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贯彻执行“八七”会议决议的经验,制定今后的斗争方针。

会议由政治局常委瞿秋白主持。

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

这个《决议案》确定以城市为中心,发动城乡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总策略“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做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潮,组织暴动,领导他们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1]

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标志着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取得统治地位。

会议结束后的第五天,即1927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两湖省委信》,要求湖南、湖北省委分别组织长沙、武汉工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暴动时,在城乡实行烧杀政策。在城市“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领导失业工人捣毁失业救济局,劳工部,警察局”。

在农村“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2]

大革命失败后,湖南是国民党“铲共”最猖獗的省份之一,全省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达几万人。湖南的形势同全国一样,已经进入革命低潮。

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近几个月来,城乡情况已经出现新的变化:许多小地主站在大地主方面,和土豪劣绅勾结起来。多数自耕农畏缩犹豫,不敢斗争。城市工人对政治活动漠不关心。在这种情况下,湖南省委对能不能发动长沙工人举行武装起义,表示怀疑。

中共中央在《关于立即暴动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中,对湖南省委反映的情况,持相反的看法,认为“这是阶级分化的结果,不是群众避免革命”。并说“中央坚决地相信,中央前此两次指导,绝对无疑是正确的”。[3]

湖南省委贯彻中央的指示,命令长沙市委立即组织工人武装起义,推动全省的总暴动。

12月10日上午,中共长沙市委书记涂正楚,在北正街德湘茶社召开会议,商讨起义事宜。参加会议的,有纱厂、人力车、铁路、泥木、石业、理发、码头等工会的负责人曾华湘、夏博文、欧阳燮等共一百多人。

当时,长沙市内有共产党员四百多人。长沙县9个区,有58个支部,4个特支,有共产党员746人。在岳麓山一带,由叶魁率领的游击队,有二百多人。凭着这么一点力量,会议就作出决定:当天晚上8时,在长沙举行工人武装起义。10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灰”字,这次起义就称“灰日暴动”。[4]

“灰日暴动”的行动计划是,首先炸毁南门的湖南电灯公司和北门的光华电灯公司。全城电灯熄灭,作为暴动信号。这个任务,由第一纱厂工人和泥木工人、人力车工人完成。铁路工会组织铁路工人破坏铁路,海员工会负责水上运输。叶魁率领的游击队,在岳麓山待命,等到全城电灯熄灭,立即对长沙市区发起进攻。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看到暴动信号,就攻打军政机关,打开监狱,营救同志。

“灰日暴动”按时举事,由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指挥。第一纱厂支部负责人欧阳燮,率领纱厂工人,一举炸毁北门的光华电灯公司,北城顿时成为黑暗世界。

湖南省委委员、工委书记杨福涛身先士卒,冲进福星街陆军监狱署,与在这里任连长、排长的地下党员李和生、李福生里应外合,打开监狱,救出一百多名“政治犯’。

与此同时,几十名身着青衣,头系红彩带的工人,用梭标、炸弹向新河警察所发起进攻,击毙警1名,打伤二十多名。一把火,将新河警察所烧掉。

这支起义队伍,旋即进攻新河火车站,击毙站长,捣毁电话机。新河米捐分卡,灰面公司,牛皮工厂,也被起义工人炸毁或烧掉。

负责炸毁南门湖南电灯公司的泥木工人和人力车工人,没有完面任务,电灯通明。南城的起义工人没有看到起义信号,不能举事。叶魁的游击队无法渡河向市区进攻。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共产员,看到南北城各行其事,不敢行动。

“灰日暴动”是只有少数工人参加的武装暴动,农民、市民都没有起来响应。敌人出动一个师的兵力,当晚就把暴动镇压下去了。

起义失败后,湖南军阀李品仙、何键命令军警,在长沙进行大规模的挨户搜查。领导这次起义的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省委委员何钧长沙市委书记涂正楚,以及参加起义的支部负责人曾华湘、夏博文、邓兆康、欧阳燮等二十多人被逮捕、杀害。起义者的鲜血、染红了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烈士的头颅被悬挂在黄兴路西门口“示众”。[5]

一些省委负责人侥幸逃脱,起义领导者被悬奖通缉。在国民党省党部《清乡公报》开列的“长沙县通缉人犯表”中,就有湖南省委委员,工委书记杨福涛的名字“杨福涛,清泰人,泥木工会委员长,民厅悬奖2千元”。[6]

“灰日暴动”是湖南省委贯彻执行中央“左”倾盲动主义方针,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人武装起义。起义失败,给湖南省共产党组织造成巨大损失。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反映了这个情况“城内书记、组长被害者甚多。同志均四处逃生,组织瓦解”。[7]

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致湖南省委信——长沙暴动未能实现的原因及湖南当前的任务》认为,“灰日暴动”失败,不是中央“左”倾盲动主义方针指导的结果,而是湖南省委的策略有许多重要的缺点。其中一条最主要的缺点,是湖南省委没有看清工人阶级在工农暴动中应居于中心的领导地位。经过这次教训,湖南省委必须明白城市工人阶级如果不能成为暴动的中心领导者和主力,暴动必难得到胜利。因此,在暴动前应尽量发动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斗争,从斗争中充实其组织和政治上的准备,以达到暴动。[8]

中共中央没有从“灰日暴动”失败中吸取教训,仍然认为“湖南革命的环境,在主观上客观上很显然的是到了迫近总暴动,建立湖南全省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政权的时期。在全国的环境看来,除了广东以外,最近期内要算湖南最有总暴动夺取政权的希望”。中央要湖南省委做好准备,再次举行工人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9]

注释:

[1]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13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 李维汉:《回忆与思考》(上),205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3] 《党史研究》1985年第一期7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4] 《湖南工运史研究资料》第四辑33页。湖南省总工会调查研究室编印。

[5] 《党史研究》1985年第一期7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6] 《长沙工运史研究资料》第一辑24页。长沙市委总工会工运史调研室编印。

[7] 《党史研究》1985年第一期7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8] 《并冈山革命根据地》(上)60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9] 《并冈山革命根据地》(上)64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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