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管理国家的主要意义不是政治而是经济


苏维埃政权现在所面临的管理国家这一提到首位的任务,还有这样一个特点:现在所说的(在文明民族的现代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管理,主要的意义不是政治而是经济。通常,人们正是首先把“管理”这个词同主要是,或者甚至纯粹是政治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然而,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和实质,正如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实质一样,是政治任务对经济任务来说居于从属地位。因此,现在特别是有了俄国苏维埃政权存在四个多月的实际经验之后,我们应当非常清楚地理解到,管理国家的任务现在首先是归结为纯粹的经济任务:医治战争给国家带来的创伤、恢复生产力、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搞好计算和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总之,归结为经济改造的任务。

可以说,这一任务分为两个主要项目:(1)在全国各地以最广泛的各种各样的形式来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2)提高劳动生产率。任何一个正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集体或国家,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地造成了完成这两项任务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基本前提时,才能够解决这些任务。没有大机器生产,没有比较发达的铁路网和邮电网,没有比较发达的国民教育网,无论哪项任务无疑都不可能在全民范围内系统地得到解决。

列宁 :《<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一文的初稿》(1918 年 8 月 23 日一 28 日),《列宁文稿》第 8 卷第 47—48 页。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

列宁:《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1918 年 3 月 8 日),《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483 页。


二、只有工人阶级学会管理,社会主义才能形成和巩固


苏维埃政权的实质在于:正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即工人和半无产者(不剥削他人劳动而经常出卖或部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农民)的群众组织,是全部国家权力和全部国家机构的固定的和唯一的基础。正是那些在法律上有平等权利、实际上却受到各种排挤不能参加政治生活和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这样)的群众,现在被吸引来经常参加对国家的民主管理并在其中起决定作用。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 年 8 月 6 日),《列宁全集》第 28卷第 442 页。


在我看来,苏维埃共和国两年建设的最重要的总结,就是关于建设工人政权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只有让工人参加国家的整个管理工作,我们才能在这样难以置信的困难条件下坚持下去,只有走这条道路,我们才会得到完全的胜利。

列宁:《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1919 年 11 月 7 日),《列宁全集》第 30 卷第 108—109 页。


只有工人阶级学会管理,工人群众的威信已经树立,社会主义才能够形成和巩固。不然社会主义就不过是一个愿望。因此,我们实行了工人监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矛盾的步骤,不彻底的步骤,但这是一个必需的步骤。只有这样,工人们才能在不要剥削者和反对剥削者的情况下,亲自担当起这个大国的伟大工业建设事业来。同志们,谁直接地甚至间接地参加了这一建设,谁受过资本主义旧制度的压迫和摧残,谁就学到了许多许多东西。我们知道,取得的成就还很小。我们知道,在这个遭到极大破坏的、极端落后的国家里,工人阶级面前有许许多多的障碍,要学会管理工业,就必须花很长的时间。我们认为最重要和最可贵的,就是工人已经亲自进行管理,我们已经从一切主要工业部门中的必然是混乱的、分散的、手工业式的、不彻底的工人监督进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工人管理工业了。

列宁:《全俄工、农、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1918年 11 月 9 日),《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123 页。


如果你们的工会建立起来,成长起来,发展起来,遍及全国,如果它同城市工会极其紧密地联合起来,那末我们就会通过千百万组织起来的农业工人和城市工人的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个困难任务,就会摆脱四年战争给各族人民和我们带来的困苦,我们一定会摆脱这种困苦,但我们不是走向必然使人们无知、贫困和分散的各干各的旧农庄,而是走向公共的共耕制的大农庄。那时人类科学、人类技术的一切成就,一切改进,专门人材的一切知识,都要为联合起来的工人服务。工人应当成为一切的主人,应当学会自己管理,学会管理那些一直替资本家当走狗来反对工人的人(例如很多农艺师)。

列宁:《彼得格勒省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1919 年 8 月 14 日),《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23 页。


