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工人们似乎已经了解到这一点,因为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同时活跃起来了,并且同时都在努力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 年 10 月 21 日和 27 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13 页。

看来这一点是不能责备尼古•一逊的,因为他在“俄国财富”第 6 期所发表的文章的第 2 页上就确切地说明了资本主义使劳动社会化的事实,正确地指出了这种社会化的两个特征:(1)为全社会工作,(2)把各个工作者统一起来以取得共同劳动的产品。既然如此,不知为什么又要根据工厂工人数量来判定资本主义的“使命”,实则执行这一“使命”的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劳动社会化的发展,是一般无产阶级的形成,工厂工人对无产阶级来说只是起着先进队伍即先锋队的作用。诚然,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既以这种工人的数量为转移,也以他们的集中、他们的发展程度等等为转移,然而这一切丝毫不能使人有理由把资本主义的“统一作用”归结为工厂工人的数量。如果这样推论,就是把马克思的思想缩小到不堪设想的地步了。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294 页。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有一些理论教条,他们总是反复地搬弄这些教条。现在就拿其中的几个教条来看吧。

第一个教条: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条件。机会主义者硬说:无产阶级本身如果在全国人口中不占多数,就不能而且不应当夺取政权。一点证据也没有,因为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不可能为这个荒谬的论点辩护。列宁回答第二国际的先生们说:就算是这样吧,可是既然形成了这样的历史环境(战争、农业危机等等),使虽占人口少数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把极大多数劳动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那末,为什么它不应当夺取政权呢?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应当利用顺利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来突破资本战线,加速总爆发呢?难道马克思不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说过,如果当时在德国可以用“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那末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就会“很好”了吗?难道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当时德国无产者,比如说,和一九一七年俄国无产者比较起来是相对地少些吗?难道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没有表明,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所喜爱的这个教条对于无产阶级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吗?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打击和打破了这个陈腐的教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第二个教条:无产阶级如果还没有足够的、现成的、能够组织国家管理的文化干部和行政干部,就不能保持政权,因此首先必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造就这种干部,然后才夺取政权。列宁回答说: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为什么不能把事情颠倒过来,先夺取政权,为无产阶级的发展造成有利条件,然后一日千里地前进,来提高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来造就很多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和行政干部呢?难道俄国的实践没有表明,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的增长要比在资本政权下迅速百倍和牢靠百倍吗?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也无情地打破了机会主义者的这个理论教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基础》(1924 年 4 月)。《斯大林全集》第 8 卷第 74—75 页。

有些同志说,因为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少数,所以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这些同志机械地理解多数的力量。要知道,苏维埃所代表的也不过是它所组织起来的两千万人,但是它依靠自己的组织性领导全国人民。全国人民是会跟着那种能够冲断经济破坏的锁链的有组织的力量走的。

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会(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组织紧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7 年 7 月),(《斯大林全集》第 8 卷第 117 页。

你看看多有趣。正是德国的工业落后,特别促进我们事业的胜利。英国和法国向大工业的过渡大体已经完成。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现在已经稳定;农业区和工业区,大工业和家庭工业已经分离,并且按现代工业一般容许的程度固定下来了。甚至每隔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引起的波动,也已成为习以为常的生存条件。工业变革时期出现的政治运动或直接社会主义运动(那时还不成熟)遭到了失败,遗留下来的与其说是鼓舞,不如说是沮丧,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显得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再要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就需要新的更强大的推动力,例如,英国失去它目前在世界市场上的统治地位或者法国发生某种特别的革命事件。

相反,德国大工业的发展在 1848 年才开始,这是那一年最可观的遗产。工业变革仍然在继续,而且是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继续着。以小块自由地产或租佃地产支撑的家庭工业,仍然在同机器和蒸汽竞争;濒于毁灭的小农抓住家庭工业作为最后救命的铁锚,但是,刚刚被卷入工业,它又被机器和蒸汽压下去。农业的辅助收入,自己种的马铃薯,成为资本家压低工资最有力的工具;资本家现在把全部正常的剩余价值赠送给外国买主,只靠这种办法才在世界市场上保持住竞争能力,他自己的全部利润则通过降低正常工资来榨取。同时,由于大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业中心的整个生活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样,整个德国(也许只有容克的东北地区除外)都卷入社会革命,小农被拉人工业,最守旧的地区也被卷进这个运动,因而整个德国的革命化比英国或法国彻底得多。而这场最终导致剥夺小农和手工业者的社会革命,又正是发生在这样的时候:一个德国人——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总结了英国和法国的整个实践和理论发展史的成果,揭示了全部本质,从而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最终的历史命运,这就给德国无产阶级提供了它的先驱者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来没有过的纲领。一方面是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另一方面是人们更加心明眼亮,——这就是德国工人运动势不可挡地发展的奥秘。

恩格斯:《致卡 •考茨基》(1884 年 11 月 8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卷第 230 一 231 页。

我们已经看到,至今有过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抗上面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某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维持它那奴隶般生存的条件。农奴制度下的农奴曾经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正如封建专制制度束缚下的小资产者曾经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一样。相反,现代的工人却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每况愈下地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的水平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上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全社会了。资产阶级再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再使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般的生活的水平了,因为它不能不让自己的奴隶们落到这样的地步,以至它必须养活奴隶,而不是由奴隶来养活它了。社会再不能在它的权力下面生活下去了,也就是说,它的生活再不能同社会相容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478 页。

