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卢卡奇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确认为理论先驱,他于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更是被看做西马理论的开山之作。西马在政治上对苏联持反对态度,这本书也被认为既是针对第二国际的批判,又是针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例如,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中就曾将《历史与阶级意识》看做与列宁主义相对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篇。【1】

不错,卢卡奇此书自承延续德国观念论的传统,反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宿命论”,摒弃实证主义方法论,倾向于对资本主义之为总体秩序进行文化和哲学批判,强调“实践”(praxis)在无产阶级解放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这些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确实可以将自己的思想源流上溯到“前斯大林时期”的卢卡奇。但是,这种追溯仅仅满足于在概念世界中作似是而非、大而化之的抽象推论和臆测,脱离那一时代的历史与政治背景,因而也就很难避免对卢卡奇这一时期思想的“误解”。要想真正了解《阶级意识》的实质性内容,就必须回到真实的世界,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非如此,不能准确认识早期卢卡奇哲学与列宁政治主张之间的关系。

齐泽克则从相反的意义上陷入了对卢卡奇的“误解”。他同样认定卢卡奇是西马的起源,但他并不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阐述的是反列宁主义的异端思想,反倒认为此书的理论底色其实是列宁主义的。他也因此称卢卡奇是“最具权威的列宁主义哲学家”【2】。齐泽克的结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创始人那里曾有政治参与的向度,但到了以后的发展中却从政治领域退回到观念领域,沦为“辩证法的溃败”了。【3】

马嘉鸿丨《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列宁主义-激流网《尾随主义与辩证法》(正文引用齐泽克语的出处)

本文认为,齐泽克关于卢卡奇此书与列宁主义的关系的说法,较之多数西马理论家,是更为符合实际情况的。但如果仅仅看到卢卡奇的理论直接来自列宁主义,将二者等量齐观,也是不确当的。二者仍然有着很大的差别,需要细心加以识别。从概念的使用方式、认识的条件、理论各自的用途及影响入手,对比卢卡奇和列宁的理论,这里面有哪些不同?卢卡奇是如何将列宁的政党组织和这些抽象概念结合起来的?决定他的理论的政治内容是什么,又是如何决定的?不弄清这些问题,就不能够如齐泽克所愿,构成对法兰克福学派以来西方左派在政治上的无为状态的责难。

本文试图说明的是:卢卡奇在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建构,不是对列宁所开创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而是对它的一种哲学辩护;但和列宁直接服务于革命的政治理论相比较,二者在性质上是大为不同的。后者服务于发动革命的现实政治目的,前者却服务于体系性的、抽象的哲学建构。

为了将《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以澄清误解,有必要回顾这本书的写作背景,以及卢卡奇本人对这本书所引起的相关“误读”的回应,从而了解这本书的前世今生。

卢卡奇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在此以前,他曾写过不少文艺和戏剧评论,这是一些和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关的文字;当时他对俄国工人运动几近毫无了解,只读过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他说,“在报纸上看到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所起的作用时,列宁的名字才多少引起我的重视。”【4】俄国革命的成功影响了欧洲知识分子的认知,特别在东欧各国,知识分子急剧左倾,批判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并转向布尔什维主义,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卢卡奇在1918年底加入刚刚成立的匈牙利共产党,但就在几天前,他刚刚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个道德问题》【5】一文,对布尔什维克不惜以牺牲民主为代价的英雄主义行为持保留态度。然而,仅仅入党两个月后,卢卡奇已经在《策略与伦理》中大谈列宁做出的“世界命运的改变”了。这之后,他主张为了更高的伦理秩序,个人需为集体效忠。这一时段见证着卢卡奇思想向列宁主义的逐渐靠拢。卢卡奇开始结合革命实践活动,深入研究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设法掌握真正按共产党人意义理解的马克思主义”【6】。1920年,他在《共产主义》上发表“论议会制问题”,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这篇文章遭到列宁的批评。几乎在同一时间,列宁发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批判这种在“‘原则上’反对妥协,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的做法“简直是难于当真对待的孩子气” 【7】。卢卡奇深受教益,收入《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合法性与非法性”一文即是在列宁此文直接影响下的自我纠正。他后来回顾说:“只有到了维也纳以后,我才最终有可能真正了解列宁,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的精神的、实践的和道德的面貌的重要意义。”【8】1923年,作为匈牙利共产党和国际工人运动代表,卢卡奇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有机会第一次亲眼目睹列宁的言行并心生钦佩。1924年列宁去世,卢卡奇写下《列宁》,试图考察列宁的一生如何将理论和实践彼此统一。此书标志着卢卡奇完成了思想转变,完全成为一名列宁主义者。

