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永贵被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8月,他参加了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会后,全国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毛主席号召高级干部要弄通马列主义,下苦功读几本书。

1973年3月底,陈永贵被召进北京,参加由王洪文主持的高级干部读书班。这个读书班的学员由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农中央委员组成,除了陈永贵,还有吴桂贤、李素文等人。

1973年4月23日,周恩来总理陪同墨西哥总统到大寨访问,陈永贵提前3天从北京回到大寨做准备。周总理走后一个礼拜,陈永贵又回到了北京的读书班。

不久,山西就陈永贵在北京读书班学习一事有了两种说法:一种说陈永贵在总理面前跟谢振华打官司,受到了总理批评,中央怕他在山西捣蛋,干扰山西的工作,把他召回北京不让回山西了;另一种传说是陈永贵这次在北京参加读书班,是为了提高他的理论水平,为十大进政治局做准备。这两种说法有褒有贬,有的出于派性观点,有的只是一种猜测。

当时我受陈永贵之邀,正在昔阳主持县委工作。有一次,一位记者问我:“你估计陈永贵十大会不会进政治局?”

我说:“估不透。也可能,也不可能。”

那位记者问:“你看哪一种可能性大?”

我说:“说不准。”

这位记者接着说:“我的看法是进的可能性大。”

后来我了解了一下,昔阳的干部多数人没有这个看法,说陈永贵进政治局可能性不大。

陈永贵在中央读书班坐不住,一有机会就想请假回昔阳。原因之一是他惦记着大寨、昔阳的工作,二是他对马列经典著作弄不通,学习引不起他的兴趣。

一次,陈永贵从读书班请假回来,我问他“:你在北京读书班正读什么书?”

陈永贵说:“《哥达纲领批判》。”

我问:“学得怎么样?”

他说:“你还不知道我的文化水平?要去研究书本上的理论,真难!要让我刨地,说刨四寸刨不了三寸。讨论实际工作我还能说几句,可是像《哥达纲领批判》那书,半天我也说不了一句,只能认真地听,一不留心就出错。开始我听书上的一句话:‘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听了这话挺新鲜,挺对。可是听下去,马克思又说什么使用价值!我知道什么是使用价值?后来经过教师的几天讲解,总算懂得了一点儿。不过学总比不学强。”

进读书班3个月之后,陈永贵又回到昔阳。他说:“我这次也是请示总理才允许回来的,也住不了几天。中央要开会研究十大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章。”

陈永贵兴致勃勃地在全县转了一遭,看到庄稼长势很好,高兴异常地说:“我临行时,总理说这样的大旱之年,要我预测一下今年昔阳的收成怎么样。看来是一个大丰年。”

县委办公室就当年的生产情况,为陈永贵写了一个向中央汇报的材料。陈永贵回京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这份材料,标题是《千里百担一亩苗》。

1973年7月份以后,陈永贵进政治局的传说多起来了,特别是在新闻界。

十大召开前,陈永贵因接待外宾又回到了昔阳。他问我:“山西最近对我有什么说法?”我把他到中央读书班后的两种说法告诉了他。陈永贵笑着说:“错误没有犯。进政治局干什么?当个中央委员,挂挂名可以,当政治局委员就得住在北京,干空事。”当时我仔细观察陈永贵的表情,没有看出他要进政治局的迹象,因为陈永贵是个肚里藏不住话的人。因此我的看法也是他进政治局的可能性不大。

陈永贵这次回来显得比以往高兴,他说:“这次参加讨论十大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可比读书班轻松多了。我虽然是个大老粗,可人们都还要听听我的意见。政治报告主要讨论全国的实际工作,我还能提些意见。党章修改有的是一看就知道得改,比如林彪是接班人。”

十大闭幕后,从广播上听到陈永贵进入政治局的消息,昔阳从县城到农村,从机关到厂矿,立时都沸腾起来了。各机关都贴出了标语,庆祝十大胜利闭幕,热烈拥护陈永贵当选政治局委员。晚上,各机关还敲锣打鼓上街游行。

十大闭幕后,陈永贵要回大寨。接到通知,郭凤莲提议到阳泉火车站去迎接陈永贵同志。在阳泉车站,我们看到陈永贵乘坐的专列徐徐停靠下来,陈永贵下车后,和来接他的人一一握手。