各代所面临的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一些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着的革命震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 I 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末,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 年—1846 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4 页。

一切革命,尤其是二十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革命基本规律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和照旧统治下去。只有当“下面”不愿照旧生活而“上面”也不能照旧统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牵动被剥削者又牵动剥削者的)危机,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大多数工人(至少是大多数有觉悟、有思想、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有进行革命的必要,并且抱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不仅可以把最落后的群众吸引到政治运动中来(一切真正革命的标志,就是从那些到现在还非常消沉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很短时间内就可以产生出十倍的甚至百倍的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代表人物来),而且可以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能够很快地把政府推翻。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 年 5 月 12 日),《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66 页。


如果认为只要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使变革完全成熟了,革命的阶级就总会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变革,那是错误的。人类社会的安排对于先进分子并不会这样合适,不会这样“方便”。变革可能已经成熟,而完成变革的革命者可能还没有充分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变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会继续腐烂下去,有时能达几十年之久。至于民主变革在俄国已经成熟,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现在革命阶级实现这种变革的力量够不够,这不知道。这要取决于斗争,如果许许多多直接的和间接的迹像没有使我们发生错觉的话,可以说这个斗争的紧要关头正在迅速地逼近了。精神上的优势是没有问题的,精神力量已占压倒优势,没有这种力量,当然根本谈不上什么变革。有这种力量是个必要的条件,但是这还不够。它会不会变成足以摧毁专制制度的极为顽强的(我们不能闭眼不看这一点)反抗的物质力量,斗争的结局将会告诉我们。

列宁 :《<火星派>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1905年 10 月 17 日),《列宁全集》第 9 卷第 353—354 页。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有革命,但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将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特征,那我们大概是不会错的:(1)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某种危机,即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给被压迫阶级的愤怒和不满造成一个爆破的缺口。光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对革命的到来通常是不够的,要革命到来还须“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动荡时期,整个危机形势和“上层”本身都迫使他们去进行独立的历史性的发动。

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按照一般规律——是不可能的。这些客观变化总起来说就叫做革命形势。这种形势在 1905 年的俄国和西欧各个革命时代都有过,而这种形势在德国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在俄国 1859—1861 年、1879—1880 年也曾有过,虽然那时并没有发生革命。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这种主观变化就是: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打倒(或摧毁)旧政府的强大的群众革命行动,因为这种政府,如果不“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是不会倒的。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 年 5—6 月>,《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620—621 页。

资产阶级逼迫巴黎无产阶级发动了六月起义。单是这一点已注定无产阶级要失败。并不是直接的已被意识到的要求驱使无产阶级去这样企图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也还没有能力解决这个任务。“通报”只得正式向无产阶级声明说,共和国对它的幻想不得不予以尊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唯有它的失败才使它认识了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许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都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过分而实质上琐碎无聊甚至是资产阶级性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 年 1 月 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36—37 页。


1851年的恢复帝国,又一次证明那时无产阶级的意图尚未成熟。但是正是帝国本身必定要造成使无产阶级的意图臻于成熟的条件。内部安宁为新的工业繁荣提供了充分保证,由于需要使军队有事可做,并且由于需要用对外政策问题转移革命意向,结果就产生了战争,而波拿巴就利用这些战争,借口维护“民族原则”,千方百计为法国兼并领土。他的模仿者俾斯麦,也为普鲁士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在 1866 年,他举行了他的政变,即对德意志联邦和奥地利,并对那跟政府发生冲突的普鲁士议会,实行了一个自上而下的革命。可是,欧洲太小,容不下两个波拿巴,于是按照历史的讽刺,俾斯麦推翻了波拿巴,而普鲁士国王威廉则不仅建立了一个小德意志帝国,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然而总的结果则是,欧洲除波兰而外的所有各个大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内部统一都成了现实,诚然,其疆界是比较狭小的,但是毕竟已宽广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的发展进程不再受民族纷争的阻碍了。1848 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者。而在他们旁边则已有 1848 年革命的继承者威严地站立起来,这就是以国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在 1870—1871 年的战争以后,波拿巴从舞台上消失了,而俾斯麦的使命也已经完成,因此他又可以变成一个平庸的容克了。可是,结束这个时期的却是巴黎公社。梯也尔想窃取巴黎国民自卫军大炮的背信弃义的企图,引起了一次胜利的起义。又可以看到,在巴黎,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外,任何其他的革命都已是不可能的了。在胜利后,统治就自然而然地、不容争辩地落到了工人阶级手中。又可以看到,甚至在那时,即在本书所考察的那个时期后已经过了二十年的时候,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法国让巴黎听天由命;无动于衷地观望着它在麦克马洪的炮弹下流血;另一方面,公社本身分成了布朗基派(多数)和蒲鲁东派(少数),无论哪一派都不知道应该千什么,彼此进行着无谓的斗争,致使公社精力疲惫。1871 年的轻易胜利,也和 1848 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是没有什么成果的。

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1895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 卷第 599—6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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