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不为人知的青春-激流网

第比利斯有16万人口——其中30%是俄国人,30%是亚美尼亚人,26%是格鲁吉亚人,另外还有少许犹太人、波斯人和鞑靼人。该市有6份亚美尼亚语报纸,5份俄语报纸和4份格鲁吉亚语报纸。它的工人阶级主要集中在火车站和小作坊里;亚美尼亚生意人、格鲁吉亚王子和俄国贵族与将军——以沙皇的总督为首——是富裕的上层阶级。城市里的搬水工来自于西部的拉夏(Racha),石匠是希腊人,裁缝是犹太人,浴场老板则是波斯人。它好似“不同种族和不同牲畜的大熔炉,羊皮帽和光头、毡帽和尖顶帽在此共存……马、骡子、骆驼和狗共生不悖……火热的空气中洋溢着叫喊声、敲打声、大笑声、咒骂声、推搡声和歌唱声……”

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和国际马克思主义早已在这座散布着剧院、酒馆、旅舍、集市和妓院的帝国大都市生根发芽,并渐渐渗入到了与世隔绝的神学院内。

索索【注:斯大林小名】和一个叫赛义德·杰夫达里阿尼的男孩“因身体状况差”搬出了集体宿舍,搬进了小房间。杰夫达里阿尼比索索年长,他早已是神学院一个地下小圈子的成员,他们会偷偷阅读被禁的社会主义文学作品。“我建议他加入,”杰夫达里阿尼说,“他很高兴,并同意了。”紧随其后,斯大林也邀请他在哥里的朋友伊利马什维利和达维塔什维利加入了这个圈子。

刚开始时,他们读的并非是具有煽动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而仅仅是被神学院禁止,其实却无关紧要的书。他们成立了一个叫作“廉价图书馆”的读书会,继而从一家书店借书看。而书店的老板曾是一位民粹主义者。“您还记得这家小书店吗?”在此之后,书店老板伊梅达什维利曾写信给伟大的斯大林,“您还记得我们在那里思考和低语着讨论过多少问题吗?虽然当时的我们都找不到问题的答案。”斯大林正是在那里看到了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其中,《九三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小说中的革命牧师西穆尔登成为了斯大林的偶像之一。可是,神学院却禁止学生阅读雨果的著作。

晚间时分,“污点”总会在走廊里巡视,检查灯是否都熄灭了,学生们是否在偷偷读书或自渎。然而,一旦他离开,男孩们便会点燃蜡烛,挑灯夜读。索索读起书来更是没日没夜。他经常“看入了迷,连觉都顾不上睡,他看上去总是昏昏沉沉的,像是快要生病一样”。于是,“当他开始咳嗽时”,伊利马什维利“赶紧夺过了他手里的书,把蜡烛给吹灭了”。

终于,吉尔摩根神父发现斯大林正在读雨果的《九三年》。他下令“把他在监禁室里关一段时间,以示惩罚”。可是,斯大林屡教不改,另一个巡察的神父发现他还在读雨果的作品。“朱加什维利加入了‘廉价图书馆’。今日,我没收了他读的雨果的《海上劳工》。我早就因他读雨果的《九三年》而警告过他。签名:助理稽查V.穆拉霍夫斯基。”

那个时候,激进的年轻人都读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的诗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斯大林受这两位俄国作家的影响更为深远。《怎么办?》的主人公,具有钢铁般意志却无情的拉赫梅托夫成了斯大林的革命偶像。斯大林开始将自己视为和拉赫梅托夫一样的“特殊人”。

不久,斯大林又被发现在“学校楼梯上”读禁书,神学院“受院长之令,对其处以长时间监禁和严厉惩戒”。他爱上了左拉,他最喜欢的法国小说是《萌芽》。他博览群书,其中不但有翻译过来的席勒、莫泊桑、巴尔扎克的作品,萨克雷的《名利场》,还有希腊原文的柏拉图著作和俄国与法国历史书——他还毫不吝啬地和其他同学分享这些书。在俄国作家中,他喜欢果戈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契诃夫,他熟读他们的著作,并能“默诵”。他也爱托尔斯泰,“但对他的虔诚颇感无奈”。在此之后,他甚至曾在托尔斯泰那些大段的关于救赎和拯救的辨析文字旁写下“哈哈哈!”。他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一本关于假以革命之名的阴谋和背叛的杰作——并在上面做了大量笔记。这些书都是被藏在神学院学生的法衣里偷运进学院的。后来,斯大林曾开玩笑说,他曾为了革命从书店里“征用”——其实是偷——过这些书。

