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猪八戒

《共产党宣言》中提到“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是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认为小资产阶级是占有一定生产资料且以个人劳动收入为主要收入，不占有或少量占有他人的剩余价值，以阶级力量对比将小资产阶级定义成摇摆不定的“补充部分”，认为它最终不可避免的要么破产沦为工人，要么上升为资本家（占少数）。至于小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样的中间等级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这五种成分。毛泽东同志也说“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

小农是农民中的绝大部分，他们不同于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的土地农场主，也不同于流水线的产业工人。一方面，他们遭受着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巨大生活成本压力，除了保有较小耕地和农村住房外，近乎一无所有；另一方面，他们仍然希冀着通过自身努力保有或改善现有的生活条件，甚至实现的阶层的跃迁（尽管一部分已经实现了）。从小农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在生产关系中所处于的下游地位来看，小农具有经济上的脆弱性、政治的摇摆性，还有一定程度的保守性。

开展小农工作是极其不容易的，试图维护小农现有经济地位更是不容易的。恩格斯曾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批驳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自降纲领来联合小农的做法，因为满足农民土地私有制的纲领会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水平拉回到农民革命的维度上来。你看，中国历史无数的农民革命，都是新的地主取代了旧的地主。因此，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农民革命纲领，妄图建立没有剥削压迫的新型社会，简直就是在做“春秋大梦”。可是，这样的历史在不断重演。

一、俄国民粹派的破产

俄国的“村社社会主义”曾在19世纪的俄国盛极一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运动。其思想领军人物——赫尔岑提出，“俄国人民多半是信仰社会主义的人民，也就是最接近于实现这一切社会主义学说所力求达到的那一种经济结构的、那种地球上的村庄的人民。”他认为俄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社会的主要成员是村社农民，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而且也不应该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工人阶级不可能成为俄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俄国“未来人”就是称作“庄稼汉”的农民，而不是工人。同赫尔岑一样，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俄国问题的解决，其根本点就是农民问题的解决。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小土地所有制是俄国农民的生存保证，而村社则又是农民小土地所有制的保证。因为只有村社的存在，才有可能给农民提供一块比较稳定的土地，农民也才不致于时时处在破产的危机之中。俄国的未来前途必将是社会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农民的广泛协作精神和集体主义原则。在他看来，俄国村社自古以来的生活方式与未来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是一致的，即村社的内部已经潜含着农民集体生活的有利因素。因而，通过村社这一途径，广大农民可以较为顺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不致出现思想障碍。

“到民间去”的运动在1874年春开展起来后，席卷了广大的地区，全国至少有37个省份卷入了这一运动。青年平民知识分子首先去那些曾经是农民运动策源地的地区——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乌克兰和乌拉尔。为了接近人民，很多人换上了农民服装，学习了某种手艺。他们的“行装”中还包括民粹派团体专门出版的一些小册子，这些小册子用农民易懂的语言讲述社会的压迫，揭穿农民改革的实质和沙皇这个“主要压迫者”所扮演的角色，号召人们举行反对专制制度和地主的起义。但是革命者当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各个团体都是独立地进行活动，只是在遇到机会时交换一下情报。被运动的规模吓得惊慌失措的政府,动用了整个警察机关。到1874年底，就有1,000多名宣传员被捕。从1873年到1879年，因“社会革命宣传”案件而受审判的就有2,500多人，其中有355名是妇女。

“到民间去”运动最终失败了。据普列汉诺夫说，许多参加运动的人在走向民间时，“把进行‘社会革命’想象得非常容易，以为很快就会完成；有些人曾希望用两三年时间即可完成。”但是七十年代的农民还没有觉醒到要投入政治生活；他们还依附于地主、富农和农村政权，还遭受村社的压制，他们距离民粹派的理论构想还远得很。……连革命者自己都得承认，他们在人民中工作的成果“同他们所花的力量及所付出的牺牲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到民间去”运动失败后，原来的积极分子的出路包括：其中一部分对“天然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农民大失所望，丢掉了幻想；一部分转向了直接对沙皇的暗杀行动。

