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的天空战争阴云密布，正在此敏感时刻，国共两大阵营相继发生青年军官枪杀女性事件。

先是1935年，32岁的国军上校团长张钟麟怀疑新婚仅两年的妻子吴海兰不忠而在西安将其枪杀；后是1937年10月，26岁的红军师团级干部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安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

这两起事件，在当时的西安和延安都分别引起了满城风波，但两人接下来的命运并不一样：

张钟麟杀妻后，依旧在胡宗南那里当他的团长，继续带兵操练。而吴海兰一家四处控告，最终找到了西安的妇女协会，后者又将此事告到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处，而于凤至则直接把状子递给了宋美龄。“第一夫人”正在热火朝天搞新生活运动呢，一看团长杀妻，这还了得，于是向蒋介石告了“御状”。蒋介石也是大怒，下令将凶手送南京军事法庭查办。

张钟麟在大牢里蹲了一年后，被判处死刑，但蒋介石表示“不予执行”——毕竟张钟麟是“天子门生”，黄埔四期毕业，又一直在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任职，很有才干。他继续在牢里蹲着，全面抗战开始了，“校长”以国家急需人才、将功赎罪为由，将自己的得意门生释放了，官复原职，上了战场。

在蒋介石看来，在为张钟麟奔走的“黄埔系”看来，一个女子，命如草芥，哪能跟“党国栋梁”金贵的命相比？

张钟麟逃过了死刑，为了再努力逃过杀妻恶名，他以字为名，改为“张灵甫”——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名字了。

相比之下，黄克功案的判决则是“从重从快从严”，他在1937年10月5日夜间枪杀刘茜后，翌日被逮捕，10月12日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当时，很多人为黄克功求情——黄克功虽然只有26岁，但资历很深：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从一个红军战士，一步步升到旅长位置。

黄克功是个猛将，尤其是在二渡赤水的娄山关战役中，立了大功——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深得毛泽东青睐的战将。娄山关之战，是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后进行的关键一役，红军摆脱了当时的被动局面，毛泽东也在此役后写下了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等待判决时，黄克功上书毛泽东，恳求戴罪立功，在法庭上他也表示如果难逃一死，愿意死在战场上，“给我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我要死在同敌人的拼杀中”。

黄克功案发生时，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在泾阳誓师后开往前线抗击日寇。各部队到前线后迅速壮大，都向延安打电报要求多给他们派些干部。像黄克功这样立过大功又能打仗的干部，自然很受欢迎。但是，找毛泽东说情的，还有建议减刑的，都被拒绝了。

史料显示，当时并非所有人都同意判处黄克功死刑。还原此案的电影《黄克功案件》有这么一个细节：审判结束后，参与审判的陪审员合议时，抗大训练处处长李兴国坚决不同意对黄克功判处死刑，他认为，黄克功是革命功臣，“不要说一个刘茜，就是十个刘茜、一百个刘茜，也抵不上一个黄克功！”

应该说，这是当时不少红军指战员的看法。但是，在毛泽东看来，一百个黄克功也比不上共产党员和红军的纪律与荣誉。

二

黄克功案最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写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一封信，这封信在公审黄克功时由雷经天当众宣读。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封信仍然值得重温。此信全文如下：

雷经天同志：

你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

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

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

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

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

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体恤。

毛泽东

1937年10月10日

在电影《黄克功案件》中，雷经天宣读完毛泽东的信之后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判黄克功死刑，就是判了我们未来的死刑！”说罢，他敲响了操场上的一口大钟。剧终。

193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从江西瑞金发出了一份在中共历史上罕见的“格杀勿论”的“通缉令”，结尾是：“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顾顺章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此人工人出身，敢打敢杀，多才多艺，曾被党组织选派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受训时间虽不长，但他凭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国民党中统老牌特务万亚刚在回忆录中称其为“全能特务，够称得上大师。在顾顺章之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应该说，顾顺章为党的事业作出过一定贡献，但时间一长，就骄横起来，露出流氓无产者的本性，简而言之，“无组织，无纪律”。自我放纵到何种程度？1931年3月，他完成护送任务后，在武汉勾搭上一个女人，因为缺钱，他居然化名在武汉登台表演魔术，大受欢迎。

但恰恰就是因为公开表演，被认识他的特务发现，结果被当场逮捕。顾顺章迅速叛变，导致当时上海等地的地下党机构几乎完全被摧毁，多人被捕杀，包括中共领导人恽代英、蔡和森。

顾顺章事件的惨痛教训是：组织往往过分看中一个人的才干，却忽略了思想政治教育。有时为了让他多干事，无视甚至默许他拥有某种“特权”，比如顾顺章“吸鸦片”“玩妓女”，结果小恶膨胀、特权反噬，差点导致灭顶之灾。

瞿秋白遗孀杨之华专门写过一篇《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她在文中反思道：“过去对于顾顺章的教育工作，做得极少，甚至可说没有做。他入党直到出走，没有改变他丝毫的习性，如果我们对于他抓紧政治教育，特别是在实际工作的政治教育，我不相信经过长期的党的生活之后不能改变他的性格。这个教训对于党有极大的意义。”

