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产生的本质根源

西方是近代以来东西方全面汇合后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的民族战争的发起者。因此，追溯一下西方世界起决定作用的政治哲学思潮，对于寻找民族矛盾产生的本质根源就显得至关重要。这一追溯，就很容易发现，这个产生民族矛盾的本质根源不是别的，正是丛林法则，或者说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其并肩的还有霍布斯主义，见下文)。当下西方社会对国际社会高喊“民主自由”，好像它们发起的一切战争，包括最近的利比亚战争，都是为了解放被侵略国家的人民，让他们获得民主自由。但是，透过这个表层的政治说教，人们很容易看到，从本质上讲，“民主自由”背后起作用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通俗的说法就是“丛林法则”。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丛林法则不但是资本主义的本性，也是全人类社会民族互动中起支配作用的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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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是要发扬光大丛林法则，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注：以下凡提到社会主义都是此一意义上的）是要消灭丛林法则，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争论的交汇点就在这个丛林法则上。对丛林法则采取对立态度的两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不必然造成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但对丛林法则一旦都取发扬光大的态度，则无论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还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或者“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都必然导致民族矛盾乃至民族战争。这个句子里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只要“社会主义”也对丛林法则取发扬光大的态度，那它就必然是“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假社会主义。我特别指出这一点，对于各位认清世界格局，认清中国的现实政治所采用的“主义”，以及认清民族矛盾的本质根源，当有比较好的帮助。

二、民族矛盾和民族主义的关联

丛林法则，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引起的后果有多种表现形式。在一个国家内部可表现为阶级矛盾进而表现为阶级斗争，在国际社会间可表现为民族矛盾进而表现为民族战争——这就揭示出了国际间意识形态的冲突何以也可能最终质变为民族战争。

霍布斯主义一直也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思潮之一，它在本质上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民族内部弱肉强食，民族间大国欺负小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霍布斯主义则认为人类资源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一切人种同等程度的需要，其结果就是为了争夺资源，一切人和一切人为敌，相互都永远处在战争状态。

霍布斯主义的战争状态，在个体之间就表现为个体间的紧张关系，这一紧张关系以外部对抗的方式爆发就是个体针对个体的各种犯罪；在阶级之间表现出来，就是阶级矛盾，阶级矛盾采取外部对抗的形式爆发出来就是阶级斗争；在国与国之间表现出来，就是民族矛盾，民族矛盾采取外部对抗的方式爆发出来就是民族战争。

但是，西方政客和学者却十分无耻十分虚伪，他们承认霍布斯主义，却不承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认为那都是共产主义的邪恶说教；（公开的）不承认（私下则一定是承认）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是他们奉行的霍布斯主义的结果，（公开的）强词夺理（私下则是底气不足）说是他们的普世价值没有得到普世的结果。

奥巴马说，13亿中国人要都过上美国人同样的生活，那四个地球都不够。这个论调和霍布斯主义是一丘之貉，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当代世界的活标本。

简而言之，服从丛林法则，或者服从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让霍布斯主义指导现实政治，都会导致民族矛盾，民族矛盾一旦对抗性的大爆发就是民族战争。为了准备侵略的民族战争和为了准备反抗侵略的民族战争，不同的国家就都在倡导不同形式的民族主义。这便是民族矛盾-民族主义之间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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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阶级矛盾与民族主义的关联

直到马克思唯物史观诞生之前，没有人能够揭示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本质和起源，也没有人能够解释民族矛盾和民族主义的本质和起源。马克思唯物史观一经诞生，这些没有被揭示的本质和起源就不再神秘了。

马克思唯物史观宣称，全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唯物史观揭示了迄今为止人类社会阶级斗争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并且也揭示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具有同根性，这个根就是上文论述的丛林法则，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它的另一个表达方式是霍布斯主义。由这个根出发，人们不难看出，民族矛盾是阶级矛盾跨越国界的特别的表现形式，体现的是一个民族整体对另一个民族整体的整体性的压迫和剥削。

