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委内瑞拉的危机和新世界的可能-激流网

作者|杰拉米·加斯特

翻译|韩珊、武当山

校对|杜平、子牛

鲍勃·迪伦曾经说过:“我们现在不要闲扯了,时候已经不早了。”2019年2月23日,自称委内瑞拉总统的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o)“批准”“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委内瑞拉,试图迫使马杜罗政府和委内瑞拉人民屈服。那些想要摧毁委内瑞拉的人在过去几周对委内瑞拉的电网实施了几次袭击,如今暴力不断升级,局势非常严峻。但明确的是:委内瑞拉的穷人是硬骨头,任何改变都得他们说了算。最重要的是,委內瑞拉的政治是集体主义的,各社区之间有着坚实的团结基础,以及为建立一种不同政治形式的持久利益。简而言之,如果不去钻研这种集体政治,就无法理解委內瑞拉正在发生什么。

2018年7月我在委内瑞拉进行实地考察,和当地的人交谈,我注意到他们一贯坚持着“委内瑞拉必须被尊重”这一信念。

委内瑞拉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到处都在讨论政治问题,乃至许多人都可以去教政治学了。“真实新闻网”在最近的一些新闻中有一个很好的例证:一位女士走在大街上,带着一本用旧了的宪法小册告诉记者“如果瓜伊多需要不断地被提醒”,她“非常乐意和同道的公民对着他每天念几遍宪法。”(1)其一,在日常生活中,委内瑞拉宪法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它让我们理解了一些事情的本质:委内瑞拉的政治对百姓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其二重要的是,委内瑞拉的穷人会本能地、清楚地、集体地直接参与到政治中去。但事情并不总是这样。

协商的政治体制

20世纪初,委内瑞拉发现了石油。很快,委内瑞拉的精英阶层变成了资产阶级,拥有超乎想象的财富,他们也越来越担心自己将面临着来自农村和城市人口煽动罢工和其他政治动荡的威胁。1958年,三个政党实行了协商的政治制度,在头一次选举中,民主行动党获胜,而在下一次选举中,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则会获胜,以此类推。虽然第三个党很快就消失了,但这个持续了几十年的制度,最终还掺杂了天主教会、商界领袖甚至工会,以对抗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和穷人。

在20世纪70年代,在弥漫着石油财富之成功的十年协商的民主之后,委内瑞拉政府开启了一些社会福利项目。(2)虽然一些人获得了救济,但贫困依然存在。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把向穷人提供的依托石油利润获取的微薄福利也切断了,因此,委内瑞拉的贫困人口增长到了62%,极端贫困人口增长到了30%。(3)

1989年,在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Carlos Andres Perez)再次当选总统之后,委内瑞拉人民满怀希望。然而,在他就职一周后,委内瑞拉人民发现佩雷斯计划让国家与全球资本更紧密地融合,从而进一步推动紧缩政策。作为回应,1989年2月27日,一系列有关公共汽车和食品的骚乱开始了,持续了近一周。委内瑞拉各地的穷人对国家和社会的反抗被称为“加拉加斯大爆炸”。(4)为了镇压反抗,政府杀害了2000多人。(5)尽管如此,自从这次爆发以来,国家和精英们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统治委内瑞拉了。

并非是精英,反而是穷人、挨饿的人、没有正式工作的人、失业的或未充分就业的工人、农民、非洲裔的委内瑞拉人、土著委内瑞拉人、残疾人、同性恋群体、青年、老人、工作在家里照顾孩子的妇女、从事家务以外的工作并且挣房子的女性,那些因政治的排斥而被遗忘,那些来自贫民区的人,(6)是他们在改变这个国家。考虑到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抗议活动的平均数量每年增加到1000多个,相比于1989年,平均数量已经增加了200起,这意味着在整个委内瑞拉期间,每一天都有至少两次的抗议活动。(7)1992年,一名委内瑞拉军队的上校乌戈·查韦斯试图领导一场革命结束白色恐怖,失败以后,他为此付出了代价。查韦斯出身贫寒,是非洲土著人,他认识到,被边缘化的人必须成为政治圈的主要力量,才能满足他们自己的诉求。

巩固的革命

在监狱服刑一段时间后,查韦斯参加了1998年的总统选举。他的胜利并没有开启新的革命,反而巩固了革命。即使查韦斯掌了权,这仍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但国家最后还是重组,更加支持社区发展了。就在他当选之前,这种重组在我们这些加拿大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在他身上,穷人找到了他们的朋友、老师和同志。现在没有了他,一个普遍的说法——“查韦斯是所有人心中的种子”出现,并支撑他们继续战斗。

