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奴生活
1935年，我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小职员家庭，那时家在南市区永安街的出租房里。父亲黄振中在一家杂粮行里做账房，收入应该不算太差，但却在旧社会里染上吸毒的恶习。我母亲洪佩韦生我仅27天就得产褥热谢世了，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据我姐姐黄淑慧说，外公是镇江（我祖籍是江苏镇江）的一个教书匠，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别无其他子女，外公故世后这门就绝了。
母亲故世后，姐姐被送到镇江姑妈家抚养，我则被镇江胡保成家领养，改名胡锦贵。养母胡龚氏膝下无子女，在我之前已领养一个女儿叫胡秀华，大我四岁。日子还算过得去，但我四岁时养父肝病逝世，生活一落千丈，一家三口只靠养母帮人家洗衣服度日，相依为命，生活十分艰难。我六岁时就跟人家到镇江南火车站后山上扒草，帮家里捡烧饭用的柴禾。到了读书年龄，虽十分想读书，但只是一种奢望。好在邻居陈士眉大哥哥帮助，认了点字，学了点算术。当时的学校有个规定，考第一名可免学、杂、书费，第二名可免学、书费，第三名可免学费。多亏邻居帮助，我一年级没读，直接报考二年级，考了第二名，进了镇江紫金镇中心国民小学。学是上了，但一定要保持前三名方可勉强读下去。
至1947年冬，因为国民党政府腐败，物价飞涨，在生活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养母无奈地领着我乘上闷罐子车（没窗口的货车车厢）到上海，说是找我生父借点钱再回镇江。生父见我已13岁，不费手脚了，不知用什么方法瞒着我将养母打发回了镇江。我从此留了下来，同过去根本不认识的亲生父亲生活。生母故世后父亲一直没续娶，也没房子，我和他一起住在永安街同仁里二号他工作的杂粮行里。
1948年，我被送到南市区徽宁路徽宁小学读书。学校没寄读，我就和打铃的校工住在一起。仅一年后，上海解放，杂粮行老板跑掉了，父亲失业，就领我到引翔港（现在叫双阳路）的姐姐黄淑慧家里住（此时姐姐已回上海，和中国纺织机械厂的车工徐国华结婚了）。我和姐姐从小就分开了，开始并不认识。几个月后，不知什么原因，父亲同姐夫大吵一架后便离开了，据说去南京城姑妈处找工作，一去便没了音信。我便留在了姐姐家。
由于从小就不在一起，我和姐姐感情上很疏远。姐夫又是一个很势利的人，每天只给我两顿饭吃，说“阿拉上海人只吃两顿，早饭不吃格”。我从小生活的镇江则是很重视早上一顿的，不管好坏早上都要填饱肚子。我当时十几岁，正是长身体时候，没早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但没办法，只能遵守上海人的“规矩”。其实姐姐买菜时点心就吃饱了。我才十几岁，洗菜、淘米、生煤炉、扫地样样都要做。这倒无所谓，受不了的是姐夫一天几顿酒，酒后经常冲我发脾气，奚落、谩骂我。我虽然从小苦惯了，但养母对我十分疼爱，从未受过这样的屈辱。
1950年10月，我托邻居中纺机厂的工人高一鸣介绍，在平凉路1772号艺光服装店拜师当学徒。说是学徒，实为童奴。老板叫刘逸彪，崇明人。进店第一天要写“契书”（犹同卖身契），磕头烧香，契书规定学徒三年，其间患病生死与老板无关，如三年内要走，必须赔饭钱及其他损失。而当学徒的月规钱只能买一块肥皂。
除老板外，店里就老板娘和一个八岁的儿子，另外还雇了一个师傅。老板凶得很，第一天早上扫地，他没头没脑掴了我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他说我不应从里往外扫，扫了他家“财气”，要从外往里扫才能把“财气”扫进来。真见鬼，垃圾还得倒到外面去，不是将“财气”倒掉了？但是在那种日子里，我哪有说理的权利，眼泪只能往肚里咽。排门板有我两个人高，装卸时万一歪斜一点，打坏橱窗玻璃就闯了大祸。除了店里的活，我还得扫地、淘米、洗菜、带小孩，一到冬天手上都裂口，直流血。烧饭用多少米是老板娘定的，只够他们一家和师傅吃，我得站着给他们添饭，轮到我吃的时候只剩下一点锅巴和菜脚了。睡的地方也没有，热天睡在案板上，冷天蜷缩在柜台下面的箱柜里。
