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舟（Joel Andreas，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

关于“新阶级”是南斯拉夫一个叫基勒斯的学者提出的，我对此概念的理解和基勒斯不一样，但可以从他的概念出发。“新阶级”是从革命者中产生的。共产党人把过去的旧精英阶层打破以后自己变成了新的精英。我对中国的分析，不是中国和苏联、南斯拉夫有根本的不一样，苏联南斯、拉夫在60、70年代，中国在80、90年代产生了新的阶级，它们产生的过程很相似。中国的新阶级到80年代中期就成熟了，成为专家统治阶级。新阶级不光有政治基础，也有文化基础。基勒斯的看法片面，只看到了政治上的基础，没有看到文化上的基础。对新阶级的来源的看法也不一样，产生在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新阶级有新的政权精英，也有老的政权精英，两种精英结合在一起。

三种资本是我分析的方法，我对资本的理解：能为自己服务的，对自己有利的都算资本。首先是经济资本，第二个是文化资本，教育虽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三个是政治资本。政治资本就是你在政治上的资格、资历，你的关系网，人脉关系最重要。当然，不是随便和谁的关系，而是和有权的人的关系。按马克思的分析，最重要的是经济资本。社会主义革命后，私人财产作为资本被消除了。这时，虽然没了财产差别，但阶级差别一直存在，政治资本还存在。我想用三个不同资本分析中国新阶级的形成。

新阶级有两层：旧精英和新精英。刚解放的时候，还不是两个阶级。旧的精英占有文化和财产上的资本，因为国民党的失败，旧的精英失去了政治上的依靠，与共产党没有太多联系，与国民党有联系的成了负资本。新的精英，没有私人财产，没有受过文化教育，他们来自农村，一无所有，但有政治资本，是执政党本身。所以，从三个资本分析的角度来讲，旧的精英有财产、文化，新的精英有政治资本。解放初期，经济资本消除 ，但是保持了文化资本。当时社会上受过教育的人很少，（受过教育的人）掌握着一个很重要的资源。两个精英——文化和政治精英。所以，你在社会上层看，（两个精英）都在那，不管是什么结构，甚至工厂，两个精英都在那。所以，在一个工厂里，党得干部从农村来，没有受过教育，但会组织，不一定懂得生产 。同时，工厂里有技术人员，总工程师，往往不是党员，出身不太好。因为出身不同，两方面有矛盾。实际上，他们需要合作才能把事做好，但又有矛盾。这两个精英有合作，又有矛盾。矛盾往往很激烈。但是经过几十年后，两个精英混合在一起。这两个精英，政治精英的子女，开始掌握文化资本。老的精英（文化精英）的子女本身已入党。但结构上，两个精英混合，互相交叉，开始了旧精英和新精英都有对方，产生了一个互相渗透，互相联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很多斗争。我今天来分析这个斗争。

《红色工程师的兴起》是我的一本书，这本书讲的是（中国）新阶级的形成，以清华大学为例。为什么要研究清华大学呢？因为专家统治阶级都是从大学中培养出来的。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制度培养对新精英的产生的作用。两个证书在大学里有文化上和专业上的证书，一层层经过考试从小学到大学甚至清华。第二个证书，从青年团到党员，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是政治资本的积累程序。这个制度渗透在一个很尖端的学校里，所以两个精英都在大学共同经历过，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有冲突，有竞争，焦点在大学里。选择清华大学是这个原因：它是最好是理工大学。清华也是培养干部的基地，很多主要的中央领导，清华是他们的母校。毛时代的新旧精英的冲突在大学里。在不同的时期有两个冲突最明显。一个是1956年的反右，整风，毛刚开始鼓励知识分子提意见，后来支持干部批评知识分子。双方有很多矛盾，冲突点在文化，政治资本互相作用，斗争焦点是：（两个资本）哪个重要。第二次是在毛时代的1966——1968年之间，这一次，两个精英都是斗争的对象。当时，斗争的对象：一个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个是党内走资派，斗争范围广泛，不是几个人。所有的两个精英的政治文化资本都被批判，所有的干部、知识分子都受到冲击。毛的目的是要摧毁两个精英的特权。文革一开始挑起了两个精英的激烈斗争，文革终结造成了两个精英的联合——关键时刻，一个新阶级形成。我的书讲的是：红色工程师的诞生，但主要讲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斗争，从文革中反映新阶级形成的特征。文革是一个不一般的政治运动，党组织瘫痪，毛鼓励学生、工人组织战斗队。每个战斗队都有自己的目标、理解、斗争对象。虽然毛把大方向说了，但战斗队按自己的理解来掌握大方向。清华的派性斗争得方向是什么，我去访访问了七十多个人，（他们）当时是工人、干部，都经历过文革。（我）研究了他们各派的报纸、传单、文件。我们通过了解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学生的家庭出身，了解两个精英的联合过程，来看其背景有什么作用。