为了简化起见，工业文明以前的阶级矛盾这里暂不考察，只考察更具典型性又更具普遍性的工业文明以来的阶级矛盾。率先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为了缓解内部的阶级矛盾就向外搞民族扩张和对外殖民，扩张和殖民的结果是获取了巨大的财富。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在截留最大部分弥补本阶级的挥霍无度的余缺之后，也以提供国家福利或者提供各种公共产品的方式，分配一些给本国国民，从而达到了缓解内部阶级矛盾的目的，这些国家的老百姓也温顺地接受了统治者这个“命运”的安排，对于他们的统治者也就基本不做阶级的反抗。

西方在这一野蛮的外输内部矛盾的思想（它是民族主义的具体表现）支配下的扩张和殖民过程中，获得了如此巨大的阶级利益和社会效益，因此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民族主义一直呈现出上升的发展，到当代更加激烈，表现也更加复杂，西方向其他民族打出的“民主自由”的旗号，其实就是他们的民族主义爆向全世界炸出来的烟幕，是一种更高级也更具有欺骗性的民族主义的政治说教。

西方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就是这样被它们的统治者转化为民族矛盾，民众的阶级情绪民族情绪爱国情绪被导向野蛮的民族主义。

这里特别要指出，如上所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具有同根性，民族矛盾是阶级矛盾跨越国界的特别的表现形式。虽然如此，但它体现的是一个民族整体对另一个民族整体的整体性的压迫和剥削，绝对不能将民族矛盾简单理解为阶级矛盾，或者借“民族矛盾是阶级矛盾的最高形式”的说法，将“内部的阶级矛盾”这一命题，偷换为“与外部的民族矛盾”，从而把人们对内部阶级矛盾的关注力，转移到对外部的民族矛盾的关注上来。这样做的人，是以“形式”取代“内容”（以“外延的个别形式”取代“全部内涵”，借“形式”，偷换“内容”（“民族矛盾是阶级矛盾的最高形式”这一命题，指出了阶级矛盾具有多种表现“形式”，民族矛盾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绝不能把这一命题中的“的最高形式”几个字去掉，而改写为“民族矛盾是阶级矛盾”，这样一改，就把一个100%的真理，变成了一个100%的谬论）。

我以前的讲座都是留下逻辑“悬念”不给“解”，今天这个“悬念”就不能不立即给出“解”，以免有人继续欺骗。刚才这个“解”是从思维逻辑上给出的，那么，从辩证逻辑上，这个“解”是什么呢？就是：只看到矛盾的普遍性（共性，绝对性），没有看到矛盾的特殊性（个性，相对性）。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二者内涵和外延有重叠但不彼此全部互相涵盖，也就是说有二者有共性但又各有各的个性，决定它们本质的是各自的“个性”，就是前面说的“质的规定性”。为了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些，以及更好理解这里所说的“以形式偷换内容，最终偷换了概念和论题”，我再提供一种现实事态做参考：代表美国99%的华尔街示威者，反对代表美国1%的华尔街金融寡头们，这可以说体现的美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但是，如果美国和中国开战，同样的这个99%，其中绝大多数（极个别例外一定会有），会义无反顾站到这个同样的1%的立场，去和中国殊死对抗。这样一说，大家就最终明白了，内部的阶级矛盾和外部的民族矛盾的根本不同在哪里，同时也理解了为什么毛泽东在《矛盾论》论里把外敌的军事入侵看作是民族矛盾压倒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前提性也就是决定性条件（此一相关的辨析，见于后面的“战争状态不等于战争——一个概念的澄清”一节，此处从略）

以上是压迫和剥削的民族来看阶级矛盾和民族主义的关联性，结果绕了一个纠正逻辑错误的大弯子。现在，我就再从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内部来看看，阶级矛盾和民族主义是怎样关联起来的。