那时虽说已解放，但对资本家还没有改造，店里和解放前一样。但工厂里气象不一样了，工人翻了身，积极性很高。那时五一劳动节、国庆节都有大游行，来定制劳动服的特别多，店里特别忙，经常要加班到夜里一两点钟。晚上11点时老板和师傅到对面饭店吃点心，规定我要锁三套中山装眼子和钉好纽扣，才能吃一碗小馄饨。可我从来没吃到过这种空心馄饨，一是活太多，一套中山装上衣九粒眼子、裤子五粒眼子。二是东差西差的，也不能让你安心做，只好每天饿着肚子做夜班。由于睡眠严重不足，经常把针扎进手指，十指连心，疼啊。有一次我在熨衣服时打了盹，老板看到了，将一碗浆糊连碗猛扣在我头上，瓷碗碎片嵌进头皮，顿时鲜血满面（伤疤至今留在头上）。用竹尺抽打，手掴耳光更是家常便饭。一次“小开”（老板的儿子）去学校，雨后马路积水很深，我背着他，可他总在我背上敲我的头，我一气之下将他摔进水里，当然自己也少不了挨顿揍。
这种毫无尊严的非人生活我咬牙硬挺了两年，没当老板的面流过一次泪。
二、翻天了，真的翻天了！不是梦！
1952年，难忘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我们店属于杨浦区手工业系统，市里派“五反”工作队来发动，我记得其中有一个著名电影演员叫张翼，还有团市委一个姓胡的女同志。工作队组织我们开会，上街刷大标语，给我们宣传“五反”的意义，启发我们觉悟。老板借口生活忙，不许我出去，但我这时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劲，就一个大胆，一点也不怕，照样出去刷标语。后来工作队发了布告，在运动期间不许扣发工资，不许开除工人，不许打人。我胆子更大了。
在工作队启发下，我听到了从来没听到过的道理，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才是我们这些被人看不起、被欺负的穷人的大救星！穷苦大众只有今天才能这样扬眉吐气！我平时从来不敢讲话，现在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竟也和工作队一起宣传“打倒资产阶级猖狂进攻”、“团结起来才有力量”等大道理了，还揭发了老板大量偷税漏税的罪行。那时大量的订制任务都是老板带我到工厂、单位里去量尺寸、接生意，叫我记在练习簿子上，从不上账。在运动深入开展时，老板又将账本、发票烧掉，企图混水摸鱼，却反诬是我烧的。这种拙劣的手法被工作队一戳就穿了。后来老板借口没钱，居然伙食也不开了，每天弄点豆腐渣，放点盐炒炒给我们吃，而他自己却到对面饭店吃。我不知哪来勇气，和师傅一起，也到饭店去买面吃，记在老板账上。老板是半个月和饭店结一次账，饭店工人帮工人，相互支持，老板虽然发现欠账多了，但也不得不付。在运动后期，“五反”工作队吸收我一起工作。当时政策是，根据运动揭发，核查后分别定案为“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四类。最后，我们老板被定为“半守法、半违法户”。
在颁发定案书大会上（在仁德纱厂，即后来的国棉三十厂大礼堂），叫我作为手工业系统代表发放定案书。会场有1000多人，当时我仅17岁，坐在主席台上。平时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老板都耷拉着脑袋，坐在台下等候宣判。那时的我心潮澎湃，仿佛在做梦。像我这样一个过去任人打骂，没人瞧得起的穷孩子，竟然坐在这么庄严的主席台上！翻天了，真的翻天了！不是梦！我止不住热泪盈眶。老板打我、骂我，我从没流过泪，这天真的流泪了，是发自内心的激动的泪。那一刻我终身难忘，从那时起，我就决心一辈子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永不回头！老板们依次上台来领定案书时，一个个毕恭毕敬，先鞠躬再伸双手，往年的骄横荡然无存。这时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兄弟服装店的老板上台时没脱帽，我手一甩，叫“下一个”。他慌了，没弄清怎么回事，别人指指他的头，他才恍然大悟，急忙脱下帽子鞠个躬，我才将定案书发给他。原来他是个癞痢头，平时从来不脱帽，这次算曝光了。
