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初期台湾工人写作与新文化实践的兴起——以新见史料《野草》杂志为中心

1949年3月，台湾省邮务工会的近两千名台湾籍员工爆发了一场争取“归班”的游行请愿活动。“归班运动”的斗争目标在于解决光复后本省籍邮电工人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要求台湾省政府尽快将本省籍员工全部归入正式编制，实现与外省籍员工的同工同酬。这场“归班运动”成为台湾光复后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大的劳工运动，它的诉求之明确、规模之大以及斗争策略之有效，都说明了工人组织动员工作的成功，而其背后的领导者主要是来自中共华东局的地下党员。1950年，参与“归班运动”的相关人员被捕，同时中共组织系统暴露，这场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最终以“白色恐怖”的“邮电案”噤哑落幕。

时隔70年后，与这场邮工抗争密切相关的一份刊物《野草》进入人们的视线1，使我们得以触摸到光复后台湾邮电工人的生活状貌。《野草》是战后台湾第一份由工人自己创办、投稿并发行的国语学习刊物，从1948年4月维持至1949年8月，共发行29期，每期发行约120份。在短短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野草》成为全省邮电工人学习国语、书写现实以及交流团结的重要媒介。以这份手写发行的刊物为阵地，邮工们从国文写作训练开始，配合着现实斗争，逐渐发展形成了自身的工人文化实践。光复后，国民党政府在台湾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台湾文化重建，目的在于驱除殖民遗留，重塑台湾民众的祖国认同。邮电工人及《野草》所发动的工人文化实践，既内在于这一文化重建的过程中，又开拓出一条全然不同的道路。它通过对“文化”的重新界定与组织，激活了工人的政治自觉，同时也在政治生活的展开中确立了文化实践的内容和向度，深刻卷入了国共对峙下历史的大分流与大重组。

光复初期台湾工人写作与新文化实践的兴起——以新见史料《野草》杂志为中心-激流网《野草》第 1 期

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E·P·汤普森将阶级视作一种“历史现象”2，工人阶级从无到有、从自在到自为的过程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3。《野草》的工人文化实践再合适不过地体现了汤普森的这一论述。相较于产业劳工而言，邮电工人无论是劳动强度还是受教育程度都处于相对优越的地位，“归班运动”的同工同酬诉求表面看来也只是经济范畴内的斗争，在这场工人文化实践中，阶级主体与阶级意识都不是一开始就获得命名的。然而如果我们不是将阶级固定为合乎某种标准的政治经济学范畴，而是在社会发生变化的一个时间段里观察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以及思想与建制的模式4，便会看到在光复初期多重矛盾相互遮蔽、干扰的历史中，工人如何学习认知自我与社会，争取集体的尊严。这一运动的构造清晰指向了一种阶级主体力量的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以国语学习为媒介，工人们广泛吸收来自祖国大陆的左翼文化与乡土文化资源，并在中共的启蒙教育下，全面重塑自身的语言性格、行为习惯、情感方式与价值观念，从而形成了整体性的阶级文化。这里的“文化”正如汤普森所定义的，是一种整体的斗争方式（away of struggle）5，它拆解重组社会冲突里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动员起新的政治力量。

《野草》及邮电工人运动活跃的1948-49年，正是“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国民党政府在军事失败与经济崩溃的颓势中也开始进入台湾内战-冷战体制的构建，而另一方面，左翼的政治文化力量则伴随着红色中国的曙光在台湾喷涌而出。本文将围绕《野草》这份刊物进行研读，观察邮电工人置身于这一巨变时刻，如何参与并改写着战后台湾文化重建的走向，《野草》又是在何种意义上、以何种方式构成了一种阶级文化实践。

一、国语补习班与工人夜校传统

1945年台湾光复后，邮电业等日营企业收归国有。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沿用日据时代邮电合办的旧制，成立了台湾省邮电管理局，将六千多名本省籍员工全部留用，同时也从上海等地调派邮电人员赴台从事接收工作。日据时期，邮电行业中的事务性职位以及管理职位一般只由日本人担任，台湾人只能任职信差、话务员等底层劳力岗位。据1946年的一份台湾邮电业人事统计数据显示，留用的六千多名本省籍员工中，三分之二以上从事通信事务员和各种佣人等底层职位6。而调派的外省籍员工则顶替了原来日本人占据的事务官等职位。这种省籍之间的等级差别，本是源于日本人殖民统治下不平等的管理结构，然而国民党政府却将其归因于台籍员工国语能力的欠缺，在光复后借此进一步巩固了职工内部的等级秩序，加上“留用”两字的帽子，使得台籍员工一直处于被歧视的地位。

当时被委派至台湾参加邮电接收管理工作的外省籍员工中，有若干名是受中共华东局领导的地下党员，他们的任务是到台湾筹备成立邮务工会，组织工人运动。以邮工之间这种省籍歧视的矛盾为契机，陆象贤等人成功组建了台湾省邮务工会，并获得了台籍邮工的广泛支持7。由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规定，只有已经成立全国性工会的行业才能在台湾成立省级工会8，因此台湾省邮务工会成为了台湾最主要的工会力量，分布最广、会员最多，为后来台湾“省工委”建立全岛性的邮电工作委员会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9。

