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台湾省邮务工会的近两千名台湾籍员工爆发了一场争取“归班”的游行请愿活动。“归班运动”的斗争目标在于解决光复后本省籍邮电工人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要求台湾省政府尽快将本省籍员工全部归入正式编制,实现与外省籍员工的同工同酬。这场“归班运动”成为台湾光复后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大的劳工运动,它的诉求之明确、规模之大以及斗争策略之有效,都说明了工人组织动员工作的成功,而其背后的领导者主要是来自中共华东局的地下党员。1950年,参与“归班运动”的相关人员被捕,同时中共组织系统暴露,这场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最终以“白色恐怖”的“邮电案”噤哑落幕。

时隔70年后,与这场邮工抗争密切相关的一份刊物《野草》进入人们的视线1,使我们得以触摸到光复后台湾邮电工人的生活状貌。《野草》是战后台湾第一份由工人自己创办、投稿并发行的国语学习刊物,从1948年4月维持至1949年8月,共发行29期,每期发行约120份。在短短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野草》成为全省邮电工人学习国语、书写现实以及交流团结的重要媒介。以这份手写发行的刊物为阵地,邮工们从国文写作训练开始,配合着现实斗争,逐渐发展形成了自身的工人文化实践。光复后,国民党政府在台湾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台湾文化重建,目的在于驱除殖民遗留,重塑台湾民众的祖国认同。邮电工人及《野草》所发动的工人文化实践,既内在于这一文化重建的过程中,又开拓出一条全然不同的道路。它通过对“文化”的重新界定与组织,激活了工人的政治自觉,同时也在政治生活的展开中确立了文化实践的内容和向度,深刻卷入了国共对峙下历史的大分流与大重组。

光复初期台湾工人写作与新文化实践的兴起——以新见史料《野草》杂志为中心-激流网《野草》第 1 期

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E·P·汤普森将阶级视作一种“历史现象”2,工人阶级从无到有、从自在到自为的过程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3。《野草》的工人文化实践再合适不过地体现了汤普森的这一论述。相较于产业劳工而言,邮电工人无论是劳动强度还是受教育程度都处于相对优越的地位,“归班运动”的同工同酬诉求表面看来也只是经济范畴内的斗争,在这场工人文化实践中,阶级主体与阶级意识都不是一开始就获得命名的。然而如果我们不是将阶级固定为合乎某种标准的政治经济学范畴,而是在社会发生变化的一个时间段里观察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以及思想与建制的模式4,便会看到在光复初期多重矛盾相互遮蔽、干扰的历史中,工人如何学习认知自我与社会,争取集体的尊严。这一运动的构造清晰指向了一种阶级主体力量的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以国语学习为媒介,工人们广泛吸收来自祖国大陆的左翼文化与乡土文化资源,并在中共的启蒙教育下,全面重塑自身的语言性格、行为习惯、情感方式与价值观念,从而形成了整体性的阶级文化。这里的“文化”正如汤普森所定义的,是一种整体的斗争方式(away of struggle)5,它拆解重组社会冲突里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动员起新的政治力量。

《野草》及邮电工人运动活跃的1948-49年,正是“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国民党政府在军事失败与经济崩溃的颓势中也开始进入台湾内战-冷战体制的构建,而另一方面,左翼的政治文化力量则伴随着红色中国的曙光在台湾喷涌而出。本文将围绕《野草》这份刊物进行研读,观察邮电工人置身于这一巨变时刻,如何参与并改写着战后台湾文化重建的走向,《野草》又是在何种意义上、以何种方式构成了一种阶级文化实践。

一、国语补习班与工人夜校传统

1945年台湾光复后,邮电业等日营企业收归国有。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沿用日据时代邮电合办的旧制,成立了台湾省邮电管理局,将六千多名本省籍员工全部留用,同时也从上海等地调派邮电人员赴台从事接收工作。日据时期,邮电行业中的事务性职位以及管理职位一般只由日本人担任,台湾人只能任职信差、话务员等底层劳力岗位。据1946年的一份台湾邮电业人事统计数据显示,留用的六千多名本省籍员工中,三分之二以上从事通信事务员和各种佣人等底层职位6。而调派的外省籍员工则顶替了原来日本人占据的事务官等职位。这种省籍之间的等级差别,本是源于日本人殖民统治下不平等的管理结构,然而国民党政府却将其归因于台籍员工国语能力的欠缺,在光复后借此进一步巩固了职工内部的等级秩序,加上“留用”两字的帽子,使得台籍员工一直处于被歧视的地位。