“三反”、“五反”后，艺光服装店罚税关闭了，老板没钱发遣散费，我分到一台缝纫机和一条被子。离开后我在上海暂时无处可去，只好回到姐姐处。姐姐家原来雇了一位保姆，因为还要照顾我的一个外甥，姐夫看我又来“吃白饭”了，第二天就打发保姆回家了，一切家务和看外甥都由我承担下来。干活没什么，可是姐夫经常借酒发疯，甚至将其父母的骨灰盒放在我床铺顶上——我的床铺搁在楼梯下面一个三角地，他便在上面订个搁板，把骨灰盒放在上面，所以我睡觉时正好在头顶上，简直恶作剧。我也不想在那吃白饭，抽空也窜街走巷卖白糖梅子，引起了他们不满。
政府承诺，在运动中失业的要尽快优先安排就业。大约仅过了两个月，杨浦区政府在渭南路一个玻璃厂开办了失业工人学习班，专门招收我们这些“五反”运动后的失业人员，包吃、包住，学政治、学文化。我高兴极了，仿佛又有了一个家。因为需要一些费用，我就将原打算留给姐姐的那部缝纫机以低价80元卖掉了。姐夫气坏了，认为我没和他商量，和我大吵了一架，坚持要我付饭钱。我也不客气，要他付工钱。吵完后我就出走去了学习班。
我的文化知识特别是政治知识正是在这个学习班打下的基础，速成到中学文化程度。到1953年1月15日，我作为第一批学员，被分配到申新五厂（即后来的国棉三十一厂）学车工，讲明是为国家代训的，学一年后统一分配，代训单位可以优先录用。我师傅周根福技术很好，七级工，又是工会干部。厂里还为我们安排了单身宿舍，我不再寄人篱下了，特别高兴。我下决心好好学习技术，随时听从党的召唤。
申新五厂原是荣毅仁的私人企业，在政府支持下业务很足，工人积极性非常高，经常加班加点。按规定，学徒可以不加夜班，但我坚持义务同师傅一起加班。我也深知自己文化水平不够，技术运算有许多困难，于是白天上班，晚上咬两个馒头读夜校，一直坚持读完了技术中专课程，使我在技术上有了很大提高。一年学习期满后，第一次考核我就考上了四极工，被申新五厂正式录用，转为正式工人，有了一份不算低的收入。当时实行苏联的八级工资制，基本上一两年就考评一次，都是公开的，主要是“应知”即理论计算，“应会”即实际操作。1955年我考上五级工，1957年考评时，我车一只电瓶车上的华姆螺丝，达到1.5模数，三个头，按技术标准是七级（我师傅也不过七级），但我主动放弃半级，定了六级半。
三年自然灾害时，国家困难，我们捐献粮票、布票、工业券等来替国家分挑重担。这时我主动提出割掉半级，分担国家困难，受到厂部表扬，说国家经济好转后，首先考虑补上为国家分挑重担的同志。其实我拿六级已经很高了，当时工人平均工资仅四五十元，我已拿到了85元，又没有家庭负担，主动减至六级，完全是诚心诚意帮国家克服困难。此后，国家实行工资冻结，直至文化大革命十年，我仍由厂里发工资85元，王洪文、王秀珍他们都叫我“富农”。
这时我姐姐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只有姐夫一人工作，生活很困难，便经常在每月20日我发工资时等在厂门口借钱。我也不计前嫌，总20、30元地给她，从没要她还。
三、经受过阻力的美满婚姻
我们国棉三十一厂是上海乃至全国最大的纺织厂，有上万名工人，女工占百分之八十。我当时在厂里比较活跃，业余时间出黑板报，做广播操领操，还担任厂俱乐部委员，组织了一支歌咏队、一支舞蹈队。腰鼓队、秧歌队、红绸舞队我都参加，经常为全厂职工演出红绸舞、新疆舞、红军舞、大合唱、小组唱。每年五一节、国庆节都要组织职工联欢、大游行，每周末还组织一次交谊舞会，将票子发到重工业男工人多的单位。他们也经常把文艺活动的票发到我们单位，厂里不少小姑娘便通过这样的联谊活动喜结良缘。至今谈起来，那段美好时光都是让人津津乐道的回忆。在别人看来，像我这样活跃的人，工资又高，又在小姑娘集中的纺织厂，找对像肯定“捞一把挑挑拣拣”了，可是我却有我择偶的准则。虽然唱歌跳舞都在女孩子堆里，但完全是一种工作关系。也有不少小姑娘对我有意思，我却一点感觉也没有。