雨果并非唯一一位改变了斯大林一生的作家,另一位小说家甚至改变了他的名字。亚历山大·卡兹贝吉的禁书《弑父》的主角是一个经典的高加索绿林人物,而他的名字则叫“科巴”。伊利马什维利说:“让我和索索着迷的是那些赞美格鲁吉亚自由战争的文学作品。”在《弑父》这部小说里,科巴抵抗俄国人,为他的妻子和祖国牺牲了一切,然后遭到了凶残的报复。

“科巴成了索索的上帝,并赋予了他人生的意义。”伊利马什维利说,“他希望自己能成为科巴。于是,他开始叫自己‘科巴’,并坚持让我们也这么叫他。当我们叫他‘科巴’时,他的脸上每每洋溢着自豪和愉悦。”对于斯大林而言,这是个极富含义的名字——高加索山区人民的复仇、绿林人物的残酷无情、对忠诚和背叛的迷恋、为更大的理想牺牲自我和家庭。特别是,他早先便已爱上这个名字:他的“教父”叶格纳塔什维利也叫“科巴”——“雅科夫”的简称。“科巴”成为了这位革命者最钟爱的绰号和代码。不过,他最亲密的朋友依然叫他“索索”。

索索早已在报纸上发表了多首诗歌,可是,就在1896年,他17岁那一年的秋天,他开始对神学和诗歌丧失了兴趣。那一年,他从五年级升到了六年级。

已到熄灯时分。男孩们一边警觉地提防着可怕的“污点”,一边热烈地低声讨论着有关存在的大问题。70多岁时,斯大林曾笑着回忆过这段往事。他说自己在一年级时便已经是个无神论者了。而其他同学,比如说虔诚的西蒙·纳特罗什维利则不同意他的观点。可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辨之后,纳特罗什维利“找到了我,并承认自己错了”。斯大林原以为纳特罗什维利接受了无神论,他很高兴,直到后者如此说道:“如果上帝是存在的,那么,地狱也肯定存在了。地狱之火将永不熄灭。可是,是谁为这永远燃烧的地狱之火提供木材?那些木材必须是燃烧不尽的,可世上哪有燃烧不尽的木材呀!”斯大林回忆道:“我大笑了起来。我本以为西蒙是通过哲学思辨得出了这个结论,可是,他之所以成为了无神论者,只是因为他觉得地狱里的木材不够!”

原本,索索只是同情下层阶级,可渐渐地,他变得越来越进步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舅舅——凯可的哥哥桑德拉被警察杀死了。斯大林从来没提及过此事,但它应该对他的心态造成了影响。

“像瞬息万变的水银”的斯大林很快将目光从法国小说家转移到了马克思:男孩们花了5戈比借了两星期的《资本论》。为了能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他开始自学德语和英语。他还有一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从此之后,斯大林从未停止过学习外语,特别是德语和英语。

不久之后,斯大林和伊利马什维利便会趁夜色偷偷溜出神学院,参加铁路工人的集会。这些秘密集会是在圣山下的破烂小屋里举行的。终于,革命的星星之火被点燃了,而它再也没有熄灭过。

斯大林已经对杰夫达里阿尼的读书会失去了兴趣。虽然读书会上的讨论具有教育意义,但他更想付诸实践,让这个小圈子参与革命行动。杰夫达里阿尼不同意他的观点,于是,斯大林开始公开反对他,并开始组织自己的小圈子。

......