在台湾这样一个缺乏工运传统的地区，邮务工会何以能快速发挥作用，实际上与时任邮务工会理事长的地下党员陆象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陆象贤于1936年进入上海邮政局当邮务员，受到同在邮局工作的唐弢的影响，参加职工读书会，阅读了鲁迅、高尔基、法捷耶夫等左翼文学书籍10。在唐弢的帮助下，陆象贤一边发表文学作品，一边参与工人文化斗争，成为邮政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11。此后他还在上海邮局的邮工补习学校、上海华联同乐会的夜校等当过教员12。陆象贤到台湾组织起邮务工会后，随即成立了邮工补习学校并担任校长。据陆象贤所述，邮务工会里实际上存在两个工会，“一个是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工会；一个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隐蔽在台湾省邮电工人补习学校内的工会，对邮工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启蒙教育，用各种方式组织学员学文化，学理论，学阶级斗争，发展进步力量，培养出一批共产党员。”13国语补习班就是在邮工补习学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一个文化启蒙与政治启蒙团体，其两名女教员计梅真和钱静芝也是中共华东局选派的地下党员，和陆象贤类似，她们赴台前均有过从事工人文化教育与工运斗争的经验。钱静芝曾在上海的三和里女工夜校担任教员，这个夜校是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下设机构，在上海“孤岛”时期成为了一个团结进步人士的重要阵地14。而计梅真本身即为上海日资纱厂女工，同时也是工人夜校的教员，在女工中有着很高的威信15。

1930年代中后期，中共的城市罢工运动经过了惨烈的失败后被迫转入地下，从单纯依靠“赤色工会”转变为利用工人夜校、平民学校等合法性机构进行文化教育的工运组织形式，通过派遣大量地下党员担任教员，对工人进行识字教育、卫生教育、政治启蒙等，渐进至开展劳工斗争。例如当时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原本为教会的女性教育团体，中共便利用这个不为国民党所干涉的宗教团体对底层女工进行教育与团结，培养工运骨干力量。围绕着工人夜校的一系列工人教育活动，构成了中共组织工人运动的枢纽，其作用不亚于工会16。尤其是在女工动员方面，工人夜校往往因其细腻灵活的教育方式更有利于女教员与女工之间的交流。早在1925年中共“四大”确立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之际，已经注意到了工人阶级的壮大必须与农民、青年、妇女等各种革命力量相结合。其中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就指出，在上海、汉口、天津、山东等女工集中的地区，平民女校或女工俱乐部可以成为深入女工群众的“入手方法”17。

计梅真和钱静芝在上海女工夜校工作的丰富经验，使她们到台湾后较为顺利地获得了邮电工人们的信赖。当时参加国语补习班的邮工多为女性，她们在日本殖民教育的影响下，习惯于轻声细语，安分守己，与外省女性在言行举止上存在着很大差异，更不用说对于革命运动的陌生。为了与本省籍女工尽快融合，计梅真试着改变着衣风格，跟台湾妇女一样去烫发，倾听女工们的家庭琐事，帮助她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一位名叫许金玉的女工回忆，计梅真观察到她比较害羞内向，便找其了解家境，鼓励她将善良的同情心转化成为大众的不幸抗争。这些点滴交流以及计梅真朴素温和的言行，最终改变了许金玉对外省人的抗拒，帮助她冲破自我封闭的小世界，快速成长为工会的骨干分子，在“归班运动”中勇敢抗议请愿18。除了日常教学，计梅真和钱静芝还会组织女工们观看《三女性》（1947年）等进步电影，教她们合唱抗日救亡歌曲，灌输社会主义女性观，从而逐渐克服心理与行为上的卑怯。

光复初期台湾工人写作与新文化实践的兴起——以新见史料《野草》杂志为中心-激流网光复初期台北邮局，国语补习班曾在其后院木造礼堂内上课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1930-40年代工人夜校的组织模式与斗争经验，台湾省邮务工会的这个国语补习班才能熟练地开展系统而有针对性的教育动员工作。只有放在这样一个中共工运传统的脉络中，才能理解国语补习班所具有的文化实践意义。国语补习班及其背后的工人夜校传统，并不仅仅是教授给工人知识或技能，而是将知识教育、行为修养与政治启蒙贯通在一起，全方位地重建工人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为何女工教育构成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在女性身上所负载的性别、民族、阶级的压迫，最深刻地渗透于她们的行为教养与日常生活中。光复初期中共中央在对台湾的工作指示中就提出，在斗争策略上必须考虑“如何运用合法斗争来打破合法观念”19，所谓的“合法观念”即包含了那些由习俗、常识、道德等形塑的旧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而在当时的台湾，“国语”无疑构成了这种观念争夺的激烈场域。