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的揭示，将资本主义对内对外剥削和压迫的画皮彻底撕下来，通过对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本质的揭示，提出了消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道路选择，这就是通过对资产阶级坚决实行阶级斗争，直到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

马克思这一揭示和相应绘制的社会蓝图，击中了资本主义的要害，也给全人类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指出了解放的道理，尤其是为这些被压迫被剥削民族内部的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提供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于是，在过去的百多年历史上，被压迫被剥削民族内部阶级斗争此起彼伏，波澜壮阔，导致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几乎全球化，苏俄和中国等许多国家先后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基本制度建成之后，相应地对于民族的独立性自主性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也带动了全球化的民族解放运动，世界范围一切被压迫被剥削民族，无论接受不接受社会主义思潮，都针对西方霸权的民族主义举起了谋求自身民族解放的民族主义的旗帜。这就是阶级矛盾和民族主义的另一种关联。它是从被压迫被剥削民族内部考察而得到的一个基本轮廓。

四、两种民族主义

从以上考察业已看到，阶级压迫体现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时候，它就是民族压迫，就会导致一些民族压迫另外一些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

这就是说有两种民族主义：一种是非正义的侵略的民族主义，一种是保卫本民族独立自主的正义的反侵略的民族主义。历史上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当代的里根主义，布什主义，现在正在国际舞台上表演的奥巴马主义，都是这样的非正义的民族主义，而历史上一切谋求民族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主义都是正义的民族主义。正义的民族主义主张，遇到外敌入侵，必须以正义的民族战争来消灭来犯之敌。

五，社会主义与两种民族主义的关联

马列毛一脉相承下来的社会主义本质上不是民族主义，但是，在历史上，尤其在我国，作为一种动员全民的工具，就解决民族矛盾和结束民族战争而言，它曾发挥最佳的实际效果，在这一层面上讲，它具有民族主义的某些特征。因此，在这一特定条件下把它看作一种正义的和平主义的民族主义，不是完全不可以，但要十分慎重使用这一说法，尤其不能取消这个说法需要的特定限制条件，即“作为一种被压迫民族最有效的对抗民族压迫和结束民族战争的全民动员工具”。否则，就会滥用这个说法。与此同时，更要防范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马列毛民族主义化。这个迹象已经出现。

这是从社会主义自身立场出发指出了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微妙关联。那么从资本主义立场出发，二者有怎样的关联呢？

马克思主义是试图构建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消除社会达尔文主义，消除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进而消除一切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这显然是违背资本主义本质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了资本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和政客就不惜一切代价对马克思主义妖魔化，例如把马克思主义试图建立的各阶级之间经济和政治权利平等的制度，妖魔化为“共产共妻”制度。

当这些谎言被历史自身揭穿之后，他们就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探索性错误上大作文章，例如对斯大林的探索搞妖魔化，对毛泽东的探索更是妖魔化。这些妖魔化提供的证据材料本身都是被歪曲了的，例如对大跃进，对文革，无不都是这样。对他们来说，大跃进，文革本身正确错误其实都无关紧要，那只不过是妖魔化的题材而已；有关紧要的是，毛泽东按照马列的思路一旦探索成功，或者后来者能够继承其遗志继续探索直到成功的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那就意味着世界范围一切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机会，一切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的机会的终结，也就意味这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这是他们和我国内部一切走资的当权派所坚决不能接受的，因而才是他们和我国一切走资的当权派妖魔化毛泽东和毛泽东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原因。

简而言之，在资本主义看来，社会主义是它们的非正义的法西斯民族主义的天敌。

以上从社会主义自身和从资本主义对方两个方向，审视了社会主义与正义的民族主义的关联性以及社会主义与非正义的民族主义的关联性。都十分微妙但又都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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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战争状态不等于战争——对一个概念的澄清