我老伴王桂英是在读夜校时认识的。那时，她既不参加跳舞也不参加唱歌，却爱打篮球，相貌也一般，且比我大三岁。她是解放前进厂的“养成工”（即童工），是从上海郊区罗店农村招来的，道道地地的农村姑娘。她为人心地善良。她乡下的外甥生过一场大病，又没医保，她将几乎全部积蓄拿来帮助他治病，以致于在我们结婚时，她一点积蓄都没有了。政治上她也积极进取，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表现积极，1952年就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上，她敬业爱岗，不计个人得失。她原来是筒子间挡车工，工资高，当时是计件制，每月工资高达100多块。后来车间里需要一个记录工，车间领导找了好几个人都不愿出来，因为记录工是固定工资，每月70元，要少二三十元。党支部就找她谈，她一口答应服从党的需要，这样的工资她一直拿到退休。
说起我俩结婚还有一段故事。1957年底，厂里找到我，说西安国棉一厂需要人，问我去支援内地有没有困难。我当即表态没困难，独身一人很方便。因为很急，月底就要出发，于是叫我当天就去财务科预支70元钱做准备。后我找已确定恋爱关系的王桂英，说我已同意支内去西安了，她父母兄弟都在上海，肯定不能跟着去，我俩的事就算了。不料她却说：“很好嘛，那里的纺织厂肯定需要大批熟练工，干脆我们结婚，一起去支内。” 这话原本我不好说，觉得太自私了，不料却从她口中说出来了，让我顿生敬爱之情。于是我们一起去厂部说出了我们的想法。厂领导十分赞同，说那里是新建厂，十分需要熟练工人。我们原来打算晚两年结婚，结果第二天就去杨浦区政府登记了。
那年头，我和王桂英结婚阻力是很大的，她所在的党支部坚决反对，主要是因为我的非党群众身份和我父亲的问题。我后来才听姐姐说，父亲和姐夫大吵一架后，去了南京姑妈处找工作，后在一个难民收容所工作。由于吸毒恶习不改，他挪用了公款，被判五年刑。这些情况我之前根本不知道，况且我与他仅仅生活了一年多，谈不上感情。我对毒品特别痛恨，因为正如此我才家破人亡，没满月就被送掉的。1948年夏的一天，有个姓雷的人带我到金陵路余庆里一个叫严振山的人家，雷是去吸白粉的。我偶然发现严家将白粉包成三角包，塞在婴儿穿的鞋子肚里。那时国民党也公开喊“反毒”，我就将小鞋子连同白粉一起丢进了痰盂。据说白粉很值钱，事情闹大了，我当然不会承认是我干的，以后他再也没带我去过。解放后，1952年在失业工人学习班开展的禁毒运动中，我当面揭发了严振山，后来听说他被判七年有期徒刑。这些情况在1953年1月我进厂的履历表中都作了详细说明。在申请入团时，团支部书记仇歧贵一直抓住我的所谓“出身问题”不放，压着一直不让我入。由于我在月评月奖（当时每月一次评奖，自报公议）时揭发仇歧贵隐瞒了一次质量事故，使他没评上奖，他因此怀恨在心。文革结束后，《解放日报》上公然刊发文章，说我自幼随父出入毒馆和赌场（我父亲从未赌博过），受其“熏陶”。这样的诬言何其毒也！
我们结婚很简单，仅在罗店乡下和几个亲眷聚了一下，便回到厂里各自的单人宿舍。结果等了几个月也没消息，经询问厂领导说国家计划变了（可能就是当年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的缘故），西安纺织厂暂时停建了，支内计划也取消了。我们退掉了70元，就在厂附近借了一间小房子，买了一只五斗橱、一只被柜、一个小台子、几只凳子、一只马桶，老丈人又把家里一部土织布机拆掉，做了一只床和一只脚盆，新家就算安顿好了。1958年，厂里为了解决职工居住困难问题，在厂斜对面方子桥建造了一批二层楼的“自建公助”房，房价3000元，先自付380元，余款每月从工资中扣25元，扣完就属私人产权房。我符合条件，分到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底楼，有了自己的新居。