尽管委内瑞拉人民的利益曾遭到掠夺,但他们也渐渐获得了不少好处,包括所有委内瑞拉人都有权获得医疗保健和免费教育,尤其是穷人的福祉得到了保障。马杜罗第二次当选总统,距查韦斯第一次当选已有20年。与世界上许多实行紧缩政策、并对国家提供的服务进行新自由主义重组的国家不同,委内瑞拉仍然有种国家必须为公民提供服务的意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在严重的误导和严密的审查之下,我们所了解到的委内瑞拉发生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并非是由委内瑞拉国家政策导致的结果。尽管某些通货膨胀是由国家政策间接导致的,但危机本身是由委内瑞拉资本家的投机和通胀活动直接引发的结果,以及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实施的制裁和封锁等可怕干预的直接结果。

一方面,尽管2019年发生了人为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但委内瑞拉国家的社会项目依旧坚挺——包括免费或低收入住房、全民医保、公共和普及教育(包括免费向所有儿童发放平板或电脑)、燃气补贴、为所有需要的人提供基本食物。我2018年7月去那里的时候,由于在加拉加斯打印城市公交车票的成本比政府预计的要高,所以公共交通是免费的。当然,马杜罗仍然被指责通过这些项目“收买选票”。

委内瑞拉政府当前政策的受益者仍然是穷人。值得注意的是,委内瑞拉的优势不在于福利政策本身,尽管它们在当前这个实施紧缩政策的世界中具有革命性,但事实上它的优势在于社区能够掌控革命的进程。根据查韦斯主义的原则,许多社区已经组织起来,组成了社区委员会、宣礼团和各种其他形式的集会。政府也参与其中,比如要求社区委员会由200个家庭组成(农村和土著地区则较少),必须达到法定人数,等等。批准之后,政府会提供社区组织以资金,以提供各种社会服务、促进社区生产。政府同时也提供支持,但是这些组织是由社区自己运行的,而且他们在过去20年中一直这样做。目前,委内瑞拉全国各地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社区组织。(8)

委内瑞拉各地的公社也呈指数级增长。在几个社区委员会有交集的地区(城市地区有成千上万的成员,农村地区则较少),社区组织得以成立并巩固。相互交叉的公社已经开始建立各有2万名成员的公社城市。这些体制结构、以及构成这些结构的各社区的主导和合作作用,揭示了委内瑞拉在过去二十年中发生的深刻变化。

有一点很明确:在所有这些社会的努力中,革命是由查韦斯主义的多种倾向构成的,只有通过人民群众反对一切形式的统治,革命国家才能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查韦斯主义在委内瑞拉是一种自觉的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实践。许多以前被剥夺尊严的社区在社会公平和平等主义原则的基础上集体改变了他们的国家。这里发生了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变化。

可以肯定的是,委内瑞拉作为一个国家仍然有着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马基雅主义的残余,并且深植于帝国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它是一个有着所有相应危机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委内瑞拉并不是反革命的发源地。虽然它是一个残余着资本主义的国家,人民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断地与之斗争,但它并不是与人民斗争的国家,更确切地说,在委内瑞拉,国家与群众革命同在。虽然出现了新的精英,对革命提出了质疑,但革命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新的精英,当然也不属于旧的精英。相反,在任何他们存在的社会中,他们都是支点,正是由于穷人的拉力,造就了委内瑞拉的政治。为了结束这些不人道的资本主义残余,委内瑞拉人民开始了漫长的斗争历程。

精英们试图东山再起

随着2013年查韦斯去世和石油价格下跌,不再是委内瑞拉统治者的老精英们看到了一个重新振作起来的机会,即通过加剧对同胞的经济战争来制造一场骚乱。被排除在国家和社会上层 这个“天然给他们的位置”之外让精英们感到郁郁不得志,然而他们反抗群众的行为是无力的。世界各国领导人,如加拿大的特鲁多、哈珀、马丁和克雷蒂安(9);美国的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以及拉丁美洲和欧盟的许多其他国家,长期以来都痛恨这场革命。

