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下午,吕新雨教授以《国际共运视野下的“土改”问题:从列宁到毛泽东》为题,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列宁、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脉络展开,论述了国际共运时期工农关系、土地改革等重要的历史问题。

吕新雨:国际共运视野下的“土改”问题-激流网图:陈彦青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土改”的论述

吕新雨教授首先从理论史的脉络考察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土地问题的论述,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论述欧洲革命的重要维度。例如《资本论》论证,资本原始积累是通过侵入农业,把“剩余”的农业人口赶往城市的过程,作为城乡进一步对立的过程变现为乡村土地所有权的变更。

马克思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私有制,一种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力为基础,另一种以剥削别人的劳动力为基础,两者相互对立,后者以消灭前者才能够完成。这是西欧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也是殖民地正在发生的历史。鉴于这一过程在出了西欧之外的世界范围内并未完成,因此如何对待和理解尚未完成无产阶级化的小农,就成为革命的重要问题。恩格斯在《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法德农民问题》等著作中预言了俄国革命中的农民因素。

二、工农民主专政与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论及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与工农民主专政,吕新雨老师援引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在讨论土地纲领时的发言》、《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慌失措的民粹派》、《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等经典论述,论证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支持农民的土地革命运动,虽然这个运动是自发的,政治上是不自觉的。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力求净化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内容,去掉其中的反动杂质,提高农民的革命自觉性,把民主主义进行到底。而这也正是在中国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基本观点。

对抗发动世界战争的国际资产阶级联盟的力量,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盟,“这全要看俄国的工人阶级以及它与千百万城乡贫民为民主而共同进行的决战的成就了”。这个“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原则也基本上奠定了之后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政策的政治基础,也是中国革命在中国乡村发展的基本路线图。正是在此基础上,列宁坚决主张社会民主党必须加入临时革命政府,与此同时,必须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

三、十月革命与“土地法令”

一直到1905年革命前后,民粹主义和民粹派都是列宁论辩的重要敌手,列宁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以发现和证明俄国城乡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但是,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承认,此前对俄国农业资本主义评估过高,是“革命揭露了这个错误”。“和平、土地、面包”的革命要求,使得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深刻地认识到俄国革命必须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够获得胜利,这是完全不同于欧洲革命的历史涵义,也完全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涵义。

民粹主义所代表的俄国的现实存在,迫使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及其工人政党思考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即作为亚洲国家的特殊性,并以此特殊性作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这正是列宁主义的重要内涵,即只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才能够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列宁把俄国革命的性质从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工农民主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弥合了与托洛茨基的长期分歧。最重要的原因是,一战之后席卷欧洲的革命局势促使列宁把俄国革命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

标志列宁这一转变的就是1917年的“四月提纲”,即《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因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出现,列宁宣布俄国革命从第一阶段走向第二阶段,即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级手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真正让布尔什维克登上历史舞台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唯一决心实现农民土地革命要求的革命政党。十月革命之后,是布尔什维克掌权的苏维埃政权实现了民粹派的土地纲领,1917年《土地法令》和1918年《土地社会化基本法令》取消地主所有制,把土地平分给了农民。而民粹派政党并没有能够、也不可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而1940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则被视为中国历史语境下,中国共产党人对列宁主义的呼应。

四、关于中国大革命性质的论辩——托派在中国

在1920年代,当苏联围绕着斯大林的权力枢纽而展开左右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时,这些斗争也就无可避免地直接投射在中国大革命期间国共两党的党内斗争与党际斗争上。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对共产国际和苏联震动极大;更是因为当大革命失败后在苏联大学学习的年轻人,出于失败而精神困苦,急于寻求答案和解释。作为反对党的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和布哈林、斯大林的批判迎合了这个需求,这使得托洛茨基的观念迅速从苏联移植到中国,而托洛茨基本人也直接介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托派运动和其之后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1925-1927年的大革命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革命(工农民主专政),还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托派内部意见并不统一。陈独秀对托派政纲中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中国革命政权性质并不完全认同,勉强接受并一直都持保留意见,他着重在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而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并认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小,需要通过农民一起行动、一起革命。年轻托派则认为:中国农民会分化为贫农、中农、富农,应该是无产阶级领导贫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陈被说服担任托派统一时期的总书记时,对此也只好勉强同意。

是否承认中国的“封建”性,是判断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关键,这才是为什么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辩论是一种严重的政治辩论。由此也可见,中俄(苏)直接、不可分割的镜像关系,中国社会的城乡(工农)之争、农村资本主义还是封建主义之辩、工农民主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背后有极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它不仅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而且也一直延伸到今天关于中国道路和中国国家性质的大辩论——这个历史视野必须贯通了才能够理解。

五、《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思想与土改问题

1940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是在中国革命的语境下对1917年列宁“四月提纲”的回应,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段走的理论与策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中国革命已经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与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看成是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领导者,已经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

整个新民主主义理论都是建立在如何使得中国从农民占主导的国家与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条件,也是基础。农民问题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位置,既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创造,也是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结果,舍其一端,都会丧失历史的内涵。

新民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依旧或明或暗的历史幽灵,也是今天每日扑面而来的现实存在。论辩还在进行。它不仅关涉着如何重新理解和判断今天中国的国家性质问题,也直接联系着今天中国乡村正在进行的新“土改”究竟要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这是今天需要从国际共运的历史视野来梳理这一历史的意义,别无选择。

(整理:盛阳;未经原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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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国际共运视野下的“土改”问题-激流网(作者:吕新雨。来源:微信“批判传播学”。责任编辑:邱铭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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