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和私人小工商业合作化,最后出现与国营企业、商业贸易和金融合并的局面,这样,几乎把私有经济完全排除在国民经济之外。中国领导人有某种理由说,他们从经济上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但是在毛泽东看来,仅有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是不够的,他立即把注意力转移到上层建筑的革命性的改造上来。

毛泽东并不认为工厂国有化了和土地的集体所有,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顺利发展,从而打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他认为只有进一步对社会关系,组织结构,文化艺术以及思想意识进行彻底改造,才能巩固刚建立的新社会,并把它向前推进。而反对者声称,新确立的先进社会生产关系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落后的生产力的不适应,是中国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则提出几乎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说,受旧传统束缚的社会机构,仍然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他认为由官僚阶级掌握的党和国家机器存在,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主要障碍, 似乎这种机器更有可能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正如迈斯纳总结的那样,毛泽东基于两个前提﹕“其一,党的上层官僚集团,凭借他们的权力和在国家机器中的威望,正在从物质上获取特权,剥削整个社会,事实上,他们变成了实用主义的资产阶级,尽管他们的特权是基于政权而不是财产……。其二,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机构,在维护它所统治的社会秩序中获得了既得利益,并从中获得特权,因此反对激烈的社会变革,并愿意容忍(或者,甚至促进)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思想意识在社会上自由泛滥”。 

韩丁:学生造反派的兴起和分裂-激流网

毛泽东的这种思想路线,使他自己直接站在了中国大部分当权者的对立面。他三番五次地直接号召人民,发动群众运动来对抗他不满意的现状。这些运动,或者绕过保守的经济专家和组织管理人员所赞同的“正常”程序,或直接向他们的经验和控制提出挑战。

“百花齐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都未能实现毛泽东所制定的目标,直接导致了(1959年,译注)庐山会议的争论。在庐山败于刘少奇,邓小平之后,毛一边强忍着火儿,一边在为重振旗鼓作准备。他给对手留以足够的时间和权力,让他们自己犯严重错误。在林彪的帮助下,毛集中精力在部队建立强有力的势力,以确保日后采取行动的自由,而且集中精力搞“毛崇拜”,树立自己的个人权威。

正如我们所见,毛的第一个反击行动是“社教运动”。当社教运动不能粉碎刘对党组织的控制时,他决定采取更加大胆,更具决定性意义的行动。毛没有象在庐山威胁的那样,要重回乡村建立新的游击队,重新进行农民革命,而是于一九六六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击。为了与空前的局势相配合,毛创造了独特而更加可畏的方法——他称之为“文化革命”的全国性政治攻势。由于没人听说过这样的“革命”,开始大部分人并没有认真加以重视。他们认为毛发动了某种持久——但是温和的教育运动,一种新的能产生过多的讲话和文章的整风运动,而在解决真正的社会或政治难题方面,却不会有什么作用。

就毛而言,他发动这场运动,是以谨慎方式由上海作家姚文元发表文章,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姚指责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所写的这个剧本,决不是它作为掩饰的历史描述,而实际上是对毛解除彭德怀元帅职务的攻击。这种指责确实接近事实。姚继第一篇文章发表后,又几次攻击北京的作家邓拓并无恶意地命名为《三家村夜话》的一系列文章,以及在其它文章中指责毛患了健忘症,建议用无锋刃的工具撞击他的头脑,以使他恢复记忆。

这些文章激起了对海瑞历史作用的某些学术争论,以及教育方针的论战。与此同时,毛说服他的重要靶子之一,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长的彭真率领五人小组负责建议中的“文化革命” 。彭利用自己的地位,批评姚把学术问题混淆为政治问题。但是,毛借助部队的支持,发出旨在针对彭真“黑帮”的连珠炮似的论战,进行了反击,解散了五人小组,解除了彭市长、吴晗副市长,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负责全国文化工作的周扬的职务。然后,他推荐值得信任的同志李雪峰任北京市市长,并重新任命了全新的文革小组,由自己的老秘书陈伯达、他的夫人江青,以及长期担任安全部门首脑的康生领导。采取了这些措施后,毛重新确立了他对北京的权威,以使所有的媒介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毛处在全国神经中枢,对被他挫败而处于下风的对手,进行只能称之为突然袭击的进攻。给予他们一点警告,或者没发什么警告,毛就支持号召学生起来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因而引发一连串以后无论是毛,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进行有效控制的事件。

在农村,干部和农民在苦苦进行着第二阶段的“社教运动”——“大四清”,而没有太注意北京的事件。然而,当毛的“文化革命”突然以公开的政治运动方式突然爆发时,他们再也不能不熟视无睹了。

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六名职工贴出大字报,指责大学校长的反革命活动。他们揭露陆平校长禁止群众集会,下令撕毁大字报,制定各种各样的清规戒律,束缚革命群众的手脚。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进行战斗的时候到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周围,粉碎修正主义者的一切控制和阴谋,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和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以北大哲学系女书记聂元梓为首的一群干部提出的行动号召,使全国警觉起来。

