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与巴黎公社

激流按：148年前诞生的巴黎公社，尽管仅存在了72天，尽管它主要是由布朗基主义者（多数派）和蒲鲁东主义者领导的，但它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它的伟大成就，它的缺点乃至错误，在经过正确的总结后，极大地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了后世的无产阶级革命。认真总结布朗基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经验教训，是继承巴黎公社革命遗产的必要条件，是对这场革命中牺牲的先烈们最好的纪念。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巴黎公社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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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年前（文章发表于1991年——编者注）诞生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仅仅存在了72天。它的失败同它的诞生一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而法国国内的阶级状况和由此产生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在公社内部的严重影响，是导致公社迅速失败的原因之一。在公社失败20年之后，恩格斯对公社委员会作了这样的分析：“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主义者，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中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信徒”。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的社会主义者，站在时代的前沿，领导建立了这个史无前例的政权，又导致了它的过早的夭折。

一

布朗基主义的奠立者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是法国近代无产阶级的著名活动家。自1826年16岁参加烧炭党起，到1881年元旦逝世的60年中，有30余年遭到监禁和流放，却始终为他的主张和事业奋斗不息。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布朗签，称之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并指出“布朗基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主要是一个‘实干家’”。

作为实干家，布朗基致力于组织秘密社团，策划、领导武装起义。在理论方面，他承袭巴贝夫的平等观念，并揉合圣西门、傅立叶的协作制思想来勾划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轮廓，认为：从原始社会开始，“经过长期的一系列的改进之后，人类最终会达到共产社会”。他抨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苦大众的残酷剥削和虚伪的民主制度，把协作看做“时代的宠儿，全世界的万应药”，说“协作是共产主义的未来母亲”。同时，强调教育和知识对于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性。

布朗基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他的“实干”的艰苦斗争在法国广大群众中有广泛影响，赢得不少追随者和崇拜者，在巴黎公社成立前夕，布朗基派约有2500余人。

然而，布朗基的斗争并未能把无产阶级引向胜利。他重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无产阶级斗争的目的是“消灭建立在不平等和剥削基础上的现有秩序，打倒压迫者，把人民从富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不过，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策划、领导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布朗基却从不认为有必要发动他所说的“完全靠双手劳动……生活的无产者”投入到革命变革的斗争中去。反之，倒始终认为，一个具有高度纪律的、由少数人组成的拥有武装的秘密团体，通过密谋起义，就能完成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无产阶级使命。布朗基不重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建设，也不重视为社会革命变革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他更不重视群众，尤其轻视群众的力量，迷信他的“少数人的武装的革命变革的尝试”。在他看来，理论、方案似乎不过是空谈而已。布朗基的依靠少数人暴动取得革命胜利的思想，是后来法国工团主义学说中起重要作用的“觉悟的少数”论的来源。但是布朗基和他的少数战友密谋发动的起义，儿乎总是事先泄密，也没有一次不是被镇压下去的。

蒲鲁东主义的奠立者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被马克思称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者”。他不同于布朗基，不搞“密谋”，重视他的理论的建立，写了好些著作。50至60年代起，在法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广泛流行，思想影响极大，拥有众多的信从者。他没有能看到巴黎公社成立，但正是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同布朗基主义者一起成为公社的领导成员。

1840年蒲鲁东发表《什么是所有权：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是阐述他的思想的第一部著作。马克思曾认为“这部著作若不是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新鲜大胆讲述旧东西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蒲鲁东着重反对集中大量财富的资产阶级私有权，确认人生而平等，人人有权享有自己的劳动产品，而地主、资本家以地租、工资等形式掠夺农民、工人的一部分产品，侵犯劳动者的权利。不过，箱鲁东虽然反对私有制，同时却又是小生产者利益的维护者。他只抨击地主、资本家的掠夺，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则认为是合理的个人占有，因为个人的占有是社会生活的条件……是一种权利”。在蒲鲁东的几乎所有著作中，从小资产阶级观点出发，批评共产主义制度，把抽象的“自由”、“平等”、“独立”推崇为人类普遍理性的最高要求。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的私有制违反了平等，但给人以独立和自由，共产主义保证人人平等，却因消灭私有制而剥夺了人的独立和自由，所以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不合乎理性。蒲鲁东的理想社会是兼有平等、独立和自由的超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上的第三种模式的社会，即以个人占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使“一切人平衡起来”的小资产阶级私有制社会。

