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室点密
最近，中文网络上对于邻国活跃着的左翼武装——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以下简称为印共（毛））的关注多了起来。遗憾的是，中文世界里准确、客观描述印共（毛）既往历史及其斗争现状的资料少之又少。以讹传讹、或夸大或贬低者比比皆是。对于印共（毛）的斗争，恐赤症者自然是极力污蔑、丑化；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大呼“印共（毛）革命万一成功，对我国是一种很大威胁”；甚至有民族自豪感爆棚的人士，断言印共（毛）无法像上世纪的中国革命者一样取得成功，原因在于“中国特殊的民族性”，等等，诸如此来。甚至试图为印共毛辩护的左翼网文中，偏离事实者也不少见。例如认为“仅在丹达卡冉亚特区…领导着55万人的根据地”、“有百万人口的根据地”,甚至认为印共（毛）自己的指导思想是靠其他国家革命者总结得来的，等等（实际上印共（毛）多次声明，自己及前身组织理解的“毛泽东思想”同“毛主义”没有本质差别的，只是后者表述更科学）。
笔者日常比较关注印共（毛）的斗争情况，注意搜集了一些有关印共毛的英文资料，有是印共（毛）自己的文件，有些则是印度官方对于革命斗争的描述（尽管立场不同，还是能够反映一些情况）。翻看这些资料的时候，心中时常十分感慨。既是感慨于印共（毛）斗争的光荣，着实可歌可泣，也感慨于斗争的曲折、复杂，寻找到一条正确路线的不容易。笔者认为，有必要正本清源，介绍下印共（毛）当下斗争的现状，寻找正确道路的经过。为了力求正确，下文中引用大部分资料均出自印共（毛）及其前身的官方文件、材料等，少部分引自印度国内公开出版的一些官方或者站在官方立场的书籍、新闻报道等。在行文最后，对于印共（毛）进行一个总结。
首先说下印共（毛）当今的斗争规模与现状。
还是让印共（毛）官方自己来说话，这是最权威的。这里要说明的是，尽管历史上革命阵营里也存在很多在外宣中夸张的宣传（比如很让人吐槽的就是越南战争中所谓击落美军飞机数），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印共（毛）在新闻宣传中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遇到困难就说有困难，也不太避讳自己遭受到的损失等情况。
笔者之前介绍过2021年底印共（毛）发言人阿巴伊接受采访时的内容概要：
阿巴伊冷静的表示，印度革命仍然处在战略防御阶段:“我们党明白，鉴于国家的特殊性和世界的大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革命才能进入下一阶段。”在印度国家机器2009年以来发动的OGH行动中，阿巴伊表示印共（毛）确实遭遇了严重损失，但革命武装也采取了几次大的进攻，对敌人给予了沉重的打击。2019年，人民解放游击军在各个游击区和红色抵抗区举行了近360场行动，对敌军作战近70次行动，对警察、准军事部队和突击队作战约130次，共击毙敌人75人，击伤147人，缴获武器13件。2020年，人民解放游击军采取了99次游击行动，其中恰蒂斯加尔邦的米纳帕伏击是其中一次大规模战斗，毙伤敌五十余人。2021年人民解放游击军与群众一起在65次游击行动中摧毁了数千万卢比的买办资本主义和政府财产。
在过去的20年里，歼灭2958名印度国家武装人员，击伤3507人。缴获敌人各类现代武器3208件，缴获弹药152899发。
该访谈也被别人翻译了全文，有兴趣读者可参考《采访印度共产党（毛主义）》[1]。
下面我们来分析下这段发言。2019年共击毙敌人75人，击伤147人，2020年，人民解放游击军采取了99次游击行动，其中恰蒂斯加尔邦的米纳帕伏击毙伤敌50余人。相信看到这个数字之后，读者对于印共（毛）在军事上的斗争规模大致有一个了解。印共（毛）的斗争规模也是潮起潮落的。2004年印共（毛）由两个不同的革命集团——“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人民战争）”以及“毛派共产主义中心”合并成立，2006年召开了合并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官方称呼为这次代表大会为“第九次代表大会”，是从印度共产党1920年成立后召开并为印共（毛）承认的代表大会开始算起）标志着队伍整合和团结取得很大进展，随后革命队伍迅速发展壮大。2010年4月Dantewada战斗，击毙76名敌人，这是自从1967年纳萨尔农民起义以来直到现在为止近六十年来单次斗争中战果最大的一次。此时印度国家当局惊呼印共（毛）为代表的“纳萨尔势力已成最大威胁”，于是在2009年开展所谓“绿色狩猎行动”，动用前所未有的手段，以精锐军警和先进武器对印共（毛）进行疯狂围剿。坦率地说，这个过程中印共（毛）损失不小。从2010年到2016年，印共（毛）就再也没有取得过击毙20名敌人以上的单次战斗胜利。尽管在2013年成功伏击印度统治阶级一列车队，击毙多名印度高官，但是这更多的是情报和战斗指挥得当，而非说明印共（毛）部队已经准备好重新进行更大规模战斗。从2017年到2021年，印共（毛）又分别进行了大概两次较大规模战斗，分别是上面提到的米纳帕伏击以及一次2017年的地雷伏击。客观来说，这似乎表明印共（毛）的武装力量已经逐步恢复，战斗力正在逐渐得到增强。但是，是否能够说当下印共（毛）已经彻底走出低谷，甚至达到2010年之前的那个状态，我认为还是未知数。印共（毛）发言人自己也说，2020年采取了99次游击行动，“恰蒂斯加尔邦的米纳帕伏击是大行动”，此外还有8次中等行动，90次小行动。也就是说，米纳帕这样的饺子应该是还能吃得上的，但是天天吃、月月吃，恐怕目前还做不到。