当时被委派至台湾参加邮电接收管理工作的外省籍员工中,有若干名是受中共华东局领导的地下党员,他们的任务是到台湾筹备成立邮务工会,组织工人运动。以邮工之间这种省籍歧视的矛盾为契机,陆象贤等人成功组建了台湾省邮务工会,并获得了台籍邮工的广泛支持7。由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规定,只有已经成立全国性工会的行业才能在台湾成立省级工会8,因此台湾省邮务工会成为了台湾最主要的工会力量,分布最广、会员最多,为后来台湾“省工委”建立全岛性的邮电工作委员会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9。

在台湾这样一个缺乏工运传统的地区,邮务工会何以能快速发挥作用,实际上与时任邮务工会理事长的地下党员陆象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陆象贤于1936年进入上海邮政局当邮务员,受到同在邮局工作的唐弢的影响,参加职工读书会,阅读了鲁迅、高尔基、法捷耶夫等左翼文学书籍10。在唐弢的帮助下,陆象贤一边发表文学作品,一边参与工人文化斗争,成为邮政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11。此后他还在上海邮局的邮工补习学校、上海华联同乐会的夜校等当过教员12。陆象贤到台湾组织起邮务工会后,随即成立了邮工补习学校并担任校长。据陆象贤所述,邮务工会里实际上存在两个工会,“一个是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工会;一个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隐蔽在台湾省邮电工人补习学校内的工会,对邮工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启蒙教育,用各种方式组织学员学文化,学理论,学阶级斗争,发展进步力量,培养出一批共产党员。”13国语补习班就是在邮工补习学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一个文化启蒙与政治启蒙团体,其两名女教员计梅真和钱静芝也是中共华东局选派的地下党员,和陆象贤类似,她们赴台前均有过从事工人文化教育与工运斗争的经验。钱静芝曾在上海的三和里女工夜校担任教员,这个夜校是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下设机构,在上海“孤岛”时期成为了一个团结进步人士的重要阵地14。而计梅真本身即为上海日资纱厂女工,同时也是工人夜校的教员,在女工中有着很高的威信15。

1930年代中后期,中共的城市罢工运动经过了惨烈的失败后被迫转入地下,从单纯依靠“赤色工会”转变为利用工人夜校、平民学校等合法性机构进行文化教育的工运组织形式,通过派遣大量地下党员担任教员,对工人进行识字教育、卫生教育、政治启蒙等,渐进至开展劳工斗争。例如当时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原本为教会的女性教育团体,中共便利用这个不为国民党所干涉的宗教团体对底层女工进行教育与团结,培养工运骨干力量。围绕着工人夜校的一系列工人教育活动,构成了中共组织工人运动的枢纽,其作用不亚于工会16。尤其是在女工动员方面,工人夜校往往因其细腻灵活的教育方式更有利于女教员与女工之间的交流。早在1925年中共“四大”确立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之际,已经注意到了工人阶级的壮大必须与农民、青年、妇女等各种革命力量相结合。其中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就指出,在上海、汉口、天津、山东等女工集中的地区,平民女校或女工俱乐部可以成为深入女工群众的“入手方法”17。

计梅真和钱静芝在上海女工夜校工作的丰富经验,使她们到台湾后较为顺利地获得了邮电工人们的信赖。当时参加国语补习班的邮工多为女性,她们在日本殖民教育的影响下,习惯于轻声细语,安分守己,与外省女性在言行举止上存在着很大差异,更不用说对于革命运动的陌生。为了与本省籍女工尽快融合,计梅真试着改变着衣风格,跟台湾妇女一样去烫发,倾听女工们的家庭琐事,帮助她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一位名叫许金玉的女工回忆,计梅真观察到她比较害羞内向,便找其了解家境,鼓励她将善良的同情心转化成为大众的不幸抗争。这些点滴交流以及计梅真朴素温和的言行,最终改变了许金玉对外省人的抗拒,帮助她冲破自我封闭的小世界,快速成长为工会的骨干分子,在“归班运动”中勇敢抗议请愿18。除了日常教学,计梅真和钱静芝还会组织女工们观看《三女性》(1947年)等进步电影,教她们合唱抗日救亡歌曲,灌输社会主义女性观,从而逐渐克服心理与行为上的卑怯。