1846年蒲鲁东印行《贫困的哲学》，着重阐述他的经济思想，他用唯心主义和空想主义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作出自己的解释。马克思批评《贫困的哲学》说：“充满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的真实的热情，在这里，在某些地方却已经系统地被虚浮的狂热代替了”。

《贫困的哲学》出版后，蒲鲁东进一步从事社会改革的实践活动，1848年写成《社会问题的解决》一书，提出信用改革计划，又主张建立交换银行或人民银行。同年组建人民银行，资本额为50万法郎，分100万股，每股5法郎，得到众多小生产者和工人的支持，有12000人入股成为股东。次年，银行因蒲鲁东被捕受审而夭折。

蒲鲁东又承袭了德国无政府主义者施蒂纳的无政府思想。他理想中的第三种模式的自由.独立、平等的社会，就是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在自由、独立、平等三者中，自由最重要，国家、政权、政党都是危害自由的。国家源于家长制传统“政权是暴政工具和堡垒，而政党则是它的生命和思想”。蒲鲁东仇视资产阶级国家和政权，也同样仇视人们设想中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过渡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贫困的哲学》出版前几周，蒲鲁东写信给马克思说，“我们也就用不着提出革命的行动作为我们社会改革的手段”，“我对间题的提法是这样，通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的组合而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换句话说，在政治经济学中使财产的理论转过来反对财产，以便产生您们——法国社会主义者称之为共产主义而在我目下只称为自由、平等的那种东西。据我看来，用文火把私产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这段话，似乎最能表达蒲鲁东让劳动者放弃斗争，走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道路的企图。

布朗基主义和蒲鲁东主义似乎都强调所谓“社会公正”，反对资本主义剥削，进而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前者强调通过斗争来建立他所说的，但十分模糊的“共产社会’，却又把被剥削的劳动者排除在斗争以外，只指望凭少数人的密谋起义，试图进行“社会变革”。后者事实上只反对大私有制，否定革命斗争，只主张通过信用改革和互助之类的办法，建立既非资本主义又非共产主义的小生产者个人占有的“平衡”的无政府社会。很明显，布朗基主义和蒲鲁东主义都不过是空想罢了。

二

19世纪50、60年代，是布朗基主义已有较大影响，蒲鲁东主义广泛传播的时期。当时，法国已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但是小生产形式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并未完全改变。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壮大，工人阶级队伍中加进了大批破产农民和小业主资产者。到第二帝国后期，社会矛盾尖锐，小企业破产更多，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同受失业，物价腾贵、房租上涨和承担苛捐杂税之苦。这样，反对第二帝国的政治压迫和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就成为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一致要求和共同任务。第二帝国的敌对阵营壮大了，代表不同阶级和阶层利益的派别众多、结构复杂。40年代末诞生的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法国工人中得到应有的传播。法国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各派别各集团更易于把布朗基主义和蒲鲁东主义，作为反对资产阶级政权，争取社会主义的思想武器来接受。巴黎公社革命一旦发生，布朗基派、蒲鲁东派和其他如新雅各宾派等都踊跃参加，按照自己的信条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而最重要的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思想上的局限所导致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失误，也给巴黎公社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1871年3月18日晚20时，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作为一个革命政权进入巴黎市政厅，起义宣告胜利。3月28日，通过正式选举成立公社。公社委员会兼主立法和行政，在次日成立的10个委员会中，布朗基派在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治安委员会内占多数，蒲鲁东派则在财政委员会、劳动工业与交换委员会中占多数。两派有严重分歧，但求同存异，致力于建设公社、维护革命秩序、保卫人民权益的斗争，是符合大多数法国人民的利益的。恩格斯说.“虽然公社是由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组成的，但它的措施却往往是正确的”。同时，恩格斯又给两派分清了责任：“对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无论是这些法令的优点或缺点，首先应当由蒲鲁东主义者负责，而对于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败，则应当由布朗基主义者负责”。

