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关于国家支援大寨的真实秘密

关于国家支援大寨的问题，是陈永贵至死也接受不了的一宗冤案，也是出生在黄土高坡上的大寨人至今还在喊冤叫屈的重大问题之一。涉及到这样一个对大寨历史是肯定还是否定的重要问题，笔者不得不慎重考虑。因此，当笔者落脚在火车箱似的靠山窝里以后，往往听到出自大寨人口里的这一段诉说：

“人家不是说大寨卖一斤粮国家倒贴二角二分钱，俺大寨每户还欠着国家一万元债嘛！你越写，这债不是就越多啦！什么时候能还清？”

诸如此话，多如牛毛。

开始，笔者被弄得昏头转向，不知这葫芦里装着什么秘密。似乎正中央安放的陈永贵遗像脸色也冷酷了，表情也凝重了，以义愤的激情向笔者投来不满的一瞥。由此，笔者的血压增高了，初次感到事关重大，又无法回避。晚饭过后，笔者带着这个问题特地到梁便良家拜访。受过压抑的梁便良开始也像对待其他记者一样，不让座，不递茶，冷冷地向笔者哼了一声。后来大概看出了笔者有什么诚意，才在气忿中向笔者送过一个小凳子，请笔者坐下，倾诉开了事情的根由。

那时，笔者对陈永贵一生的创作才即将开始，对问题并没有吃透，对“大寨每向国家出售一斤粮食，等于国家再贴给二角二分钱”和国家对大寨的支援，大寨平均亩产达到一万余元这些问题不知该怎么看。后来在挖掘陈永贵历史的过程中，又听到社会上南来北往的言传，这才促使笔者必须花大力气，下大功夫，抱着一种出生入死的劲头，闯进大寨问题的旋涡中去解剖这个迷宫。

终于有一天，一篇被大寨人的舌头嚼烂了的文章《大寨背离了大寨精神》来到了笔者的眼前。它刊登在《山西日报》1980年10月17日的第一版和第三版上，署名者为李国庆和杨玉印。这一篇近万字文章显示出来的信息和笔者从各方面核对出来的材料一对比，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反差，这就不得不使笔者对《背离》（文章的简称）所公布出来的内容和数字要进行一番细致的考证。

《背离》在几句精辟的开场白之后，就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提到人们的面前，如何重新认识大寨？怎样评价大寨的那一套经验？这个问题不单是对一个典型的看法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我国农业现代化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心和议论。”

《背离》的作者这样提出问题，正好说到了问题的要害。多少名人豪杰跑向大寨，对大寨的成长过程进行过精细的分析与探讨，不仅仅是为着一个大寨，确确实实是关系我国农业现代化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为了把大寨打成是国家支援起来的典型，《背离》煞费苦心地编造了以下具体事例：

第一，大寨的军民渠和团结沟渡槽。

《背离》向社会公布说：“军民渠是由国家投资，周围几个大队共同贷款（共贷款八万三千元，其中大寨贷款二万三千二百元，至今未还），分摊劳力及解放军帮助修成的。六个蓄水池有五个（三大两小）是由县社专业队和机关干部修建的，只有一个小水池是大寨大队自己修建的。”“至于‘团结沟’渡槽，则全是由国家投资、县、社队专业队修建的水库引水工程。不算这一项工程，仅‘军民渠’和五个蓄水池，县社就投工七、八万个，投资二十万零二千九百余元。”