帝国主义想要结束玻利瓦尔革命(译者注:指1982年创办进行的在委内瑞拉的大型社会运动,主要的领导者是乌戈·查韦斯,2005年以来,查韦斯把寻求新发展道路的目光投向社会主义,希望能够在新任期把"玻利瓦尔革命"导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尽管这一理念的具体内容尚处形成阶段,但它可被视为拉美国家对发展模式进行的一次有益尝试。)有很多原因,包括想要压制委内瑞拉人民对本国政治经济的控制和参与。委内瑞拉拥有如石油、天然气、黄金、铝土矿、铁矿石和钻石等丰富自然资源的事实也阻止了革命的成功。这些“领导人”不断制裁这场革命(特别是自2015年初以来),并封锁了进口药品、食品和其他商品等必需品的国际贸易通道,从而为经济战争推波助澜。这场战争使有主权的人民受到了暴力对待。

目前,高通胀在委内瑞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关键是,无论是生产还是分销都不受政府控制,特别是不受社区控制。私有制和帝国主义的封锁遏住了委内瑞拉经济增长的咽喉,“让它发出窒息的尖叫。”(10)委内瑞拉抵制这个问题的一个实例是过去十年的城市种植以及他们返回土地生产他们需要的农产品。

过去几次选举的结果证明了人们对革命的忠诚。2014年和2016到2017年,反对派举行了越来越多的暴力抗议活动。在2015年12月的选举中,国民议会(共一百六十七个席位)彻底转向支持反对派,反对党派赢得一百零九个席位,获得近八百万张选票,而查维斯塔党获得近六百万张选票,仅赢得五十五个席位。

为应对2017年7月30日日益严重的暴力行为,根据宪法程序,委内瑞拉以八百多万票选出了一个新的制宪会议——国民制宪会议(National Constituent Assembly,ANC)。国民制宪会议有超过五百个地区和部门代表席位。尽管反对派呼吁抵制选举,但八百万投票人的一致意见说明了这是一个切实而有意义的表达意见的窗口。在国民制宪会议投票后的第二天,所有暴力抗议活动都停止了,直到今年才卷土重来。这表明,国民制宪会议的价值在于,尽管经济战争的残酷性依然存在,但两年来的社会和平却是可以实现的。反对派对于革命实施的持续的暴力是显而易见的,而大多数委内瑞拉人拒绝这种暴力也是显而易见的。

自2017年国民制宪会议选举以来,查维斯塔党又获得了三次选举胜利,赢得了大多数州长(2017年10月)和市议员(2018年12月),推翻了许多反对派据点。马杜罗在2018年5月的总统选举中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获得了超过六百万张选票,比最接近的对手领先了四百万张选票。即使反对派试图抵制选举,这些可观的选票也不会被否决。

2015年的国民议会选举早已过去,新的国民议会选举早就计划着要在明年举行。国民议会本身就是包含在矛盾过程中的旧国家机构的残余,委内瑞拉人知道这一点。穷人以公共国家的名义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动战争,他们知道只有通过当前的马杜罗/查维斯塔政府,他们才能取得胜利。尽管保留了告诉马杜罗如何去实现公共国家的权利,但他们仍然尊马杜罗为总统。

显然,委内瑞拉的精英们在本国越来越孤立,特别是自1998年查韦斯首次当选之后。2019年,在假定有权停止玻利瓦尔实验的情况下,精英们开始了一项旨在结束马杜罗政府的新倡议,从而结束革命。在反对派的基础之外,精英们依赖美国和加拿大的明显的特洛伊木马——“人道主义援助”,2019年初,瓜伊多的“临时总统”政变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终结革命的目的。无论是在街上引发暴力,还是在“废除”马杜罗总统的声明中,瓜伊多的政变在撰写时(四月的第二周)就失败了。这次失败是由于委内瑞拉人民的缺席,他们仍然是委内瑞拉任何重大变化的核心。由于反对派声称有权“邀请”入侵以确保他们的权力,紧张局势仍然很严重,但这只显示了他们非常的不合法。(11)

政府一贯拒绝暴力,如果反对者也放下拳头的话,政府愿意与他们直接对话。然而精英们并不情愿,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没有暴力,他们不可能获胜。精英们知道,对大多数委内瑞拉人来说,反对派是毫无价值的,精英们自己也是多余的。