巴黎公社的失败，当然不能不是法国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在他们的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行动加速了公社的失败。

“由布朗基主义者负责”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行动，有严重错误。首先，按照布朗基的想法，巴黎是法国的首都和心脏，他历来只密谋在巴黎暴动。深信暴动一旦在巴黎获得成功，就会带动各地，全国革命也可望成功。在巴黎公社期间，布朗基主义者就只把巴黎作为活动舞台，儿乎没有鼓励、协助和支特外省、扩大革命成果的意向。事实上，8月18日起义后，凡工人比较集中的城市，如里昂、马赛、图卢兹、圣太田、勒克勒佐、纳尔榜、里摩日、波尔多、贝桑松、勒阿弗尔等，都先后发生过武装斗争或举行群众大会，声援巴黎公社。瓦尔、沃克吕兹、阿登、萨瓦等省还表示如果巴黎公社能长久存在，它们就愿意加入，以便在公社统一领导下行动。可是公社却困守一隅，更没有主动去联合外省。公社始终没有打算去攻占毫无防守能力的梯也尔政府盘踞的距巴黎仅18公里的凡尔赛。其实，即使到4月中旬，即国防政府的两个军团开抵凡尔赛之前，公社是完全有能力直捣凡尔赛的。对此马克思在4月12日给库格曼的信中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如果他们失败了，那该责备的也只是在于他们的‘宽宏大量’。当维努亚以及追随他的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反动部队从巴黎逃跑的时候，本当立即向凡尔赛进军的，但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在此之前，4月6日，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马克思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并指出“看来巴黎人是要失败的”。

第二，布朗基主义者由于主要只着眼于巴黎，没有能做好为数众多，跟工人阶级有共同利益的广大农民的工作。换言之，也就是放弃了今天所说的工农联盟的工作，失去了工人阶级斗争的至关重要的同盟军。这里布朗基派历来忽视农民造成的又一个严重错误，当然，蒲鲁东派也有其责任。在公社存在的72天中，从来没有开会研究过发动农民支持工人斗争的问题。而在公社的报刊上则讨论过农民对公社和公社对农民的政策问题。公社内部对农民的看法很不一致，其中有些是根本错误甚至荒谬的。例如，《社会革命报》3月31日的社论认为，在1789年的大革命中，资产阶级和农民已经得到了他们所要的东西。3月18日的“社会革命不是为资产阶级和农民谋利益”，“这次革命是为城市工人谋利益”。这篇社论把农民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等同起来，又把工人利益和农民利益设想为截然对立，显然是不妥的。3月21日的《公社报》无中生有地指责农民：“就是由于他们，我们才受帝国18年的统治”。“没有农民，我们就能上进，有了他们，我们只能再走下坡路，他们爱受奴役”。5月8日，《人民呼声报》竟责骂农民：“你们就是我们的不幸的根源，而你们一点也不害羞”！持有这种论点的人，无论属哪一派，都只能助长公社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

除此之外，也有人考虑到解除农民的疾苦，发动和团结农民为公社的事业而斗争。可是，这些较为正确的意见，始终只是写在纸上，其影响是很有限的。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主持的公社没有为发动农民做过一件实事。凡尔赛政府利用机会制造谣言，蛊惑农民，离间农民和工人，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农民群众对公社由冷漠到敌视，甚至参加凡尔赛军队去镇压巴黎工人。