马嘉鸿丨《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列宁主义-激流网远流版卢卡奇《列宁》

从并无任何政治经验到突然加入政党,从对于俄国工人运动一无所知,到成为一个列宁主义的信奉者,高度强调实践的作用;这一思想转向看似出乎意料,实则在情理之中。

首先,这和卢卡奇这一时期的政治实践有关。在1919年3月成立的匈牙利共和国中,他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领导了改造人民灵魂的乌托邦实验【9】。但是,新政权仅仅维持了133天就被推翻了,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镇压报复。匈牙利共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流亡国外,卢卡奇留在布达佩斯坚持了几周的非法活动后短暂入狱,随后流亡到了维也纳。自此,卢卡奇过起了政治流亡者的生活。在从事理论与宣传工作的同时,他又卷入到匈牙利流亡者的争论中。在理论上和国际路线上,他支持布尔什维克;但在国内政治上,他反对共产国际在匈牙利的代表库恩·贝拉(Kun Béla)施行的官僚主义,转而支持兰德勒(Jenö Landler)。这导致他的思想被打上“宗派主义”的政治标签。持续的党内争执于革命无益,布尔什维克政党注重实际的成功经验与德国1918年斯巴达克同盟的挫败和1919年匈牙利革命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卢卡奇属望于一个坚强、统一的革命政党,而这在列宁的组织策略和活动中找到了现实的对应物。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卢卡奇把他对革命现状的不满,对革命的紧迫性和现实性的强调,对列宁式政党组织的服膺,都呈现于这一时期的相关政论文章之中了。

其次,对于卢卡奇来说,加入共产党是一种伦理的选择。1967年,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中,卢卡奇追溯这一选择的原因时说:“我之所以决定积极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伦理的考虑。在作出这一决定时,我丝毫也没想到,在以后的十年中,我将成为一个政治家。这是环境造成的。”【10】苏俄当时正在攻打白军;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艾伯特、谢德曼和诺斯克的带领下压制革命;与此同时,匈牙利新的民主政府则畏惧和憎恶革命。作为一个在道德上十分敏感的人,是站在普鲁士军官团和俄国白军一方,接受旧世界,还是加入革命的一方,创立新世界?卢卡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卢卡奇这一时期的思想受到克尔凯郭尔的影响。克氏认为,选择的必要性是无法回避的,道德的人必须在“非此即彼”(either/or)之间做出选择。卢卡奇意识到,既然暴力在某种条件下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人们不能因为回避选择而逃避对暴力所应负的责任。【11】特别是在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殒身于革命之后,拒绝加入革命就等于对所有既已发生的暴力持一种漠然无涉的立场。通过阅读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关于国家是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的产物和革命必须摧毁全部国家机器的论述,卢卡奇相信,这一场景很快就会被搬上历史舞台,世界的命运很快就会被决定,而他必须选择充满希望的一面。

最后,这一思想转折还可从他早年的思想中追溯内在的发展逻辑。

卢卡奇终生都是一位书斋知识分子式的思想者,他并不长于实际政治活动,而是热心于以书斋式的思考把政治实践的经验提高到哲学总结的高度。当此前的他苦苦寻找一条从资本主义世界的物化状态中摆脱出来的道路,但始终找不到从“实然”跨越到“应然”的方式时,俄国革命的爆发为他展现了新的前景。通过布尔什维克政党作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他认为终于找到了解决理念世界与经验世界之间分离状况的路径。他一直试图在方法上超越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但相比于仅仅使用经验分析的方式去解释社会现象,他更关注的是将现象用概念的方式确定下来,并着重于构建概念与概念之间的体系性逻辑,也正因此,他才将马克思学说中注重经济实证的部分剔除出去,以突出辩证法的方式高度强调革命的现实性和迫切性。

以上所述都可表明,他的思想的母题没有变;他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结构没有变;他思考的方法也没有根本的变化,但他的政治态度却大大改变了。他是从以前的文化批判转到了对资本主义进行根本替代的思考,真诚地要从哲学上为俄国革命及其作为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的展开作论证。这才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写作动机,因而,对这本书的理解绝不能放在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框架之中。

这一时期的卢卡奇有需要回应的特定的理论问题。问题始于第二国际那场由伯恩施坦所开启的“改良还是革命”的论战。伯恩施坦将垄断、信用等经济现象作为颠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的例证,主张用渐进的运动取代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以伯恩施坦挑起的这场大争论为起点,随后的一系列分歧和论争引导到大战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分裂。当时针对伯恩施坦的观点出现了两种回应,一者以考茨基和倍倍尔为代表,在理论上仍然坚持革命,但是在政治实践中则奉行改良道路;另一者则以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为代表,坚持革命的理论、组织及策略,这背后的理论预设则是资本主义生命力的必然衰亡。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巨大动荡事实上宣告了前者“革命观望态度”【12】