光复初期台湾工人写作与新文化实践的兴起——以新见史料《野草》杂志为中心-激流网光复初期台北邮局,国语补习班曾在其后院木造礼堂内上课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1930-40年代工人夜校的组织模式与斗争经验,台湾省邮务工会的这个国语补习班才能熟练地开展系统而有针对性的教育动员工作。只有放在这样一个中共工运传统的脉络中,才能理解国语补习班所具有的文化实践意义。国语补习班及其背后的工人夜校传统,并不仅仅是教授给工人知识或技能,而是将知识教育、行为修养与政治启蒙贯通在一起,全方位地重建工人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为何女工教育构成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在女性身上所负载的性别、民族、阶级的压迫,最深刻地渗透于她们的行为教养与日常生活中。光复初期中共中央在对台湾的工作指示中就提出,在斗争策略上必须考虑“如何运用合法斗争来打破合法观念”19,所谓的“合法观念”即包含了那些由习俗、常识、道德等形塑的旧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而在当时的台湾,“国语”无疑构成了这种观念争夺的激烈场域。

二、“经验-情感-修养”:新文化主体的生成

光复初期,台大教授吴守礼曾将当时台湾的语言意识分为老、中、少三层,老年层一般只会讲台湾话;中年层“大都能操日本话,看日本书写日文”,有的更是完全用日语思维;少年层不但会说日语,而且“有的简直不会说台湾话”,是“最难脱离日本语的一层”20。邮电工人中,1920年代左右出生的年轻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他们大多属于吴守礼所谓的中年级层,但由于受教育程度低,仅上过公学校(相当于小学),虽能识文断字,却离形成日语思维还相去甚远,主要的生活语言还是闽南语。尽管国民党政府在接管台湾之后大力推行国语学习运动,但是邮电工人们一开始对学国语并不积极。1946年9月邮务工会开设国语补习班时,参加的人数并不多。许多本省邮工因国民党施政恶劣而排斥外省人,“因为大家对外省人已经有成见了,所以都认为这两个新来的外省老师大概也教不出什么好东西吧”21。邮电系统内部的省籍歧视也因国语问题而凸显,交通部以本省籍邮工国语能力不足为由,试图通过国语考试对留用人员再做筛选归班,引发了台籍邮工强烈的不满。

台湾“国语”从战前的“日本话”一夕之间改为“中国话”,国语教育不仅仅是文化普及的问题,更是一场对台湾民众精神、思想、生活乃至政治进行全面改造的运动。在当时国民政府的接管工作计划中,国语普及教育属于战后“心理建设”的施政核心22,“说国语,通国文,懂国史”被认为是培养台湾人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国语往往被抽象为意识形态与行政权力,失去了语言的日常性与生活性。“说国语”既是高高在上,“通国文”就更难以企及了。及至1948年,杨逵等台籍作家在谈及台湾文学的语言问题时,仍对于如何用国语进行创作感到困难,他们的行文中亦常混杂台湾话文、日文等字词与文法23。知识分子的国文写作水平尚且如此,遑论普罗大众。当时编写给一般民众学习国语的社会读物很多都是采取中日文对照的形式,台湾东华书局、东方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也编译了大量中国现代文学的中日文对照读本。但对于一般民众而言,这种以日语为中介的国语学习方法仅能在语法字词层面发挥作用,并没有解决如何通过写作表情达意的问题。况且大多数民众的日语水平也远未达到形成日语思维的程度,要通过日文理解现代白话文学的要义,不免有些缘木求鱼24。

光复初期国语运动的推行固然起到了促进祖国认同的作用,但如何使其适应于台湾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国语真正成为台湾民众的生活语言,并没有受到充分重视。一味强调国语的权威性,反而导致本省人尤其是中下阶层民众,难以体认到作为国民一分子的平等与尊严。对此,通晓闽南语的外省籍戏剧家陈大禹就曾指出:

现在台湾人因语文的变革,对于祖国语文正如白纸一样要从报刊接受,学习,他们的阅读,不仅是国内偏重于内容的理解,同时他们还要实际引用到生活需要表达的日常语文上去,所以,现在台湾的文作,因为这种需要,我们应强调这种特殊性,使能适宜于这特殊的需要。25

国语运动的主导者们往往将方言或日语的影响视作最大障碍,却忽视了国语的普及与国民精神的形塑,更关键的其实在于建设“生活需要表达的日常语文”。《野草》的创办即是将国文写作与语言知识的学习并举,在写作中提高国语能力,实际上是重新定义了国语运动的路径。1948年《野草》创刊时,邮工学员们的国语水平大致只有初中级,从其写作内容来看,在字词和语法等基础语言知识上仍有较大缺陷,但国语补习班的教学已经将重心放在国文阅读与写作的训练上,关注的是运用国语思考与表达的能力,使其成为邮工们日常交流的“活语言”。《野草》的自我定位如其刊名所示:

微小的野草之存在,往往为人忽视,可是它的生命力的确是很大的,……我们同学渺小幼稚,正像路旁的野草,不值得人们注意。但我们愿意学习野草的那股韧性,透过一切困难生长在地面上。26