在阶级尚未彻底消灭的时代，国内的阶级矛盾经常会因为与国外的民族矛盾的上升从主要地位降到次要地位，服从地位，也经常会压倒民族矛盾从次要地位上升到主要地位，成为居于领导地位的矛盾。决定二者谁主谁次的根本条件（前提条件）是民族战争是否实际发生。这一点上讲里已经讲过。有人自以为是，不但忽视我实际已经将军事入侵，政治经济金融讹诈，核讹诈，和平演变，制度颠覆等都综合纳入了考虑，表述的是二种矛盾主次转换的前提条件这个基本事实，而且任意提出与我的前提条件无干的论题，同时还混淆战争状态和实际发生的民族战争这两个有关联却截然不同的概念，就如同混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一样。民族矛盾实际上就是对民族之间的战争状态的一种表述，但它显然不是民族战争本身。

为了大家更好的理解，我借上面提到的霍布斯主义，来再次强调一下民族之间的战争状态和民族战争的不同。霍布斯主义认为，一切人和一切人永远处于战争状态，根据这一主义，中国不但和美国处在战争状态，也和一切其他外民族处在战争状态，但是中国现在和美国以及一切其他外民族，虽然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的来往，却并没有爆发实际的战争。任何两国之间民族战争的爆发，必须以武力入侵和反入侵为终极标志。一切经济的文化的渗透乃至制度颠覆性的渗透行为等等情形的“入侵”，即使带有明显的敌意，也只是民族矛盾的表现，属于国与国之间正常互动的范畴，是霍布斯主义“战争状态”的一种反映，不能等同于实际上的入侵，也就是不能等同于民族战争。

如果任意将战争状态等同于战争，那么中国现在是和一切外民族处在战争之中，进而中国就必须立即停止对外一切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外交的，军事的等等交流，也就是说要彻底的闭关锁国。这就是他们这些人自以为聪明得意搞混淆概念，偷换概念，混淆论题，偷换论题搞出来的最终结果。

他们说他们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人，结果，按照他们的“继承法”，就只好闭关锁国。这是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诬蔑和对毛泽东本人的侮辱？当然是。毛泽东并没有闭关锁国，而是一直致力于突破西方的封锁，极右派却一直在指责毛泽东闭关锁国，现在按照这些左派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篡改，居然就要走到彻底的闭关锁国。这就说明，现在极右派和这些自号马列毛的家伙们，根本上就是一伙的，他们孙悟空72变一般的变着法子，各自从不同的方向诋毁诬蔑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我在以往的文字里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过他们是一伙的，他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一个要假妈妈，一个主张干脆把假妈妈也干掉。至于假妈妈登堂入室，早已谋杀了那个亲生的妈妈，他们这一大伙是从来不关心也不认账的。现在，这些左派的作为是又为我对他们的画皮论证提供了新的证据。

这帮披着马列毛的外衣误导民众的人，是多么的罪恶可诛。

七、拉社会主义的弓,射民族主义的箭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这两个矛盾如前文扼要论述，都以不同的方式和角度导向了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根据前文提出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要求，不同的矛盾要以不同的方法解决，那么，若是认为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那就要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去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从而解决其他系列矛盾，若是认为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那就要用民族主义的办法去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从而解决其他系列矛盾。

可见，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辞，这“也说得过去”那“也说得过去”的问题。真假马列毛主义也就在如何看待这两个相关联的矛盾的主次上和如何解决这两个相关联的矛盾的方法上显示了出来。

我以不同的方式一再强调了是阶级矛盾，而不是民族矛盾是我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同根性和相互关系前面已经扼要表明，它们不是一个简单的等同或者简单的绝不相干的关系，不累述了）。相应地，我就坚持必须用社会主义的办法，来解决内部的阶级矛盾，从而也解决民族矛盾。我同时认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农民阶级为主体，兼含工人阶级和一切其他社会底层阶级，相应地，我坚持要以这些阶级的切身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作为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历史已经清晰的表明，只有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而不是在现在的特色主义下，以上这些阶级的切身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才能得到保障，这就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进一步说明，解决中国目前的内外危机必须要靠社会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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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借鉴

