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亿家。出诊愿踏千层岭,采药愿找万丈崖,迎着斗争风和雨,革命路上铺彩霞。赤脚医生向阳花,广阔天地把根扎。千朵万朵红似火,贫下中农人人夸……”

这是1975年北影拍摄的反映农村赤脚医生的电影《红雨》的插曲,传唱了一个让劳动人民难以忘怀的关于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的故事。同年,上影也拍摄了同样题材的电影《春苗》,而且没有回避解放以来农村缺医少药的深层次问题,在医患矛盾激烈的今天重温这部电影,定有更深刻的认识,也更加钦佩当年的创作团队。而这个创作团队不仅仅有文艺工作者,最最不可或缺的是‘自主创新’出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制度的人民公社社员们(代表人物: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的王桂珍、湖北长阳县乐园公社的覃祥官,等),还有文革期间深入基层发掘新生事物的新闻工作者,而毛主席对有益于大众的新生事物最敏感、也是最有力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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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农业集体化的保障、及集体中社员们敢想敢干所共同催生的。1968年《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作“赤脚医生”。《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个报告,推动了“赤脚医生”在全国的发展。赤脚医生大多数是当地农民或上山下乡的知青,由社员们推荐出来的值得大家信任的年轻人。经过短期培训掌握基本医学知识和技能后回到家乡,不脱离集体劳动,在田间地头迅速解决简单的伤病,大大加强了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另一方面,将价格低廉的针灸、中药纳入治疗,大大降低了医疗成本,有利于在各种条件都比较差的广大农村全面铺开。由于赤脚医生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也有利于他们因地制宜地进行公共卫生和防疫工作的设计与推广。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安心在自己的家乡工作,与外来的城市医生有很大区别。有些自作聪明实则狭隘的人质疑:“农村的赤脚医生也算医生?你生病咋不到农村找他们看病?” 我们反问:文革前沿袭老一套精英式医学教育每年能培养出多少医生?这些医生中又有多少愿意去农村长期工作?强迫他们去不是又被控诉为‘迫害知识分子’啦?

赤脚医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在定期的培训、或工农兵大学中带着很多问题有的放矢地学习,这样的学习非常有效,且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在培训基层赤脚医生的过程中,医学教育工作者也开阔了眼界,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地编写符合实际需求的教材。《赤脚医生手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南北方的病种不尽相同、能就地取材的草药也有差异,所以该手册分别出了‘南方版’和‘北方版’,有的省还根据本省情况做更细致的改进。由于《赤脚医生手册》深入浅出地讲解常见病、多发病,简单实用、图文并茂,深受群众欢迎,成为健康必备宝典,印刷量仅次于毛选,还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至今仍发挥着作用。

1968年12月5日,经毛泽东亲自批示,《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介绍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上、以赤脚医生为一线工作者的合作医疗制度,“解决了贫下中农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困难”的做法和经验。文革期间,《人民日报》开辟专栏,从1968年12月8日到1976年8月31日,连续组织了107期“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讨论”,主题是宣传合作医疗的优越性、交流农村合作医疗的经验。1973年还创刊《赤脚医生杂志》,“供农村赤脚医生、公社卫生院以及厂矿、部队的基层医药卫生人员阅读”,“内容包括:巩固发展合作医疗的经验;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预防为主、用中西医结合、新医疗法防治常见病、多发病的经验;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制备及使用药物,特别是采、种、制、用中草药的经验;医药卫生技术革新的成果;有效、廉价、易行的土方、验方;国内外医药成果专题概述;中西医药学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讲座等。”(节自杂志发刊词)。

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合作医疗制度在文革时期得到迅猛发展、达到高潮,到1977年底,全国赤脚医生有150多万名,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达到390多万人。赤脚医生(人员)与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保健站”(机构)一起,成为解决我国农村缺医少药的“三件法宝”。几乎村村有赤脚医生、人人加入合作医疗,大大提高了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这一医疗制度作为以最少资源保障最大人群健康的成功经验向世界推广,覃祥官、王桂珍曾作为赤脚医生代表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介绍经验,受到发展中国家代表的热烈欢迎。但这样一个低成本、高效率、有益于最广大农村群体的医疗制度,随着资本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集体的解体于1980年代被彻底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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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苗》仅仅是一部关于赤脚医生的电影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既然如此,咱们社会主义公民如何建立并维护有益于咱们劳动者的制度呢?电影《春苗》以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制度为例,探讨了如何落实劳动者权力的问题。

马克思曾犀利地指出: “政治权力只不过是经济权力的产物”,“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全体劳动者如何实现“一切权力归劳动者所有”呢?苏联的政权模式没有体现出劳动者的管理权,只明确了“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力。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经济的谈话与批注》275页)”。劳动者没有管理医疗卫生的权力,也就不能保障健康,进而丧失更多权力。

没有救世主,农民只能等死吗?