(revolutionärer Attentismus) 的破产:在物质条件足够发达的西欧,并没有伴随标志着资本主义秩序崩溃的世界大战而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而在物质条件远远落后于西欧,无产阶级自身也并不成熟的俄国,反而爆发了一场成功的、由无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革命。这一事实本身似乎在挑战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假设——即客观的经济条件并非首要的和决定性的;主观性的、意识的作用反而处于关键地位。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倒置”需要一个全新的、系统的解释。《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写作正是为了超越卢卡奇所认定的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和改良主义,证明落后的俄国先于经济发达的西欧而夺得政权这一决定东西方社会主义历史分野的关键变量——列宁式革命家组织的重要性。卢卡奇想要解答的中心问题是,列宁主义在政治上的成功,在哲学的意义上是如何可能的?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冗长晦涩的理论分析和批判下面,是一位刚刚归附列宁主义的左派知识分子从他对那一时代现实政治斗争的观感中抽取出来的哲学言说。

首先,有必要回顾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是如何界定阶级意识这一概念的,并对比列宁在《怎么办?》等著作中的相关提法。

《怎么办?》在前,《阶级意识》在后,都高度强调无产阶级意识中的主观因素,都认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无法从自身的经济状况中生长出来,而是需要从外部赋予。在《怎么办?》中,列宁从西欧改良的现实和俄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自发性中得出判断:社会主义学说不可能从工人自发的生活经验中归纳得出,进入到他们的头脑中而成为自觉的阶级意识。如果革命家不去创立和灌输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那么,工人的天然倾向只能是工联主义【13】的,因此,工人运动的自发发展只会越来越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列宁在这里默认的前提是:革命精英和大众在认识能力上有天然的界分,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14】。他们应该告诉无产阶级如何思考自身的处境并引导他们摆脱受压迫局面,从而使盲目无知的群众获得接近真理的机会,自觉地成为驱动历史进步的阶级力量。在列宁看来,“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15】,“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意识形态,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16】

卢卡奇则进一步为列宁寻找理论依据,卢卡奇将阶级意识定义为:“被赋予的阶级意识”(zugerechnetes Klassenbewusstsein)。其特性有二,一是它不可能从工人阶级内部自发产生;第二,作为一种正确的对历史地位的认识,它具有某种自我超越性,能够从工团意识和资本主义的物化中摆脱出来,从而获得“无可争辩的实际客观性”【17】。

他首先要解释为什么工人阶级群众的天然倾向只能是工联主义的。处理这个现象时,他用到了马克斯·韦伯关于社会理性化的概念并同时受到《资本论》第十三章“机器大生产”关于异化劳动内容的启发。【18】资产阶级通过日常的经济活动,将行为方式强加给无产阶级,致使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秩序下的无产阶级,通过工人与机器之间的物化关系,毫不自知地完全被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中。工人满足于在资本主义秩序下获得的个人利益,殊不知其生存状态是分裂的、孤立的、被异化了的,且深深植根于对资本主义现存秩序的妥协之中。区别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危机”,这样一种未能认识到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和自身历史使命的“心理状态”被卢卡奇界定为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危机”【19】,而改良主义理论的盛行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危机的集中体现。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处于被物化的地位,因而单纯将他们合在一起并不能组成无产阶级。从工人群体上升到无产阶级的过程,需要经历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那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在卢卡奇看来,这种革命的、向前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来自对阶级利益本质的把握,需要每一个工人从推动历史生产过程“直接性”的虚假意识中摆脱出来,从“作为一种自然环境的资本主义物化关系”之中超脱出来,不被眼前的利益得失所锢,从经济过程的整体中把握资本主义的客观发展走向,进而认识到在日常的经济过程背后隐藏着的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利益。

那么,工人如何才能摆脱这种“直接性”呢?卢卡奇认为,从虚假、直接、孤立的意识上升为客观的、作为一个阶级的自我意识,只有通过中介的范畴才能达到对历史总体的把握,这里的“中介”指的就是列宁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每一个参加政党的工人,当他们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接受政党从外在赋予的阶级意识,他们就摆脱了原有在资本主义秩序下被动地直接感知的“小我”的结构,实现对内在的超越。通过投身于政党,个体工人意识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任务。政党作为无产阶级意识的载体,在无产阶级不断自我证成的起源和发展中,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同一,统一于革命的政治实践,这亦是辩证法的真正实现。

虽然,列宁和卢卡奇谈及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时有着相似的理论结构,但是,列宁和卢卡奇在使用“阶级意识”这一概念时,却有着大为不同的理论目的。

在列宁看来,阶级意识是一件和政党宣传有关的事。他在《怎么办?》中重点讨论了如何克服《工人事业》杂志的工联主义、经济主义倾向,认为应该将《火星报》的办报宗旨放在“把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提高为社会民主主义政治”【20】,并且以《火星报》的编辑部作为扩展和强化各地方党组织集中性的重要联结,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革命资源的统一与整合。这也是列宁特别强调如果不用社会民主主义的先进思想去占领工人阶级的头脑意识,他们就会被工联主义占领的原因。当列宁谈及阶级意识的时候,他有明确的现象所指和政治目标:即如何争取工人群众的支持,如何将尚未摆脱手工业方式的涣散的工联主义组织锻造为职业的、广泛的、秘密的革命家组织;如何通过提升革命组织的准入门槛进而纯化革命家队伍,提升战斗力。“既然这种组织的成员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那么,工人同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更不用说他们各种不同的职业之间的区别了”【21】,而这样一种纪律严明、步调一致的建党原则是严格区别于经济派与后来的马尔托夫式的孟什维克建党原则的。

