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中国,全国解放不久。用今天的论调来看,那时候的中国开始实行“注定会僵化”的计划经济,更加时髦一点的说法,那时候的中国正处于一种“极权政治”当中。或者更加普及的看法是,那时候的中国肯定是一个将自己与西方世界隔绝起来的中国。

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向全世界发出“到中国来看一看”的邀请。这个邀请,吸引了大量的西方共产主义者、左翼人士,甚至包括不少的反共人士来到中国。

其中,就包括了被誉为女权运动创始人之一的,波伏娃。

波伏娃与1955年的中国(下)-激流网波伏娃在中国

波伏娃是经典女权主义著作《第二性》作者,此书在1949年出版后,被称为“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甚至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被誉为“女性圣经”。

1954年,波伏娃的小说《名士风流》获得久负盛名的龚古尔文学奖,她的个人声望在欧洲达到顶峰。随后,她先去了苏联,再来到中国。中国之行后,她写出著作《长征——中国纪行》。以她深刻的洞见,夹叙夹议地描绘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面貌。

《长征》一书,最后成为波伏娃一生中唯一一本,没有在西方世界获得再版的著作。直到2011年,此书才第一次在中国以中文出版。译者胡小跃进行翻译工作时,甚至发现原出版社也只保留了几本原本仅作保留。

波伏娃与1955年的中国(下)-激流网(注:文章插图为编者编辑)

今天,给大家节选波伏娃的《长征》结论最后部分,带大家看看当时西方最负盛名的女权主义者,她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如果大家对此书有兴趣,可以找一本看看哦~

“中国人说话千篇一律。”吉兰和戈塞夫妇相当肯定地说。但他们只接触过负责接待外宾的干部,而这些人的任务不是发表个人意见,而是提供信息。他们为什么要越位,向陌生人畅所欲言,况且还无法肯定这些陌生人是否怀友善意?我要说,在我所旅行过的所有国家,法国和外交官员总是表面上彬彬有礼,重复着同样的话。法国人不全是外交使节,美国人也不全是国务委员,说“中国人千篇一律”,这样的结论等于说所有的法国妇女都是红头发的。我觉得恰恰相反,我在大街上遇到的人,在农村跟我聊过天的农民,他们的个性都非常鲜明。至于知识分子,我可以肯定,在这方面,老舍、曹禺、陈学昭、罗大冈等,一点都不比吉兰先生差。关于吉兰先生“大脑社会化”的说法,洛坎曾指出,过去,有幸能自由思考的中国人太少了。那么喜欢批评和论争的西方记者,在这方面没有好好挖掘,真让我感到吃惊。他们不了解有助于他们全面地、发展地了解中国现实的基本事实(过去的状况、现在的条件),而是把法国资产阶级的道德观、价值观和偏见当做是绝对坐标,这表明他们比孟德斯鸠笔下的巴黎人还要天真,因为他们是在中国提出“中国人怎么能忍受”这个问题的,而且无时无刻不在显示自己的优越感。法诺甚至没有想过,关于中国,除了西方资本家的看法,还可采取别的观点。戈塞夫妇更开放,他们在最后总结时说,“因为对它的事实不是百分之百的肯定,所以感到有些担心”,但在整个报道中,他们的语气斩钉截铁,这表明他们所谓的犹豫时言不由衷的。

然而,有件事他们都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诽谤中国共产党的人,没有一个能作一点正面的评论,而只会讥笑、愤慨、抱怨和谴责。但当我问法诺先生,在您看来,工人期望什么时,他把他本人所希望的东西强加给了他们: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事实上,这正是台湾和香港的狂热分子所期待的。由此可见,他们的态度是多么消极。当然,还有一些人竭力掩饰自己的无知,他们认为,应该重振农业,而不是分配土地,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美国的援助可以让中国的经济得到发展。

波伏娃与1955年的中国(下)-激流网自白

看看亚洲其他国家的遭遇,这种论调就会不攻自破。敌视共产主义的蒂博尔·芒德,在研究了菲律宾的历史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经济完全建立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缺乏计划性,美国的援助不管多么慷慨,都只能加剧现有的社会危机……解放殖民地的人民(对半殖民地人民来说也一样),把权力赋予一小撮商人和地主,然后用经济援助的方式,支持一个往往是腐败无能的政府,这等于加剧社会冲突,鼓励暴力和反叛。”这正是美国通过经济援助支持蒋介石时所出现的情况。印度尼西亚的教训也同样具有说服力:美国正考虑停止援助,因为印尼的无能太让它高到气愤了。有些事情,只有在共产党国家才能做到。如果说苏联的援助在中国取得了惊人的效果,那是因为它根据严密的计划,用来为全国人民服务。对于发展中的亚洲国家,“计划”是完全必须的,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多余的财富来随意适应某种无政府经济。中国过去的皇帝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只有共产党才能提出和推行“计划”,所以,对亚洲人民来说,它似乎是唯一的救星。

这种关联不是偶然的:讲“计划”就不允许自由贸易,就要消灭投机,也就是说要取缔资本主义,而这种取缔只能是充满暴力的。要想兼得鱼和熊掌,如同某些温和的理想主义者所幻想的那样——比如说赛珍珠(直译珀尔·巴克,美国作家、人权和女权活动家。出生4个月后即被身为传教士的双亲带到中国)则完全是乌托邦。昨天的农业改革,今天的人民民主专政,都是让中国走向富强的长征路上所必不可少的阶段。

波伏娃与1955年的中国(下)-激流网土改法

毫无疑问,中国革命需要这样,这就使得它具有一种十分特别的色彩。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都没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生搬硬套。许多观察家惊奇地发现,中国实行的政策,任何一个现代的、光明的、想让自己的国家获得进步的政府都可以采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民族主义”特征比共产主义特征更加明显,这是因为毛泽东早在1927年就创造了一个完全适应国家实际需要的“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反过来也可以说,这是因为他所实行的共产主义纲领是中国唯一的出路。换了别的共产党国家,政府都会像他们一样做,但这种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过去也是,现在也同样,只能是属于他们的。当然,中国不是天堂,它必须富裕起来,解放自己。但如果公正地看一看它的历史和未来,大家就会发现,它代表着历史上一个极其动人的时刻:人民在彻底地改造自身,已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过去,劳动是为了吃饭,吃饭是为了劳动,用自己的粪便给自己终止的庄稼当肥料,中国的农民曾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在一个毫无希望的圈子里打转。革命打破了这个圈子,释放出一部分能量,虽然现在还很小,但已开始产生连锁反应。由于物质贫乏,生活依然沉重,都露出了根基:枯萎了,差不多就要死了,但中国已经找到了出路,正奔向无限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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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娃与1955年的中国(下)-激流网(作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来源:微工荟。责任编辑:卢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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