陈永贵、郭凤莲和我同坐一辆红旗车回大寨。在回大寨的路上,郭凤莲问起陈永贵十大的盛况,陈永贵滔滔不绝地谈着,显得非常高兴。我看到陈永贵春风满面,真有衣锦还乡之感。

陈永贵过去在我跟前说话都很本分,满口昔阳话,这次谈话却与往日有点不同,有时就撇起京腔来了。这使我有了意外之感——陈永贵开始有点变了。

听着陈永贵滔滔不绝的谈论,我不觉想起15年前昔阳流传的一则笑话:

1958年7月,陈永贵刚扫过盲,县里开三干会时,总是认真地做笔记。中午,别人吃了饭都在睡午觉,陈永贵却找人对笔记,有时候还要求别人和他一起对。东关的支部书记孔庆喜看他累得慌,便说:“永贵,睡哇!不要再记了。再记,你还想咋哩?你还能当了中央委员?”

当时我听到这个笑话,也认为陈永贵对笔记对不出个中央委员,但也不能因为人家当不了中央委员就嘲笑人家刻苦学习,打击人家的学习积极性。然而15年后的今天,陈永贵不仅当了中央委员,而且还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真是人事难料啊!

回到昔阳,当天晚上,县里在大寨接待站安排了四五桌饭,祝贺陈永贵同志当选政治局委员。吃饭期间,不断有人到我跟前提议,请陈永贵今晚给县里干部做个报告。我就对陈永贵说:“老陈,县里同志都愿意让你今晚给讲一讲十大的盛况。”陈永贵欣然同意。

夜间,昔阳县科局长以上干部及太原、榆次等外地到昔阳的来宾共200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我主持,我说:“今天是县局长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现在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永贵同志做报告。”我一说完,主席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陈永贵这时很认真地说:“我现在民愤很大。”下面坐着的干部一听,一时愣住了。

我赶忙提醒他说:“老陈,不是民愤很大,是名声很大。”

陈永贵说:“对,名声很大。”说完,又对着我说:“这一下对了吧?”

我说:“对了。”

陈永贵接着讲道:“1973年8月24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都齐刷刷地按时到会。等了不长时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出现在主席台上。台下的代表们一见到毛主席,就鼓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毛主席不断向代表们招手致意。毛主席红光满面,身体非常健康。到会的代表这时心情都十分激动。这是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也是全世界人民最大的幸福!”

讲到这里,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们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陈永贵继续说:“会议由毛主席主持,周总理做了政治报告。总理做报告时精神很好。总理讲完后,毛主席宣布散会。这时,有的代表立起来了,有的代表还坐着,有的往外走,有的走出去又返回来坐下,一直鼓掌,恋恋不舍。毛主席也一直坐着看大家。毛主席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意思是先让大家走。等代表们走完了,毛主席才往回走。有的代表看见毛主席这样尊重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感动得热泪盈眶。毛主席走群众路线,是我们永远学习的光辉榜样。”

“8月28日,大会选出了195名中央委员,124名中央候补委员。这次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是遵照毛主席德才兼备,老中青、工农兵结合的原则选出来的。被打倒的邓小平、陈云、谭振林也都选上了中央委员。”

“8月31日召开了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政治局委员、常委、主席、副主席。我这次也选进了政治局。”

陈永贵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向台下四周扫了一眼,满怀深情地说:“苦都让同志们受了!荣誉都我一个人享了。”

我插话说:“不能这样讲。是你带领大寨人、昔阳人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改变了昔阳的山河,做出了成绩。”

陈永贵说:“我今年59岁了,可不小了,可是总理说‘还是中年’。这回规定65岁以上才算老年,我今年59岁,那当然就算不着老年了。”

散会已经是半夜12点多了。我看到陈永贵好像还想和我谈点什么,就说:“老陈,你累了一天了,有什么我明天再来,咱们再说。”

第二天早饭后,我到了大寨。陈永贵见面就问道:“老张,你说像我这样没有文化的人,中央为什么让我进政治局?”