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7年夏天，上海柴油机厂“联司”和“支联站“在社会上猖狂闹事时，有传言讲他们准备要对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和我等“工总司“主要头头下手，经市革会同意让“工总司“主要成员搬迁住房，在一天夜里派来一辆上海警备区的卡车、几个战士帮我们搬家，厂里的人一个也不许送，搬到那里也不许讲。我家迁住到南京路石门路口德义大楼的公寓房子，一套三室户，门上还贴着警备区的封条。说实话，我真不愿意搬，因为我爱人原来上班走路只要十分钟，搬到南京西路后上班要坐22路、20路两部电车，路上要一个多小时，非常不方便。我心想待形势稳定后还是要搬回来住的，老房子里许多家具物品就都没搬。那段时间厂里好多人要我将房子卖给他们，有的出到3000元，我们都没同意。主要考虑我是个工人新干部将房子卖掉，影响多不好。后来住在唐山路的31厂革委会副主任陈继联因爱人分娩，每天挤公共汽车不方便，厂里又忙，每天很晚才能回家，要求我将房子借给他住。我同意了，但要他不要退掉唐山路的房子。我说：“房子暂给你住，不要你任何费用。到时候我还是要回来住的。”本来讲好了，但一年后他竟没经我同意，就通过关系将户口迁了进去，再托厂里头头殷尚斌来劝我将房子卖给他算了。我们当然坚决不同意卖，要卖早就卖了。于是他贴补了我500元，讲我孩子都大了（二个儿子和女儿都上学了），就作为他们分房睡后添点家具的费用。
尽管我们的婚姻曾遭受阻力，但王桂英一次次违背党组织意志，坚决选择我，同时在政治上经常帮助我。这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里，这是难能可贵的。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们结婚54年，度过了金婚，别说吵架，可以说脸红都没有过。无论是在困难时期，还是我担任了市里的“大官”，甚至我入狱15年的最艰难岁月，我们都不离不弃。她一直默默地担负着全部家务，培养教育着三个孩子，全心全意地支持着我。
文革后，因为我，她也受到隔离审查。大儿子1975年就到农场插队落户了，两个小的还在念小学，饭也没得吃，每天等在厂门口，买几个馒头给他们回去当饭吃。我被开除出党，王桂英也被开除了党籍。他们抓不到她什么问题，便在开除党籍的报告上写了唯一的“理由”：一次大会上，主持人讲英明领袖华国锋和我们心连心，王桂英在台下嘀咕了一句“才几天就心连心了”？此事被汇报上去，她因为“攻击英明领袖”，予以开除党籍处分。
我入狱的15年，他们艰难度日，四个人靠70元工资生活，从未向亲朋借过一分钱，没去求过一个人。平时看起来不大讲话的人，这时竟表现得如此坚强！1991年10月24日我刑满释放，回来后深感欠家人太多，让他们为我担惊受怕，为我无故受牵连。为了回报他们，我拼命打工，有时一天打几份工。生活稍有好转，我便设法把小儿子送到日本读书，打工五年，回来奋斗几年，生活富裕了。正应该享受一下时，可2002年老伴患上了帕金森病，到了后期，关节、肌肉僵化，瘫痪卧床将近五年。为了救治她，我们看病找的都是新华医院、华山医院的专家，用最好的自费进口药“森福罗”，每月花费近千元。我放弃了工作全心照料她，推着轮椅帮她锻炼，每天给她按摩、擦身两次。她便秘严重，我就用手抠，帮她减轻痛苦。还买来各种治疗仪，天天帮她做治疗……直到2008年10月，我自己也患上恶性淋巴瘤，又是开刀，又是化疗，实在弄不动了，才请了住家保姆帮忙。
2011年6月18日，王桂英同志不幸逝世，我十分悲痛，给她写下这样的墓碑祭文：
一生难尽如人意，但求不亏吾之心。
追求信仰终身志，荣辱安危若闻庭。
仰俯无愧天和地，功过褒贬春秋评。
莫道桑榆似已晚，微霞仍然满天星。
我在近她老家罗店的宝罗瞑园买下双穴墓地，让她入土为安，待我日后与她地下重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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