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和钟大丰、李弈明,我们三个人都是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就敢建立一个专业,我们三个人创建了中国电影理论专业,建立了一个招收本科生的专业,课程设置、教材等所有的一切自己做,自己执行。那真是那个时代才可能有的事情,在你们今天看起来那就像奇迹,其实当年完全不算奇迹,它是一个心想事成。”

——戴锦华

范倍:您从电影学院离开,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离开了对电影的全新的关注。我了解到一些历史的知识,我想这个离开是跟当时,比如说对未来、对社会、对当时整个文化或者对国家的某一种思考,甚至包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第三世界”,跟西方左派的思考有没有一种隐秘的关系?我记得书里面还有一个描述90年代的题目叫“梅雨时节”,是不是跟你在九十年代的状态有没有一种隐秘的关联?

戴锦华:不是隐秘的关联,是直接的关联,因为我自己还是挺骄傲的,当年和钟大丰、李弈明,我们三个人都是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就敢建立一个专业,我们三个人创建了中国电影理论专业,建立了一个招收本科生的专业,课程设置、教材等所有的一切自己做,自己执行。那真是那个时代才可能有的事情,在你们今天看起来那就像奇迹,其实当年完全不算奇迹,它是一个心想事成。因为一切都没有,都是空白,都没有形成。在那个时候进入到这样一个状态当中。

戴锦华:从左翼思潮到商业大潮——中国电影文化的演变-激流网

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戴锦华的著作《雾中风景》

说起来好像是我们的一己之力,其实不是,这就是当年加州大学电影系,因为所有美国的电影系都是六十年代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直接产物,电影系的知名教授全部都是街头斗士,被打回来以后重回大学弄了一个电影系,所以电影系非常左,电影系非常激进,电影系非常前沿。也就是这一批人从六十年代建立这个学科到八十年代的时候,他们曾经全面地造成了电影理论相对于传统的、文学的、人文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倒流——电影理论全面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我是1982年到电影学院,1987年建立这个专业,1987年开始招生,那时候刚好是电影理论的全球的黄金时代,当时加州大学这么一批左派的、左翼的,当时有学者很挑战地说你们是左派吗?然后翻译把它翻译成了“left wing”,然后美国学者就很不以为然地说我没翅膀,我没翅膀,所以甭跟我说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但是我们知道广义的它是西方的一个新左派的一个大的脉络。

因为他们是西方左派所以他们才会喜欢中国,在整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们在所有的海外见到的人都会告诉你,如果有一个美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热情帮助你,你一问,他肯定是他们那儿的左派。而其他所谓的主流的、自由派、右派的人,对中国人的那种不屑一顾,那种种族、政治上的优越(溢于言表)。所以这时候他们强大的六十年代遗留的中国想象、中国热爱,就是他们自己愿意跑到中国来,给我们讲课。所以当时就有著名的香山的暑期讲期班,他们这些美国的大教授过来,然后我们都去听课,所以那是一个直接的线路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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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4月14日,华盛顿特区,身份不明的示威者爬上国旗旗杆,并试图摘下美国国旗,抗议美国在越南继续保持着军事存在

当然他们同时带来了美国电影学的左翼的文化基调,可是很好玩儿的是,当时我们认为我们是绝对的自由主义者,我们认为我们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把电影学科化而不是政治化。但是当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开始遭到冲击,尤其是1995年中国社会大分化开始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那些理论资源自身携带的左翼的思想资源和思想力量。我自己所谓的向左转的发生,其实更多的是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所以这是一个直接的传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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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4月23日,华盛顿,越战退伍军人在国会大厦台阶前进行抗议,丢出奖章和其他东西

另外一个直接的关系,离开电影学院是万般的无奈,在别人看来,你从电影学院跑去北大好像是一个上升的过程,但是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逃亡”,是一个被迫的逃亡。因为电影业最先受到商业化的冲击,原有格局的丧失,自己找不到自我确认的可能性,这样才想逃到北大。

所以你看得非常准,“梅雨时节”是我决定逃往北大之前的最后一篇作品、最后一篇文章,当时就感觉到了那种阴雨绵绵,那种潮湿、沼泽的那种吸附和陷溺,就想逃走。我后来在很多地方写过,当时我决定想去北大的时候,给自己的潜台词是北大的围墙足够厚,大家明白,那时候是我想逃到某个地方藏起来。

我办好手续还没有转往北大的时候,一个社会新闻轰动全中国,北大拆了我们的南校墙,全部用于商用。我记得当时的那种辛酸失措,但是我现在明白,其实北大从来不是一个可以在围墙里面藏起来的地方,北大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中国社会风云会际的地方,某种意义上,它要迎接冲击而不是逃离冲击。电影学院也不是被商业大潮冲垮了,而是此后它经历了新生和重建。大家大概也可以从这里面分享年轻时候的脆弱,年轻时候的那种极端和承受力、想象力的不足。

但是无论怎么样,既然今天回头看二十多年前的书的时候,我就再好为人师一次,唯一跟大家分享的是,中国社会变化是最剧烈的区域之一,但同时我们是非常幸运的,这个变化不是以那样的大灾变的方式发生,至少这几十年来都不是以灾变方式的发生。

但是生活在这么急剧变化、充满诱惑的时代,我觉得从今天回望《雾中风景》的时候,唯一可以推荐的一件事,真的,在中国生活需要点定力,有时候咬咬牙坚持下去,很短暂的那个转变就将再度发生,我自己至少获益于此。

(本文节选自北大博雅讲坛第79期对话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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