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杨虎城走的是“苦谏”、“哭谏”的路数,谁知蒋委员长铁石心肠不为所动,还多番威胁“要么跟红军拼命,要么调你们去福建安徽”。张杨束手无策,蒋某气焰嚣张,眼看着第六次“围剿”就要搞起来了,张杨的杂牌军何去何从?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真正的英雄,果然还是人民群众。1936年12月9日,西安学生发起大规模请愿游行,虽说是纪念1935年北平“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但是西安“一二九”矛头直指反动头子蒋介石,并促发了三天后的“西安事变”。可以说,没有西安“一二九”,就没有张杨从“哭谏”到“兵谏”的剧变。

1936年12月9日,西安一万名学生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蒋介石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支持绥远抗战”。爱国学生先后到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陕西省政府和西安“绥靖”公署请愿。由于这些机关闭关自守不给答复,加之东望小学游行队伍步出校门时,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开枪射击,一名小学生受伤,学生们愤怒异常,决定直接去临潼向蒋介石当面请愿。此时已是下午两三点钟。

蒋介石得此消息后,如临大敌,立即命令西安市军警关闭西安去临潼的各城门,并命令在西安去临潼的公路上布置军队,武力阻击。

东大工学院学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当东大工学院同学快要走到城门洞时,见城门洞里有很多军警举着枪和刺刀对向学生。走在前面的同学不顾危险,勇敢地跑了上去,包围了军警;趁此机会,另一部分学生立即跑到了城门旁边,抬下大门闩,迅速地打开了城门。

打开城门后,又见城门口外边也站立了很多的军警,一字队形排列,举着枪和刺刀对准要冲出去的学生。这时学生更是不畏危险,汹涌地冲破了军警的阻拦,向火车站进发。

城门和火车站相距很近,但这时火车站大门已经关闭,所有火车已全部开走。请愿学生只能从公路去临潼。一路上,也遇到几次军队的持枪堵拦,但均被请愿学生一一冲破。

蒋介石听说学生已出西安,正向临潼开进,又恨又怕,立即命令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在灞桥上面架枪严守。并追加命令,若请愿学生行到灞桥前面时,可“以暴徒论处,开枪扫射,格杀勿论”。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即将发生!

此时张学良正在临潼与蒋议事,他当即反对蒋的镇压举动。

蒋介石说:“这些人不是学生!是暴徒!对暴徒就要格杀!”

张气愤地指责蒋说:“你这样做,是要当袁世凯?还是要当张宗昌?”“你这样做,不怕做历史的罪人吗?”

两人争执不欢而散,张学良便气愤地离开了临潼。

学生队伍继续前进,快要到灞桥时,游行队伍的纠察队员报告说:前面就是灞桥。在桥上面,有许多宪兵架枪防守。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毫无惧色,迈着雄壮整齐的步伐继续前进。

不久张学良赶上了学生请愿队伍。下车后,张学良见到游行请愿的学生,虽然一天没有吃饭、喝水,并且太阳快要西下,仍是“军容严整”,特别是看到东望小学的小学生们,也同样是精神饱满步履矫健,非常感动。

好在张学良赶上了,若是再迟几分钟,那灞桥上的宪兵可不比西安军警,也不像沿途兵士,他们可是受到了蒋介石的明确命令“开枪扫射,格杀勿论”。

张学良站在一个稍高的土坡上讲话:“同学们到临潼请愿,是爱国的正义举动。我赞成你们提的意见。现在时间已晚,前面灞桥上面有宪兵防守,你们难以过去,那里很危险!”

这时东大工学院同学立即说:“我们不怕死,我们要求蒋委员长当面答复我们的要求!我们愿为救国而死。”

张学良凄然地说:“你们是要把热血洒在抗日战场上?还是要把热血洒在前面的灞桥上?现在时间已晚,离临潼还很远,我劝你们回西安去。你们的要求也是我的要求。我一定把你们提出的意见,亲自转给蒋委员长。”

同学们对张学良的敷衍之语很是不满,大家高呼:“我们的要求还没有得到答复,不能回去”!

张学良踌躇再三,终于有了决定:“请你们相信我,我在一个星期之内,一定给你们答复。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

请愿学生们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动了在场东北军将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

同学们接受了张学良的“军令状”。东大工学院同学带头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支持绥远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回师西安。三天后,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

纪念1936年西安“一二九”运动-激流网

张和蒋的矛盾,集中在“抗日还是反共”。12月9日这一天却又派生出一个矛盾:要不要镇压学生运动?蒋介石是个嗜血魔鬼,杀工人杀农民、杀邓演达杀杨杏佛,怎么就杀不得学生?为了维持“攘外必先安内”国策,必须杀学生以震慑天下,顺便取悦“友邦”,使“友邦”“知我真心”。

张学良则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因为蒋委员长要杀的这些学生,很多是东北学生,东北学生又和东北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张学良请蒋介石来西安作报告,也是因为“东北军军心不稳”。此时若是枪杀东北学生,东北军如何稳得住?所以不能把张学良驱车劝阻学生仅仅看作是“仁爱之心”,因为这其中干系甚大。

西安“一二九”运动,实在是百年罕见、功勋卓著、大获全胜的学生运动。当西安城内三个反动部门闭门不纳、拒绝答复的时候,学生队伍果断移师,勇敢地冲破城门内外的两道封锁线。在没有火车的不利条件下,包括东望小学的小学生在内全员徒步向临潼挺进。沿途冲破重重封锁,直抵灞桥附近。蒋介石狗急跳墙,下令“格杀勿论”。张学良手忙脚乱,紧急驱车拦阻,还好及时赶到,但张学良没有实质内容的空谈根本满足不了学生们的请愿。学生们坚持要越过灞桥,冲进临潼!游行学生和蒋介石已经势不两立,张学良已经没有任何和稀泥的空间……东北学生和东北军,难道还重不过一个假惺惺毒辣辣的“义兄”?中间派张学良下了决心。

张学良的军令状立得好!目的明确,期限明确,惩罚明确。此状一出,西安事变已经成功了大半。这张奠定西安事变胜局的“军令状”,是怎么出来的?毫无疑问,就是西安“一二九”运动催出来的。

西安“一二九”运动当然也是我党领导的。毛主席一贯坚持群众路线,寄希望于广大群众,而不会对国民党高级将领抱什么奢望。西安“一二九”运动之前,党的地下工作者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广大学生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下层官兵这方面的,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准备充分,工作周到,才使得西安“一二九”运动学生们声势浩大,军警们一冲即撤,东北军、十七路军也起了一定的后盾作用。张学良立下“军令状”,于他自己是逼不得已,但在群众运动、尤其是学运和兵运的联合冲击下,这个“状”应该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

张学良没必要妄自菲薄,更不能贪天之功。他只是顺应了群众运动的要求,而且他没办法不顺应这个要求。

文章来源:旗帜中流网特约评论员万山红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