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从制度上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消灭民族压迫和民族战争，造福全人类。这是个长期的过程，在相当长的社会主义时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还会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倡导“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依据所在。

毛泽东讲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作为目的去讲，而是作为手段去讲。他讲，他抓，是要将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为我国赢得和平发展的机会，直至最后彻底消灭阶级矛盾，从而也消灭阶级斗争。毛主席常说的一句话是：“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不准备，它就出事了，你准备了，它就没有事了”（大意）。天天讲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总有一天降为次要地位，而忘记了阶级斗争，或者故意回避实际存在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反而就又加剧了，从次要的地位上升为主要的地位。

毛泽东是的确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个马列主义的纲，这个社会主义的纲，而且因为一直狠抓这个纲，到文革后期，也就是70年代中期，工农大众政治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显著的上升，伴随着的是他们的阶级自豪感、阶级自信心和主人翁意识的切实建立，以往的压迫阶级和剥削阶级的猖獗行为则得到有效遏制、有效改造，我国社会那是的阶级矛盾与那时以前的任何时期相比，都显得相对次要得多，社会上已经基本没有剧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它们基本转化为D内的路线斗争了，一般性刑事犯罪也显著地下降，阶级斗争的口号那时就适时的下调了一些强度，毛泽东致力于构建的各阶级平等的“大联合”，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真可谓是8亿万民众齐奔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只要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对这些就都会记忆尤深，历历在目。

与此同时，由于坚持了阶级斗争，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坚实制度基础，8亿人民众志成城，我国当时虽然武器装备还很落后，却能够应对一切民族矛盾，打赢各个级别的民族战争，如抗美援朝战争，与苏联的珍宝岛战争，与印度的中印边境战争，与越南的西沙群岛海战。经过这些战争之后，外敌入侵的危险性就降到微乎其微的程度，美国的大鼻子总统尼克松还不得不跑到北京的中南海来求见毛泽东，请毛泽东协助解他们的越南战争之困。这也就是说，切实抓阶级斗争，切实抓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就抓住了主要矛盾，次要的民族矛盾也随之得到解决，下降到更次要的地位。要说中国当时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困难，与今天相比，不知道高出了多少倍，但毛泽东没有把民族矛盾列为主要矛盾，狭隘地去利用民族情绪，还是坚持把阶级矛盾列为主要矛盾，并狠抓阶级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将社会主义和正义的民族主义有机结合起来，让和平建设中国的曙光终于普照中国大地。此时，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即所谓“三大差别”（也就是三大矛盾）相应的上升了地位，成为最为突出的几大矛盾，并且得到全党全社会最大的关注，如将“缩小三大差别”的口号普及到全国，将缩小三大差别的具体的社会运动推广到全国。

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你准备了它就反而没事了”，这就是他一直“擒贼先擒王”《矛盾论》思想，在抓纲治国中的灵活运用和具体实践。

现实的映照

后来的所谓改革开放完全是在没有内忧外患的历史包袱情况下轻装上阵。可以说，毛泽东把一部最好的奔驰汽车造好了，把油都加好了，把全部的道路也修好了，才将方向盘交到后来者手里。

向“三大差别”宣战，标志着当时我国社会已经发生了质变，具备了向更高形态的社会主义和更高形态的民族振兴发起进军的一切条件。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沿着毛泽东的路线继续下去，中国到现在真可能已经巨大程度的缩小了三大差别，迎来了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