清华附中是一个重点学校，几乎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四的是从旧、新精英中来，四分之一是干部家庭出身，百分之七十从旧精英中来，只有百分之六是工农学生。大学里新旧精英占大多数，同时有个大的比例是从工农尤其是农民来的。主要是因为党的政策普及教育，全国各地往清华送学生。所以，这两个精英有一个再生的过程，旧的精英，经过培养可以接过父母的班。新精英没有文化，通过上学——文化资本新精英诞生，两个精英潮流混在一起，经历文化和政治培训，同时两个精英阶层把一部分的工农子弟吸纳过来。

我们先看看附中，有很多的派性，老红卫兵是从革命干部子弟中来。井冈山造反派几乎全是在知识分子子弟中形成。当时两个派别以两个精英为背景，工农子弟分开了，只占百分之六，起不了大的作用。老红卫兵的斗争对象是旧的精英，攻击出身不好的老师、干部、学生，破四旧也是老红卫兵搞的。老红卫兵保护新精英，保护党的领导，提出了血统论。井冈山的打击对象是新精英，攻击干部子弟，攻击党的权威，同时，又保护旧精英，对校长、老师进行保护，同情出身不好的人，反对血统论和阶级路线。阶级路线是指：出身不好，上学等都受影响。工农出身的上学、入党、提拔都要方便的多。阶级路线是两个精英斗争的焦点。总结起来：老红卫兵攻击旧精英，保护新精英，攻击文化资本保护政治资本。井冈山正好相反。

大学里情况很不相同，哪一个攻击谁，保护谁，用表来分析明了一些。大学里，激进的派别攻击两个精英，保守一点的派别保护两个精英。我举例来谈一谈这个问题。清华的四一四和过去不是一样。1966年秋，大学和附中的斗争很相似，都是破四旧，攻击出身不好的老师、领导。必须是出身好的才能参加老红卫兵。1966年冬，老红卫兵消失，造反派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分为两派：激进派，攻击清华的旧的系统，四一四是温和派，维护清华过去的一套制度，虽然他们不这样说，但实际如此。有一点，大中学不一样，大学里两派不是按家庭出身形成的，两派内部都有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子弟，两派的头头都是工农子弟。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没有成为领导。和中学不一样，大学里工农出身的学生有百分之三十七的比例，所以有作为一派的领袖的基础。两派在表面看相似，都是按毛的思想办事，革命的，但任何人都知道，两派的攻击对象截然相反。“彻底砸烂旧清华”是井冈山的口号，，大富讲话中说，“彻底消除专制，劳动生产和教育结合”，他们主张招收工农子弟上学，反对高考制度。激进派对当权的官僚主义坚决反对，反对党内的走资派，反对党的干部的特权和权力。包括王光美，薄一波等搞教育的领导人都被带入清华，经受了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批斗大会。激进派反对追求名利的思想，反对“入党做官”的观念。

在1966年秋，一部分人造反派感觉到头头们太极端，一些知识分子和工农子弟从原来的派中分裂出来。他们根本的目的是保护旧精英，保护大学的现状，保护教师和干部。他们对旧的教育制度有批评，但不是要彻底砸烂，而是要改良但不彻底破坏。激进派和温和派争论的焦点是：哪些老干部可以结合到领导岗位上来。激进派中认为，除了几个工农出身的干部之外，其他都不好，工农出身的干部都在次要的领导位上。温和派则认为，清华出身的清华牌的干部需要解放，清华培养的干部是好的，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的，关键部分是合格的。而激进派认为，清华出身的干部有所有旧知识分子的缺点，而且比旧知识分子更危险，因为他们有权力。温和派反对这一点，认为激进派攻击的是又红又专的新干部。温和派说，文革前的成绩是主要的，是红线，不是黑线。温和派是什么人组成的呢？温和派除了红五类之外，还包括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在清华的党，团干部中，有百分之四十支持激进派，百分之六十支持温和派。温和派里面包括了受攻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子弟。从这方面，可以理解激进派为什么攻击两个资本。

文革初期的中学和1956年的反右很相似，就像五六年的反右重演一样，是新旧精英（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的斗争。大学里出现了1956年反右没有出现的新情况。激进派把新旧精英同时作为斗争的对象，温和派维护新旧精英。文革，一方面反映了两个精英的斗争，但同时在攻击斗争中，反而造成了两个精英的联合——温和派，共同反对激进派，反对文革。

毛发动文革的初衷是想限制两个资本的权力。但文革结束后，邓上台后促成了两个精英的联合，扶植两个精英的联合和他们的特权，他们所享用的特权和权力一步步地提高。两个精英的联合是邓的政治基础，也是改革开放的社会基础。80年代，新阶级的政权明确下来，清华毕业的理工科学生，比如胡等，在党的机构里提升得很快。这拨人既有出身旧精英的人，也有出身新精英的人。从八十年代起，有政治、文化资本的人和其他人的差别越来越大。到了九十年代开始，私人资本开始重新出现——经济资本变成了一个新的因素。新阶级的形成是从政治、文化资本开始的。

