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走向中南海的前奏

中国从困难时期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就需要人民有一种奋发图强的精神。大寨的经验应运而生，马上受到上级重视，舆论界更是抓住了宣传的热门。历史没有忘记那几位打开大寨之门的记者，是他们首先把这一束鲜花插向人间。新华社记者宋莎荫和范迎怀于1964年2月24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大寨之路》的长篇通讯，还专配了《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张丽泉、郝占敖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寨精神大寨人》一书，用很大篇幅介绍了陈永贵的战斗生涯。在大寨采访频繁的还有新华社记者冯东书。这个时期，《山西日报》为宣传大寨精神是花费了心血的。1964年10月19日，《山西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发表文章，标题是《大寨人奋力回天，亩产粮破浪过江》。标题的前头还有副标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大灾之后特大丰收》。标题下面还加了一段很长的导语：

英雄的大寨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自力更生方针，奋战一年，终于战胜了去年百年不遇的特大自然灾害，夺得特大丰收，粮食产量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长江以南地区的指标。全大队粮食平均亩产826斤，是历史上产量最多的一年，总产62万多斤，比去年增产6万多斤；向国家交售余粮30万斤，比包购任务多6万斤，也是交售余粮最多的一年，集体储备粮食10万斤，社员每人平均分配口粮460斤。

在整篇报道中，文章公布了这样几个数字：今年春播结束前，他们共恢复土地130亩；整修土地500多亩。一年来修补房屋，窑洞62间（孔），新建瓦房72间，瓦窑洞36孔。一年干了几年的活。并且还告诉读者：当时已有8万人参观访问。

在报纸头版的下端，记者用较大的版面发表了大寨人在工地上的集体照片。陈永贵站在中间，其他社员们排成两列队伍，他们手持工具，个个满面笑容，都聚拢在一起。

大寨和陈永贵的惊人业绩不仅和舆论界的宣传分不开，而且更不能忘记各级领导人的有力支持。作为大寨的所在省——山西，是根本不会把自己发现、培养、树立起来的典型轻易丢掉。作为省委书记的陶鲁笳，副书记王谦，省长卫恒，对大寨爱不择手，对陈永贵的每一步工作都精心观察。为了能够把大寨经验推广出去，陶鲁笳费尽脑汁，和常委们广泛交换意见，对大寨经验总结为一条红线，五个要点。一条红线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五个要点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爱憎分明，一心向党的坚定立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藐视困难，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以国为怀，助人为乐的高尚风格。这一巧妙的总结一经报纸和文件宣传，立即形成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山西农业史上的交响乐。

除此之外，使大寨一举成名，引导陈永贵走向高层次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一个出生于昔阳的外地高级领导人的推波助澜。大寨的社会档案里还储存着这一活动的真实历史。

一场特大洪灾之后，中共昔阳县委副书记，县委组织部长赵满仓在县招待所接待着一位外地高级干部，他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昔阳县最早的一位共产党员李一清。

那是1963年11月间的事情。

当时，李一清赴北京参加了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尽管已经度过了三年过渡时期，但中南地区也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那时的中南局委书记陶铸就打算向中央要钱，以解无米之炊，但又不便直说，就利用分管计划工作的李一清趁计划会议的机会向中央提出。当李一清向中央提出这一要求以后，周恩来总理就批评说：“李一清同志，南方不能再要钱了，难道南方比北方的经济还困难吗？”李一清受到了周总理的批评，但会后周总理已经答复了李一清的请求，批给中南局一部分资金。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华北局委书记李雪峰向李一清提供了一个信息，说你的家乡出了一个遭灾不要钱的典型，这就是大寨。大寨对李一清来说是很熟悉的，离他的老家只有十里之遥，那是一个很穷的地方。那么穷的村，遭灾以后不向国家要钱，他们怎么生活？

李一清感到这是个谜，着意要回老家看一看。

李一清回老家之前，先经阳泉到达太原，和省委书记陶鲁笳见面。陶鲁笳热情地接待了李一清，并把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情况详细地作了介绍。在陶鲁笳的具体安排下，李一清由省计委副主任，他的侄子李进军陪同，乘专车回到了昔阳。

听说李一清当时的身体也不太好，回来走一趟也真不容易。这么大的人物亲自回家探望，这对昔阳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喜事。老家的党政领导对他也格外关照。根据李一清爱吃昔阳家常饭的特点，招待所专门为他安排了食谱。昔阳民间有一种特产的食品叫煎饼，就是把面用水稀释后往饼鏊里铺上薄薄的一层，吃的时候拌上辣汤，真是味美可口。不管是白面、玉米面、还是豆面，都可以制成这种食品。李一清从几千里之外的广州回来，招待所就为他做了煎饼叫他开开口味。进餐期间他回顾了战争年代如何走出学校参加革命，回昔阳开辟工作的情况。也谈到了革命初期昔阳的几位优秀人物，比如东冶头静阳村的马兴元，赵壁西凤稔的赵武成，还有在昔阳打过仗的一些八路军将领。而李一清那一次探亲的调查议题主要是看看大寨的情况。因为他已经知道昔阳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情况，又从华北局和山西省委的领导口里听到大寨这几年的发展和变化。他轻轻地抿一口酒，十分感慨地说：“战争年代，咱们昔阳就很闻名了，今天的昔阳，更有内容。昔阳的干部真好啊，大寨人也很不错嘛！外面的人都在议论嘛！”李一清回老家以后，一些基层干部和县里的老干部们就向他反映了大寨遭灾以后不要钱的情况，他再也坐不住了：“家乡的人真好啊，这么朴实！大寨我还是去看看，过了城南河就是嘛，不坐车也行！”县里的同志正希望他在昔阳多走走，多看看，怎么忍心让他步行呢？于是，李一清就在赵满仓的陪同下奔赴到大寨，进行实地考察。当陈永贵得知这位中南局的领导人登门看望，理所当然地要热情接待，组织一个小型的欢迎仪式。当李一清一握陈永贵这双松树皮般的手，立即产生一种特殊感觉，当即就问他：“你也经常参加劳动吗？”陈永贵笑着说：“劳动模范不劳动就没资格当模范。一天不干、一天心里就没有底子！”