二、“经验-情感-修养”：新文化主体的生成

光复初期，台大教授吴守礼曾将当时台湾的语言意识分为老、中、少三层，老年层一般只会讲台湾话；中年层“大都能操日本话，看日本书写日文”，有的更是完全用日语思维；少年层不但会说日语，而且“有的简直不会说台湾话”，是“最难脱离日本语的一层”20。邮电工人中，1920年代左右出生的年轻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他们大多属于吴守礼所谓的中年级层，但由于受教育程度低，仅上过公学校（相当于小学），虽能识文断字，却离形成日语思维还相去甚远，主要的生活语言还是闽南语。尽管国民党政府在接管台湾之后大力推行国语学习运动，但是邮电工人们一开始对学国语并不积极。1946年9月邮务工会开设国语补习班时，参加的人数并不多。许多本省邮工因国民党施政恶劣而排斥外省人，“因为大家对外省人已经有成见了，所以都认为这两个新来的外省老师大概也教不出什么好东西吧”21。邮电系统内部的省籍歧视也因国语问题而凸显，交通部以本省籍邮工国语能力不足为由，试图通过国语考试对留用人员再做筛选归班，引发了台籍邮工强烈的不满。

台湾“国语”从战前的“日本话”一夕之间改为“中国话”，国语教育不仅仅是文化普及的问题，更是一场对台湾民众精神、思想、生活乃至政治进行全面改造的运动。在当时国民政府的接管工作计划中，国语普及教育属于战后“心理建设”的施政核心22，“说国语，通国文，懂国史”被认为是培养台湾人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国语往往被抽象为意识形态与行政权力，失去了语言的日常性与生活性。“说国语”既是高高在上，“通国文”就更难以企及了。及至1948年，杨逵等台籍作家在谈及台湾文学的语言问题时，仍对于如何用国语进行创作感到困难，他们的行文中亦常混杂台湾话文、日文等字词与文法23。知识分子的国文写作水平尚且如此，遑论普罗大众。当时编写给一般民众学习国语的社会读物很多都是采取中日文对照的形式，台湾东华书局、东方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也编译了大量中国现代文学的中日文对照读本。但对于一般民众而言，这种以日语为中介的国语学习方法仅能在语法字词层面发挥作用，并没有解决如何通过写作表情达意的问题。况且大多数民众的日语水平也远未达到形成日语思维的程度，要通过日文理解现代白话文学的要义，不免有些缘木求鱼24。

光复初期国语运动的推行固然起到了促进祖国认同的作用，但如何使其适应于台湾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国语真正成为台湾民众的生活语言，并没有受到充分重视。一味强调国语的权威性，反而导致本省人尤其是中下阶层民众，难以体认到作为国民一分子的平等与尊严。对此，通晓闽南语的外省籍戏剧家陈大禹就曾指出：

现在台湾人因语文的变革，对于祖国语文正如白纸一样要从报刊接受，学习，他们的阅读，不仅是国内偏重于内容的理解，同时他们还要实际引用到生活需要表达的日常语文上去，所以，现在台湾的文作，因为这种需要，我们应强调这种特殊性，使能适宜于这特殊的需要。25

国语运动的主导者们往往将方言或日语的影响视作最大障碍，却忽视了国语的普及与国民精神的形塑，更关键的其实在于建设“生活需要表达的日常语文”。《野草》的创办即是将国文写作与语言知识的学习并举，在写作中提高国语能力，实际上是重新定义了国语运动的路径。1948年《野草》创刊时，邮工学员们的国语水平大致只有初中级，从其写作内容来看，在字词和语法等基础语言知识上仍有较大缺陷，但国语补习班的教学已经将重心放在国文阅读与写作的训练上，关注的是运用国语思考与表达的能力，使其成为邮工们日常交流的“活语言”。《野草》的自我定位如其刊名所示：

微小的野草之存在，往往为人忽视，可是它的生命力的确是很大的，……我们同学渺小幼稚，正像路旁的野草，不值得人们注意。但我们愿意学习野草的那股韧性，透过一切困难生长在地面上。26

“野草”之微小，既是指本省籍邮工地位的低贱，也坦承因国语水平的粗浅，“谈文艺的确是够不上这个水准”。然而《野草》意不在展示邮工写作水平的纯熟与否，而是强调“只要是自己写的，都好”27，鼓励邮工从日常情景、身边小事、亲身经历着手，自由表达个人意见。这种平易温和而不失主体诉求的态度，使邮工从失语的位置解放出来，开始探索自我表达的语言形式。