我说:“我先问你,这次在选举前,总理给你打过招呼没有?”

他说:“没有。”

我又问:“你有什么觉察没有?”

他说:“没有。只是在选举中央委员,公布名单时有点儿感觉。因为念中央委员名单时,在主席台上的委员不带头鼓掌,凡是念到原来的政治局委员时,坐在台上的政治局委员都带头鼓掌,这个我理解,因为是政治局委员嘛!可是念到我的名字时候,在台上的政治局委员也带头鼓掌。散会后,人们说陈永贵要进政治局了。我没有这样想,我以为我是劳动模范,可能和别人不一样。”

我说:“让你进政治局,可能是从反修防修的战略目标出发。你们这些工农政治局委员不脱离群众,深知群众疾苦,而且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能够下情上达。这恐怕就是你们的作用,也是毛主席的伟大创举。”

陈永贵又说:“明年要开人大了,我可能是副总理的人选。这党政领导人,实在怕干不了啊!我几次和总理说我文化低,不行。总理说:‘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都是从实践中出来的。你在大寨、昔阳,农业不是管得很好嘛!’总理这么一说,我还能再说什么呢?”

我说:“总理说得很对。历史上文化不高,出将入相的工农干部有的是。”说到这里,我还想说一句话,但又没说。当时我想说的是:“像你这样一个庄稼汉,在建设时期靠种地当上副总理的,在历史上实属少见。”

我发现陈永贵这次从中央回来和过去有了不同。刚回来觉得轻松愉快,但有压力,过了十几天就觉得他渐渐沉默起来。

一天在陈永贵家里,他问我:“老张,你觉得我离开大寨,大寨会怎么样?”

我说:“你这几年在大寨培养了一些干部,不会出大事,不会出大问题。要是想再提高一步,不断前进,大寨这个点你还是不能放弃。”

陈永贵说:“咱俩人又想到一块儿了。你看我回到北京能干什么?我看还是靠大寨、昔阳的点创造点儿经验;到全国各地跑一跑,一方面推广大寨经验,一方面了解一些情况,给中央提供一些参考材料。我想给主席写一封信,谈谈我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

我说:“中央的意图我不了解。不过有一点中央是会同意的,就是不能放弃大寨、昔阳这个点,抽时间多回来走一走。”

后来陈永贵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了他进入政治局的心情和今后的打算。

1973年冬到1974年1月,陈永贵到山东、安徽等几个省看了看。回来后,我发现陈永贵压力越来越大。他对我说:“唉!老张,真是越大越不自由呀!过去有的省请我去做报告,我无非是张开嘴讲大寨经验。这次出去可就不同了,人家不仅要求你介绍大寨经验,还要求你对全省工作做指示。我能做得了吗?

“这次到山东,德州地委书记王成旺是咱的老上级,听说我到了山东,带领他的县委书记们都到了济南,要我对他们的工作做指示,还要让我谈谈中央对山东有什么指示。我只是见了他们,请他们吃了一顿饭,其他什么都没说。王书记感到不满意,没有达到目的。他们老远来,又空空地回去,真是他们白跑,我也感觉不安。”

从陈永贵的这些言谈中,我们不难看出,陈永贵进入政治局后一方面有点诚惶诚恐,另一方面还是非常谨慎的,并没有因为地位的升高而忘乎所以。

本文节选自《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作者张怀英是山西省昔阳县的老县委书记,他和陈永贵从1946年相识到1986年陈永贵去世,保持了40年的战斗友谊。正是他发现和扶持了大寨陈永贵这个典型。本书是张怀英晚年历时十余年完成的力作,详细叙述了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造旧山河的壮举,和陈永贵从一个不识字的农民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艰辛之路。书中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拨开人为制造的重重迷雾,认识更加真实的大寨和陈永贵。

大寨是毛主席树立的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农业学大寨”是毛泽东时代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源泉。大寨道路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个创造也倾注了陈永贵大半辈子的心血和荣辱。陈永贵的命运折射了大寨的命运,大寨道路的命运,中国农村合作化、集体化的命运。通过本书作者大量的一手资料,我们可以全面、完整地了解这段波澜壮阔又令人感慨的历史。

(作者:张怀英。来源:红色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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