提问：您的研究以清华为例，探讨了新阶级是怎样形成的，中国现在有私有经济，有私有制，就有阶级，有剥削，有压迫，这样，是不是说明了社会主义必然要走向私有，公有是不是一个幻想？是领导人的问题吗？
回答：我同意你的看法，中国发生的现象发生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人说这是必然的。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这也不同意是少数领导人的错误造成的。这不是几个人的问题，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在生产资料公有的情况下，当时在毛的领导下，做了深远而顽强的搏斗，以避免出现修正主义，所以有了文革。但是这种情况还是发生了。有人说，共产党说要搞社会主义，但建成了一个技术官僚的社会。说起来，社会主义的宗旨，是推翻以经济资本作为基础的不平等。共产主义理想——马列说到底是要消灭以政治、文化、经济为基础的权利不平等。社会主义革命是把以财产为基础的阶级差别消除了，但并没有消除以政治、文化为基础的阶级差别——这就是不断革命的意义所在。社会主义刚开始把财产资本分散，变成公共财产。文革的目的是把政治、文化的差别消灭掉，像搞土改一样，但没有成功。为什么没有成功？马列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没有提到，毛在生命最后几年认识到要处理这个问题。怎么认识这个政治资本，它起什么作用。当时对文化资本有一定认识，但对政治资本的认识不多。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总结经验，怎样对待文化，尤其是政治资本。有人说，由于现在社会的复杂性，需要专业人员，专家统治阶级的产生不可避免。我没有证据说明这种说法不对，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社会中这一部分文化、政治的得利者，为了强调自己的地位，总是要鼓吹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即我们找不到一个离不开他们的社会——与其说不可避免，不如说他们的既得利益使他们这么说。

问：人类是否只能走资本主义？
答：我不认为社会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只不过很多困难和问题尚未解决，私有情况下比社会主义的问题更多。财产集中于少数人是不可能长久的。虽然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一个从公有制一步步变成技术官僚所有的过程，但并不能证明这些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问：我当时参加了文革全过程，是（清华大学）当时的温和派一员，你研究的很深刻，研究历史的本质透彻。发生十年的文革，几亿人牵涉进去。文革失败后，几十万、几百万的激进派人被抓进去了，（他们）被封口，以保证对文革一边倒的评价。我想说的是，当时激进派与毛的思想并不一致，对于有权、有文化的，或出身地住、资本家的，毛希望改造他们、团结他们。我们与激进派的争议在于，毛认为百分之九十的知识分子可以教育、团结，而蒯大富（激进派领袖）认为，干部的大多数自觉地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实际上，在骨子里反对毛，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是相对少数，多数人是跟着共产党干，但并不坚定。从文革过程中，知识分子、干部在五七干校、在工厂，向工农学习，接受教育，他们都很拥护，说文革教育了他们。但当否定文革时，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知识分子的摇摆性突出反映在这里。文革时，并没有私人资本，为什么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因为政治权力会异化，文化权力在少数人手里。
答：谢谢你的赞扬，你说的对两派的分析也很深刻。毛反对的是走资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些都是少数人。毛并不反对冲击所有的干部，知识分子。蒯大富（激进派）也不一定违背毛的想法。因为我认为，毛很希望干部认识到知识、政治资本在少数人手里是很危险的。文化、政治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必然根本地造成阶级差别，由此而产生的特权很大。所以毛让所有的知识分子、干部认识到问题，也是个教育的过程。虽然毛在精神上支持造反派，但觉得冲击不能太过于长期。毛希望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模式来解决问题。温和派、干部、知识分子抵制文革，用毛的话和毛做斗争，但他们都是好人，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支持社会主义，很有献身精神为人民服务。 但对于政治、文化资本对他们的腐蚀认识不清。我赞成他们（知识分子，文人）有很大的摇摆性，邓一上台，说文化资本应该有特权，他们就同意了。

问：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党内干部的后代发生了分化，这些学生的表现在当时能否代表他们父母的立场？
答：当然 ，家庭出身不绝对影响一个人的立场 ，尤其在清华的两派里各种家庭出身的学生都有，家庭出身对人的政治观点不起决定作用。在附中，家庭出身决定了你在哪个派别。如果家庭出身决定了立场，那么大学会与附中一样，但实际上并不一样。清华附中，是旧精英和新精英的天下，基本上只有这两种成分的人。清华附中的老红卫兵，不是出身红五类就不能参加，这决定了两个派别以家庭出身了来划分和形成，一边是干部家庭出身，一边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很难让他们背叛自己的家庭出身。大学的情况就不一样，不是以家庭出身来划分派别，大学生有独立的思考，不以家庭出身为出发点，以他们的政治观点为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