带着这个问题，笔者进入了澄清大寨问题的第一个项目。按《背离》的话说，“军民渠是由国家投资”，“团结沟渡槽则全是由国家投资”，这两句话以后，再不公布国家向这两项工程提供了多少投资，明明是凭空捏造。在笔者面前坐着的梁便良、宋立英、贾进才几位，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修军民渠根本没有接受过国家一分钱的投资，你可以调查。”谈到军民渠的那一笔水利贷款，梁便良一本正经地说：“这个事倒是有，但那是属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正常投资，这笔款我们后来还清了。”笔者根据这条线索，便到大寨乡信用合作社核实，经一位领导证实，大寨大队1978年以前没有欠信用社贷款。这就弄清了《背离》所说的并不是事实。《背离》所提的周围几个大队分摊劳力修水池的事，笔者特地找到虎头山背后的井沟大队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老朋友赵银全，请他详细谈一谈修水池是怎么回事。老赵回忆之后说：“那时候我们在大寨修水池，是为了往井沟大队提水用的。”至于谈到解放军帮助修池修渠一事，问题就更明白了。在笔者的调查中，梁便良和郭凤莲对此谈得十分详细。梁便良说：“为什么叫军民渠，为什么叫支农池，这里有一个背景嘛！那时候正是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不久，支农池已经挖下去了，军民渠也干了半截，都还没有完工。记得军民渠为了通水，还在渠里铺了塑料布，以防渗水。就在这个时候，解放军的同志拉练来了，一看这个情景，首长们就拉着老陈的手，说非干不行，不让干就不高兴。正是因为这样，才起名为支农池，军民渠。”梁便良说：“他们‘揭发’的还不够，还有民族团结友谊沟哩！1963年洪灾之后，我们在赵背峪沟恢复土地时，正好来了参观团，是藏、维吾尔、壮族等37个少数民族的代表，一看这情景，二话不说，夺了工具就干活，我们才叫成团结沟！难道这不是支援！”郭风莲也说，至于解放军帮助修池这个事，当时的部队领导现在还在，上次他们来还和我谈起此事。周总理第三次访大寨时，为什么要在支农池边和大寨全体社员一起合影留念？为什么要把军民渠作为背景？这本来是一件很有政治意义的事情，却叫人家颠倒黑白了。涉及到团结沟渡槽一事，就更为荒唐了。确切无疑地说这是大寨公社的社办工程，怎么能栽在大寨身上呢？本来是用杨家坡水库的水引至全公社十多个大队，使全公社受益的社办工程，《背离》为了表白国家支援大寨，硬要那么张冠李戴。从《背离》提供的数据看，这202900元钱不知怎么计算出来的，连大寨人自己也莫名其妙。

第二个问题：大寨的高空索道。

《背离》说：“大寨的高空运输索道，其负责人说，是由他们自筹资金，自力更生搞成的，其实是在阳泉矿务局和阳泉二轻局农机厂等单位大力援助下搞成的。这些单位曾派去二十余名工人，干了三、四个月，投工两千余个，并无偿支援了不少电动机、风钻头、日本进口钢丝绳等设备和材料，折款四万一千六百七十余元。”

对于这个问题，梁便良向笔者说明了原委。他回忆说，那时候大寨社员往地里送肥就是担着扁担上坡。参观的人看到这种情景，都为此皱了眉头。他经常听到过路的参观同志说：“这地方的人太苦了，怎么不找一个窍门呢？”因为那时参观的人多，动不动就来找一些麻烦。中午回来，本来就够累了，还得接见一下参观的同志，不见见面，人家就不走。其实见一见面也很简单，无非是握一握手，互相问个好。那一天中午，梁便良去接待站接见参观的同志，人家就向他提建议，说你们挑担子上山太累，效率也不高，最好还是搞一个高空索道，减轻体力劳动。当时梁便良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东西，后来恰恰变成了现实。

说到这里，梁便良向笔者提供了一条线索：“那时候，具体干的人有县农机厂的王胜兵，你最好找他调查核实一下。”