《春苗》的故事背景是1960年代,解放已经十几年了,消灭了私有制的形式、建立了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公社也有了卫生院和正规医生,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没有根本改观。电影中的小妹得了急病高烧,村里只有一个好逸恶劳、骗钱害人却‘符合县里条文’的巫医贾月仙。送到公社卫生院碰到却是只热心给领导送‘养生报告’的杜院长和态度傲慢(面对贫下中农的急病真的很慢!)、见死不救的钱医生,还怪跑了几十里路来急诊的家属“为什么不早送来”,然后推给县医院,小妹被耽误不治身亡。陪着去就诊的妇女队长田春苗非常气愤(搁今天就被逼成医闹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咱们贫下中农的孩子?!……这里不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卫生院!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但怎么办呢?难道只能等待学制长、耗费大的医学教育在N年后培养出足够的钱大夫式的医生来拯救农村医疗吗?广大劳动者的命运只能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吗?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 “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其实,解放后在消灭血吸虫病的过程中首次获得了动员、发挥广大农民智慧的宝贵经验。但是在基层农村如何迅速建立起一个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符合实际的医疗制度呢?

1965年,毛主席也发现了城乡医疗资源严重不均,这年6月26日,接到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中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 毛主席看后严厉批评了卫生部的工作,做出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春苗就趁着这个‘东风’被村里人推选去公社卫生院参加培训,希望成为贫下中农自己的医生。

 探讨权力问题:技术与权力的关系

春苗曾清醒地认识到医疗技能与权力的关系:“他们哪里是真心给我们治病,他们是把我们的命攥在手里欺我们、压我们!”很对,有些人就是要通过垄断技术来攫取和霸占权力,那他们能允许春苗为代表的农民学会技术之后而不在受制于他们吗?春苗到了公社卫生院后,被杜、钱安排去当杂工,根本不给她学习医疗技能的机会,也禁止其他医生教她,春苗只能从同情贫下中农的医生那里偷偷地学。下面这段对话非常生动地展示了这场‘技术’(即权力)的争夺战:

钱大夫:“你看看田春苗那双手,也能拿针头?” “拿锄头的手不能拿针头!”

到医院看腰病的水昌伯:“春苗,我们送你来,就是让你来拿针头!”

杜院长:“医学是科学,拿针头和拿锄头毕竟是两回事”“出了事故谁负责?”(以掌握科学的权威姿态相威胁)

水昌伯:“谁对我们贫下中农负责,我们最清楚!”(你再‘科学’俺们也不信高高在上的人能真心为俺们治病!)

春苗:“难道有谁天生就会拿针头?” “我们这双手能推翻三座大山、能改天换地,也一定能拿好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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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他们要把持技术和权力,春苗们也不能等、靠、要,只能自己想办法从民间老医生(老石爷爷)那里自学低成本的中医药疗法,还在生产队的支持下自建卫生室,自采自种中草药,在自己身上练习针灸,亲自尝药为病人试剂量。在春苗的带动下很多村子也自主成立了卫生室,土医生们背着药箱上门巡诊,为社员提供方便的服务。这些卫生室虽土而落后,但其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触动了杜院长敏感的政治神经。他破天荒地到基层视察春苗的卫生室:

杜:“你就用这些草草棒棒为病人治病啊?”

春苗:“你们不仅不给治,还要捆住别人的手脚?”

杜:“都成立卫生室要我们卫生院干什么?还要我这个院长干什么?”(这才是关键!触动他的权力了)

春苗:“你们卫生院根本就不为贫下中农服务!”

杜: “我们的卫生院不是设在农村吗?每天来看病的不都是贫下中农吗?”

春苗:“群众说你们医院虽小架子大,身在农村不向下,你们简直像老爷!”

就这样的一个卫生院居然是县里树立的一面‘红旗’?这究竟是为什么?!杜院长并非关心基层卫生室,而是带着‘上面’的令箭来关闭卫生室、没收药箱的。

社员们愤怒了:“为什么贾月仙能挂牌子,春苗不能背药箱?”

