类却为它所支配。伴随着这个异己的过程的,则是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与对生态环境的无休止破坏。和平年代,资本为了自身的增值而过度开采资源,破坏了生态;萧条年代,生产过剩,人们不得不把大量堆积的产品加以销毁(美国大萧条将成吨的牛奶倒入海里),再度破坏了生态;战争年代,化学武器的广泛运用更是对人身和环境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而这一切造就的代价,通通被转嫁到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以及被压迫民族的头上去了。

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是资本主义的唯一原则。在这一原则的驱使下,人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连串图表上的数字;家庭不再是彼此相爱的家庭,而是承担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国家机器;环境不再是给人以赏心悦目和精神熏陶的环境,而是大量可开采用并来牟利的工具。的确,单从电子图表来看,世界上确实诞生了许多强国。资本的集中与过度开采,在资本看来自然是好事,但在劳动者而言,这意味着更激烈的就业压力、更高昂的社会基础服务、更差的工作环境、更拥挤的交通,以及离受污染区域更近的居住环境。城市规划以资本的增值为第一要义,它并不需要考虑为何穷人集中在污染最严重的区域,而富人的居住区则拥有宽敞的大道和绿化带;它也不需要考虑,将城市生产的垃圾转嫁给周边地区和农村,会为那里生活的人们带来怎样的影响。当然,生态代价的转嫁并不止局限在城乡之间,在国际上,它表现为帝国主义国家(所谓的发达国家)向被压迫国家(所谓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产业转移。由于在那些地区普遍缺少污染治理和劳动法的意识,资本获得了更廉价的劳动力,也更肆无忌惮地加剧对环境的破坏。我们不能忘记东南亚和非洲的无产阶级们的劳苦,不能忘记当地原住民被掠夺的处境。生态问题不仅是阶级的问题,也是帝国主义的问题。

在中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情况又相对特殊一些。如果说,西方大国将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至第三世界国家,所体现的是一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的话,那么在中国,北上广地区将重污染产业、大量生活垃圾以及工业废料转移至广大内地省份以及周边县市地区,所体现的也正是一种内部的中心与边缘关系。为了改善北京的生态环境和空气质量,大量企业外迁,将污染带至周边地区;华北地区实行煤改气政策,使得农村大面积受冻;北五环外的东小口村,成为赫赫有名的“垃圾村”。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干净和体面,是以患染尘肺的新工人、冬天受冻的河北农民以及垃圾村里的拾荒者的不干净和不体面为代价的。在中国,生态问题既是阶级的问题,也是内部地域不平衡的问题。

明确了这些,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亚马逊地区),总是工人、失地农民、原住民和妇女——而不是什么良心资本家、绿党政客或者联合国组织——来担当环境保卫事业的先锋和主力了。他们不是为着中国右翼想象中的“白左”理念而战,而是为着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切身的利益而战。在资本因贪婪逐利而不加节制地开采资源的过程中,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正因如此,他们总是站在反对无节制榨取、保护水资源和捍卫可持续农业的第一线。列宁说,“只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民粹派极力描绘的那种讽刺画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才会认为农民在一八六一年被剥夺土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保证。”同样的,只有那些披着马克思主义者外皮的的工业党人,才会厚着脸皮说,环境的大规模破坏以及当地恶劣的工作和居住环境,是发展经济、保证就业的必然代价。

二、辩护者的盲区:“净零排放”背后的权力关系

在了解生态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根源后,我们再回到中国的意识形态现场中,重新审视对待格丽塔·桑伯格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在格丽塔的辩护者当中,以方可成的文章最具代表性。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澄清了一些最常见的“对16岁气候活动家的抹黑与误解”(这篇文章的标题)。方可成非常公正地指出,格丽塔并不是大众所想象的那种“情怀大于理性”的“白左”形象,恰恰相反,格丽塔“并不是自创什么理论和目标抛给全球领导人,而是呼吁领导人们倾听科学家的发现,按照科学家的意见来行事”;然而,除却这一点外,这篇文章的缺陷和之前薄扶林学社所发表的辩护文《为什么我们总爱看见阴谋论》(现已被删除)一样。即只是把对立面当作受欧美极右翼媒体影响的、无知和偏见造就的“阴谋论者”,却未能理解这样一个事实:次生种族主义的自身逻辑确实是西方中心论(“次生”),但创造它的条件却是根植于中国社会内部的。这不是一场破除无知和偏见的“训政”环节,而是一场意识形态战争。薄扶林学社曾将对立面描述为“无价值观的”,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不是因为相信了歪曲的报道才成为“无价值观的”阴谋论者,而正是因为他们坚信自己的价值观,才选择相信歪曲的报道,选择成为阴谋论者。正因如此,方可成为格丽塔的辩护是相当无力的。在提到格丽塔要求世界各国尽快实现“净零排放”的主张时,他说:

……“净零排放”不仅可能,而且已经被英国写进了目标。今年6月,英国新修订的《气候变化法案》生效,正式确立英国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不是说完全不排放温室气体了,而是尽量使用清洁能源,对于依然会产生的少数排放,则通过植树造林、碳捕捉等方式来抵消。

方可成在这里完全忽略了对立面所问诘的关键:问题从来不在于“净零排放”是否可能,而在于在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中,“净零排放”是否可能。英国是第一世界的大国,当然有余力去实现“尽量使用清洁能源”的目标,但第三世界国家呢?英国之所以能够摆脱“雾都”的名头,将“净零排放”写进法案,是因为它早已将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权力结构中,处于顶端的英国当然可以不费过多代价地将格丽塔的愿望变为现实,但非洲、中亚、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呢?它们光是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工业就耗尽了全力,直至今天,这些地区还不得不依附于新自由主义。要实现第一世界的“净零排放”,必然要以第三世界的“严重污染”为代价。这些“净零排放”背后的政治权力结构问题,恰恰是方可成避而不谈的。他为格丽塔辩护的心情未免过于急切了。他急于把他的对手指认为为一群对基本概念“不清楚”的无知之徒,将“在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偷换为“在所有国家中都不可能”,这就把“净零排放”背后真实存在的帝国主义问题给消解了。

要知道,工业党的诋毁手法正是把格丽塔与“西方主流”捆绑在一起,把她放在“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对立面上,从而调动一般大众的朴素情绪,强化“民族国家”不可置疑的地位(对这种话术的分析和破解详见下一部分)。这与西方国家中流行的“气候变化否认论”有着完全不同的成因。因此,在中国语境下反驳对行动者的污蔑,就必须承认特定权力关系的真实存在,必须正视生态问题在国家、地方、阶级间的不平等。

方可成认为,美国人之所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如此糟糕,“很大程度上是利益集团开动宣传机器的结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我们要补充的是:不只有对格丽塔的反对,是利益集团开动宣传机器的结果;对格丽塔的支持,同样也是开动宣传机器的结果。也就是说,围绕格丽塔的整个争论本身,很大程度上就是宣传机器有意制造出来的(这是一种共谋而非阴谋)。早在被媒体发现之前,格丽塔就已经开始严格实践自己的信条了,从这一意义上讲,她本人当然不是什么政治投机者,而是政治投机者的完美目标。他们不希望人们争论真正的根源,只能把她个人当成靶子提供给人们争论;他们用这种方法,转移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的注意力。简而言之,当政客、资本家和肉食者们再也无法掩盖自己对环境大规模破坏的事实时,他们就开动一切宣传机器,把一个16岁女孩当成挡箭牌推向前台。

三、“生态主义纳粹”:谁之罪名,谁之罪过?

在格丽塔的反对者中,最值得注意的当属“新潮沉思录”的一篇《环保、生态主义纳粹与政治正确》(署名“双瞳”)。这篇文章之所以值得注意,当然不是因为它水平有多高明,而是因为其非常具有代表性。尤其是该文作者以一副“马克思主义者”的姿态出现,把自己打扮成“人民之友”的模样。如果我们撇开双瞳的枝节议论,他的全部逻辑恐怕不过是将格丽塔·桑伯格所提出的一些根本就不可能实行的观点,跟西方殖民主义强行比附起来,并以此来指责格丽塔·桑伯格的主张是“生态主义纳粹”

虽然双瞳在行文中使用了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词汇(我们姑且相信这些词汇并不是双瞳的个人创作,而是来自于他手机里那本付费的韦氏词典),但他的文章却正好能广泛地代表格丽塔反对者的观点:这些反对者们认为,格丽塔的所作所为不过是“白左”的政治秀,并通过构建一种“政治投机式的环保”与“实干主义的环保”的对立,来重构民族主义的自豪感。在双瞳那里,这种构建又披上了一层“马克思主义”外衣,给自己树立了一副“硬核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来批判“无耻的特权白左”即他所谓的“生态主义纳粹”。不过,双瞳的“硬核”和“马克思主义”这两大标签的成色到底如何呢?