这里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印度国家机器没有动用军队对付印共（毛）了。不是什么“在地方上特别是邦一级和县一级普遍存在着大量的封建土豪，所以印度当局不能够调动它最强大的武装——军队——直接来镇压毛派”，根本原因是因为印共（毛）的斗争规模和影响力还不足以使得印度反动国家机器动用正规军。试想，如果印共（毛）真发展到当年中国区域红军拥有正规武装十几万人的规模，难道当地地方土豪面临对其而言的灭顶之灾，还会拒绝“中央军”入驻？不过，尽管印共（毛）平时对付的正是中央后备警察部队、邦一级警察甚至遍地都是的地主武装、土匪，但是也不应该低估反动军警的实力。以中央后备警察部队为例，该部队在1962年我国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派上前线，结果被当年英雄的人民子弟兵暴打（在此之前，空喀山口事件中人民解放军面对的其实也是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在1965年和1971年的印巴战争中，中央后备警察部队也在西部和东部边界与印度军队一同作战。可见，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在印度也算是半正规军了。而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其中的最精锐部队——“坚决行动突击队”正是被专门进行反游击战训练对付以印共（毛）为代表的“纳萨尔分子”的。该部队装备大量精良轻武器，论轻步兵战力，恐怕比起印度国家军队里的一些废柴来说，还要强一些。
印共（毛）死敌——“坚决行动突击队”
该组织的确给印共（毛）带来了一定的损失。但是，也时常吃瘪甚至抱头鼠窜。最近也看到了一则新闻，随手贴到这里：
“精锐，老子打的就是精锐”
说完了军事斗争规模，再写下印共（毛）现在的活动地域和对于地方掌控情况。
一些流传网文中断言印共（毛）已经有了稳固的根据地。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2004年印共（毛）成立后，最基本文件之一的《党章》中明确写道“党当下和最紧迫的任务是通过发展和改造游击区和游击基地，建立健全的人民解放军（PLA）和根据地”[2]，时至今日，印共（毛）所属武装仍然是“人民解放游击军”而非“人民解放军”。队伍名称里的“游击”二字说明印共（毛）对自己的斗争水平和规模还是很实事求是的。这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那么，到了今天，“发展和改造游击区和游击基地，建立健全的人民解放军（PLA）和根据地”这个任务进展如何呢？根据不久之前印共（毛）发言人所谈可知“游击区有游击队基地，游击队基地是暂时的”可以知道印共（毛）目前还没有真正稳定的根据地（解放区），但是发言人同时提到“党正努力将比哈尔—贾坎德和丹达卡兰亚地区解放为解放区”。关于这两个地区，我在资产阶级媒体绘制的印共（毛）影响地区图示中用蓝色方框大概标注了下：
比哈尔—贾坎德（右上蓝色框内）和丹达卡兰亚地区（左下蓝色框内）
这个说法与印度当局机构对于印共（毛）在不同区域活动强度的估计相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印证[3]：
这个统计表格制作者认为，在比哈尔—贾坎德——北切蒂斯格尔边区和丹达卡兰亚地区集中了印共（毛）的大多数力量
印共（毛）在以上地区得到大发展，也是与这两个地区存在着严重的封建压迫、民族压迫、种姓压迫是分不开的。以丹达卡兰亚地区为例，“普遍缺乏并且越来越难以获得医疗保健、教育、饮用水、卫生设施和食物”。寥寥数语背后，是无数人的血泪。
结合印共（毛）斗争规模以及对于活跃地区的掌控来看，一些网文说说印共（毛）相当于“中国革命中的井冈山阶段”显然是明显高估了。查阅资料可知，1928年井冈山会师后红四军下辖两个师。
第十师（原朱部）：师长朱德（兼），政委（党代表）宛希先。下辖两个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
第十一师（原毛部）：师长毛泽东（兼），政委（党代表）何挺颖。下辖三个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三十三团。
湘南各县农军编入两师中。不久，成立红军十三师，陈毅改任师长，下辖第三十四团、三十五团、三十六团。全军兵力约万人，枪3000余支。
这还只是井冈山会师之初的情况。其中，朱德带上山的部队中，相当多出自叶挺独立团，这在北伐军中也算得上是精锐部队。1928年底红五军又来到井冈山，可以说红一方面军中两大主力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并立的体系框架，从这里就是一个发端了。在1928年6月底，湘赣两省的王钧第3军、胡文斗第6军、吴尚第8军、金汉鼎第31军共计14个团“会剿”井冈山，结果以失败告终。可见这时候，井冈山根据地已经可以应付并打退敌人至少数千正规军的围剿了。实事求是的说，今日印共（毛）的斗争规模和水平，距离井冈山根据地的规模还有一定差距。但是，印共（毛）如果发展得好，很快拥有稳固的根据地和解放区也不会让我感到奇怪，下面将会进行解释。