和列宁有明确的现象所指和清晰的政治目标截然不同的是,当卢卡奇使用阶级意识这一概念的时候,是为了其历史哲学的理论构筑。卢卡奇将阶级意识、政党这些概念,都内嵌于他以辩证法作为联结的思想结构之中。正如前文所说,卢卡奇假设工人在资本主义之下唯一可能的意识来源就是和机器的联系。这一假设堵截了工人在资本主义秩序下能够自发爆发产生革命力量的全部可能。商品的拜物教掩盖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在理性的铁笼下,人的理性被工具的理性蒙蔽,因而无从认识历史的总体以及个人在历史中的位置。因此,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对象,个人与社会出现了分离。然而,辩证法是能够把握零散现象之间的联系的认识工具,是连接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桥梁,从而达成一种客观的、总体的、确实性的知识。“一切社会现象的对象性形式在它们不断的辩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始终在变。客体的可知性随着我们对客体在其所属总体中的作用的掌握而逐渐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只有辩证的总体观能揭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拜物教形式,使我们能看到它们不过是一些假象,这些假象虽然看起来是必然的,但终究是假的”【22】。

卢卡奇这里所说的辩证法,不同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23】《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的卢卡奇,批判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第二国际正统理论为经济宿命论,将他们的观点简化并贬抑为经济因素论,指斥他们忽视了其他因素的作用。【24】在他看来,“辩证方法不管讨论什么问题,始终是围绕着同一问题转,即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对辩证法来说,‘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问题都失去了互有的、固定不变的异性,并相互汇合起来”【25】,因而历史的“总体性”成为了优先于经济必然性的对辩证法的规定。不同于成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实证分析的路径,卢卡奇的这种规定完全是从观念论出发的——即一定要从总体上去把握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并在这其中厘定无产阶级的角色、地位和作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批判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并认为后者最大的问题就是抛弃了总体论意义上的辩证法,将运动本身和最终目标分离开来。卢卡奇认为,这是向着工人运动最初阶段的倒退,恰恰是因为“最终目标是与总体(即被视为过程的社会整体)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斗争的各个环节才获得了它的革命意义”【26】。革命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不断增长的历史过程,是具体环节和最终目的之间的统一。

卢卡奇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赞誉罗莎·卢森堡,肯定她对革命的理解才是坚持了辩证法和总体性的表现的。但是,卢森堡和卢卡奇不同的地方在于:在卢森堡看来,愈演愈烈的革命要求虽然亦建立在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之上,但这一意识的来源却不是外在的,而是自发的,以工人群众日益贫困化和资本主义持续危机作为客观基础;在充斥着经济宿命论的第二国际中,卢森堡是罕有的坚持革命的左派,但她对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原则却大加斥责。而在卢卡奇看来,这一意识不可能由工人群众自发产生,而是必须经由外在的“灌输”。所以,卢卡奇既要在坚持革命的和他所谓的“总体论”的意义上肯定卢森堡,又必须解释列宁的革命组织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卢森堡理论所覆盖不到的现象,并对于这一现象给出理论上抽象,从而驳回卢森堡对列宁的批判。这也就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收录了两篇讨论罗莎·卢森堡的文章的原因。

卢卡奇和卢森堡的差别在于,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理论任务,即将列宁的政党活动作为经验素材,从哲学上去论证革命理论如何高于和先于革命实践,从而证明理论和组织之于实践的必然性和不可或缺性。这便决定了在几个基本问题上他和卢森堡的分歧:第一,罗莎·卢森堡并不认为党组织在革命中居于中心地位,而是认为,真正的革命精神只有在群众的自发行动中才能找到,而党永远是保守的和被动的;卢卡奇则用唯有把握了总体性的政党才能够真正达到阶级意识的主张反驳卢森堡。第二,卢森堡认为组织形式本身是一个不断成长和变化的东西,所有政党生活中的弊病需随时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和运动过程中的有机发展进行自我纠正。但卢卡奇却认为这样一种想法是对群众的自发性和运动过程有机性的过于信任。在卢卡奇的理论中,没有政党,无产阶级就不可能自发爆发革命且取得胜利。第三,卢森堡认为党内思想斗争完全可以通过辩论、说服来赢得党内多数,解决矛盾分歧,因此她多次批评列宁的政党过于集中,缺少批评的自由。但在卢卡奇看来,在实际的革命进程中,最革命的派别经常不可避免地要和那些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的党内反对派发生冲突和斗争,所以需要对无产阶级意识进行集中。在以上几点,卢卡奇和列宁对组织的强调完全一致,而与卢森堡彼此对立。