这时候的民粹主义还是代表着农民的利益，具有反对封建专制和民主主义的要求，有一定的革命性。可到了80年代，民粹主义成为了农村富农利益的代表者。他们在政治上鼓吹小生产理想，试图将社会关系进行机械的联合，认为“我们向来是把土地属于耕作者和劳动工具属于生产者作为道德的政治的理想”。列宁一针见血的指出：这种机械的拼凑，完全是因为“作者不善于观察社会问题”，不明白中世纪形式已经动摇的现实。要想解释剥削，就只能用俄国社会的阶级组织和国家的阶级性质来解释，且摆脱剥削的“唯一出路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

二、温铁军农民问题解决的思路依然残存民粹主义的痕迹

民粹主义的典型特点是寄希望于农村的良好“天性”，依托农民自身来解决问题、甚至实现社会主义。但往往最终结局是难以逃脱的失败。

2.1农村的正向外部性观点是不是依然靠的住

农村的正向外部性是“三农”专家温铁军的典型观点。温铁军是推崇乡土社会的，认为乡土社会有内生的正向外部性作用。他在《告别百年激进》中讲到“我们团队迄今所构建的主要理论创新可以表述为以下五点。一是人类文明差异派生论：气候周期性变化与随之而来的资源环境条件改变对人类文明差异及演化客观上起决定作用。……二是制度派生及其路径依赖理论……三是成本递次转嫁论……四是发展中国外部性理论……五是乡土社会应对外部性的内部化理论：中国作为原住民人口大国中唯一完成工业化国家，其比较经验恰恰自安于有着几千年“内部化处理负外部性”的村社基础，其中的村社理性和政府理性构成中国的两大比较制度优势。但政府同样是人类制造出来但反过来统治人类自身的成本高昂的产物。遂有政府与资本相结合激进推进现代化之后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等负外向性问题……以期通过乡村建设使“三农”仍然作为中国危机“软着陆”的载体。”（温铁军,告别百年激进.P9）

在封建时期，农村的生产关系，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非常多的表述，核心是掌握生产资料的地主阶级与被剥削的贫雇农之间的矛盾。即使封建王朝在鼓励开荒时实施开荒者所有的土地政策时，名目繁多的土地税、人头税、劳役依然是压得农民喘不过气的大山。封建社会从来就不是天朝上国，而是彻彻底底的剥削社会。农村的社会管理是典型封建家长制，对女性的压迫场面还历历在目，更何谈乡土社会蕴藏了社会主义民主的萌芽。韩丁写的《翻身》中有这样一幕，在土改过程中为了斗争富农，要清算谁的祖上是地主。结果统计出来，甚至连贫下中农都能算到祖上三代是地主。为什么?因为只有地主才能讨到老婆，才能繁衍下一代。贫雇农讨不到老婆，自然就“绝后”了。

第二个问题，农村在经济危机再次发生时能不能作为危机的“软着陆”载体。知网上有篇文章是这样的观点：“在新形势下，更要进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农村的持续发展有效对接。其中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吸引人和资本进入农村。农村是个空间，如果人和资本不进入，何谈乡村振兴？……在城镇化浪潮下，要吸引人和资本，不能光靠小农体制下的土地承包制度来‘固定’农村人口，必须重启新一轮的农村改革。而且必须瞄准中国农村改革的根本性问题，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核心，进行一系列制度性改革，为更多的“新农民”和工商资本下乡提供更长期的制度保障。通过吸引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下乡，把土地资源资本化、进而资产化，既盘活农村资源，优化市场资源配置，也能让农民从中受益。”（唐韬，从“农民的终结”看乡村振兴的道路选择）

资本是一直在觊觎农村的投资乐土，可带来的结果必然是资本下乡、农民上楼。农民不断转化为城市的无产阶级或是规模化农场的农业无产阶级。如下图，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90199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63.89%。自2010年以来，有16436万乡村人走进城市，变成城镇人口。近10年来，我国城镇化率每年大约提高1.421%，随着这一指标的高速增长，未来会有越来越多农民变成市民。笔者曾亲身经历城镇化，笔者居住的农村耕地被改作工业用地和住宅小区用地。变更土地性质过程中，富的是政府的口袋，而农民每亩地仅获得两至三万的补偿。拿到补偿后，多数农民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盖楼和装修房子。耕地占用补偿款和为数不多的多年积蓄变成了无法增殖的房子，有些人甚至不得不举债。每次回乡，经常能听到亲戚同乡在怨菜贵粮贵的声音。