必须使自己成为专家,成为内行,必须面向技术知识, ——这就是实际生活要我们走的道路。但是,无论第一次警报,甚至第二次警报,都还没有促成必要的转变。已经是而且早已是面向技术的时候了。已经是抛弃那个过时的不干预技术的旧口号而使自己成为专家,成为能手,成为精通经济工作的行家的时候了。

斯大林:《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1931 年 2 月),《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第 36 页。


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就是文化,就是管理的本领。举几个小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

列宁:《关于对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大纲给莫洛托夫的信》(1922年 8 月 23 日),《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220 一 221 页。


任何管理工作都需要有特殊的本领。有的人可以当一个最有能力的革命家和鼓动家,但完全不适合作一个管理人员。凡是熟悉实际生活、阅历丰富的人都知道。要管理就要内行,就要精通生产的一切条件,就要懂得现代高度的生产技术,就要有一定的科学修养。这就是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具备的条件。所以,当我们提出一般的决议,而以很内行的样子郑重其事地说明集体管理制和一长管理制的时候,我们就会逐渐相信,我们在管理方面几乎一无所知,但是,我们正在开始根据经验学习一些东西,权衡每一个步骤,提拔每一个多少有些能力的管理人员。

列宁:《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0 年 8 月 15 日),《列宁全集》第 30 卷第 394 页。


消除官僚主义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提高工农文化水平。尽可以责骂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尽可以羞辱我们实际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可是,如果广大的工人群众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使他们可能、愿意并善于从下面用工人群众自己的力量来监督国家机关,那末官僚主义无论如何还是会继续存在的。所以提高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文化——不仅仅在开展识字运动方面(虽然识字是一切文化的基础),而首先是在获得管理国家的技能和本领方面来提高他们的文化——是改善国家机关和任何其他机关的主要杠杆。列宁关于文化革命的口号的意义和作用就在这里。

1922 年 3 月,我们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之前,列宁在致中央的一封由莫洛托夫同志收的信里讲过这个问题。他说:

“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就是文化,就是管理的本领……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

同志们,列宁的这段话是决不能忘记的。(喊声:“对!”)

因此,党的任务就是加紧为提高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阶层的文化而斗争。

斯大林:《联共(布)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 年 12 月),《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第 276—277 页。


谈一谈和实现自我批评口号有关的问题,就是提高工人阶级文化力量以及培养他们管理国家的技能的问题。列宁说过:

“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就是文化,就是管理的本领……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国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培养工人阶级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工业的技能和本领。

不发挥工人的力量和才能,不发挥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力量和才能来批评我们的错误,指出我们的缺点并推进我们的工作,能不能培养工人阶级的这种技能和本领呢?显然不能。

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会议的工作》(1928 年4 月),《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32—33 页。


工人们常常忘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理: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使人民摆脱压迫,并不需要马上消灭阶级,而最觉悟和最有组织的工人应该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工人应该成为国内的统治阶级。这就是你们大多数人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七十年以前写成的并译成各种语言在世界各国流传的《共产党宣言》中早已看到的真理。到处显示出这样的真理:在人们还愚昧无知,不相信新制度的时候,为了战胜资本家,要使有组织的城市工厂工人在同剥削制度作斗争时成为统治阶级。你们在自己的工厂委员会里开会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如果你们在自己的工厂委员会里只注意技术性的,或纯经济性的工人利益,那末,革命就保持不住任何一点成就。工人阶级和被压迫阶级过去不止一次地夺到过政权,但是他们没有一次能把政权保持住。要保持住政权,工人们不仅要有进行英勇斗争和推翻剥削制度的能力,而且在周围一切都在动摇,自己受到攻击,滔滔:不绝的荒诞的流言蜚语日益增多的时候,还要有从事组织工作、遵守纪律、坚忍不拔和研究讨论的本领——就在这种时候,在各方面和广大的千百万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工厂委员会担负着一项最伟大的全国性的任务,即自己首先要成为管理国家生活的机关。

列宁:《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1918 年 6 月 27 日),《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445 页。


列宁说:如果没有国家机关,那我们早就灭亡了,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也一定会灭亡。这就是说,同我们机关中的因循习惯、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进行坚决的和有系统的斗争,是我们党、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斯大林:《论控诉局的意义和任务》(1932 年 4 月),《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第 122 页。