可是，最终接过了毛泽东的方向盘的人在干什么呢？也许是因为条件太好了，他们就不要社会主义了，不讲阶级斗争，害怕阶级斗争了，内部无原则的讲“团结和谐”，外部无原则的讲“和平发展”，最近一两年居然发展到“救美国就是就中国”，到白宫去吹拉弹唱，一切跟着美国的哨子踏步，美国的曲子跳舞。结果是，内部的阶级矛盾突出了，外部的民族矛盾也跟着突出了，在经济得到所谓的飞速发展的时候，三大差别（三大矛盾）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也反而突出了。这便是颠倒了主次矛盾，放弃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唯心主义地认为社会主义是乌托邦，资本主义才是人类的归宿的结果；不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唯心的认为阶级矛盾不存在了，再搞阶级斗争会伤害国家伤害民族的思想主导中国政治的结果。这些也就恰好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善于分析出主要矛盾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善于擒王，善于先搞老虎后搞狼，再搞狐狸。

不言而喻的事实

社会主义的弓一旦废止了，丢掉了，民族主义的箭，即使是正义的民族主义的箭，就会只能射出几步之遥。13亿人拉社会主义的弓，射正义的民族主义的箭，和13亿人旁观几个人凭胳膊抡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箭，那是效果完全不同的。

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历史上就善于用转移内部矛盾的方式，化解内部阶级矛盾，从中获得了太多的好处，就总想在现代世界如法炮制历史，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固然是他们邪恶的帝国主义、法西斯民族主义的本性决定的，是森林法则的必然结果，但是，历史殷鉴不远，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从慈禧到袁世凯到段祺瑞到蒋介石，外患都是内鬼勾结才至于成为民族灾难的，中国今天的外部危机同样也是内政失衡的必然结果，是忽视了13亿工农阶级为代表的底层社会各阶级根本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必然结果，是可以凝聚13亿人意志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被抛弃的必然结果。如果一味强调外部因素的主导作用，忽视或者无视内部因素的决定性作用，那就等于是应了那句最具讽刺的电影对白：“不是国军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毛主席在《矛盾论》里说，在阶级社会中，总要发生革命和革命的战争，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解放。这是指人类的一般规律而言。新生的资产阶级总是说，革命是不必要的，革命也是不可能的，但就在这样说着的时候，他们制造了亿万富翁和权贵，也同时制造了赤贫，制造了民怨，制造了革命的土壤，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也就是在制造革命本身，革命迟早都要发生，革命正在酝酿中。

现在，明显是阶级矛盾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正视这一基本现实，正是要防范阶级内部的对抗外化为暴力革命，伤害国家，伤害民族，伤害人民，给外部的敌人以可乘之机，而无视这一基本现实，坚持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或者明里暗里否定阶级矛盾为主要矛盾，恰恰是忽视内部的癌变，是在内部癌变已经发生甚至扩散的时候，去外敷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止痛清凉的膏药，虽有临时的消疼功能，但无益于控制癌变，更无法阻挡癌细胞的扩散。

穷途出路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官僚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种种其他形态相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这样的资本主义已经没有任何继续存在的理由。现在，制造了这个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官僚阶级人物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就主张普世接轨，把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公开的抛弃，自己溜之大吉；制造了这个资本主义的另一些人，也就是当下的特色派，现在却反过来要打人民的旗号，维持官僚资本主义的现状。

今天的特色，明天的普世，后天的回归新民主主义，凡此种种无一不是反毛泽东的，反社会主义。人民正在对所有这些旗号说不，官僚资本主义走到穷途末路。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的出路也就展现在眼前：

回归到毛泽东的正统的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统一内部制度，统一国家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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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亿人的决定性作用

鉴于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用民族主义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是本末倒置。即使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正义的反侵略的民族主义，也不过是一只箭，这只箭要发射出去，击中来犯之敌，需要一张弓，这张弓，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只能是社会主义，因为没有什么别的主义，包括民族主义本身，可以统合13亿人的意志，只有社会主义可以统合工农阶级为绝对主体的13亿人的意志。

社会主义是弓，民族主义是箭，这就是对当下中国社会两种主义合适的定位。这一定位体现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反映了阶级矛盾是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矛盾，民族矛盾是次要的服从的矛盾。