写到这里，可能会有很多人会觉得“印共（毛）不过如此”了，甚至可能还有幸灾乐祸者。我也想在这里尝试回答提一个问题：“印共（毛）怎么还没成功夺取政权？”
求教于经典作家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思路的。列宁讨论过革命爆发的三个条件：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大概是不会错的：（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
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通常是不可能的。这些客观变化的总和就叫作革命形势。这种形势在1905年的俄国，在西欧各个革命时代都曾有过；但是，这种形势在上一世纪60年代的德国，在1859—1861年和1879—1880年的俄国也曾有过，当时却没有发生革命。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决不会“倒”的。
——《第二国际的破产》
诚然，列宁讲的更多的是西欧的情况；自从中国革命道路取得成功以来，我们知道不见得全国都必备这三个条件才能爆发革命。比如土地革命时期基本上群众积极投身土地革命的行为只限于苏区周围表露的比较明显，统治阶级在大城市甚至许多农村也谈不上“不能照旧维持统治”。但是，如果说具备了这三个条件，革命就离胜利很近了，或者是具备了短期内取得胜利的一定的可能性，大概是不会错的；反之，则还需要很大的努力来促成。而这三个条件，又是国内外形势（客观）和革命力量（主观）共同作用，相互促进的结果。换言之，任何人，即便他伟大如马克思、列宁、毛主席，也不能在革命条件未成熟的地方凭空制造革命，或者在革命胜利条件还远未成熟的地方使得革命一下子取得胜利。
让我们简单的分析下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这两个最有影响力的革命爆发前和革命过程的特点，简要对比下历史上的中俄和今日印度吧。
十月革命的胜利当然不是列宁灵光一现，而是列宁为布尔什维克正确制定了革命纲领和组织路线，布尔什维克坚定站在工人阶级根本利益一边、长期耐心组织教育的结果。但是，即便列宁做到了这些，在十月革命之前，他也并未能完全料到俄国工人阶级很快会夺取掌握政权。这就不得不提到两件事，第一件事是1905年俄国革命，为十月革命进行了一场演习。而1905年革命又与日俄战争中俄国惨败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这场革命，人民获得了教育。尽管沙皇在不到十年后又用民族主义口号把工农赶上战场，但是压抑更久的火山爆发之后爆发的更厉害——二月革命赶走了沙皇，十月革命直接建立了工农共和国。这时，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了武装干涉。但是，这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几个主要列强中，德国直接沦为战败国，英法是旧俄大债主，俄国革命让他们血本无归，他们最想干涉——但是一战中英法也是伤亡惨重，日本这时盯着中国山东和太平洋上德国殖民地，美国则打着“民族自决”的动听旗号力图趁欧洲衰弱时期从经济上打进各老牌列强的殖民地。也就是说，俄国革命爆发之后，各老牌列强或躺平、或废、或另图其他，减轻了俄国革命面对的帝国主义绞杀压力。即便如此，在十月革命后的内战中，红白双方也是打出了尸山血海，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才最终得到巩固。如果没有日俄战争带来的危机导致的1905“演习”，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大多数列强的削弱，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能否巩固，也是难说的；如果能，那么面对未曾折损元气的列强群狼干涉（特别是英法），显然坚持下去也会比历史上更加困难。
中国革命大家则比较熟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点，是北伐战争。中共真正获得了发展壮大，打出了自己的影响力，在各地组织了千百万工农运动，有了一些受自己影响的武装。尽管随后在412、715事变中损失惨重，但是保留下的星星火种还是井冈山等地重新燃旺了起来。举个例子，井冈山之所以被选择作为根据地，除了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革命时期该地就有工农运动活跃，并且在毛主席上井冈山之前，就有王佐、袁文才的农民武装在此坚持斗争，袁文才更是甚至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就是说，土地革命战争开始时，革命力量尽管是在白色恐怖之中，但是也能够利用大革命时期的“遗产”，打出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反之，在完全没有群众基础、一张白纸的地区，尤其是穷困地区开展革命，打下并建设稳定的革命根据地之困难，超乎人们的想象（事实上印共（毛）要想获得大发展，打下根据地，在最穷困、受到最严重压迫的地区一般是比较利于开展工作的，但是反过来发展起来后也面临着一个经济来源受限的矛盾）。请看：