三、学习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很大程度上应当是向托拉斯的领导者学习


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创造或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空想,而是要已经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掌握和采用托拉斯所造成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大生产的本领,那末这种本领便无从获得了。

如果不是抱着把社会主义“教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幼稚目的,我们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给他们的;对于他们,不是应该教授,而是应该剥夺(这种工作,在俄国正在异常“坚决地”进行着),他们的怠工行为应该粉碎,应该使他们这个阶层或集团服从苏维埃政权。而我们共产主义者如果不是小孩子和幼稚无知的人,就应该向他们学习,而且有东西可学,因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办理可以为几千万人服务的大企业方面,没有独立工作的经验。

俄国优秀的工人是懂得这层道理的。他们已经开始向资本家组织者学习,向工程师领导者学习,向技师专家学习了。他们已经开始坚定而谨慎地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学起,然后再逐渐学习最难的东西。在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中,这件工作进行得所以比较缓慢,是因为它比较困难。而纺织工人、烟草工人、制革工人,却不像丧失了阶级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样,他们不害怕“国家资本主义”,不害怕“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这些工人在“制革总厂”、“中央纺织工业管理局”这一类中央领导机关内,同资本家坐在一起,向他们学习办托拉斯,办“国家资本主义”,在苏维埃政权下,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社会主义取得可靠的胜利的条件。

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1918 年 6 月 5 日),《列宁选集》第 8 卷第 555—556 页。


为了表明苏维埃政权要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多么需要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服务,我们想用两句骤然听来似乎是奇谈怪论的话来说明:学习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是向托拉斯的领导者学习,学习社会主义,应当是向资本主义最大的组织者学习。任何人只要想一想下面的事实,就不难相信这并不是奇谈怪论。正是大工厂,正是大机器工业把对劳动者的剥削发展到了空前规模——正是大工厂,是唯一能够消灭资本统治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那个阶级集中的中心。因此,当社会主义的组织工作提到日程上时,为了解决社会主义的实际任务,我们就必须吸收大批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曾经实际组织过最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人,首先也就是那些组织过辛迪加、卡特尔和托拉斯的人,来协助苏维埃政权,这是毫不奇怪的。为了解决苏维埃政权的这项任务,当然需要广大的劳动群众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鼓起干劲,发挥首创精神,因为苏维埃政权是决不会把旧的地位,即统治者和剥削者的这个地位给予所谓工业领袖的。从前的工业领袖,从前的统治者和剥削者,应当担任技术的鉴定人、指导人、参谋和顾问等职务。应当解决一项新的困难的、但是会收到极好效果的任务,即把这些剥削阶级分子所积累的全部经验和知识同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动性、毅力和工作结合起来,因为只有这种结合才能架设起从资本主义旧社会通往资本主义新社会的桥梁。

列宁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1918 年 8 月 23 日—28 日),《列宁文稿》第 3 卷第 53 页。


当然,在劳动者的民主组织和苏维埃实行必要监督的同时,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劳动和指导,将会产生许多新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而且,我们为解决这些问题也不能向任何困难低头,因为在当前情况下我们没有通向更高级的生产组织的别的出路。

我继续讲下去:最大的资本主义在劳动组织方面建立了这样一些制度,这种制度在居民群众受剥削的情况下,是少数有产阶级奴役劳动者,榨取劳动者的额外的劳动、体力、血汗和神经的最残酷的形式,但这种制度同时又是科学地组织生产的最新成就。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应当学会这种制度,并且为了实行我们对生产的计算和监督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还应当对这种制度加以改造。例如,在美国广泛流行的著名的泰罗制之所以著名,就是因为它达到了极端残酷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最高峰。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这种制度引起工人群众这样大的愤恨。但同时,丝毫也不应忘记,泰罗制体现了科学上系统分析生产过程的巨大进步,这为大大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开辟了途径。在美国,由于实行泰罗制而开始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像美国人所说的,对动作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材料,可以用来训练劳动居民掌握无比高超的劳动方法,特别是组织劳动的方法。泰罗制中消极的一面就是,它是在资本主义奴役制的环境下实行的,它是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用来从工人身上榨取两倍三倍的劳动量的手段,它根本不管雇佣工人是否能在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使自己的身体不受损害而提供这两倍或三倍的劳动量。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所面临的一项任务,简单说来就是,我们应当在全国实行泰罗制和美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科学方法,把这种制度同缩短劳动