城镇化推动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城市工人。而那些还保有耕地的农民，在后面的例子中我们会看到他们的收入结构，他们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务工收入。农业收入，对多数农民来说，是难以满足生活需要的。至少要保证间隙性的务工，才足以养活自己和家人。我们说农村作为经济危机的缓冲，一是因为有地，地的问题我们刚才解释了，土地流转出去了，即便是尚未流转，但土地产出的收益难以满足生活消费的需求；二是因为有房，很多农村已经不再给新出生人口分配宅基地了。从城里返乡后，住房应该还是有的，但可能需要跟父母挤一挤了。

农村在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在大批工人失业时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农村的耕地和住房使得农民工返乡时，经济没有那么困难。而现在的农村，还能足够支撑这么多的工人回乡吗？回到农村的收入能支撑起孩子教育的开支吗？即便是能，时代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了，依托农村来解决温饱兜底，还行得通吗？农民们能满足吗？

2.2问题的关键是农民愿不愿意破产的问题

温铁军接着讲“在农村，农民有房子有地，相当于“小资产阶级”，你让他变成产业，意味着变成无产阶级，有人愿意从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吗？……当农村土地不能再分配，断了他们回家乡去当“小资”的路，城里又把本来不愿意当产业工人的农村青年逼成高度组织化的工人阶级时，可不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100年不能落地、现在终于得以落地的机会了吗？”（温铁军,八次危机.P309）

成为无产阶级当然不是小资产阶级愿不愿意的事情，他自己当然是不愿意，他不愿失去他的土地，甚至土地公有对农民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土地公有是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单纯的农民性质的政党是提不出这样的口号来的。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并入无产阶级的大军，是历史所趋，是资本发展集中化、规模化的必然要求。爆发新冠疫情以来，做小生意的人面临这样的转变还少吗？这里不用多说。

温铁军认为“逆城市化”趋势为农村振兴带来了希望。当然严格意义上讲，农村振兴的说法不对，因为农村从来没有“兴”过。他认为“人们在地产压抑和不安全的挤压下，就得去思故乡。……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三四十年的逆城市化潮流。……21世纪最大的社会结构变化，就是中产阶级的崛起。……随之，中产阶级引领的“去城市化”则势必成为一种趋势。……现在很多地方搞得撤乡并镇其实是对乡土文化的一种极大破坏，农民分散式的居住方式是庭院经济得以保证的根本。对农民土地的掠夺就是破坏了这种传统的庭院经济发展，这是农业恢复生态的基础条件。”（温铁军,告别百年激进.P209）

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说法。有没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一直是个争论。如果你认为有房、有车就是中产阶级，那么，恭喜你，“你赢了”。按照这样的理解，3亿多的农民工（这里是估数）都是中产阶级；那些日常收入还算稳定、时刻可能会因为就医、教育等问题面临窘境的工薪阶层也可以计入中产阶级！？再看温铁军的说法，“在地产压抑和不安全的挤压下”的“中产阶级”要搞“逆城市化”。而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样，有钱的住着大别墅的少数的有钱人，是不会有压抑和不安全的感觉；真正有着压抑和不安全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薪阶层。他们能抛弃掉手上的岗位去“思乡”吗？无非是绵绵无期的“乡愁”和财务自由的奢望。

2.3能不能去意识形态的问题

温铁军极其不妥的思想是去意识形态化。他讲到“我认为团队在这五个领域的思想创新，在五个方面所做的去西方中心主义、去意识形态的理论探索……（温铁军,告别百年激进.P10）”“我们搞乡村建设的人，是一批‘不分左右翼、但分老中青’的海内外志愿者。……中国乡建运动之所以能够延续百年而生生不息，乃在于参与者大抵做到了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去激进’，不照搬西方左右翼搞的党同伐异。”（温铁军,告别百年激进. P4）

如果出发点较好的角度来理解温铁军的初衷，“去意识形态”是为了争取多数、规避麻烦。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也要经受批评。如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评》和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作的批判类似，为了团结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丢掉了自己根本立场和观点。但从其“八次危机”的解读中来看，好像不是这样。

有人的地方，便有左和右。意识形态是不可能从人的思想和言语表述中摘除掉的。资产阶级一般为资产阶级代言，无产阶级也用自己理解来认知社会、改造社会。每一个人都处在一定生产关系之中，每一个人的认知和思想离不开他所处于的那个时代和具体环境。即便试图顺应现实、不谈政治，本质上仍然是放弃了对剥削阶级的抵抗。去意识形态化！剥削阶级当然希望我们不用抵触的想法对抗他，为了让无产者无法团结成为一个阶级，他们用尽了手段。不要自己去蒙住自己的双眼。丢掉阶级分析的工具，更如同自废臂膀一样。应该拿起武器来！想一想《国际歌》的歌词。