如前所述，国语补习班虽然是中共地下党在台湾邮电系统发展工运的一种组织方式，但它又是隐藏于邮务工会中、获得国民党政府认可的合法组织。因此，国语学习和国文写作承担起了最主要的政治启蒙工作。工人写作曾在1930年代的中国左翼运动中形成过一次小高潮。当时在“左联”的文化斗争中，工农通信运动作为大众文艺创作的主要内容，曾被认为是实现“无产阶级文学”的“唯一途径”28。一批左翼文化工作者积极进驻工人社区，发展工人通信员，动员他们搜集劳工斗争的消息素材并写成报告文学。工农通信写作可以说是1930年代左翼文学迈向大众化实践的尝试。然而尽管“左联”一直重视与工人作者、工人读者的联系，但由于受到中共城市武装暴动路线的影响，工农通信写作往往被直接地与政治斗争连结在一起，对写作主体的培养以及对工农文学的建设等问题几乎都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甚至还没有完全摆脱“文艺组织生活论”的遗毒29。

《野草》继承了这一左翼文化传统，并创造了新的工人写作实践。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野草》并没有正面亮出阶级斗争的论述，而是聚焦于写作的训练，强调写作与工人主体意识之间的连结。其时正值“二·二八”事件之后，省籍矛盾渐有被误认与放大的趋势，而国语本身所承载的国族认同也已然布满裂隙。面对“二·二八”之后话语纷杂的乱象，《野草》发动工人们从自身的经验写起，意图并非提倡经验主义的感性认知，而是用“包含着全部历史进程”的“经验”（experience）30去破除意识形态偏见的束缚，唤起邮工自主观察社会的积极性。

从《野草》所刊发的工人习作来看，书写的经验涵盖了他们的工作经历、家庭生活、文化娱乐以及随想片断等等。通过经验的挖掘整理，工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与所处的社会，思考着历史的延续与断裂。其中不少作品还能以小见大，在经验与经验之间进行转化、联系，引向对社会问题的批判。如一篇题为《台风与涨风》的作品，从“台风”这一习以为常的自然现象出发，联想到光复后物价飞涨所导致的社会恐慌，形象而充满讽刺。文末更是发出连声质问：

为什么我们的薪津却不会因物价的刺激而上涨呢？不明白！不明白！实在不明白！31

直白的情感宣泄有力调动起了工人们的正义感与权利意识。在邮工们的笔下，光复后的台湾社会并没有改变殖民时期的不平等秩序，物价暴涨、生活困苦，工作也没有保障，与因战争被炸毁的平房相形对照的，是光复后依旧高耸威严的总督府32。《野草》还仿照报刊上时兴的“台北风景线”专栏，以短讯的形式集中刊载对台北社会的观察记录。这些记录或转载自它刊，或出自邮工之手，寥寥数笔，却敏锐捕捉到了生活细节中所暴露出的社会矛盾，博物馆下的露宿者、遍布街头的旧物贩卖、桃色刊物的繁荣、市区交通的混乱……最有趣者莫过于观察到了市面上“上海”招牌的增多，以此讽刺了外省人与外省文化的特权33。

邮工们的写作虽然稚嫩，但在情感表达上却真挚强烈。在一篇题为《作文指导：文章怎样写成的》文章里，作者就指出写作是源于心中不得不发的“情感”，“看不惯！受不了！太高兴！太痛苦！”，这些自发的情感连结着生活中“熟悉的事”，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

你的邻居受不了生活的压迫，死了。你学校内的先生不兴，同学们要求换一个，闹起来，给学校里开除了几个学生……还有，总之，在生活着的人每天每天在制造题材，使你写也写不完。34

进而从这些素材中拣选出具有社会意义的“题材”：

先想一想：这件故事讲出来有人听吗？大多数人要听呢？少数人要听？

表现出这世界的黑暗的苦难的，我们写。

对于人们的生活上没有关系而无关痛痒的，我们不高兴浪费力心！35

从个人的悲喜苦乐到“大多数人”的情感共鸣，写作既立足于个体的经验，同时又应最大化地实现共同体的相通，激发阶级的共同情感。这也是中共革命所擅长的情感政治，通过提升大众的愤怒、仇恨、热情等情绪力量，动员他们“衷心地想要投入到一种高度情感化的正义事业中去”36。《饭碗》《发薪谈吃》《物价上涨》《做牛拖的我们》《卖红豆冰的我们》……这些习作运用富有台湾特色的语言和形象，书写着工人们的劳苦、饥饿、挣扎。工人们因身份卑微而失去的尊严感，在一次次的“诉苦”中逐渐以“我们”的确认而重新获得。

1948年10月光复三周年纪念时，《野草》以征文的形式收集了邮工们的光复所感。这些文章表现出颇为明确的社会批判性，情感的表达也更为集中、大胆。一首题为《光复》的诗歌，以拟人化的手法抒发了“我们”在光复后的情感转变。起初，光复像“台风一样猛烈/睡着的，死灭的/被你唤得复活过来”，然而笔锋一转，“你来得又像疫疠一样的凶暴/你来了，一切都变了颜色”，“希望幻想死在你的手上，贫苦饥饿来自你的足迹，光复！光复！你带来一阵空虚的狂欢与希望，现在又把我们抛到苦闷的深渊里去了”37。喜悦、希望、刚毅、痛苦、阴郁、空虚、苦闷，快速的情感转换与炽热的情感强度塑造出了一个饱满而清晰的主体形象，甚至颇有几分郭沫若笔下《女神》的主观精神气概。