时间,同在劳动居民的劳动力不受任何损害的情况下利用新的生产方法和组织劳动的方法结合起来。如果劳动者有足够的觉悟,那么,由他们自己正确运用泰罗制反而会是一种最可靠的手段,用来进一步大大缩短全体劳动居民的必要劳动日,使我们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实现一项大致是这样的任务:每个成年公民每天从事六小时体力工作,四小时管理国家的工作。

向这种制度过渡要求具备很多新的技能,建立很多新的组织机构。毫无疑问,这种过渡会使我们遇到不少困难,提出这样的任务甚至会使劳动者的某些阶层感到困惑莫解,也可能引起他们的反对。但是可以相信,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将会了解这种过渡的必要性,而且,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现在刚刚在城乡显露出来,当数百万脱离生产的人从前线归来,第一次看到战争把经济破坏到了这种程度,这无疑在劳动者中为实现这个方针准备舆论基础,而我们在上面所大致考虑的这种改变,将被现在已站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劳动阶级中的全体有觉悟的分子作为一项实际任务提出来。

列宁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1918 年 8 月 23 日 28 日),《列宁文稿》第 3 卷第 55—56 页。


以前的革命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工人不能保持牢固的专政,不懂得单靠专政、暴力、强制是保持不住的,唯有掌握了文明的、技术先进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使用一切有这种经验的人,才能保持得住。当工人第一次从事管理工作而以不友好的态度来对待那些昨天还在当大老板、榨取万千钱财和压迫工人的专家、资产者和资本家的时候,我们说,大概你们大多数人也会说,这些工人只是刚刚接触到共产主义。如果用那些不浸透资产阶级观点的专家就可以建设共产主义,那就太容易了,不过这种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空想。我们知道,什么东西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我们知道,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长出来的,只有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东西,才能建成共产主义,诚然,这些东西是很糟糕的,但是没有别的东西。因此,应当把幻想这种空想共产主义的人从任何实事求是的会议上赶出去,而把那些会用资本主义遗物来办事的人留下来。这样做困难很大,但这是一件有益的工作,因此,任何一个专家都应视为技术和文化的唯一财产,没有这份财产,就不可能有什么共产主义。

列宁:《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0 年 8 月),《列宁全集》第第 30 卷 395-一 396 页。


“由于恢复了资本家的领导地位”,请看“左派共产主义者”想用什么样的话来“辩护”。这种辩护是毫不中用的,因为第一,苏维埃政权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是在有工人代表或工人委员会的情形下,这些工人代表或工人委员会在监督领导人的每一行动,学习领导人的领导经验,他们不仅能够对领导人的措施提出控告,而且还能够通过苏维埃政权的机关来撤换领导人。第二,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只是为了在工作时间内让他们执行职务,而他们的工作条件,则是由苏维埃政权规定的,并且由它修改和取消。第三,苏维埃政权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并不是把他们当做资本家,而是把他们当做领取高额薪金的技术专家或组织家。工人们也知道得很清楚:真正的大企业、托拉斯或其他机构的组织者,也和第一流技师一样,百分之九十九是属于资本家阶级的, ——可是,我们无产阶级政党,正应该任用他们为劳动过程和生产组织的“领导人”,因为我们没有其他有经验的、熟悉这方面实际工作的人材。因为工人们在跨出能被“左倾”词句或小资产阶级放荡性所迷惑的幼年时期以后,恰恰是要经过利用资本家来领导托拉斯,经过大机器生产,经过每年周转额达几百万的企业, ——只有经过这种生产和企业,才能走到社会主义。工人们不是小资产者。他们不害怕最大的“国家资本主义”他们重视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认为这是他们的,即无产阶级的工具,他们的苏维埃政权将利用这种工具来反对小私有者的散漫和涣散现象。