第三，从军事安排方面看，在战争紧张的日子里，面对强大的敌人，布朗基派占绝大多数的军事委员会采取的各有关措施是很不得力的。无论战斗力部署、军事技术利用、日常给养都显得混乱无序。如4月间任军事代表的克吕泽烈，就是一个极不称职的人。4月23日，他在答复公社委员的质询时，甚至连公社有多少军队都说不上来，有人还揭发他玩忽职守，在公社与凡尔赛交战最激烈的时刻竟然在睡懒觉。军事上的一系列间题暴露出来以后，仍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补救。例如4月2日，凡尔赛军队进攻巴黎，数以万计的国民自卫军主动集合起来要求回击，却以“准备不足”为由被制止了。4月3日，公社分路进攻凡尔赛，又因寡不敌众、弹药不足撤回。直到“流血周”，尽管战士们誓死战斗，但公社内部已经无法集中力量以克敌制胜，公社就这样覆灭了！

由蒲鲁东主义者负责的财政、经济、劳动等方面的工作，同样有严重错误。首先，他们的最严重的错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指出的：公社没有没收在巴黎的、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法兰西银行，而让它一直掌握在凡尔赛政府手中。此外，巴黎还有里昂信用银行、土地信用银行、动产信用银行等，都有雄厚的财力。但由于主张维护小生产者私有制，在公社非常需要费用的情况下，蒲鲁东主义竟然不敢去触动它们。在巴黎公社存在期间，它共从法兰西银行支取过1600万多法郎，而凡尔赛政府却动用了25700万法郎，是公社的16倍以上。法兰西银行大大增强了这个反革命政权的实力。

第二，蒲鲁东主义者由于反对集中，反对权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以致公社的一些机构十分散漫。10个委员会成立后一直没有相对固定的负责人，时常群龙无首，“人人都在发号施令”。各个委员会之间，只有摩擦，很少协调。公社委员会不设常任主席或主席团作为公社的领导核心，每次开会由委员轮流充当主席，许多事情往往议而不决，行而不力。直到5月1日，公社的处境已经越来越艰难，才改变体制，成立救国委员会，集中权力以应付危局，但毕竟收效不大！

第三，公社内部派性泛滥、派系斗争公开化、白热化，蒲鲁东主义者也负有主要责任。他们同布朗基派的斗争，在巴黎公社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儿乎是贯穿始终的。其间有过几次较大的冲突。例如，4月28日有人在公社委员会议上提出建立一个政权机关，集中领导公社以度过面临的难关。这个建议无疑是对的。布朗基派和新雅各宾派赞同，蒲鲁东派坚决反对。他们强调“直接民主”，反对集权，避免出现“专政”“独裁”或“伪装的君主政体”。5月1日，公社委员会会议终于以45票对23票通过成立由6人组成的救国委员会，规定该委员会“对其他一切代表团和委员会享有最广泛的权力”，“只对公社负责”。冲突以布朗基派取胜告终。但派系斗争并未中止，“多数派”“少数派”的名称也是此时出现的。5月9日，凡尔赛政府军占领伊西炮台，进逼巴黎。公社战士在英勇作战，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却在委员会委员人选分配上互不相让。当布朗基派利用人数上的优势控制了救国委员会，并多方排斥蒲鲁东派后，蒲鲁东派公开发表“少数派声明”，宜称与多数派“存在政治分歧”，一般不再出席公社会议。无疑，公社内部的分裂，对公社事业造成极大损害，直到5月21日与凡尔赛政府决战的“流血周’开始那天，两派才再集合在一起。然而，公社形势危急，是难于挽回了。

正如恩格斯说的，主要由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组成的巴黎公社，“它的措施却往往是正确的”，但恩格斯也明确指出了他们各自对公社工作应当承担的责任，自然也包括对公社失败应当承担的责任，其中就有两派各自的错误、失策。约略举出以上几点，当是不无意义的。

三

由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构成松散联盟领导的巴黎公社，是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首先是马克思，在公社革命期问，始终以革命的热情和科学的态度关注着公社的革命实践，分析其措施的利弊得失。公社失败后，又认真细致地全面总结公社成败得失的经脸。总结巴黎公社革命，是马克思一生中的重要经历之一，这大大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体系。