“野草”之微小,既是指本省籍邮工地位的低贱,也坦承因国语水平的粗浅,“谈文艺的确是够不上这个水准”。然而《野草》意不在展示邮工写作水平的纯熟与否,而是强调“只要是自己写的,都好”27,鼓励邮工从日常情景、身边小事、亲身经历着手,自由表达个人意见。这种平易温和而不失主体诉求的态度,使邮工从失语的位置解放出来,开始探索自我表达的语言形式。

如前所述,国语补习班虽然是中共地下党在台湾邮电系统发展工运的一种组织方式,但它又是隐藏于邮务工会中、获得国民党政府认可的合法组织。因此,国语学习和国文写作承担起了最主要的政治启蒙工作。工人写作曾在1930年代的中国左翼运动中形成过一次小高潮。当时在“左联”的文化斗争中,工农通信运动作为大众文艺创作的主要内容,曾被认为是实现“无产阶级文学”的“唯一途径”28。一批左翼文化工作者积极进驻工人社区,发展工人通信员,动员他们搜集劳工斗争的消息素材并写成报告文学。工农通信写作可以说是1930年代左翼文学迈向大众化实践的尝试。然而尽管“左联”一直重视与工人作者、工人读者的联系,但由于受到中共城市武装暴动路线的影响,工农通信写作往往被直接地与政治斗争连结在一起,对写作主体的培养以及对工农文学的建设等问题几乎都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甚至还没有完全摆脱“文艺组织生活论”的遗毒29。

《野草》继承了这一左翼文化传统,并创造了新的工人写作实践。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野草》并没有正面亮出阶级斗争的论述,而是聚焦于写作的训练,强调写作与工人主体意识之间的连结。其时正值“二·二八”事件之后,省籍矛盾渐有被误认与放大的趋势,而国语本身所承载的国族认同也已然布满裂隙。面对“二·二八”之后话语纷杂的乱象,《野草》发动工人们从自身的经验写起,意图并非提倡经验主义的感性认知,而是用“包含着全部历史进程”的“经验”(experience)30去破除意识形态偏见的束缚,唤起邮工自主观察社会的积极性。

从《野草》所刊发的工人习作来看,书写的经验涵盖了他们的工作经历、家庭生活、文化娱乐以及随想片断等等。通过经验的挖掘整理,工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与所处的社会,思考着历史的延续与断裂。其中不少作品还能以小见大,在经验与经验之间进行转化、联系,引向对社会问题的批判。如一篇题为《台风与涨风》的作品,从“台风”这一习以为常的自然现象出发,联想到光复后物价飞涨所导致的社会恐慌,形象而充满讽刺。文末更是发出连声质问:

为什么我们的薪津却不会因物价的刺激而上涨呢?不明白!不明白!实在不明白!31

直白的情感宣泄有力调动起了工人们的正义感与权利意识。在邮工们的笔下,光复后的台湾社会并没有改变殖民时期的不平等秩序,物价暴涨、生活困苦,工作也没有保障,与因战争被炸毁的平房相形对照的,是光复后依旧高耸威严的总督府32。《野草》还仿照报刊上时兴的“台北风景线”专栏,以短讯的形式集中刊载对台北社会的观察记录。这些记录或转载自它刊,或出自邮工之手,寥寥数笔,却敏锐捕捉到了生活细节中所暴露出的社会矛盾,博物馆下的露宿者、遍布街头的旧物贩卖、桃色刊物的繁荣、市区交通的混乱……最有趣者莫过于观察到了市面上“上海”招牌的增多,以此讽刺了外省人与外省文化的特权33。

邮工们的写作虽然稚嫩,但在情感表达上却真挚强烈。在一篇题为《作文指导:文章怎样写成的》文章里,作者就指出写作是源于心中不得不发的“情感”,“看不惯!受不了!太高兴!太痛苦!”,这些自发的情感连结着生活中“熟悉的事”,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

你的邻居受不了生活的压迫,死了。你学校内的先生不兴,同学们要求换一个,闹起来,给学校里开除了几个学生……还有,总之,在生活着的人每天每天在制造题材,使你写也写不完。34

进而从这些素材中拣选出具有社会意义的“题材”:

先想一想:这件故事讲出来有人听吗?大多数人要听呢?少数人要听?

表现出这世界的黑暗的苦难的,我们写。

对于人们的生活上没有关系而无关痛痒的,我们不高兴浪费力心!35

从个人的悲喜苦乐到“大多数人”的情感共鸣,写作既立足于个体的经验,同时又应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