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1918 年 5 月 5 日),《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323—324 页。


管理的本领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会莫名其妙地就有了,不会因为这个阶级是先进阶级于是一下子就有了管理的本领。我们看看这个例子。资产阶级刚胜利时,它是用另一个阶级,即封建阶级出身的人做管理工作的,否则它就无人可用。要清醒地观察事物:资产阶级曾利用先前那个阶级的人才,而我们现在也就有同样的任务,要善于吸取,掌握、利用先前的阶级的知识和素养,为本阶级的胜利而运用这一切。所以我们说,获得胜利的阶级,应当是成熟了的阶级,可是成熟性不是由什么证书所能证明,而是要由经验和实践来证明的。

资产者在还不善于管理时获得了胜利,他们是这样保障自己的胜利的:宣布新宪法,从自己的阶级中征募行政人员,开始学习,同时并利用旧阶级的行政人员,教自己的新人做行政工作,为了这件事,运用了全部国家机构,而封闭旧的封建机关,让富家子弟进学校,这样经过了几十个年头,他们把本阶级的行政人员培养出来了。现时在统治阶级按自己的面貌组成的国家中,也应采取过去所有的国家都用过的办法。如果我们不愿站到纯粹空想和空谈的立场上去,那我们就要说,我们应当考虑过去年代的经验,我们应当保障革命所夺得的宪法,但是要管理,要建设国家,就应当有掌握管理技术、具有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经验的人才,而这样的人才我们只有从旧阶级中才能找到。

关于集体领导制的议论,往往贯串着一种极愚昧的精神,即反对专家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是不能达到胜利的。要获得胜利,就必须懂得资产阶级旧世界的全部悠久的历史,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掌握技术,掌握科学,并为更广大的群众运用它们,而这种技术和科学也只有从资产阶级那里才能获得。这个基本问题应当提得十分明显,应当提作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我们应当借助于被我们推翻了的那个阶级出身的人来从事管理,自然,这些人浸透了他们本阶级的偏见,我们应当重新教育他们。同时,我们应当从本阶级队伍中选拔自己的管理人员。我们要运用全部国家机构,使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实际训练等等,都在共产党员领导之下,为无产者、为工人、为劳动农民进行工作。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20 年 8 月 29 日),《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70 一 171 页。


无产阶级胜利后,就会这样做:使经济学家、工程师、农艺师等等在工人组织的监督之下来拟订“计划”、检查计划,寻求通过集中化节省劳动的办法,探求最简单的、最便宜的、最方便的和最全面的监督方式和方法。为此,我们要发给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技师很高的薪金,但是……但是如果他们不是为劳动者的利益老老实实全面完成这个工作,我们就不给他们饭吃。

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 年 10 月 1 日),《列宁全集》第 26 卷第 99 页。


四、培养社会主义工业干部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我认为不消除这种野蛮和不文明的现象,不消除这种对待科学和有文化的人的野蛮态度,我们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如果工人阶级不能摆脱没有文化的状况,如果它不能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如果它不掌握科学,不善于根据科学的原则来管理经济,那它就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同志们,应当了解现在的斗争条件和国内战争时期不同。在国内战争时期,可以用冲击的方法,可以凭勇敢和大胆,可以用骑兵式的突袭方法去夺取敌人的阵地。现在,在和平经济建设的条件下,用骑兵式的突袭方法只会把事情搞坏。现在也和从前一样需要勇敢和大胆。但是单凭勇敢和大胆是成不了大事的。现在要打垮敌人,必须善于建设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商业,必须抛掉对待商业的高傲的老爷式的态度。

要建设,就必须有知识,必须掌握科学。而要有知识,就必须学习。顽强地、耐心地学习。向所有的人学习,不论向敌人或朋友都要学习,特别是向敌人学习。咬紧牙关学习,不怕敌人讥笑我们,笑我们无知,笑我们落后。