于是，我就找到了县农机厂的王胜兵。王胜兵看样子年登花甲，连连说他老了，想搞些技术往往找不到用场，十分留恋旧日的往事。他回忆说：“那时候提倡工业支援农业，我是专门执行支农任务的，跑遍了昔阳几乎所有的村庄，解决了若干农机方面的问题。1967年2月，厂里围绕如何为大寨实现机械化展开了大讨论，经过党员们民主选举，大家推选我赴大寨解决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因为我对机、电、钳、焊都精通，别人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我到大寨后，住在接待站，工作由大寨安排。我先为大寨安装了电磨、电碾等生活设施，又和陈永贵、梁便良商议，决定在狼窝掌、康家岭、安坡安装几条高空索道。因为我为大寨的农机事业作出了成绩，曾经接受过记者的采访，受过报纸表扬。我从1967年一直干到1972年，七条高空索道是我一手干下来的，在虎头山形成了一个高空索道网络，彻底解决了重体力劳动的问题。有关架设日本进口钢丝绳，是因为我的设备不行，需要用阳泉矿务局的回柱绞车才能安装，我才向老陈和老梁提出请求，叫阳泉矿务局来人支援。阳泉那边一听说要帮助大寨，都乐意来帮助，是我把几位师傅请来，连同他们的领导也亲临大寨，由我指挥帮助干了一段时间，后来他们又留下几个人干了一个段落才离开，由我继续干。至于说到支援钢丝绳和其它东西，像《山西日报》那么说就没有根据了。那钢丝绳是煤矿替换出来的，已经不再使用，作为废品处理。一斤按五分钱卖，谁去买也是这个价格。那次是我和梁便良坐一个长车去了阳泉矿务局，一汽车拉了五吨多钢丝绳，梁便良用支票结算。那日本进口钢丝绳也是人家不再使用，大寨和他们搞关系交换的。当时矿务局职工的生活不好调挤，大寨给他们一些粮食和粉条，阳泉帮助大寨解决一部分钢丝绳，各自的困难都克服了。还有从物资局买的一些牵引绳、木料等，我用支票按原价结算。”

由此可以看出，《背离》作者在成文之前太随便了，就连当事人也不找一找就要草率见报，那41670余元的国家投资又不知从什么地方挖掘出来的。

第三个问题：关于农业机械化试点经费。

《背离》说：“大寨的喷灌、滴灌工程，是由国家拨给的农机试点经费十六万六千二百一十七元，县水利局投资十五万元，并由国家专门派技术人员帮助修建的。除机械报废、机械折价处理和调回一部分材料款外，净用于大寨喷灌、滴灌工程的就有十万三千四百五十六元。”“大寨的农业机械，其负责人也曾说，‘全大队机械九十多台、二十多个种类，这当然也是自己买的。’事实上，大部分是由国家用农机试点经费购买的，共花去三十六万一千三百一十五元（包括修建机械化养猪场六万八千一百三十八元）。除试制人员经费，机器报废和折价处理以及调走的机械外，无偿转交和服务消耗于大寨生产的机械、配件、基建设备等，折款二十三万四千四百七十一元。”