陆平和北大当局的反应是:发动多数师生员工,反对造反小组,把他们拉到群众大会上,谴责他们为反革命分子。最初的大字报是五月二十五日贴出的,一周的尖锐对抗之后,于六月二日令人吃惊地结束了。因为那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聂元梓的大字报,让全国人民阅读,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进行了广播,似乎毛主席事先已亲自研究过,并完全赞成这张大字报,称之为文化革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号召在全国进行广泛宣传。

这张大字报具有独特的效果。由于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并在报纸电台进行最广泛的宣传,大字报就相当于代表各地学生,号召起来反对他们认为是保守的修正主义,或反革命的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首次广播几小时后,不仅大学生、而且中学生,北起黑龙江,南至广东纷纷行动起来了。由于六月二日对聂的大字报内容进行了广泛宣传,文化革命波及到中国所有地方,即存在着较高的文化机构每个县、区和社区,其中也包括山西长治潞安中学所在地的张庄村,这个中学的校址就是过去天主教的育婴堂,那里,好战的学生也都纷纷起来向校方提出挑战。

一九六六年六月最初几天,确实是学生们欣喜若狂的时刻。造反证明了他们的行动。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他们要横扫中国一切陈旧的反动的东西,为光明的共产主义未来开辟道路。然而,随着事态的实际发展,第一阵欣喜若狂没有能维持多久。六月初,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进行巡视,把指导文化革命的权利交在刘少奇手中。对于学生造反,刘少奇的反应是派出由北京市委组织的市直干部的工作队,进驻首都各大、中学校,要他们“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是,这些工作队的真正目的很快就清楚了,他们是要遏制学生运动。在极其激进的华丽词藻掩饰下,他们关闭大学校门,禁止张贴大字报,号召所有师生员工闭门进行政治学习,并鼓励大家在他们中间找出反革命分子。众所周知,这种策略的结果,在社教运动中就是把批评的目标从干部转移到群众身上,把民众发动起来,互相检查揭发,扩大打击的目标。那些响应聂的大字报,用他们自己反对陆平的材料发起猛烈进攻的学生们,突然遭到激烈的批评和压制。此时轮到他们戴“反革命”的帽子了。他们从工作队获得这一顶帽子,并不是因为他们进攻了陆平,而是因为他们拒绝把注意力从富有吸引力的目标转移开的命令,以及集中精力纯洁自己的队伍。

工作队时期维持了五十天,直到毛从南方归来为止,后来被称之为“五十天白色恐怖”。对这种“白色恐怖”的不同反映形成了学生运动分裂的基础。这种分裂不仅对学生本身,而且对随他们卷入冲突的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数千万农民都带有毁灭性的影响。

在那些日子里,北大、清华,其它主要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坚持造反的大多数学生,不顾工作队的一切攻击、诽谤,开始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先锋。这些早期“造反派”,把那些分不清谁是(所谓“右派”的学生挑战者)谁非(镇压他们的工作队)的学生,把中间派看作是机会主义者拒之门外;把那些忠心支持工作队的“保皇派”谴责为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派,因为后者认为工作队是代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然而,这些被弃绝或被遭谴责的大多数师生员工,不论他们在那“五十天”内的立场如何,毛一旦阐明了运动的目的,并清楚地表示支持后,也于八月奋起,要求革命。

此时,呼吁进行团结为时已晚,团结在清华著名的造反派蒯大富周围的那些“五十天”的斗士们,抛弃了那些所谓“只能同享乐不能共患难的朋友们”。这些姗姗来迟者,没有其它选择,只能成立自己的组织。这些组织一旦成立,便和早期的“造反”对手就为对革命的贡献和可靠性问题展开热烈竞争,但是面对蒯大富发动的反对他们的攻势,他们发现越来越难以巩固他们自己。普通成员趋向逐渐退出原来组织,而参加蒯成立的“第三司令部——清华井冈山”从而有效地掩盖了“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的各种区别。但是,一九六八年就清华园控制权的冲突公开爆发时,“清华井冈山”内部两派一决雌雄,每一派队伍内部包括有早期和后来参加革命造反的师生员工和其他人,导致他们分裂的原因和“五十天”期间进行的选择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就吸收——还是弃绝那些被打倒的教职人员而使队伍分裂。

晋东南地区有四千名中学生,三百名大学生;大多数都在长治市内和周围地区。对他们来说,一九六六年春天的文化革命,开始是有组织地学习批判有关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及《三家村夜话》作者邓拓的系列文章的问题。上海的姚文元一旦把这些作品谴责为对毛主席的恶毒攻击后,举国上下的学生和知识界没有研究原著,而是研究姚文元否认和嘲弄这些作品的过激的论战文章。他们在这种政治学习中没有发现什么新鲜或陌生的东西,旨在教育人民提高觉悟的系列政治辨论曾使得前几年生气勃勃。这次运动尽管以北京副市长和北京散文作家名人为靶子,但在性质上似乎没有什么任何独特的东西。