通过日常经验的再现以及情感共鸣的催化，邮工们作为“受苦的人”逐渐获得了主体的尊严感。这种尊严感不仅包含了对于生活权利与工作权利的捍卫，也要求着摆脱身份的屈辱，在时代的变局中争取主体从内到外真正的解放。有工人如此描述《野草》给自己带来的情感慰藉：

当我忧郁不堪的时候，我便执笔写些心里话寄出对它诉苦，它仍然一点都不装饰，不害羞，公正、真挚的代我发表，以慰我的苦闷，反正还勉励我呢！

…………

虽然它的理论范围只不过我们日常生活的讨论，可是我相信它的公正、诚挚、温和。38

这里所说的“公正”，正是因写作的坦诚真挚而实现的平等交流，它赋予每位邮工以表达的权利，使语言、写作剥除了附着其上的文化优越感与封闭性，转而成为邮工们抗争的武器。

由于国语补习班的学员多为年轻人，《野草》的内容也因此特别针对青年进行了编排。《野草》常常转载一些大陆杂志上的文章，其中最主要的来源就是开明书店的《中学生》《开明少年》等青少年读物。开明书店本就是国统区具有左翼色彩的书店，1946年由周索非在台开设分店，主要销售各种国语教材和国语读本，《中学生》和《开明少年》也随之进入台湾的阅读市场。这两份刊物以浅显活泼的形式介绍新知识、新思想，贴近青少年心理，在平等的对话中引领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野草》无论是在语文教育还是思想建设上，都明显学习了这两份刊物的风格与内容。如《野草》举办的第一次征文活动“忘不了的事”，就是直接沿用了《开明少年》的征文题目。《野草》上唯一进行连载介绍的中国现代作家巴金39，也是开明书店最重要的作者之一，其与周索非早年同为无政府主义者，交情深厚。《野草》虽然致力于国文写作训练，但其实并无太多直接介绍中国新文学的内容，而是将其融入对“新青年”思想观念与文化品格的倡导。它对巴金文学思想的引介，或许与1947年夏巴金访台的影响有关，但更主要还是看重了巴金对于“五四”后青年一代觉醒与反叛的书写。

《野草》多次谈及青年的修养问题，强调“修养”指的是“求取知识、锻炼能力、讲究生活的意义跟实践，而并不是所谓圣贤的修养”40。《野草》曾经从《中学生》转载了一篇《与青年谈小事》，从一言一行的小节谈起，提醒青年在投身于波澜壮阔的斗争之时，也不应忽视自身修养的提高，要做到态度和平、办事周到、律己要严、学习要广41。这些要求并非抽象的道德律令，而是落实到了青年邮工们的日常生活中。战后西方的大众文化开始流行于台湾，一些青年邮工热衷于跳交谊舞，甚至为此发生过男女纠纷。对此，钱静芝没有一味贬斥交谊舞活动，而是就西洋文化与中国社会的龃龉之处进行分析，告诉邮工们未来的中国社会应该探索出自己的文化，使他们意识到，哪怕是休闲娱乐也能决定一个人的前途42。在钱静芝的开导下，邮工们改变了自己的业余兴趣，积极参加登山、郊游、打球、合唱、读书等集体活动，在提高自身修养的同时也接触到了更广阔的文化生活。“立足脚跟好好活下来”，如果环境不容许积极的活动，至少在消极方面要“不参加为祸社会的害群之马”43，这是《野草》编辑部对青年读者提出的期望，以认真的态度求生活，摆脱受苦者的自哀自怜。在工人阶级意识尚未成熟、缺乏组织生活的情况下，自律所唤起的责任感，使工人们自觉认识到了自己与他人、与社会的紧密关联。

这一修养教导的实践，其实也脱胎自共产党员对于“党性”的锻炼，将改造社会与改造自己并重，强调理论、实践、美德三者的一体性。在国语补习班的课业之余，计梅真就曾指导一些较为进步的学员阅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位学员回忆说：“我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一书，就像一本宝典，天天读，天天思考，天天检验自己”44。青年修养与党员修养之间的隐秘联结，使修养问题同时在日常生活与社会政治两个维度展开，一如共产党员必须“在广大群众革命斗争中来锻炼、发展与巩固自己”45，青年人的修养也必须“在大众中学习大众中成长”46。从“经验”到“情感”，进而提升至“修养”的主体重塑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意识再造的过程。国语补习班的工人教育，以语言的训练为核心，形成了一套有机的文化实践体系。它带来的是工人们在世界认识层面的转换，通过将工人的成长纳入社会的总体变革中，启发他们在光复后区隔破碎的社会中重新去思考一个“完整的人”应该是什么样，也重新去想象一个整全性的政治图景——“中国”应该是什么样。

三、劳动者的新中国与“人民文艺”