这里很明显地看出，《背离》作者在当时太头脑发热了。热到了连喷灌和滴灌是怎么回事也弄不清楚。喷灌可以说是农业机械化试点项目，而大寨苹果园里的滴灌则是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特地送给陈永贵的一套灌溉设备，怎么说成是国家支援呢？把外国总统送给的礼品也说成是国家投资，就太不合乎逻辑了。据郭凤莲回忆说，墨西哥总统送给我国三套这样的设备，分别送给湖南、北京密云水库和大寨。陈永贵接到这套礼品之后，曾经请示过周总理，说是不是由国家作个价，再由大寨付一笔款合适一些？周总理说，这是个具有政治意义的事情，不是买卖关系，你们现在可以用于生产，以后还要好好保存，因为它有珍贵的历史价值，谈不到作价。除滴灌之外，笔者通过向当事人，原负责农机试点的老干部王本善，负责农机水利的李观斌和负责经费处理的当事人调查，基本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1974年，中央在昔阳召开了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1980年要全国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进行具体部署。就在这一年，由中国科学院具体安排了重点试验项目，叫作北方山区汉族农业机械化大寨试点组。据说这次的试点单位还有湖南的韶山、陕西的延安等地。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农业机械化领导组决定由省、地、县农机、水利、工交、科技等有关单位组成了大寨农机试点组，74年5月份到达大寨。当时中央一机部的同志也参加。投资是由中国科学院分期分批拨给试点经费50万元，由县农机公司另立账号，和大寨不发生任何经济关系。并非像《背离》所说的，由国家向大寨投资，那一笔数字也是极不真实的。试制的项目是：引进山区适应样机，研制小型的适应山区的农机具。大寨只是为其提供一些试验场地。如果因为试验使提供场地的单位造成了损失，还要负责给予赔偿。大寨试点组的同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梁便良回忆说，当时他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心里老是不踏实。这个组的主要负责人，省农机局的主要领导秦举里对他说：“我到底要看一看山区能不能实现机械化！”王本善也说，他当时也认为试点场地应该选择大寨。因为昔阳是个山区，从土地的地块看，还是大寨比较适宜，又是全国的一面红旗，还是去那里搞试点好。为此事郭凤莲向北京打电话请示陈永贵，并转告支委们的意见。陈永贵当时的答复是，这个问题要慎重对待，闹不好要影响自力更生，等我回去看一看情况再说。后来陈永贵从北京回来，试点组的同志一再说明试点的经费不和大寨发生任何关系，只是利用一下大寨的场地，不会影响大寨自力更生的牌子。陈永贵经试点组的同志一再说服，认为给农业机械化试点提供一些场地还是可以的，便由党支部决定，梁便良具体负责场地的提供和铁木匠的服务工作，对于试点组的其它事务一律不加参与。经试验以后，凡适应于山区的机具由试点组折价优先处理给大寨使用，由县农机局的一位同志具体承办财产移交和账目处理问题。价格是根据机械使用、损耗情况分别作出的。像潜水泵一类机器，因为是新的，还没有使用，按原价移交；像吹风机等机具，已经两年使用，折价只有原价的20%。再如安装在康家岭和射阳地两处的喷灌，据一份材料证明，作价的价格也各有不同。射阳地的喷灌按原价的90%移交；康家岭的喷灌就要按使用程度以原价的60%移交。试验的农机具有80多台，经试验有一部分报废回收，有26台试验成功，具体按使用程度作价移交。据这个材料证实，试点组向大寨大队移交的拖拉机、四轮、吊车、脱谷机、潜水泵、粉碎机等26台农机具原价为45003.94元，折价为16856元，经笔者调查，大寨于1977年8月30日将这笔款向县农机公司付清。材料又证明，试点组在大寨试验的喷灌工程，康家岭安装了2024米，原价为28573元，折价为17143.8元，射阳地安装了1426米，折价为11120.4元，两项共折款28264.2元，经笔者调查，大寨于1977年12月15日将这笔款向县农机公司付清。由此看来，在农业机械化试点这个问题上，无论是陈永贵和大寨这方面，还是试点组这方面，都比较慎重严肃，对折价机械的移交也是处理的较为妥当的。《背离》提出的“无偿转交”和“服务消耗于大寨的农业”问题，笔者特地向王本善提出：“有没有无偿转交和服务消耗于大寨农业的问题？”王本善回答：“经试验成功的设备和管道全部折价移交，根本不存在无偿转交，也没有服务于大寨农业的情况。”试点组的其他同志也说：“怎么看待国家支援？这事要一分为二。大寨接受过国家支援，但住在大寨的科研人员不是为了支援大寨，而是为了整个北方旱区的农业。否定国家支援不对，但说大寨是国家投资支援起来的就更不对了。不要红起来大家都捧，倒了楣大家都推，甚至再踏上一只脚。这样对发展中国的农业不利。”这些话正是针对《背离》的作者说的，除了这些话之外，还有什么话能够使他们清醒头脑呢？

第四个问题：大寨是否栽桑养蚕？

《背离》说：“大寨的果园和栽桑养蚕，也是由国家无偿支援和出钱买的。例如一九七六年，省农业局无偿支援大寨三十多万株桑苗和建立养蚕设施，折款八万元。”