弓和箭，必须见之于人，才能成为杀敌的武器。人是决定因素，这个“人”是13亿以工农阶级为主体的全体中国人。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弓箭作用于人，人也同时反作用于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弓箭。因此，13亿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否，将决定这套弓箭的实际威力。

毛泽东小米加步枪打掉美国飞机大炮的威风的历史，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民族战争中的具体表现，毛泽东以前的中国历史里，总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因为那时当兵是一做炮灰二欺压自己的阶级兄弟，当兵体现的是阶级压迫。这个历史的污垢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时代洗去了，人民的子弟主动参军，保家卫国，他们是带着牺牲的精神去的，朝鲜的38度线，越南的17度线，珍宝岛抗苏，中印边境的雷霆万钧，所有这些民族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靠的都是当时全体中国人一起拉社会主义的弓和全体拉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发挥！（抗美援朝的时候，虽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还没有建立，但社会主义的理想已经深入人心，化作了力量）。

是毛泽东而不是任何其他人把正义的民族主义的箭，搭在社会主义的弓上，终结了西方的传统形态的民族主义，也是毛泽东对西方新的和平演变的民族主义的形态提早作出了预防。毛泽东是站在马恩列斯的肩上，站立起来的。有效对抗西方非正义的法西斯的民族主义，根本的法宝就是马恩列斯毛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本身，更不是时下甚嚣尘上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八、结语

中国现在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民族矛盾而在于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放弃。梁稳根等已经不需要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在D内寻找代理人了，他们已经有宪法保障，有党章保障，直接进入国家权力机关。当年的蒋宋孔陈也不是一开始就是买办的大资本家，而是后来权力让他们变成的。梁稳根的启示不在于D的性质的渐变，而在于中国社会的根本制度的改变，在于马列毛主义完全不再成为国家的制度依据。

森林法则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阶级之间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不平等无法最终消除，进而必然导致其内部矛盾不能最终解决，转而寻求邪恶的民族主义的帮助。毛泽东走的是截然相反的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限制社会内部丛林法则的邪恶力量的发挥，最大限度消除了社会内部的各种不平等，使阶级矛盾得以缓和，从而也使民族矛盾得以缓和。

西方社会今天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危机都远在中国之上。毛泽东用核武器已经终止了西方对中国武力进犯的可能性，西方在其他许多地区和国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全球战争一时打不起来，而局部战争如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只会让西方加大不必要的消耗，同时西方的金融掠夺自从2008年以后就远不似之前那样得心应手了。这意味着西方的军事和金融霸权的路双双走向了“夕阳无限好”。

中国自己虽然还有许多地方不如西方发达，但是中国综合能力早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可以自成一体，主体人口的基本生存实际需求和欲望，相比于西方还处在较低水平，这就决定了不依赖西方，中国完全可以独立生存，而西方事到如今，即使是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离开了中国和东方其他大国如印度，则无法维持，更不用说他们当前的高社会福利和内部团结的可持续性。

迫于西方的外输内部压力的形势压力，即使民族矛盾有所激化，历史可能有一次上升性走到当年的历史状态下，但以上各种实际要素的对比却又完全不同于当年，中国过去30年走了弯路，现在已经获得最有利的条件回归社会主义，发展壮大社会主义。此时需要的只是解决当前的阶级矛盾的决心和意志，只要真心实意，踏踏实实走毛泽东的路，把工农阶级为主体的13中国人重新组织到社会主义的路上，抓住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则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可迎刃而解，中国社会面临的其他一切矛盾包括民族矛盾就都可以逐一解决。

（这些论断得以成立，还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绝对具有B1信仰和团结精神的团体成为中国现实政治的主导力量，一个是一支该团体领导的朝气蓬勃的真正走向工农大众的干部队伍。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两个条件都不会具备，也正因为如此，我的这个讲座是理想主义的信仰的传播，是为将来的中华儿女做些思想上的拓荒，我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这支拓荒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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