如果说《野草》在诞生之初还因“二·二八”事件的余波而维持着较为谨慎低调的面貌，那么随着国共内战局势的发展，它的阶级动员策略与左翼文化倾向越来越显山露水。对于这些邮电工人而言，思想启蒙的困难不在于使其认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而在于如何了解激变中的大陆形势，从而将本阶级的命运与一个更广大的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课上，计梅真和钱静芝带领工人们读鲁迅、高尔基；在课后，她们秘密介绍一些大陆的左翼读物给学员，包括《新民主主义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大众哲学》《群众》杂志等。这些来自中共立场的左翼理论与时局分析，给邮工们带来了全新的社会观察视野。1948-49年，在中共进入战略反攻局势的鼓舞下，台湾省工委也进入了一个急速扩张的阶段，更为主动地展开了“群众路线”的政治动员与文化宣传，加大力度吸收新党员47。这一激进化的工作策略，无疑要求着更为明确直接的政治启蒙教育，而新的历史主体想象，也在席卷全国的群众斗争中呼之欲出。

在这一过程中，“归班运动”构成了一个组织工作的核心，工人们的文化实践围绕着这一运动全面展开，在斗争中逐渐形成新的阶级认识与社会分析视野。如何认识归班问题的性质，首先需要引导邮工重新理解劳动的意义与价值。由于长期处于被殖民、被歧视的社会底层，邮工们大多只是将工作视为“饭碗”、“生计”。《野草》上工人写作的最主要题材，也是书写工作中的不平等待遇以及谋生的辛劳。一位邮工曾写了一篇题为《人力车夫》的文章，描述了自己在光复初期拉人力车补贴生计的工作经历。计梅真将这篇习作拿到课堂上讨论，并结合杨逵的《送报夫》细致讲解了写作如何源自生活的真实经验，同时又需要建立在深入彻底的调查分析之上：

将调查（观察）所得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一般到特殊，“由表及里”地分析和综合，从中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以决定切合实际工作的方针，或订定写作的具体计划或大纲。48

这些内容显然是来自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从认识论的角度指导邮工将写作转化为实践，在写作中认识“一般”，掌握普遍性规律。在这一认识论的指导下，工人们不再止于怨叹“饭碗”的卑贱，而是由此了解了劳动的社会属性，认识到劳动的神圣光荣，“每个社会成员都要诚实地，各尽所能地去劳动；这样，社会才会进步、发展！”49为了呼应“归班运动”的推进，《野草》对劳动的意义、劳动者的权利与义务等问题组织了连续的讨论。这些讨论从工作与人生的关系入手，强调了工作是每个人对社会应尽的义务，而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生存，因为“社会的造成是人与人互相连系起来，不能一个人独存的”50。

光复初期台湾工人写作与新文化实践的兴起——以新见史料《野草》杂志为中心-激流网《野草》庆祝“五一”节特辑

1949年5月，《野草》组织了一期“五一”节特辑，其中有对“五一”节来历的述略，有对战后日本劳工运动的介绍，还有对1949年世界各地纪念“五一”的新闻报道。此时已是国共和谈破裂，国内政权即将“天翻地覆”的决战前夕，而邮电工人的归班斗争也取得了胜利，工人们的主体意识与阶级认同空前高涨。这期专辑的内容编排，正如《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于无产阶级的描述那样，“积极关心自己阶级及世界全体劳动人民的痛苦与困难的境遇，关心每一个地方劳动者的解放斗争及其胜利与失败的消息，认为不论哪一个劳动者的胜利与失败，即是他们自己的胜利与失败，而表示极大的同情心与联带关系。”51新的斗争形势催生了新的斗争视野，工人们跳出个人、省籍的局限，初步建立起了一个普遍性的阶级想象。

在一篇可能是出自编辑部之手的《怎样纪念劳动节》的文章中，作者坚定地宣示了台湾邮工与中国全体劳工所共同面临的阶级命运，呼吁必要“打破一切本外省同志中的隔膜”，建立劳工自身的“团结力”。文章明确指出了“邮工运动和一切劳工运动一样是民主运动的一环”，只有广大劳动人民获得合理的解放，“我们国家才能步入光明之途”52。也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全体劳工”的视野，原本固着于省籍对立的邮工们，开始从“国民”的角度去思考自身的权利与责任，将自己的命运系于国家的命运中：

我们深深地了解我们的国家也在苦难中，国家的苦难不能解决，我们痛苦也不能解决。53

我们是有希望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权力争取合理的待遇。54

这种新的“中国人”意识，不再是国民党政府的国族文化教育下空泛的国民全体，而是由劳工、新女性、台湾人、受压迫者等多重政治身份的自觉所组织形构、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人民大众的认同。邮工们由此理解了国共内战所包含的人民解放斗争的意义，还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动荡其实也是美帝国主义干预的产物，而台湾不可避免地正内卷于这一战后新的霸权秩序中55。《野草》发表了文章《反对台湾由国际托管，反对“台湾独立”的阴谋》，批评当时在日本的“台湾独立运动”背后，其实存在着复杂的国际关系。作者将台湾与中国大陆置于一个共同体中，以台湾反观大陆，指出如果台湾对现状不满想要脱离祖国，“那么国内对现状不满的人民要到哪里去呢？”56