笔者向宋立英几位大寨老支委征询此事时，他们哈哈笑了：“大寨什么时候栽过桑养过蚕？不是鬼打着他们的嘴巴胡说吗？”

落到笔者手里的真实情况是：栽桑养蚕是大寨公社大虎牧场的事情，大虎牧场还利用大寨的土地栽了一批桑树。《背离》的作者们根本不去调查研究，就胡编乱造在报纸上狂呼乱诈，又造成一个重大的失实。

第五个问题：一笔很简单的数据：

《背离》在论证国家支援大寨的问题时，还特地通报了这样一个消息：

“1975年以来，国家拨给大寨的各种科研费，计达五万七千零四十九元。”

大寨人说这叫歪嘴和尚念不出真经。在大寨红极一时的时期，从中央到县里，从事调查研究的各类人员多如牛毛，他们的费用也能说得上是支援了大寨吗？照此说，一个先进单位就不能有科研人员到那里从事科研项目。

第六个问题：几个零碎的小细节。

《背离》说：“国家和一些国防工厂拨给或支援大寨的农电线路、电费补助、炸药、导爆索等，计款二万二千九百四十元。”

有关农电线路的问题，笔者了解到这样一个情节：1963年，大寨遭受了这场毁灭性的洪灾以后，从中央到地方曾多次有人到大寨慰问，要求给予大寨支援，陈永贵一一谢绝。有一次，当时的县委副书记郑融陪陈永贵到太原作报告，就又征询陈永贵的意见，你现在究竟还有些什么困难？陈永贵说：说一句老实话，我现在什么也不需要上面帮助，就是有一个困难：没有电。如果能给我们送上电，我们修房旋窑的进度就比现在快得多了。郑融就向省里反映。后来中央计委一个副主任听说此事，就向山西提出：如果你们觉得有困难，中央帮助解决。这实际上等于将了山西一军。山西就主动为大寨解决农电线路问题。要为大寨送电，中间还有留庄和武家坪两个大队，把这两个大队丢下岂不是脱离群众？于是，大寨连同武家坪和留庄都一起送了电。至于电路的费用问题，据李喜慎说，那是按照国家的规定办理的。高压部分由国家负责，低压部分由集体各自负担。

在核实这个材料时，县水利局干部李国卿向笔者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1973年后半年，大寨欠着县水利局3900元水利电费。当时的水利局长王胜国和副局长曲润生商定，这一笔款实在不好意思向人家大寨开口，咱们局里还有经费，给他们报了算了。他们就把这个意见告诉当时在县生产组工作的李国卿。他们都不以为这是个大事。谁也想不到差点儿闯下了大祸。有一天，水利局曲润生找到李国卿说：“伙计，不好啦，梁便良找上门来，追查那一笔电费是谁给算了的，大寨没有钱啦？”李国卿也着了急，没想到大寨还要追查，一时想不出回答的办法。后来他们才到邮电局找到正在开会的县委负责人赵满仓汇报了此事，赵满仓替他们承担了责任，向大寨解释说：“是我安排他们暂时借一下。”第二天梁便良拿来支票到水利局算账。讲到此，李国卿感慨地说：“人家大寨就不落不算账的名，如果人家有依赖思想，那3900元电费的事就不吭声了。正因为人家不落那种坏名声才生那么大的气。”这就证实了，并不是《背离》所说的：什么也要求国家支援。关于炸药一事，笔者曾经看到一个材料，又经过梁便良的核实基本上是属实的。当时大寨和昔阳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田基本建设，造小平原需要炸药。陈永贵听说有一家化工厂每年都要在大山里处理一批报废的炸药，觉得白白丢了实在可惜，是不是用在农田基本建设上？可是这事在当时属于保密范围，陈永贵便提出对这批炸药“既要保密又能够合理利用”的要求。山西省军区为此慎重考虑之后直接部署，责成晋中军分区和昔阳县武装部长贾火林具体承办，将这部分炸药、导爆索运往大寨，服务于搬山填沟造平原。那时这些炸药和导爆索运回大寨以后，为了安全，工厂还派了各类师傅来大寨培训，传授技术，保证爆破。以上这两项可以算得上是国家支援，但如果把国家的这种支援也列为罪状去批判，那就太不公道了。