李一清说：“好！好！应该是这样！”

李一清品尝了陈永贵送来的苹果和红薯以后，提出要看看大寨的灾情和恢复家园的情况，陈永贵领着他一边看一边谈。在后底沟地里，铁姑娘们正在整修土地，李一清惋惜地说：“真可惜啊，冲坏了这么好的土地！”陈永贵说：“不要紧，坏了就修，减了产还不让他哩！”陈永贵领着他路过石窝，贾进才咚咚咚的打锤声引起了李一清的注意。他和贾进才握一握手，又夺过贾进才的大锤举了举，说：“人这么小，锤这么大，石头又这么硬，就这么几锤，打开了！嘿嘿嘿！”

陈永贵说：“看他那手！”

李一清“呀”了一声：“这手还能打锤，两手都破了！该休息呀！”

贾进才说：“惯了！也不疼！”

陈永贵说：“三战狼窝掌，有人就说给他立个碑，进才说垒起坝就是一面好碑！”

李一清说：“啊，还有个狼窝掌，去看看！”

陈永贵领着李一清参观了狼窝掌。这么大的洪灾，狼窝掌的大坝却巍然屹立，只是土地被洪水淤了一下。李一清看了很吃惊：“怎么这道沟冲不了？”

陈永贵说：“下了三次功夫，下面的坝基又宽又深，看来还是人比水厉害。狼是治住了，今年要治虎，今年的工作量更大！”

李一清看了，好像见了另一番天地，说：“遭了这么大灾不向国家要钱，难能可贵！像大寨人的这种干劲，这种战天斗地的毅力，在当今中国还是少见的。对大寨，也应该像主席批示昔阳四级干部那样去对待。”他自认为这次探家的收获不小，临走时决定专程到太原，和山西的领导同志再交换一下意见。

省城太原车水马龙，喜气洋洋，好像也抱着一种欢迎李—清的姿态。李一清和陶鲁笳握过手之后，也就笑容满面地介绍他回去看望老乡的情景，这些省委的领导同志免不了和他附和那么一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李一清既然要和陶鲁笳谈老乡，自然要把他探亲时见过老乡的情景一一倾吐出来，说看了老乡真是要下泪的。他谈到昔阳的各级干部如何和群众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他谈到昔阳的文化县，他和陶鲁笳反映的主要事情还是大寨，特别是大寨的领导人陈永贵。讲他一个农民如何从政治家的风度去看待国家与集体的利益，讲他如何能说能干，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表现出来的指挥才能，讲他如何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的朴素作风，他讲的这些无疑和陶鲁笳所认识的陈永贵是那么合拍。所以，陶鲁笳也要积极主张李一清在他方便的时候，把大寨和陈永贵的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

李一清返回北京以后，十分感慨地向李雪峰畅谈了他的这次大寨之行。接着，他又和薄一波、李富春以及在北京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战友滔滔不绝地介绍了大寨人战胜灾害，克服困难，做到三不要、三不少的事迹，在北京震动很大。他又借请示工作的机会，专门到中南海向周总理反映了这个情况，初次把大寨的情况向中央上层人物进行了通报。

出于一种特殊的感受，李一清把战胜洪灾的消息又通报给中南局的诸多领导。他从北京回到广州以后，恰遇中南局的书记处书记们和有关方面领导在崇化疗养区开会。那次参加会议的有陶铸、李瑞山、华国锋、王任重、张平化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王光伟等。在会上，李一清把大寨十年来的发展，特别是自力更生战胜洪灾的情况很系统地介绍了一下，在会上引起了轰动。李瑞山、张平化几位领导抢着发言，针对大寨情况和中国农业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具体讨论大寨时，陶铸发表的意见最多，大寨人战天斗地的业绩也使他十分感动。而最受感动的还是国家计委副主任王光伟。王光伟来广州视察以后，原准备去四川视察，一听到大寨在大灾之年大变的消息，执意改变主意，一定要到大寨去看看。在大寨，王光伟同陈永贵进行过多次接触，对陈永贵的一生进行过详细的了解，看了大寨以后很受感动。王光伟回到北京以后，先向周恩来总理作了口头汇报，又分别用书面形式向国务院和中央书记处写了报告。这个报告引起了邓小平、彭真的重视，连连称好，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声就逐渐在共产党中央的高层领导层中传开了。

那时，中国共产党正集中精力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并在公开的宣传工具上提出学雷锋，学习人民解放军，坚持三八作风，四个第一的口号。在具体措施上，大胆地依靠科技专家绘制了十年内在中国造出原子弹、氢弹以至人造卫星的宏伟蓝图；组成了由余秋里、康世恩、宋振明为领导的大庆石油会战总指挥部，在黑龙江省的松辽平原上开采了石油，甩掉了外国人系在我国脖子上的“贫油”枷锁。但是，在中国亿万人民普遍饿肚子的问题上，农业有什么广阔前景，如何从全国农业合作化的诸多老典型中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提请全党来讨论这个问题，来物色这样的典型。大寨的成长史正好反映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它摆正了国家和集体的关系，也摆正了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具有一种代表党风、国风的特殊意义，引起了全党的重视。客观地说，没有六十年代的困难，没有中国特定的农业环境，大寨由一个省级先进单位走向全国先进行列也是不可能的。而正是这样，陈永贵也就成了中国高层人物的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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