今天如何看待和评价这种分歧,解释缘何列宁的理论能够指导革命实践而卢森堡的理论却和革命实践相脱节,原因应从那一时代的历史中寻找。随着资本主义自身协调能力的增强,西欧的阶级矛盾不再如马克思那一时代那么尖锐,经济生活获得改善了的工人阶级不再拥有革命的激情。改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只能进一步证实资本主义,而不能推翻现存的秩序。卢森堡将历史的行为主体寄托于无产阶级自发性的理论假设溃败了,她的这一理论也不能指导革命实践走向成功。由于以上原因,一战之后的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确走向了失败。然而,列宁布尔什维克政党却因其组织严密,成功地发动了十月革命,这便使得主观因素和实践性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理论和改良的现实之间是脱钩的,但是列宁的革命家组织及其坚决有力的革命活动却达到了自己的目标,这就为卢卡奇开辟出了理论展开的空间:当“无产阶级”的自发性遭遇到坚硬的经济决定论的阻碍和资本主义理性铁笼的束缚时,“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党的灌输下觉醒了,通过走内在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克服的道路,涌现为历史的主体,并在推进历史的实践中完成真理的彰显。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辩证过程本身的意识;它也同样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因为只有当历史的过程迫切需要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发生作用,严重的经济危机使这种阶级意识上升为行动时,这种阶级意识的实践的、积极的方面,它的真正本质才能显示出它的真实形态……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具有某种要求性质,某种潜在的和理论性质的那种历史过程状况,必然作为相应的现实形成,并作为这样一种现实能动地影响这种过程的总体。无产阶级意识的这种形态就是党……它是无产阶级意识的支柱,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良知”【27】。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终究不能通过工人阶级自己完成,必须借助于党这一中介。卢卡奇将原本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作为主体与客体同一的“阶级”置换为“阶级意识”,并将阶级意识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因,将主客观的同一放置在无产阶级群众的大脑之中,然后为阶级意识找到了一个凝聚的实体——列宁式的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将以客观的经济分析作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腾挪到了总体论的辩证法这一概念的基座上,卢卡奇完成了对列宁政党学说的理论抽象,并在马克思辩证法中复兴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通过对阶级意识实践性的强调,卢卡奇将所关注的问题放置在康德以来思维与存在之间二重性的问题史传统之中,并认为自己对无产阶级意识的阐述使该问题获得了理想的解决。他认为,康德只是把二重性从逻辑学中撵了出去,但二重性却以现象与物自体的对立保留下来。而费希特则找到了克服经验中主体和客体二重性的统一点。“从同一的主体-客体(identische subjekt-objekt)出发,把每一种既定性把握为同一的主体-客体的产物,把每一个两重性把握为从这种原初统一中派生出来的特殊情况,这种统一是活动(Tätigkeit)”【28】。但是,这仍然是个别的、具体的统一,只有真正到了黑格尔,转向了历史这个场所,从思想的起源和现实生成的意义上,个别内容的具体性才和总体性表现为积极的统一。此时,思维与对象之间不再是相互分裂和彼此对立,而是思维不断参与和决定着现象的生成,亦即对象不再是固着在经验世界中和自己无关的客体。当思维的真理超越对象的直观性,揭露出蕴含在其中的现实——这一尚未得到实现的将来——思维也在自觉地参与和创造着正在生成的未来。随着这种立场的转化,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但卢卡奇认为,黑格尔最大的局限在于,他是面向历史而不是面向未来的。因而,他找到的历史主体仍然是“世界精神”这一不可把握之物。“由于黑格尔哲学已经不可能在历史之中发现和指出同一主体-客体,所以他被迫超越历史,并在历史的彼岸中建立了自我发现的理性的王国。”【29】为了能够在方法论上超越这种二律背反,卢卡奇认为,“把辩证的方法当做历史的方法则要靠那样一个阶级来完成,这个阶级有能力从自己的生活基础出发,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行为的主体,创世的‘我们’,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30】。正因为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在自己与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之间建立起这种实践关系,以无产阶级自我意识作为内在环节的革命实践,才是辩证法最终的、具体的实现,这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实现。

总之,卢卡奇此番理论创建不仅来源于对新现象的抽象化和概念化冲动,他还为阶级意识找到了德国观念论的哲学史脉络,这即是“物化与阶级意识”一文的目的。卢卡奇不仅要超越第二国际来自左、中、右派的理论家,还要立足于德国的知识传统,跻身于回答一流问题的思想家之列,进而试图超越大师。【31】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后的几十年里,卢卡奇多次对自己早年的这部著作作自我批评,并一再声明,这部著作中的很多地方都不再能代表他本人的观点了。