在我们面前有一座堡垒。这座堡垒就叫做科学,它包括许多部门的知识。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占领这座堡垒。青年们如果愿意成为新生活的建设者,愿意成为老近卫军的真正的接班人,就必须占领这座堡垒。

现在我们不能只限于培养一些各方面都会吹一点的一般共产党员干部,一般布尔什维克干部。一知半解和自诩渊博现在对我们来说是桎梏。现在我们需要金属、纺织、燃料、化学、农业、运输、商业、会计等等方面的布尔什维克专家。现在我们需要大批大批的、成千上万的能够在各种知识部门中成为行家的新的布尔什维克干部。没有这些干部,就谈不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飞快速度。没有这些干部,就谈不到我们能赶上和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掌握科学,培养各种知识部门的新的布尔什维克专家干部,学习,学习,最顽强地学习, ——这就是现在的任务。

斯大林:《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8 年 5月),《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64—66 页。


培养工人阶级和一股劳动者出身的、能够在社会政治方面和生产技术方面领导企业的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干部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不完成这个任务就不能使苏联由落后的国家变为先进的国家,由农业国家变为工业国家,变为电气化和金属的国家,变为机器和拖拉机的国家。

斯大林:《给工农学院第一期毕业生》(1930 年 4 月),《斯大林全集》第 12卷第 201 页。


在被剥削劳动群众中,有组织才干和能力的人比有鼓动才干和能力的人多得多,因为这些阶级的整个劳动生活环境要求他们具有多得多的本领来安排好共同的劳动,安排好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和监督。相反,过去的生活条件从群众中极少造就出有鼓动或宣传才干的活动家。可能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现在经常看到,职业的宣传鼓动家或善于作宣传鼓动工作的人不得不担负起组织者的任务,不得不处处都感到自己不大适合于解决这些任务,不得不感到工人农民的失望和不满。从国内敌视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阶级那里,从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人物或那些在我们这里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而事实上通常却热衷于为资产阶级效劳的人,如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那里,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这些错误和失败幸灾乐祸。事实上,历史地来看这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很显然,这方面的缺点只不过是社会主义新社会成长中的毛病。要重新学习,以便把有实际经验的鼓动家提到他应有的重要地位,这样重新学习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毫无疑问,俄国各地的苏维埃政权的代表不用费多大气力就能够做到。但这需要时间,只有犯错误的实际经验才能使人认清改变的必要性,才能造就出许多甚至一大批适于解决新任务的人才。工人和农民中间有组织才干的人无疑比资产阶级想象的要多,但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环境里,这些人才绝不可能涌现出来,绝不可能站住脚和获得自己的地位。相反,如果我们现在清楚地了解到必须广泛吸收新的有组织才干的入来管理国家,如果我们正是从苏维埃政权的原则出发,不断提拔在这方面经过实践考验的活动家,那么,我们将成功地.在短时期内,使一批新的实际生产组织者涌现出来,获得自己的地位,取得与之相适应的领导位置。这都是根据苏维埃政权的原则,根据拿到群众中去并在代表群众的苏维埃机关成员监督下由群众加以贯彻的原则来做的。

列宁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1918 年 8 月 23 日—28 日),《列宁文稿》第 8 卷第 57—58 页。


任何一种任务,特别是像我国工业化这样的巨大任务,如果没有活的人,没有新的人才,没有新的建设干部,那就不可能实现。从前,在国内战争时期;我们特别需要建军和作战的指挥干部,需要团长和旅长、师长和军长。没有这些出身下层和因为有才午而提升起来的新的指挥干部,我们就不能建立军队,我们就不能战胜我们的许许多多的敌人。是他们这些新的指挥干部当时挽救了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国家, ——当然这是在工人和农民共同支持之下的。但是我们现在是处在工业建设时期。现在,我们已从国内战争的战线转到工业战线了。与此相适应,现在我们需要新的工业指挥干部,需要优秀的工厂经理,优秀的托拉斯领导干部,能干的贸易工作人员,聪明的工业建设计划人员。现在我们需要锻炼出经济方面和工业方面新的团长和旅长、师长和军长。没有这样的人材我们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因此,任务就在于从工人和苏维埃知识分子——那些把自己的命运和工人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并且跟我们一道建设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的苏维埃知识分子——队伍中,造就大批的工业建设干部。