总而言之，温铁军的理论本质还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表现在维护私有制，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出现的问题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危机混为一谈；温铁军貌似代表农民的利益，从其阶级本质上看，实际上代表是富农阶层的利益。另外，他所鼓吹的样板袁家村和战旗村都是离城市比较近，得到政府特殊扶持发展旅游业和培训基地的村庄，这是不具有可复制性的。

三、从现实看小农困境

争论了这么久，我们回望一下现实中农村的景象：

3.1小农的经济状况是非常紧张的

从知网上了找了一篇文章，介绍丽江市永胜县三个村民的家庭收入情况。村民甲有一女儿上大学，大学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通过国家助学贷款，2008、2009年不用还贷(含利息)，故两年的支出中不包含此项费用。村民乙的丈夫和儿子在农闲时都外出务工，此项收入在家庭收入中占大部分。村民丙有两个女儿，大女儿2010年刚考上大学，小女儿上初中。女儿的学费和生活费是较大的一笔支出，村民丙的丈夫常年上山砍木材，所获得的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三户村民的收入主要依靠种植水稻、玉米、番茄、小瓜、豌豆、蚕豆等。三户都饲养猪，但基本亏损。村民乙、丙的家庭中有人员在农闲时外出务工。

村民甲在2008年的净收入为负数，主要是2008年全年的农作物纯收入为11243元，但当年养的猪生病死了，亏损3330元。当年也没有外出务工，收入纯粹依靠农作物种植，支出较大，女儿上大学的生活费为4800元，故2008年的净收入为负数。而2009年的净收入为1912元，比2008年的净收入有所增加，原因在于2009年养猪的亏损较小;当年买了耕田机替别人耕地能挣钱;另外，由于二女儿在2008年底出嫁，在支出上有所减少。

村民乙2008年的净收入为11947元:全年的农作物纯收入为7058元，养猪纯收入为1270元，外出务工获得12800元，2008年的收入为21128元，外出务工的收入占60.58%。当年的支出为9181元，故净收入也相对村民甲而言较高。与2008年相比，村民乙2009年的收入减少了，全年的农作物纯收入为10554.5元，养猪亏损了3194元。丈夫没有外出务工，只有儿子外出务工，获得了3620元，所以，全年的净收入有所减少。

村民丙在2008年的收入是三户村民中最高的，全年的农作物纯收入为9378元，养了一头母猪，产小猪仔20头，共卖得7000元，除去成本2505元，纯收入为4495元。丈夫一年砍木材大约150天，每天约75元，获得11250元，占家庭全年收入的48.73%。虽然收入高，但是由于大女儿上高中，一年的学费为2500元，生活费400元/月，一年的生活费是4800元;小女儿一年的学费是250元。教育支出为7550元，占了家庭支出的大部分，故2008年的支出也较高。而在2009年，净收入为－5655元，收入与2008年相比也减少了一半多，支出并未变化。之所以净收入变为负数，是因在2009年农作物纯收入为4768元，与2008年相比已减半;另外，养猪、马亏损了5236元。丈夫和2008年一样上山砍木材，获得11250元。在支出不变的情况下，由于收入减少，所以2009年的净收入出现了负数。（张云竹,永胜县期纳镇农民收支状况调查———以 2008、2009 两年的收支为例）