早在1933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一份德语期刊“国际文学”(Internationale Literatur)上,卢卡奇发表“我通往马克思的道路”一文,批评《历史与阶级意识》有着太多唯心主义残余,而且受到极左主观行动主义的影响。到了1934年,卢卡奇再次以更长的篇幅更加猛烈地批判这本书,说这是他此前工团主义和唯心主义倾向的总和,不仅是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中是危险的,因为唯心主义直接导致纳粹主义。到了1967年,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尘封30年后再版的德文版序言中,他更加系统地检讨说,自己这一时期的思想来自二十年代的乌托邦主义和救世主心态,由于介入政治实践过多,因而非常重视实践的内容,现在他承认:“我没有认识到,如果不以真正的实践为基础,不以作为其原始形式和模型的劳动为基础,过度夸张实践概念可以走向其反面: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的直观之中。当时我想要勾画出正确的、真实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将它与经验主义的民意测验区别开来,并赋予它一种无可争辩的实际的客观性。然而我未能越出被赋予的阶级意识这样一种观念……我主观上所想达到的东西,以及列宁对社会总体内的实际运动进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所获得东西,在我的说明中,却成了纯粹思想的产物,从而成了某种直观的东西。所以这种被赋予的意识在我的书中竟变为革命的实践……我那种本身是正确的愿望之所以会走向他的反面,仍是由于刚才提到的那种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理念。”【32】

卢卡奇的以上自我回顾可以清楚地表明,《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有着非常强的时代特性,而后来他自己放弃了其中的主要观点。不能把这些自我批评简单看成是在政治压力下的被迫所为,而应该视为卢卡奇后来的真诚认识。

对于《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的卢卡奇来说,建构理论的动机首先是为了生产一种知识产品,能够指出第二国际经济宿命论的局限,对俄国革命的成功给出新的理论框架,并且向上可承接德国观念史的传统。智识的领域才是卢卡奇的战场。

虽然,卢卡奇对于革命本质的理解和他关于政党机构的目标都与列宁完全一致,但他那种哲学式的推理过程却给予一种政治策略主张以严格意义上的定性,这使得他的理论大不同于列宁实践中的灵活。他对于实践的强调虽然直接来自对列宁及其革命实践的观察,然而,他的概念抽象却难以避免陷入到主观唯心主义之中,也就是说,卢卡奇哲学化了的列宁主义和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理论的列宁主义大为不同,它非常有损于共产国际关于列宁主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当然继承者的正统主张。【33】列宁建党理论的最终目的是为他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政党活动开辟道路,这一理论固然是高度强调革命意志,但一旦有人使之上升为一种唯心主义意志论,列宁就无法接受了。这大概就是列宁批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字面水平的缘故。【34】

卢卡奇使用概念的方式是从概念到概念的;不同的是,列宁使用的概念都有明确的现象所指。对于列宁来说,概念和理论更是对现实的一种比附,绝非对现实的远离。譬如,列宁曾经多次表扬卢卡奇坚持总体论的观点,但是从没有过无产阶级意识做为历史的主体-客体中介物的说法。【35】因为“中介”这一概念仅仅是卢卡奇为了解释自我意识如何上升为改变世界的客观力量——这一纯粹哲学化的目的——而创建的。“中介”概念的作用在于联结概念与概念,而没有任何相应的现象作为对应。

不仅如此,在“辩证法”的使用上,也可以看出二人的不同。对于列宁来说,与其说辩证法是一种沉思式的观念构筑,不如说更是一种具体革命实践中对斗争策略和斗争过程的描述:“每个阶段都有其完全独特的斗争情势和直接的攻击目标;每个阶段都可以说是一个总的战役中的一次战斗。不研究每次战斗的具体情况,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斗争。研究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显地看出,发展确实是按着辩证的道路,矛盾的道路行进的:少数变成多数,多数变成少数;各方时而转守为攻,时而转攻为守;思想斗争的出发点(党章第1条)‘被否定’,让位给充斥一切的无谓争吵,但以后就开始‘否定的否定’,我们在各占一个中央机关的情况下勉强同上帝赐予的妻子‘和睦相处’,又回到纯思想斗争的出发点上来,但是这个‘正题’已由‘反题’的一切成果所充实,变成了高一级的合题,这时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的孤立的偶然的错误已经发展成为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所谓体系,这时这种现象同我们党的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这种根本划分的联系已经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大家面前。总而言之,不仅燕麦是按黑格尔的规律生长的,而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互相斗争的。”【36】

此外,关于“政党组织”的概念,二人的使用方法也不尽相同。对于列宁来说,政党组织是一个需要不断通过和党内反对派作斗争,在一个个具体的革命任务中自我锻造的政治实体,始终处于创造中和形成中的状态。革命家组织是直接服务于革命的工具,因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竞争所分散,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总是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37】然而,卢卡奇却将列宁式的党组织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外在化的显现,它作为一种既成的存在,讨论“政党”在历史哲学的任务和意涵。他对于政党概念的固着于解决历史哲学的难题,而并不指向对现象的直接改造。对于列宁来说,政党的革命实践是在处理一个个变动不居的新的条件,并在具体的政治活动中促成局限条件有利于自己的变化;而卢卡奇来说,他更加核心的关切是一般化的“为什么?”,而不是具体的“怎么办?”。