三

蒋介石是一个喜欢写日记给自己捧场的人，1951年，已经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反思中自我批评“对人不校”“用人无方”。李济深、陈铭枢、白崇禧、李宗仁等“背党叛国”不止一次，但自己不问恩怨，不念旧恶，重用如故。这不仅是奖恶，而且是自杀，是“误国”，表示对“叛徒”应“杀无赦”。

但这种自我批评，谈不上深刻——蒋介石仍然固守着以自我为中心，根据部属对他一个人的忠诚来衡量是否对“党国”忠诚，李济深、陈铭枢、白崇禧、李宗仁等确实都是他的政敌，但就确定是国民党的叛徒了吗？

蒋介石始终未能处理好个人与党与国家的关系，所以他用人不可能“五湖四海”，他的圈子主要以“黄埔系”为主。如果是像陈诚、汤恩伯这种又是黄埔系又是浙江籍的，那就是“校长”朋友圈里的绝对心腹了。

蒋介石对“黄埔系”的偏袒，是出了名的，在职务、装备、后勤、作战等方面，他习惯性地给予“黄埔系”种种特权，而“黄埔系”则效忠于蒋介石个人，其中不乏为之效死力者，比如张灵甫。

蒋介石看重的是对他的忠诚，至于是否忠诚于公平正义，是否忠诚于法律道德，才不管呢。所以，即便是残忍杀妻的张灵甫，他也能够赦免，反而还为这种赦免而自认为熟稔了“帝王术”——我有你把柄，又对你有恩，你能不拼死效忠我？

但历史证明：这只不过是一种可怕的自私。

英国作家乔纳森·芬比著有一本《蒋介石传》，书中有很多细节值得玩味，比如蒋介石与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密切关系，书中有这么一段：

“孔祥熙的职位对于这位财政部长的贪得无厌的妻子宋霭龄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她会趁她的丈夫在家讨论政策之机获取一些秘密消息，然后通过她的各种各样的投资工具大赚一笔，包括一个杜月笙是其合伙人的机构。但事情也并非总是进展顺利，在号称法币的国家货币被引进四川省之前，宋霭龄把这条内部信息透露给了那个黑帮首领，而后者随即将它作为一个巨大的投机该省银元的机会。不幸的是，由于误解，他的损失惨重。杜的赔偿要求被这位财政部长拒绝了。‘那天晚上，’一位英国顾问弗里德里克·莱希-罗斯回忆道，‘一个头等尺寸的棺材被六个参加葬礼者放在孔祥熙博士的家门口。’第二天，中央银行即开会同意补偿一位遭受兑换损失的‘爱国公民’。”

把棺材摆到财政部长家门口来进行恐吓——这就是蒋介石的黑道朋友与他的连襟之间的混乱故事，街头流氓无赖的把戏，居然在掌握巨大资源的权贵之间上演，可见世道糜烂之程度。

蒋介石一直给予杜月笙各种特权，例如让这个鸦片贩子当上了上海市禁烟局的局长，乔纳森·芬比在书中将此评价为“最具讽刺意味”。

这本书的中文版的封面印着一个问题：“从统治中国到失去江山，为什么会是蒋介石？”作者试图给出多种答案，比如评价蒋介石“擅用派系矛盾，任人唯亲，并且容忍对其政府的被摧毁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的腐败与道德沦丧。”

蒋介石到台湾后，还总结了这么一条失败的教训：共产党有纪律，国民党没纪律。

这一点倒是略显深刻。

四

张灵甫在抗战中表现确实不错，加上有“校长”罩着，大家慢慢淡忘了那个心狠手辣杀害妻子的张钟麟——在除夕之夜，多疑而残暴的丈夫起了杀机，他命令妻子到后院菜地摘菜包饺子，正当她弯腰摘菜时，他掏出手枪，从背后将同床共枕之人击毙，事后，对尸首没做任何处理，丢下刚几个月大的女儿，马上返回了部队……

不少人进行了选择性的遗忘与美化，津津乐道于张灵甫的英武，还有他最后一任妻子的美貌，而惨死于菜地里的吴海兰，魂归何处？

假设一下，如果黄克功没有被判处死刑，而是像张灵甫一样“戴罪立功”，走上抗日战场，他完全可能再立赫赫战功，用敌人的血，来冲洗自己手上沾着的那位女学生的血——那位自己爱过却无法得到的女学生。他会成为英雄，甚至有人会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进行表扬与自我表扬：我早说过嘛，十个刘茜、一百个刘茜，也抵不上一个黄克功！

黄克功是革命功臣，刘茜只是个平凡女生，当黄克功在井冈山和长征路上浴血奋战的时候，刘茜还在她的山西老家过着安逸的小日子，但是，这就意味着她的生命比他的生命廉价吗？

简陋的各方面并不完备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说：不，黄克功是功臣，但功臣并没有逍遥法外的特权。何况，“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在黄克功被执行死刑4年后，延安又处决了一名曾经的红军英雄肖玉璧，这个身上留有90多处战斗伤痕的“老资格”，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期间，无视法规，滥用职权，贪污腐化，后来竟发展到把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卖给国民党部队，引起极大民愤。

被依法判处死刑后，肖玉璧不服，也要求中央看在他过去的战功份上，让他去抗日战场戴罪立功。但死刑同样执行了，《解放日报》就此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1940年，在贫瘠的延安，毛主席说过一句话：“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至今忆起，依然经典，依然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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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关山远。来源：击水中流2019。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