应当认为，参加领导公社工作的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是忠诚于伟大的公社事业的无畏战士，但也正如我们在上面提到的，由于两派在某些方面的严重错误，导致或加速了公社的失败，也宜告了布朗基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破产。公社虽然失败了，却正如马克思1871年5月23日在国际总委员会的发言中指出：“公社即使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获得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换言之，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剥削，只要广大劳动者还遭受苦难，那么象巴黎工人阶级所掀起的巴黎公社那样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巴黎公社的出现为工人阶级树立了一个光辉的范例。它的特别重要之处，显然还在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新型国家。这个新型国家首先摧毁了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支柱的常备军、警察、官僚、教士和法官，并包括如下一些内容：

公社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即主要由工人组成，并在3月18日革命中取得了胜利的国民自卫军。

从1871年3月15日建立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到3月28日成立公社中央委员会，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产生的代表组成的。因此，马克思说：“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

从公社委员到一切公职人员，都支取相当于一般工人的工资，最高每年不超过6000法郎。公社工作人员都是名副其实的人民公仆。（1871年凡尔赛政府首脑梯也尔的年棒，规定为30万法郎。）

公社不是议会式的。上面说过，它是兼管立法和行政的机关。委员必须亲自工作，执行自己参加制订的法律，也亲自对选民负责。

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劳动者阶层的措施，如废除面包工人夜班制、各区政府举办失业工人登记、禁止任何公私企业对受雇者罚款和扣发工资、征用资产者住宅、公布粮食肉类等牌价，免除1870年第4季度和1871年第1、2季度房租等。

将逃亡企业主遗弃的工厂移交工人生产合作社经营，也准备给予资本家以补偿等。

普及小学义务教育，筹办职业教育，要求广大群众获得知识，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工资。强调“人人为大家劳动”，“不工作者不得食”，实现真正的平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多方面的。这里仅就本文上面一二两节中有关的部分内容提出下面三点略加论列。

第一，工人阶级革命，必须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马克思恩格斯为在海牙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郑重指出：“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工人阶级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巴黎公社的失败，首先在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公社靠以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为主干的主张不一、内部纠纷迭起的一些派别组成的公社委员会来对付以梯也尔为首的“有产阶级联合权力”，正是公社被搞垮的根源所在。

第二，工人阶级革命必须有无产阶级的军队。1871年9月，马克思在纪念国际成立7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还说：“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巴黎公社正是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起义取得了胜利的结果，但是马克思又正确地指出：“公社未能建立起阶级统治的新形式”，没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可是公社的军队工作在布朗基主义者主持下，虽然有大批为公社献身的英勇无畏的战士和广大巴黎居民的支援，却由于领导无方，指挥失当，终于在壮烈的“流血周”中几乎全被惨绝人寰地葬送了。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第三，工人阶级革命必须争取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劳动者共同战斗。早在1871年4、5月间，马克思就着重指出农民在反对资产阶级统治中的重要性。“法国农民的仇恨正在集中到地主议员、寨堡领主……的那些人以及以土地所有主面目出现的城市资本家身上”，“农民的解放，对他们来说甚至比城市无产阶级的解放更为可怕”。所以，农民是工人阶级革命的天然的同盟军。但是公社在整个斗争过程中，农民被完全忽略了。虽然当时巴黎在被包围状态中，城乡隔绝也是原因之一，但是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并未意识到农民以及马克思说的“不靠他人劳动为生的社会各阶层”对革命的巨大作用是明显的。这同样是一条重要的经验。

如上简略提出的三点，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巴黎公社经验教训总结的一部分。巴黎公社革命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它在革命实践中所展现的成就，缺点甚至错误，经过伟大革命导师的总结，大大充实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有力地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公社的业绩是不朽的。

原标题：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的失败和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巴黎公社120周年祭

来源：1991年3月《历史教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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