巫医贾月仙挂牌不仅‘符合县里的规定’,而且还能从老相识钱医生那里搞到紧缺的西药,高价卖给村民。而春苗开的药方去公社卫生院拿药,被斥责为:

“田春苗没有处方权,这是规定”

水昌伯:“你们霸住了药箱,卡我们贫下中农的脖子,这是哪家条文规定的?!”

呵呵,当年国民党、日本人也都明白控制医药资源是打击对手的重要手段。

这哪里像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呀……

人民政权建立后,如何防止少数人成为新的特权阶层?

解放后,虽然实现了形式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没有了私有制下的剥削和压迫,但如何操作落实全体劳动者的‘领导权’仍然是个崭新的、极具挑战性的社会课题。如前所述,苏联沿袭了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1950年代 已经形成了新特权阶层。我国当时只有苏联经验可以借鉴,各行各业保留了与工资、福利挂钩的等级制度。由于文盲率很高,解放前的文化、教育、技术精英大多在解放后受到重用,投入社会主义建设。解放前夕积极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的大学生(几乎没有工农出身的)很多被吸收为党员,但其中有多少具有共产主义觉悟,从他们30年后的行为来判断,凤毛麟角。工农大众除了相信共产党代表自己的利益,基本没有实质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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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来分析一下电影中的两个阵营,在全社会都有代表性:

新老精英:杜院长(党员)、钱医生(地主儿子)、梁局长(党员,隐在幕后)、巫医贾月仙(与钱是一伙)

劳动人民:春苗、方医生(工人子弟,新分配到卫生院的医学院毕业生)、大队党支书、贫下中农

影片中方医生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钱与我们作对这我懂,可杜为什么?他是个党员、还是个领导啊!” (党员、领导就一定遵循共产党的宗旨、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吗?)

春苗:“当初小妹死的时候我以为只是钱这样的医生不好,可后来把我们排挤出卫生院、关闭卫生室、没收药箱的还有杜院长和梁局长……杜名义上是共产党员,可实际上他已经是钱在党内的代理人了。” “钱济仁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又找到了杜文杰这样的人当靠山,想继续爬到咱们身上作威作福啊!”(这一预言恰恰被后毛时代的逆转证实了)

方:“我还是不明白,都文化大革命了,他们还能这样对待我们?”

春苗:“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啊!杜利用手中的权力,重用钱那伙人,打击我们赤脚医生和革命医务人员,压制群众运动……毛主席制定的16条告诉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当权派,我看杜就是这样一个走资派!现在不把他们手里的权夺回来,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卫生战线的文化大革命就难搞彻底,针头也永远拿不到我们贫下中农的手里!”

方:“要夺杜手中的权,他们很可能要和我们拼命啊!”(没错儿!文革中你死我活的拉锯斗争印证了这一点。)

梁局和杜院都用 ‘反党’的帽子来威胁春苗和方医生,阻止他们造当权派的反。

杜院长们自恃代表党的权力,对春苗们威逼+利诱:

群众:“春苗要是再为贫下中农看病连党员都要丢了。”(党员这个头衔当年含金量很高)

杜:“党员嘛,要有组织观念,要尊重上级领导”“一个人要带上反党的帽子,那就一切都完了”“没有省里的精神、县里的指示,我杜某是不会随便行动的。”

春苗:“现在是文化大革命了,你杜文杰还想一手遮天?……你们这样做能代表党吗?”

杜以等级制的价值观揣测:“田春苗她们为什么想当医生啊?还不是想扔掉锄头柄、脱产当医生呀?咱们投其所好!” 以物质刺激和特权待遇来拉拢赤脚医生培训班的年轻人(注意:当时的脑体差别、工农差别确实很大)。

从文革结束后的结果可以明显看出,春苗们的斗争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需要大家认认真真地总结教训。影片中的田春苗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很强的斗争意识,但千千万万的王春苗、李春苗呢?他们遇到类似的威逼、利诱会怎样呢?他们有团结斗争、夺取劳动者政治权力的意识和行动吗?今天,我们不能光喊口号,也要努力掌握真本领,更有效地争取咱们劳动人民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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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人民如何当家作主? ——电影《春苗》的启示-激流网(作者:洪啸冰。作者授权激流网刊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邱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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