四月,整个北京市委突然改组,彭真、吴晗下台,提醒了大家意识到:辨论可以超出纯理论问题范围,身居要职、地位显赫的人们也同样与此利害攸关,但是这种情况并非绝无仅有,以前曾有过高岗、饶漱石事件、彭德怀事件。因此,首都之外,直到六月初聂元梓大字报的出现为止,学习一直是风平浪静地进行着。

性质不同的确实是下面的情况。六位持不同意见者向师生员工发出公开造反的号召,毛声明“造反有理”支持他们的运动,作为响应,首都整个教育系统处于激烈而不可逆转的动乱之中。

长治中学当局害怕本地学生的直接挑战,起初号召开展学生运动,反对某些压制过工农学生,或政治社会关系有问题的教师,以千方百计安然度过这次急风暴雨。六月十四日发起的这场大字报浪潮,仍按计划进行,直到“6•23事件”突然发生为止。那天,长治一中的一位物理教师批评矛头不是指向某个普通教职员工,而是指向一校之长——张书记本人。校方立即谴责了这张大字报。他们把这位物理教师和有关联的人统统赶到图书馆监视起来,并发动其他师生员工包围了图书馆,批判这些孤立无援的靶子。这样,长治师生员工以及政府领导,事实上是不折不扣地重演了五月二十五日到六月一日发生在北京的事件。这起事件发生在聂元梓大字报得到毛泽东的公开支持之后。

当地报纸把发生在一中的整个事件谴责为“6•23反革命事件”。长治市委别无它选,只得派出一批干部进行调查。当他们开始工作时,一系列新闻和评论,潮水般地从北京涌来,清楚地说明压制学生运动就是最严重的错误。在调查过程中,报纸把“6•23事件”的报导中“反革命”删掉了,很快“事件”本身在头版新闻中也无影无踪了。斗志昂扬的学生和共产党领导,在相对心平气和的气氛中相互对峙了数日。所有的班级都停了课,大字报运动暂时取消,没人敢决定下一步该采取什么行动。

然后,七月份两起互不相干而又有关联的事件凑巧一起发生了。首都士气高昂的学生,受北京运动胜利成功的激励来到长治,急不可待地促进真正的地方造反运动。同时,长治市委效法北京市委派出工作队进驻各学校,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中的两派新生力量,都选择了校支部书记老张作为批判对象。他们把一顶高帽子紧紧扣在他的头上,让他在校园示众供人批判、嘲弄。他们指责他玩忽职守,支持上山打鸟玩乐,任用有反革命嫌疑的人当教师,压制学习毛泽东思想。

如何对待张书记的问题,使师生员工发生了分裂。团结在物理教研室组长周围的一群知识分子,慷慨陈词反对使用戴高帽,反对使用武力。同情那位策划“事件”的物理教师和工作队的另一群师生员工,却立即斥责这位组长及其追随者为保守派。他们把高帽转而又戴在物理组长头上,就象几天前对待张书记一样,让他在校园里游行示众。

在毛南方归来一、二天后,刘少奇在北京派出的工作队,于七月二十八日撤出所有校园。八月五日长治市委派出的工作组也不声不响地撤走了,而留下的则是一个严重分裂的校园。站在一边是称作“要武大队”的一派师生员工,站在另一边是自称为“红色风暴队”的同样数量的师生员工。

“要武大队”尽管顾名思义倾向采取极端行为,不反对头戴锥形高帽游行示众,但实际上却没有组织过任何暴力行动。这个名字来自发生在天安门的一件小事。八月十八日,当毛泽首次接见云集北京参加声势浩大的百万人集会时,毛泽东曾问一位热情的少女叫什么名字。

“我叫宋彬彬”,这位女孩子回答。

“宋彬彬”,这位主席若有所思地品味着文静的名字,这与目光炯炯的女青年挑战神态之间形成对比和反差。“你父亲怎么不叫你‘宋要武’呢?”

从那时起,“要武”成了全国上下激进派最流行的名字。

为了不让反对派战斗精神占了上风,另一群学生坚持说他们也要革命,选择了“红色风暴”的名字。

后来双方都改了名称。“要武大队”在和若干小组织合并后,决定叫“红联”,而“红色风暴大队”合并后改成“北京公社”。但是理智的名称,没有使他们变得理智起来。之后两年期里,两派间的分歧扩大,尖锐化了,象他们首都的范例那样,为控制各自的校园,以及各自城市而发生了公开的武斗,直到最后被解散为止。

张庄潞安中学的事态发展,与长治一中的活动密切相关。

潞安中学只有高太生、王老师两名理化教师领导了首批“造反派”,而“保皇派”则暂时和他们的校长——反对派称之为“范地主”的范秀奇站在一边,支持高和王的人,简称自己“红卫兵”,而支持范校长的人称他们自己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张庄学生和长治学生联合时,“红卫兵”与“红联”联合作了起来;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则和“北京公社”联合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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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丁:学生造反派的兴起和分裂-激流网(作者:威廉·韩丁。本文为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邱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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