结论性思考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尽管在过去四年里实行了不人道的封锁,委内瑞拉的穷人们仍然从他们的政府那里得到了比从我们加拿大人那里更多的好处。因此,如果委内瑞拉人所参与的是民主,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就是民主。简而言之,委内瑞拉的穷人就是政府。因此,支持委内瑞拉就是为更好的世界而战,在这个更好的世界穷人也是政府。反击加拿大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抵制继续形成的紧缩“常识”,抵制二十一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所有恐怖暴行,是我们支持委内瑞拉的方式。

正如本文开头所述,在委内瑞拉,经常重复“必须尊重委内瑞拉”。这句话是委内瑞拉抵抗而不是简单地屈服于反对派和其他国家的侵略的基础。委内瑞拉人已经把1973年智利的教训铭记在心,如果受到攻击,军队和委内瑞拉人民都要进行自我防卫。很明显,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这将是后续文章的主题。尽管如此,委内瑞拉的积极因素仍然是例外,委内瑞拉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更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榜样。综上所述,尽管面临许多挑战,委内瑞拉仍然是人类可能性蓬勃发展的地方,这种直接民主的表达方式将受到委内瑞拉人民的保护并且必须得到尊重。

尾注

1. 见迪米特里·拉斯卡里斯:“在加拉加斯,普通的委内瑞拉人向真实新闻网诉说委内瑞拉危机,”(在7分29秒),真实新闻网(The Real News.com),2019年。

2. 史蒂夫·爱尔纳,丹尼尔·海灵格编辑的《查韦斯时代的委内瑞拉政治:阶级、两极分化与冲突》,波尔德县,林恩·里恩纳出版社,2003年出版;费尔南多· 罗尼尔,《神奇国度》,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这两本书在这里都是具有借鉴意义的,但这是委内瑞拉大多数学者的标准分析。

3. 参见苏嘉达·费尔南德斯,《巴里奥妇女和大众政治在查韦斯治理下的委内瑞拉》,《拉丁美洲政治与社会》第49期,2007年第3期,第106页,是这一论点的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

4. 指加拉加斯大爆炸。虽然最初的点是瓜雷纳斯,一个为加拉加斯(正式和非正式)提供补给的城市,因此理论上属加拉加斯以外,暴乱很快发展到委内瑞拉全国。

5. 参见迈克尔·科佩奇,《拉丁美洲民主化第三波浪潮》中的“通过嵌套推理探索委内瑞拉的民主恶化”,弗朗西斯·霍尔戈皮安主编,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史蒂夫·爱尔纳,《查韦斯时代的委内瑞拉政治反思》,波尔德县,林恩·里恩纳出版社,2010年出版。

6. 西班牙语中的邻居——往往用于特别表示拉丁美洲非常贫困的城市地区。

7. 参见玛格丽塔·洛佩斯·玛雅,《卡拉卡佐之后的委内瑞拉:在一个非制度化背景下的抗议形式》,《拉丁美洲研究公报》第21期,2002年第2期,第203页。

8. 参见达里奥·阿兹利尼,《委内瑞拉的社区和工人控制:对达里奥·阿兹利尼的采访》,2018年;乔治·西卡里洛·马赫尔,《构建社区》,雅各宾系列,纽约市布鲁克林区,Verso,2016年。

9. 奥古斯特·阿诺德指出,克雷蒂安是唯一一位参加了查韦斯葬礼的加拿大领导人。克雷蒂安似乎也很佩服好斗的查韦斯,他说:“查韦斯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他受到了国家穷人的爱戴。他有点像罗宾汉。“但是,他也说‘[他们]在很多事情上不同意…’”;《特朗普—特鲁多在委内瑞拉的阿喀琉斯之踵:平民和军队联盟》,2019年。另参见 《加拿大和委内瑞拉之间的特殊关系》;约翰·克拉克,《“进步的”特鲁多政府攻击委内瑞拉》,2019年;唐纳德·金斯伯里,《从中间权力到政权更迭专家:加拿大和委内瑞拉危机》,2019年;托尼·塞斯库斯,《委内瑞拉的动荡对加拿大的油田意味着什么》,2019年;《为什么加拿大希望委内瑞拉政权更迭》,2019年。

10. 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智利经济中密谋反对在智利进行社会民主主义试验。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政变与美国之间随后的特殊关系继续解释了拉丁美洲对美国和加拿大采取行动的恐惧——同时也看到了2008年前后加拿大对洪都拉斯的政变和领导作用。

11. 多亏了林达·罗德里格斯的洞察力。关键是瓜伊多呼吁美加等国入侵,既没有内部机构支持,也没有群众支持,显示出他对现实的形势没有任何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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