谈到大寨得到支援的问题，在1964年之前也是存在的。笔者曾经作过多方面的调查，也曾看到过一些材料。1964年5月，农业部廖鲁言部长来大寨视察时，整理了一个材料，名为《大寨得到外地支援的情况》。比如某厂送给一台锅驼机，某单位送给几根水管等，数量有限。这些情况廖部长知道，周总理和毛主席也知道。这些伟人们并没有因为大寨得到一部分外援而否定大寨的自力更生，反而树立为全国农业战线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一面红旗。据笔者了解，大寨到红极一时的时候，也曾得到过上面的支援。这就是《背离》提到的那几批树苗。几位农村支部书记介绍：“当时不少生产大队植树的树苗也有不向林业部门付款的情况，但数额都是有限的。”大寨处于全国上下都捧为至尊至上的特殊地位，省、地、县林业部门给一些树苗，帮助大寨绿化山河也是很自然的。究竟哪一批树苗付款，哪一批没有付款，当时大寨负责林业的贾承富和会计赵素恒已经去世，也难以弄清。

至于谈到县级机关干部、厂矿工人和教师等到大寨劳动，实在摆不到桌面上。那时候提倡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昔阳县又是毛主席批示过的干部参加劳动的典范，不仅仅是一个大寨，昔阳县哪一个生产大队没有接受过干部的劳动？不过，成批成批的干部、工人和其他人员到大寨劳动、栽树，是特殊年代出现的特殊事物。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成百上千人聚到那里搞形式主义，效果也不是很好的。干部职工有些埋怨也是可以理解的，应该吸取经验教训。

如何看待大寨所得到的资源，还是用《背离》作者他们自己的话来回答吧：“当然，国家对于农村社队适当地给与一些财力物力支援是应当的，这样做和提倡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并不矛盾，不能说凡是接受一些国家的支援就是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然而，《背离》的本意并不在这里，它是要阐明一个相反的道理。所以，它将几句公道话说过了之后，马上就将笔锋一转，依照它歪曲和篡改出来的情节写到：“如果没有省、地、县以及国家许多部门的大力支援，仅凭大寨自己的人力和财力，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寨，虎头山也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事实充分说明，大寨确实背离了过去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自己否定了自己。”这就给大寨下了一个“背离”的定义。《背离》的作者为了更加露骨地作出这个结论，便又毫不客观地公布了几个惊人的数据：“仅以上几项财力、物力支援，共达八十四万四千五百六十五元。按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七年大寨八十三户，四百八十口人计算，平均每户达一万余元，每人达一千七百五十余元。”“如果算一算上述国家的支援账，大寨每向国家出售一斤粮食，除了规定的粮价外，等于国家再贴给二角二分钱。”

有零有整，数额清楚。一言出口，铁板钉钉。这844,565元和平均每户达一万余元，以及再贴给二角二分钱的结论和数字公布于众以后，又会在十年后发生什么效应呢？先别提事实的失实程度，就按《背离》提供的数据重新计算，这844,565元也很不合众口，只有639,030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头脑发热到什么程度！提到国家向农业投资问题，这几年国家向农业投资少了，中国的粮食产量也徘徊不前了。这里所涉及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用国家向农业的投资和农业向国家提供的粮食去折算，给大寨施加罪名，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那时候搞试点，是当时形势的需要，不少人当年跟着树典型、捧典型，都愿意向大寨伸出一只友谊之手。后来批极左，当然也是形势的需要。使人不能理解的是，一些人提起笔来进行大折大翻的肯定到否定的时候，为什么都是冲着别人去呢？梁便良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如果那时候要伸手，且不说几十万，就是几百万元也是有人给的。但我们不能要，就是有人给，我们也不收。”所以，陈永贵在临去世之前，还是念念不忘这件事。当大寨的老支委们梁便良、郭凤莲、宋立英看望他时，从他蠕动的嘴唇里发出微弱的声音，还是唠叨着那几句话：“大寨不是用国家的钱扶起来的，不是记者写出来的，不是领导捧起来的，而是大寨人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这是陈永贵留在人间的一声最迫切的喊冤声。