光复初期台湾工人写作与新文化实践的兴起——以新见史料《野草》杂志为中心-激流网 “乡土艺术团”公演“风土舞”素描，刊于1949年7月27日《公论报》

从“台湾人”到“人民”的政治身份意识的转变，不仅带来了全新的历史认识论，也使邮工们觉悟了自己与广大的人民一样，应当成为新时代的新主体，“认识新事物，新时代，而跟着它去进步”57。对于新文化的渴望，对于新主体的自信，促使工人们从文化的接受者成长为文化的创造者。1948年中共进入反攻阶段后，解放区的“人民文艺”已席卷全国，反映“新人物、新感情、新天地”，表现新中国光明理想的大众文艺运动风起云涌58。在这股新文艺浪潮的冲击下，“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东南地区，都爆发了方言文学运动、民歌民谣民剧运动、木刻版画运动”59。由外省籍知识分子引进的左翼大众文化在台湾渐成态势，通过民间形式和乡土文化资源的启用，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新文艺形态在台湾吸引了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的积极参与，成为台湾民主化斗争的一股重要力量。但是经过了四·六事件国民党政府的大逮捕之后，左翼大众文化遭到全面扑杀，在这种情况下，1949年4月，由中共地下党筹建，经台北市政府核准的戏剧团体“乡土艺术团”成立，采取合法公开的社会演出形式继续推动大众文艺的传播。“乡土艺术团”的成员既包括了本省籍左翼知识分子、大学生等文化人，也涵盖了各行各业的普通职员，邮电补习学校的邮工们也是主要参与者。这些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在郭琇琮等地下党员的领导下，利用业余时间改良“歌仔戏”等民间曲艺，以人民文艺的形式和风格使本省文化传统重新亮相。

“乡土艺术团”的活动代表了光复后大众文艺实践的高峰，同时也是当时中国工运、学运汇聚串联的产物，它将知识分子与劳工大众集结在一起，共同创造了一种生长于台湾文化土壤中的新的中国文艺。为了配合“归班运动”，国语补习班就曾借调改编了《古怪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斗争歌曲，由学员们集体作词集体演唱，用歌声表达诉求和决心60。“乡土艺术团”更是通过多种艺术形式的探索，打开了大众文艺的想象力和新风貌。在台北中山堂举行的第一次公演中，邮电工人们表演了“阿美族舞蹈”、“风土舞”等节目，参加了民歌合唱《六月田水》《水社行进曲》《卖豆花》等，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邮工们还参演了改良歌仔戏《白蛇传》61。这出戏融合了台语歌谣与新式戏剧、西洋乐器与中国传统乐器交融并用，演出形式深受日据时期台湾新剧传统影响62，也借鉴了《白毛女》等解放区新歌剧的艺术创造63，在演唱时编排进舞蹈动作，创造出了台湾的新型歌剧。

当时《野草》对这次演出进行了报导，指出民间戏曲、民谣、民间舞蹈等乡土文化的复苏，扭转了日本殖民统治以来的文化秩序，展现出台湾本土文化的性格与民众的审美趣味：

这可能使乡民再度认识其生活的美点，使都市人了解耕田生产是辛苦的，但乐也在其中，美也在其中，艺术和生活结合在一起，和生产联合在一起，这才是真的艺术……64

这里从生产劳动的角度重新定义美和艺术，在肯定乡土文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讨论了劳动者的审美需求，无疑包含了明确的阶级意涵。劳动美的展演，打破了行业与族群之间的隔阂，邮工们加入了原住民的舞蹈队伍，知识分子们编演着俚俗的歌仔戏。这种文化上的大汇流，呼应着当时社会上风起云涌的罢工、怠工运动、学生运动与原住民反抗运动，形成了相互支援、团结的群众性文化-政治斗争。正如省工委的工作报告中所描述的，“台湾人民已由二二八事变后的消沉情绪逐渐转变为积极的朝气的情绪了”65。从《野草》的这篇报导里，我们也看到了多种审美体验的彼此叠映，“素朴”、“娇媚”、“热情”、“庄严”、“雄壮”……“二·二八”前后的那种屈辱郁卒一扫而空，取而代之以人民创造力的释放及其所唤醒的全新的情感世界。

尽管《野草》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一年多，这种工人文化实践在政治扑杀中也无法形成更深广的阶级运动，但它使我们看到了阶级文化如何生成演进，如何成为撬动光复后文化版图的一个重要支点。从“二·二八”之后到1949年国共大决战，政治经济矛盾尖锐化的同时也迫使阶级经验开始以整体性的方式浮现。工人们经验、情感、生活、劳动以及他们所置身的社会关系，既构成了他们思考阶级与民族命运的出发点，也生发出新的社会分析视野与新的文化想象。《野草》虽然弱小，却冲破了国语学习的模式及其所制造的区隔，使工人们夺回语言的权力。它生动清楚地说明了，文化如何在持续的斗争实践中创造了新的价值观念与意义体系，并最终组织起了工人阶级的共同体意识。而这种新的文化实践从大陆到台湾，从继承到彼此激荡，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宝贵的历史传统。