斯大林:《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1926 年 4 月),《斯大林全集》第8 卷第 126 页。


现在来谈谈保证我国工业有新的技术知识分子干部的问题。

这里谈的是我们工业方面的困难,因沙赫特事件而暴露出来的困难。

从改进工业的观点来看,沙赫特事件的实质是什么呢?沙赫特事件的实质和意义就是。在保证我国工业有一定数量的忠实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专家方面我们几乎是赤手空拳,非常落后,落后得不像样子。从沙赫特事件得到的教训就是:要加速从工人阶级中培养出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并能在技术上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新的技术知识分子。

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抛弃那些不按苏维埃方式思想或不是共产党员而同意和苏维埃政权合作的专家。不,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后还将用一切办法,尽一切力量去吸收那些在建设我国工业方面愿意和苏维埃政权携手并进的非党专家, 非党技术人员。我们决不要求他们立刻抛弃或立刻改变他们的社会政治观点。我们只要求一点:既然他们自愿地同意和苏维埃政权合作,那他们就要老老卖实地合作。

但是问题在于这些愿意和苏维埃政权携手并进的旧专家是相对地愈来愈少了。问题在于以新的一代年轻专家来替换他们是绝对必要的。所以党认为,如果我们不愿意遭到新的意外,那就应当加速造就新的一代专家,并且必须从工人阶级中,从劳动人民中造就这种人材。这也就是说,要造就能够满足我国工业需要的新的技术知识分子。

斯大林:《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1928 年 7 月),《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186 一 187 页。


五、老的经济工作干部必须重新学习,有时要让位于技术上更有训练的新干部


老的经济工作干部是在我国恢复时期,即在充分利用技术落后因而不能提供很多技术经验的旧工厂时期成长起来的,这难道不对吗?在采用现代新技术的改造时期,老的经济工作干部必须重新学习,有时要让位于技术上更有训练的新干部,这难道不对吗?在充分利用旧工厂和使旧工厂开工时期成长起来的老的经济工作干部,不仅在新技术面前,而且在我国新的发展速度面前,常常显得简直束手无策,难道你要否认这一点吗?

斯大林:《给沙屠诺夫同志的信》(1930 年 8 月),《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第18 页。


领导生产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些人并不总是用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看待领导企业的问题。我们有些人往往以为领导就是签署公文和命令。这是令人痛心的,但这是事实。有时不禁令人想起谢德林小说中的彭帕杜尔。你们记得彭帕杜尔太太是怎样教导小彭帕杜尔的:不要埋头学问,不要钻研业务,让别人去干这些事情吧,这不是你的事情, ——你的事情是签署公文。应当承认,可耻的是在我们布尔什维克中间也有不少靠签署公文来进行领导的人。 至于钻研业务,掌握技术,变成内行, ——这方面他们却根本不管。

我们布尔什维克是干过三次革命的人,是在残酷的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的人,是解决了建立现代工业的重大任务的人,是把农民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可是在领导生产方面我们为什么会屈服于一纸公文呢?

原因就在于签署公文要比领导生产容易。于是很多经济工作人员就走上了这条阻力最小的道路。这里也有我们的过错,中央的过错。十年以前曾经提出过一个口号:“既然共产党员还没有很好地懂得生产技术,既然他们还需要学习管理经济,那么就让旧的技师、工程师、专家去管理生产,你们共产党员不要去干预业务,虽然可以不干预,但是你们要不懈地研究技术,研究管理生产的科学,以便将来和忠实于我们的专家一道成为真正的生产领导者,真正的内行。”当时的口号就是这样。可是事实怎样呢?这个公式的后一部分被抛弃了,因为学习要比签署公文困难;公式的前一部分被庸俗化了,把不干预曲解为放弃研究生产技术。结果就变成胡闹,有害和危险的胡闹。必须摆脱这种状况——愈快愈好。

斯大林:《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1931 年 2 月),《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第 34—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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