等到斯大林于1897年回到神学院后,他终于和杰夫达里阿尼决裂了。“那些重大的、伤害友情的矛盾……通常是由科巴引起的。”伊利马什维利站在了杰夫达里阿尼一边,“科巴觉得自己就是领袖,还不接受任何批评。我们分裂成了两个派别——一个围绕在科巴周围,一个则反对他。”在斯大林接下来的生活中,这种情况将不断出现。他找到了一个更具革命思想的精神导师,那便是哥里的拉多·克茨霍韦利。在此之前,拉多被第比利斯神学院和基辅神学院分别开除,并被逮捕入狱。现在,他出狱了,并和斯大林再次接上了头。他成为了索索最崇拜的人。

索索的精神导师把这位年轻的朋友引荐给了斯里毕斯特洛·“席尔瓦”·吉布拉泽。这位长着一双灼热黑眼睛的革命积极分子早已是个传奇人物,正是他在此之前殴打了神学院的院长。1892年,吉布拉泽和名为诺伊·佐达尼亚的优雅贵族联合其他人创办了一个格鲁吉亚社会主义党“第三集团”(Mesame Dasi)。现在,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第比利斯聚集了起来。他们掌控了《耕耘》报,并向工人们宣传革命知识。吉布拉泽把索索带到了瓦诺·斯图鲁阿的公寓。后者回忆道:“吉布拉泽带来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

立功心切的斯大林在《耕耘》编辑部——这份报纸刚刚发表过他的诗——造访了这帮人的领袖诺伊·佐达尼亚。佐达尼亚刚流放回来。这个身材高大的人有一张“英俊、高贵的脸,蓄着一簇黑胡子……举手投足满是贵族味道”。可是,斯大林受挫了,佐达尼亚安慰他让他进一步学习。“让我再想想。”一意孤行的年轻人回答道。现在,他又树了一个敌人。他写了一封信批评佐达尼亚和《耕耘》报。当《耕耘》报拒绝发表这封信时,斯大林开始辱骂该报编辑部,说他们“终日无所事事,一点像样的意见都没有!”。

与此同时,拉多也对佐达尼亚的温和态度倍感失望。他把斯大林引荐进了工人阶级小团体——这些团体刚开始在第比利斯的小作坊里滋生,主要由俄国人组成。他们会在日耳曼人墓地一家磨坊边上的小房子里秘密集会。那里离第比利斯兵工厂也不远。斯大林提议他们在圣山上租个房子。“我们每星期集会两次。我们会在晚餐前偷偷溜出去,然后在点名前回来。这所房子的租金是5卢布,是我们用父母给的零花钱租下的。”斯大林“用格鲁吉亚语记下会议的讨论事宜”,并带回神学院,向他的拥趸传播。

他已经完成了从叛逆学生到革命者的蜕变,并首次引起了秘密警察的注意。有一次,马克思主义活动家谢尔盖·阿利卢耶夫——一个老练的铁路工人,也是斯大林未来的岳父——遭到了逮捕。宪兵队长拉夫罗夫审问他:“你认识格鲁吉亚籍的神学院学生吗?”

这位浪漫主义诗人终于变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这个信仰奉献了一生,且从来没有动摇过。然而,他真的相信马克思主义吗?

还是让他自己来解释吧。在斯大林看来,马克思主义信仰意味着“历史决定了革命的工人阶级将解放全人类,为全人类带来幸福”,但是,在人类达到“真正的社会主义”之前,他们必须历经巨大的“磨难、苦痛和变革”。这一历史进程的关键之处是“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指导劳动阶级解放,而劳动阶级的解放则是个人自由的催化剂”。

据斯大林说,这一信仰“并非只是社会主义理论,它是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和哲学体系”,就像是被科学证明的宗教,而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年轻革命者们相信它,实践它。托洛茨基则说:“我感觉自己只是巨大链条中小小的一环。”不过,和斯大林一样,托洛茨基也相信“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取得胜利”。流血、死亡和冲突都是必要的,用斯大林自己的话来说,“如潮般涌动的血流”见证了“旨在结束压迫的斗争”。现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养分的索索开始转变了。他对神父们不再友好,甚至粗暴。不过,他还未像他的前辈或后辈那样公开反对他们。在此之后,他的官方传记总是夸大其词地描写这位革命家的早熟,但事实上,他并不是他那一代人中第一个站出来的。到目前为止,他依然是个进步的学生。他刚刚把自己的脚趾伸入到了革命这股洪流之中。

原标题:在神学院的斯大林(选自西蒙·蒙蒂菲奥里《青年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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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不为人知的青春-激流网(作者:西蒙·蒙蒂菲奥里。本文为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邱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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