卢卡奇批判卢森堡对无产阶级这一概念的理解建立在革命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基础之上,即自发的群众必然会爆发革命的观点是一种对无产阶级过于理想型式(ideal-type)的分析,是一种对群众自发性美好的期待。卢卡奇认为,“按照这种概念,一方面无产阶级在战场上是统一的,另一方面,这里正在研究其行动的群众是纯粹无产阶级的群众……然而,如果其他阶层也决然地参加了革命……他们也很容易使它偏向反革命的方向。因为在这些阶层(小资产阶级、农民、被压迫民族)的阶级地位中,没有任何东西,也不可能有任何东西使他们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38】

马嘉鸿丨《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列宁主义-激流网《卢卡奇自传》

然而可悲的是,难道卢卡奇对于列宁式政党的理解不是理想型式的吗?卢卡奇从观念出发,证明共产党及其参与的成员之间的关系与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是不同的。“在旧的类型的党组织中(不管这里是否包括资产阶级政党或机会主义的工人政党),个人只能作为群众,作为追随者,作为零出现”,然而,“任何共产党按其本质都是比任何资产阶级政党或机会主义工人政党更高类型的组织,这表现在它对它所有成员的更高的要求上”【39】。卢卡奇指出,在列宁式的政党之中,“共产党的纪律、每一个成员无条件的全身心的投入运动实践,是实现真正自由的唯一可能途径……纪律问题一方面是党的基本实践问题,它真正发挥职能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它绝不仅仅是技术和实践问题:它是革命发展中最崇高和最重要的精神问题之一。这种纪律只能作为革命阶级的最觉悟部分即先锋队的自由和有意识的行为,才能够产生出来。没有这个阶级的思想前提,它不可能实现。没有每个党员对整体性和党的纪律之间的联系的至少本能的理解,这种纪律就必然退化为一种物化和抽象的权力义务关系,党就会重新陷入资产阶级政党类型的组织状况中”【40】。卢卡奇的这些论述都是对于政党及其成员极高的伦理要求,否则,政党就没有办法严丝合缝地契合于卢卡奇的历史哲学,充当无产阶级意识的中介。

更重要的是,列宁主义和卢卡奇理论的政治影响不同。列宁曾试图引入民主集中制,通过强调应该向无产阶级大众学习,力图保证党内民主的实现;但是,在卢卡奇的理论中,政党则作为无产阶级自我超越的历史中介,仅仅是群众的教育者,不存在任何向群众学习的理由。这是因为他已预先设计好了工人在心理意识和阶级意识之间的差距。当革命成为一种迫切的现实要求时,工人阶级自身又极其落后,如果没有共产党类似于天启和神性降临这一无可争议的现实出现,工人将无从克服自发的工联主义,亦没有任何可能突破资本主义理性社会的铜墙铁壁。这样一种理论的构筑将不可避免地为随后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危险敞开大门,亦即政党宣称自己掌握着关于阶级意识的终极真理,并以此作为手段,使无产阶级沦为少数精英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材料。当然,这并不等于卢卡奇必然认同斯大林,而是说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不存在卢卡奇反对和谴责斯大林的任何位置。

卢卡奇将处于革命动荡时期,步调一致、整齐划一的布尔什维克政党作为某种理想化的类型,并确定为无产阶级自我意识获得实现的中介和外在化形式,放置于黑格尔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位置,用以建构在实践中达成主体-客体相一致、囊括一切(all-embracing)的历史哲学阐释。该理论的产生确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也有需要回应的理论问题。然而,封闭的观念体系和历史哲学意义的赋予却忽视了政党组织是一个独立的政治领域,有其自身的运转逻辑;忽视了政党不只是一个固定的、死的概念,更是一个需要用实践不断塑造的、鲜活的实体。卢卡奇的理论只在应然的意义上规定了政党应该怎样,而没有能力考查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政党实际怎样,以及会变成什么样。这是哲学化了的列宁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最大差别。当政治实践被抽象为概念之时,即是对实践的一种远离。因而,在卢卡奇的理论之中完全不能预见革命的潮流衰退之后,党内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而一旦出现对理想型分析的背离、亦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

2017年10月定稿

注释

【1】 Maurice Merleau-Ponty, 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 trans. Joseph Bien,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64.

【2】Slavoj Zizek, “Postface: Georg Lukács as the Philosopher of Leninism”, in: A Defense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ailism and the Dialectic, translated by Esther Leslie, London: Verso, 2000.