忽略前面一大段自以为幽默的废话,双瞳的逻辑起点在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他说:

从理论上来说,生态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赋予了自然或星球优先地位。……但在政治议题上“大放异彩”的气候变化也会重新显现出暗藏在内核当中的人类中心主义——

至少,假设真的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话,应该根本不在乎人类活动,特别是工业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的。道理也很简单,如今的气候变化程度在地质学尺度上实在不过是稀松平常(这里说一句,地质学应当算是受到人类中心主义影响比较小的学科了,动辄万年的尺度足以剔除掉大部分的自以为是),而早在裸猿们尚未开始因为吃饱了撑的在头脑里构筑概念之前,地球上的生物霸主就像韭菜一样,被地球割过一茬又一茬了。

多么神奇的发明!环保运动者中的“浪漫派”和神秘主义者,当然提出过近似基督教的原罪论,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充其量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修辞。这种夸张的修辞如“保护我们的地球母亲”,在环保运动中都是相当常见的语句。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出发,环保主义者(当然包括“生态主义纳粹”格丽塔·桑伯格)从来都是非常“人类中心主义”的。他们越是谈论“全人类的责任”,就越与最显明的人道主义者分享着理论前提。而双瞳却把这种修辞当了真而后引申为罪名。

如果单看引文的第二段话,双瞳是比较正确的。生态问题、环境破坏、气候变化,其实对整个地球的影响并不大。即使人类全部灭绝,地球的生态系统也照样能够维持下去。不过,在这里我们的“人民之友”却把人民忘得一干二净:是的,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大自然的层面上的确是稀松平常;但对劳动人民来说,对无产者和原住民们来说,这种影响却是毁灭性的,因为其代价首先主要是由他们来承担的。对无产者而言,生态问题是跟自身处境有密切关系的问题,而双瞳完全忘记了这一点。工人阶级为了争取更好的工作和居住环境而斗争,农民为了保护土壤灌溉水源不受工业污染而斗争,原住民为了捍卫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不受大资本的贪婪榨取而斗争,他们的斗争不仅是环境保护事业的一部分,更是反资本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对于这点,我们的“人民之友”这时候倒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已经把人民抛在脑后,急于完成他对生态主义高屋建瓴的批判:

……而流行于当代的生态主义则是20世纪60年代后,发达国家群众开始关注污染、资源枯竭、人口爆炸所造成的环境问题而兴起的。而此时,在政治领域上,又出现了对另一种宏大叙事,也就是苏式社会主义的反思。这两者结合到一起,就出现了所谓“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的思潮,这个思潮很明显的受到我们以前多次提到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也就是说,不再对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转向运用黑格尔哲学、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理性选择、女权主义(特指第三波以后的女权主义)等理论进行文化上的分析……

于是乎,这个源头来自于反对资本主义过度生产造成环境破坏的思潮在实践层面上达到了“反动的生态主义”(reactionary ecologsim)的地步,即反对一切传统政治信条,倾向于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当做以大规模生产、资本积累与无止尽的增长为特征的工业主义的一部分,从而得出大家应该“用爱发电”的结论。

双瞳在这里的意思似乎是说,所谓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已经不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而是转向“文化分析”;其在实践上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反动的生态主义”(大概又是从付费韦氏词典上学来的),它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因而最终的主张是要求人们“用爱发电”。

然而,只要稍微读过哪怕是一点点的生态社会主义文献,都不会说出如此愚蠢无知的话,更不会把对西马的批评生搬硬套到“生态社会主义”头上。当然,以双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不屑程度,自然不肯对伊恩·安格斯的理论和巴黎生态社会主义宣言瞧上一眼(即使这些文本是基于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在不同的代表人物身上自然有着各自的缺陷,但它绝不是双瞳凭着一本付费韦氏词典所瞎扯出来的样子。

这样我们终于到达了双瞳的逻辑终点,他将格丽塔·桑伯格同AOC并列,指其为“生态主义纳粹”。双瞳认为,格丽塔这种气候活动家的存在,完全是西方国家企图发动“颜色革命”的阴谋,是企图分裂民众并挑起“国家内部的分裂”。他将格丽塔所秉持的观点与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并解释了他为什么将其视为“生态主义纳粹”的原因:

如果说希特勒构建的是一个雅利安人在各方面都是最优秀人种的神话,并运用这个神话站在道义高地的话,这个瑞典小姑娘所要求的“停止思考,立刻行动起来,立即消灭化石燃料”也是一样。

既然要达成,并且要立刻达成,立刻行动,那么除了发达国家自身可能爆肝爆出清洁能源利用的话,其他那些连工业化的门都没进入国家和民族拿什么来减少碳排放呢?