1 当年参与《野草》编辑的邮电工人刘建修因“邮电案”被捕，但偷偷保存了完整的《野草》原刊，交由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简称“互助会”）整理保存。2019年3月，“互助会”在台湾举办了“激进1949：台湾邮电工人与他们的刊物《野草》”图文展，首次向外界介绍《野草》这一史料。

2 [英]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3页。

3 同上，第4页。

4 同上，第3页。

5 E·P ·Tompson, The Long Revolution （Part I）, New Left Review, 1961,No.9, pp.32-33.

6交通部台湾邮电管理局：《三十五年度工作总报告》，1947年5月，第129页。http://tped.nt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He20r9/record?r1=3&h1=1。

7 陆象贤：《台湾光复后邮政工运的开展》，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5-58页。

8 当时国统区只有两个全国性产业工会，一个是中华海员总工会，一个是全国邮务总工会，因此在台湾省邮务工会成立以前，全省只有基隆、高雄两个港口有海员工会，其他地方都没有工会组织。参见陆象贤：《上海邮工参加台湾邮工运动》，中共上海市邮电管理局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邮政职工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171页。

9 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成立于1946年前后，是受中共上海华东局领导的台湾地下党组织，下设“全岛”与“地区”两种类型的工作委员会。至1949年时，省工委设有全岛性组织邮电、山地、学生三个工作委员会。

10 陆象贤：《唐弢和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弢纪念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14页。

11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后，陆象贤等人在党组织的指示下，与人合写了通俗读物《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用以向工人宣传新民主主义理论。此外，还翻译了斯大林的《论中国革命问题》《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案》等，编成《中国革命问题》一书；1941年写作出版《新中国经济地理教程》，宣传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见陆象贤：《文坛、工运两相宜》，收入韦泱编著：《人与书渐已老》，上海远东出版，2009年。

12 陆象贤：《上海邮工参加台湾邮工运动》，第173页。

13 陆象贤：《台湾光复后邮政工运的开展》，第62页。

14 陆象贤编：《魂系台北：纪念台湾邮电工人运动先驱》，新阳印刷事业有限公司（自印），2002年，第94页。

15 黄宏基：《劳工的贴心人——计梅真事略》，《魂系台北：纪念台湾邮电工人运动先驱》，第4页。

16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上海工运干部刘长胜等人时对上海的工人夜校经验表示了赞扬，指示“办好一个工人夜校就等于办好一个工会”，参见《中国共产党杨浦（沪东）史1921-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83页。新华月报资料室编：《泪雨集（甲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77页。

17 《对于妇女运动之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编1921-1925》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373页。

18 关于许金玉的生平可参看蓝博洲：《台湾好女人》，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年。

19 参见中共中央拟订之《对台湾工作的指示之一》，“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机关228-E，宗号3-（16）。

20 吴守礼：《台湾人的语言意识侧面观》，《台湾新生报》“国语”副刊，1946年5月21日。

21 蓝博洲：《台湾好女人》，第217页。

22 《民国三十五年度工作要领——三十四年除夕广播》，《陈长官治台言论集》第一辑，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1946年，第45页。

23 杨逵等：《关于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第二次作者茶会总报告》，陈映真、曾健民编：《1947-1949台湾文学论议集》，台北：人间出版社，2003年，第59-70页。

24 台湾著名左翼运动家林书扬曾指出，日据时期即使如张文环、吴浊流等台籍文人的日语水平也只及中学程度，远未达到“使日文背后的文化体系发挥作用，影响到观念和思考方法”的境界。见林书扬：《受压制者的伦理倒错——评谢里法氏的“历史盲点”论》，《林书扬文集》（二），台北：人间出版社，2010年，第214-215页。

25 杨逵等：《关于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第二次作者茶会总报告》，第67页。

26 《关于“野草”》，《野草》，1948年4月25日，第1期。

27 同上。

28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文化斗争》，1930年第1卷第1期，转引自陈瘦竹编：《左翼文艺运动史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0年，第61页。

29 波格丹诺夫的“文艺组织生活论”虽然早在1922年已遭到列宁的集中批判，但在1920-30年代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对中国左翼文坛存在影响。

30 张亮：《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爱德华·P·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4页。

31 陈秀卿：《台风与涨风》，《野草》，1948年8月1日，第7期。

32 石：《忘不了的事》，《野草》，1948年9月1日，第9期“征文特辑”。

33 《台北风景线》，《野草》，1949年6月20日第2年第5期。关于当时报刊上流行的“台北风情”栏目，可参见曾健民：《1949：国共内战与台湾——台湾战后体制的起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2年，第333-339页。

34 《野草》，1949年6月5日，第2年第4期。

35 同上。

36 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