【3】参见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Russell Jacoby, Dialectic of Defeat: Contours of Western Marx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4】[匈]格奥尔吉·卢卡奇:《列宁》,张翼星等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23页。

【5】George Lukács, “Bolshevism as a Moral Problem”, in Social Research, Vol. 44, No. 3, pp. 416-424.

【6】《卢卡奇自传》,杜章智编,李渚青、莫立知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页。

【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页。

【8】《卢卡奇自传》,第34页。

【9】 参见Victor Zitta, Georg Lukács' Marxism Alienation, Dialectics, Revolution---A Study in Utopia and Ideology, Leide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4, pp. 104-106.

【10】《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7-28页。

【11】Georg Lukács, The Role of Morality in Communist Production, 1919,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ukacs/works/1919/morality.htm

【12】Dieter Groh, Negative Integration und revolutionärer Attentismus.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am Vorabend des Ersten Weltkrieges, Frankfiirt: Ullstein, 1973.

【13】所谓工联主义,在列宁看来,是一种资产阶级式的运动,其工作内容是结成工会、同工厂主斗争、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列宁批判“经济派”将这种类型的经济斗争作为吸引群众参加到政治斗争的普遍适用的手段,他认为这种做法是将自己的活动完全整合进了资本主义的秩序之中。因为这种同手工业小生产者之间天然的联系,难免会在具体的斗争降低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以适应最显著而具体的日常经济斗争利益。如果将政治斗争的概念同日常经济斗争等同起来,那么革命家组织就将或多或少和工会组织等同起来,但是二者的活动目的完全不同。列宁认为,革命家组织是由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所构成的。没有革命家组织,整个运动的稳固性和革命的先进性将无从保证,具体的政治斗争亦不能持久。不能将革命家降低为为手工业者做辩护,而要把手工业者提升为革命家的高度。

【14】《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7页。

【15】《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7页。

【16】《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6页。

【17】《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2页。

【18】虽然此时卢卡奇尚未读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是他在马克思有关机器与工人之间的关系的阐述中,发展了马克思早年工人被资本主义异化的观点,然而,这却是对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思想方法的远离。

【19】“这种意识形态危机一方面表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客观上极端危险的处境在无产者的头脑中还具有它昔日的一切稳定性;无产阶级在许多方面还受到资本主义的思维和感觉方式的严重束缚。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化在孟什维主义的工人党以及受这些党控制的工会领导中获得了自己的组织形式。这些组织现在有意识地并不是以人设法使无产阶级的仅仅自发的运动(它们取决于直接的诱因并且按行业、地域等分隔开)停留在纯粹自发的水平上。它们极力阻止这些运动向总体发展,无论是在行业、地域等的联合上,还是在经济运动和政治运动的结合上。”参见《历史与阶级意识》,第401-402页。

【20】《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0页。

【21】《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3页。

【22】《历史与阶级意识》,第62页。

【23】卢卡奇的辩证法是唯心论辩证法,他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第二国际的经济宿命论加以抛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将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一条线下来的经济宿命论,并与马克思相对立。狄兹根最先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马克思生前并没有使用过它。但普列汉诺夫确实大讲辩证唯物主义,并认为这是包括历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后来的苏联哲学也继承了这一主张。然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对立,只不过马克思本人更加强调社会发展,而恩格斯更多注意自然科学,并没有理由说二人因此是对立的。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认为恩格斯违背了马克思的观点,服务于卢卡奇重建黑格尔历史哲学意义上的马克思这一意图。卢卡奇认为,只有在处理社会历史现象中,才能够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如果像恩格斯那样将辩证法用于自然科学中,那么这种统一性就被削弱了。

【24】有关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简化为经济因素论的批判和反批判,参见张光明、马嘉鸿:“恩格斯晚年思想三题——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俄国社会发展问题和1895年《导言》”,载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25】《历史与阶级意识》,第85页。

【26】《历史与阶级意识》,第73页。

【27】《历史与阶级意识》,第93页。

【28】《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93页。

【29】《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25页。

【30】《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28页。

【31】“将无产阶级看做真正人类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并不是一种克服唯心主义体系的唯物主义实现,而是一种相比黑格尔更加黑格尔的尝试,是大胆地凌驾于一切现实之上,在客观上试图超越大师本身。”参见:《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8页。

【32】《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2-13页。

【33】Joseph Fracchia, “The Philosophical Leninism and Eastern Western Marxism of Georg Lukács”,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1.1, 2013.

【34】Georg Lukács, A Defense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ailism and the Dialectic, translated by Esther Leslie, London: Verso, 2000, p.179.

【35】Martin Jay, "The Concept of Totality in Lukács and Adorno", in Varieties of Marxism, eds. by Shlomo Avineri, Volume 2, 1977, p.127.

【36】《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3页。

【37】《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6页。

【38】《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95页。

【39】《历史与阶级意识》,第409页。

【40】《历史与阶级意识》,第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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