这是一个方可成拒绝回答,而双瞳明确指出的问题:第三世界国家是不可能按照格丽塔的标准完成“净零排放”的。但同方可成一样,双瞳也拒绝回答这样的问题:希特勒构建雅利安人神话,可以立刻造成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而格丽塔,一个16岁的小女孩,即使她站在联合国峰会上喊出这句口号(更何况这个口号是AOC提出的,而格丽塔根本不是要求什么“停止思考”),即使特朗普和马克龙举双手表示赞成,那么十年之内,化石能源真的能被完全消灭吗?第一世界在生态上对第三世界的全面剥削(也就是双瞳提到的殖民关系),早在各种环保主义者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种剥削的严重程度并不会因格丽塔的一句话而改变。不去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而是专注于将所有能想到的最肮脏的政治词汇一股脑发泄到一个16岁女孩的身上,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硬核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事。

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在今天的某些国家,真正在权力关系中践行“生态主义纳粹”的是谁?将改善生态的代价转嫁到人民头上的又是谁?答案显而易见。肯定不是16岁的瑞典小姑娘,也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西方“白左”,而正是国家机器本身。干部中的一小撮不顾人民利益者在华北农村地区推行煤改气政策,导致农民大面积受冻的事例这么快就被遗忘了吗?这里欠缺的恰恰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对官僚和国家机器的警惕。如果说方可成拒绝回答西方对第三世界的权力关系,那么双瞳就是通过强调西方对第三世界的权力关系,来掩盖北京对华北农村的权力关系,来掩盖一国之内的第一世界(“发达国家/地区”)对一国之内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权力关系。

双瞳认为格丽塔是在利用气候变化的议题进行政治投机,但他自己不也在利用库布奇沙漠中的植树工人吗?如果说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创造过什么奇迹,那应当归功于我们有着如此勤劳、勇敢、朴实和强烈奉献精神的劳动人民,他们身上有着最高尚的民族品质。而这种劳动者的品质不应当作为官员的绩效,作为论证应当在关于生态的权力关系中无限忠于民族国家的论据。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当垃圾村的拾荒者、河南受冻的农民以及身患各种职业病的工人们聚在一起时,满腔义愤的双瞳先生站在主席台上对他们大呼急呼,“你们之所以受到环境污染的危害,都是西方那些‘生态主义纳粹’们做的孽呀!”多么一副完美的讽刺画!这种“马克思主义者”没必要假惺惺地为“第三世界国家那些平均寿命尚还不过60的国家里的人的梦想和童年”做辩护。既然“新潮沉思录”原文是引用齐泽克段子开场的,那么我们就以这则关于齐泽克的笑话作为结尾吧:

齐泽克把老母从斯洛文尼亚接到纽约,介绍了他的出场费、稿费,当然还有嫩模。

老太太问,“儿啊,这一切都很好,但是万一那些左派又来了怎么办?

四、“出路何在?”: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

了解生态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根源,以及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场做出清算,还远远不够。重要的应当是提出一个可以期待的愿景和一个替代性的解决方案。毫无疑问,为了保护岌岌可危的生态环境,为了使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从环境破坏的代价下解放出来,劳动者必须全面接管生产资料,并在经济领域实现劳动者的民主管理。也就是说,走向社会主义。

我们已经知道,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矛盾,只要这种生产方式在社会上继续占据统治地位,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市场的无序竞争就会导致大量的生产过剩,也就导致大量的破坏和浪费。只有不再依照盲目的市场力量及利润的规则来分配经济资源,而是生产者通过对经济过程的民主决策和直接参与,依照社会的需要来自己决定生产的优先次序(也就是“计划”),才能够从根源上铲除这种无谓的破坏和浪费行为。

当资本主导世界时,它为了自己的增值而疯狂的破坏生态;当劳动者重新拥有世界时,他们为了自己的需求而进行着有节制的生产。生态保护不再让位于利润的增长,而是与生产力的全面解放相协调;城市规划不再让位于资本的集中,而是为了让大部分人能够拥有良好的生产环境;无产者、农民、原住民和妇女们不必再饱受环境破坏之苦,他们失去的只是资本主义的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自然界。

而要实现这个愿景,就需要我们有着丰富的政治想象力,以及面对现实的勇气和决心。人们或许很容易受到意识形态机器的蛊惑,在网络上嘲讽环保运动是“白左”的作秀;但在现实中,他们又是作为劳动者,承受着资本主义的灾厄,承受着环境破坏所带来的最直接、最严重的代价。这种颠倒的状态正是变革的基础,它预示着劳动者普遍联合的可能;而环保运动也将与其他一切进步的社会运动共谋,汇入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大潮。罗莎·卢森堡的那句名言仍未过世:“要么社会主义,要么野蛮。”当雀巢和可口可乐关起门来瓜分巴西利亚含水层的时候,他们就应当想到,那些昨天还在喝着他们产品的中国孩子们,明天就会和巴西一切喝不上水的孩子们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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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意识形态中的瑞典气候少女-激流网(作者:哈文才。来源:哈扎尔学会。责任编辑:郭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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