近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部分农民外出打工，可以增加家庭收入。但有一部分农民不愿远离家乡，仅靠有限的几亩地进行常规种植，收入太低，他们选择了在农闲时就近打短工来增加收入。从调查中可得出，村民甲的家庭中没有人员外出务工，仅靠种植为收入来源，虽然农作物的收入在三户村民中较高，但是支出也相对较高，所以净收入比较低;村民乙2008年儿子和丈夫都外出务工，虽然农作物收入只有7058元，但外出务工收入了12800元，比种植产出高得多。而2009年只有儿子一人外出务工，务工收入仅为3620元，比上年减少了很多，虽在2009年增种了红花，全年农作物收入10554.5元，但是总体收入下降了。村民乙两年的净收入都呈正数，原因还在于家庭劳动力比另外两户多一人，而且少了教育支出。村民丙两年的农作物收入分别为9378元和4768元，丈夫砍木材的收入两年都为11250元，是收入的重要来源。很明显，从目前云南的实际状况看，农民外出务工是增加收入的最快途径之一。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农民的支出是多方面的，比如在子女教育的支出、在医疗方面的支出，支出压力很大。而因耕地面积有限，农作物产值有限，要满足生活支出的需要，农民不得不就近或外出打工。至少从这一点来看，小农的处境多数时候同工人是一样的。笔者曾在天津西青区某劳务市场了解过农民打短工的情况：他们从农村出来后，挤破了头在劳务市场里面为期1天或几天的临时工作，工作完成后现结。农忙和春节就回到农村。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五险一金，丝毫没有保障。用他们自己的话，是“饿一天、饱一天”的状态。

3.2务工收入在农民收入中占有较大比重

从下表中看出，山东省济南市、青岛市等地农民工资性收入一般占比为50%以上，个别占比达77.8%。工资性收入本质上讲就是出卖劳动力的而获得的交换价值。

3.3小农的易破产性

这是从知网中找的福建茶农渐次破产的例子。在2010年的市场盛期，自产茶叶相比售卖茶青的利润优势十分明显，这推动了中农阶层的繁荣;然而至2016年，这种利润优势迅速蒸发，一批茶农不得不放弃生产者身份。这部分中农的数量在2016年前并不显著，原因可能是大量贷款建造厂宅的茶农不得不继续做茶以还债;但在2016—2017年田野调查期间，可以看到不少厂宅和茶厂空空如也——最触目惊心的无疑是那些吱吱呀呀、挂满蛛网的菁楼。……最直接的体现便是S自然村一批遭到弃用的集体菁楼。这几栋木结构老菁楼，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包产到组后由各组村民集资建造的，一直由一些没钱建造厂宅的茶农共用，但近些年来，除了一两间还有人使用外，几乎都处于濒临倾颓的状态。作者好奇为何不再使用菁楼，有茶农说，菁楼中的茶“做不起”:做一批茶，需要烧一天一夜的松木，光木材成本就要花一千多元，因此至少要把菁楼内铺满，也就是至少几百上千斤的青叶，才会比较合算。“我们哪里做得起那样的规模啊!随便在家里做做就算了”这看似有道理，实则让人费解:曾经村民为了共用省钱而建造的菁楼，如今为何就用不起了呢?还是说只是到最近才“做不起茶”了?一位S自然村的茶农算了一笔金骏眉的账:“你别看有人今天把金骏眉卖了个天价，可茶农就不干了，明年茶青的价格必然要上涨。于是金骏眉的价格也跟着涨呗!也就只有能卖出去的人才做得起金骏眉了!”换言之，龙头企业和大户的漫天抬价，大大提升了中小农制茶的成本。（黄华青,茶业消费革命下农村的资本积累和阶层分化——基于福建 G 村的调查）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农民的小规模经营在面临资本大规模集中经营是很难生存下来的。

四、我们的态度

4.1农民的问题无法单独解决，他们的问题必然随着无产阶级的问题一同解决。

4.2正确对待农民的两面性。一方面，农民群体占有或部分占有生产资料（耕地），之前，农民靠从事农业劳动为生的，对土地占有具有强烈愿望，把土地看作是生存的唯一依靠。所以，农民革命的核心目标也就是对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当前，农民，即便是没有“沦落”成无产者的农民，他们的生活越来越与现代社会分不开，越来越遭受高物价和高生活成本的逼迫，农民的自身处境越来越接近无产阶级，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对现状的不满。或许他们还对改变命运、跻身剥削阶级还保有希望，或许他们还因对维持现有生活水平抱有很大期望而执迷于小私有制的状态，他们表现出较强的保守性。农民一直是一个兼具保守性与革命性的群体。如果进一步分层次来看，一般来讲，越是小农，他的小资产阶级地位越不稳定，他身上无产阶级的特征就越多。阶级对立日益严重，劳动人民渴望社会变革的愿望日益强烈。

4.3农民是要团结，但不能屈身于农民群体的认知水平，不能用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政治纲领来团结农民。马克思的工农联盟思想，始终在坚持要消灭小农土地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对农民进行分层研究的观点。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重点批判了为团结农民而放弃政党政治原则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说：“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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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猪八戒。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