《背离》对大寨作了理论上和数字上的定义以后，又得寸进尺：“这些年来，大寨向国家要的，或者国家对大寨的支援确实太多了，这在全国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别人只能望而兴叹。大寨那个代表人物采取极不老实的态度，一方面矢口否认国家对大寨的支援，另一方面则口口声声教训别人学习他们的所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完全是欺人之谈，是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嘲讽。”

《背离》为能彻底攻击大寨，采用了一种极不端正的手段。据大寨人反映，有几位记者为了在修房问题上作些文章，便利用记者的大牌，把三都公社郭家庄村的几位石匠叫到大寨接待站，叫他们作证说明大寨的修房是低价收买了他们的劳动力的。大寨人十分感谢郭家庄工匠们的公正态度，当记者们用很不端正的态度强迫他们时，郭家庄的工匠们仍然坚持说：“当时大寨分红是一元半，可是我们那时的分红才几角钱。那几年昔阳其它村的劳动力到阳泉搞副业也是一元半，还不管吃喝。我们给大寨修窑洞还管吃喝，够便宜啦！”尽管如此，《背离》对大寨修窑一事还是一种很不公道的评价。

从《大寨背离大寨精神》的炮制到今天已有十多年的历史，文章所产生的效果在今天就看得非常明显。当时，这篇文章一经《山西日报》发表，各地电台广播，报刊转载，成了轰动社会的热门话题。亿万读者都为此迷惑不解：一向被宣传为自力更生的典型，怎么又是国家用844,565元资金扶植起来的？不仅在国内，这篇文章在国外也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不少外国记者根据中国官方的宣传也把大寨看成是国家支援的典型。英国传记作家克莱尔·霍林沃思根据中国的宣传也对大寨作了“是用国家的资金扶植起来的一个典型”的结论。1991年5月，日本一位友人来大寨访问，就是要亲眼目睹大寨是否是用国家资金支援起来的，当他见不到郭凤莲时，就一再向陪同人员询问：“是不是把郭凤莲关押起来了？”直到和郭凤莲见面为止。

时至今天，《大寨背离了大寨精神》也给一些肆意攻击、污蔑、否定大寨的人准备了精神食粮。1990年6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一书，在彻底否定毛泽东主席“农业学大寨”号召，彻底否定周恩来总理关于大寨精神的提出的时候，也以《大寨背离了大寨精神》为依据，作出了“大寨是国家用重金垒出来的典型”的结论。因此，对于这篇文章，不仅在国内，就在国外也很有澄清是非的必要。

假的终究是假的，迟早会被人们识破。《大寨背离了大寨精神》的出笼，尽管来势之猛、影响之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暴露了它的虚伪。1988年1月，广州《现代人报》记者刘丹第一次对《背离》进行抨击，《黄河》《山西支部建设》《山西青年》《晋中日报》《文学报》等报刊从不同的方式披露了《大寨背离了大寨精神》的严重失实问题。但时至今日，这一案还悬而未决。可见，问题到了多么复杂的程度。

当南来北往的记者向梁便良、郭凤莲和众多的大寨老人采访的时候，这些受过委屈的大寨人不止一次地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有个水落石出。长眠在虎头山的陈永贵和滚打在七沟八梁的老农们只有用佛教中的两句名言来安慰自己：

大肚能容容世上能容之事，

慈颜常哭哭天下可哭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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