在从最初撤出江西苏区时的87000人锐减到几千人之后...彭德怀估计：改编后的部队，在进攻作战中一个团只可以对付国民党军的一个营，这也就是说，对付国民党军，全部红军力量只能与其两个团的兵力作战。这自然“要谨慎，不能冒险”。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党军队可以调动的兵力有几十个师，而红军再找不到可靠的根据地作为依托，就不得不永远打游击战，以致成为瓮中之鳖，直至被打散。而如果能够通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就有可能保存这几百名干部和几千名战士，将来“更大规模更大力量打过来”。《毛泽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与结论》，1935年9月12日。[4]
在没有群众基础、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与敌人周旋，即便能力强如毛主席者，也只能考虑“到苏联边界去”，保存这“几百名干部和几千名战士”这中国革命最后的火种。即便到了陕北站稳脚跟，暂时松一口气，却也难言真正“转危为安”：
8月25日，毛泽东起草了给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的电报...电文扼要如下：
一、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且北不出宁夏，东不出山西，亦无红军活动之余地，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4]
随后在抗战中，中共正确认清主要矛盾，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大发展。日本的入侵，对于中国人民毫无疑问是深重的灾难，但是在国民党腐朽不堪，无力保护人民免遭日寇荼毒的时候，中共却能动员其人民自己起来保卫自己，并在这个过程中迎来了革命力量的大发展：1937年秋，改编后的八路军下辖三个师每个师定员为15000人，考虑陕北留守部队和南方1万左右的新四军，革命武装力量加起来不会超过7万人 。而到了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前夕，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却达到127万人。
另外，还要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苏联的支援和帮助也有很大的功劳。我一向认为苏联历史上对于中国革命，有帮助也有错误（但是错误很多主要是好心办错事）、有时候自顾不暇，当然也有些的确是大国主义、沙文主义的毛病，对于这些错误，当然可以、也应该站在马列主义的角度分析和批评。但是，如果因此否认苏联对于中国革命的巨大帮助，那就是不顾事实了。很明显，如果苏联不击溃日本关东军、解放东北，并在这个过程中尽管犹豫反复最后还是把东北大部交给中共，从而革命力量能够背靠友邻苏联、朝鲜，发展出了一块非常重要而且稳固的根据地，建设了一支战斗力非常强悍的野战军，中国革命在1946以后仅仅依靠关内根据地与蒋匪周旋，局面将会困难得多。
概括来说，就是中俄两次成功的大革命，之前都有另一次革命“铺路”、都是在敌人实力的薄弱环节、薄弱地区取得突破（俄国本身就是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中国革命则走农村保卫城市道路，农村是阶级矛盾突出而且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利用敌人虚弱时机或者在民族矛盾极端尖锐化时候正确抓住主要矛盾，发展革命力量。我们不否认路线是最重要的，从根本上说是决定一切的；但是有了正确的路线，革命力量得到发展也有一个或者快或者慢的问题，取决于客观因素的变化。只要这样分析，笔者认为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
正如毛主席自己说：
毛主席评论说，最近，艾登发表了他的回忆录，大骂杜勒斯，说艾森豪威尔也是坏人。文章中写了不少我们过去不知道的关于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争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斗争，列宁看成一件大事，斯大林也看成一件大事，说这是革命的间接后备军。中国革命也吃这一碗饭。我国过去存在着地主买办阶级各派的矛盾，这个矛盾同时反映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因为他们内部有这样的矛盾，我们善于利用这种矛盾，所以直接同我们作战的，在一个时期中只是一部分敌人，不是全体敌人，而我们常常因此得到了回旋的余地和休整的时间。帝国主义国家当局的回忆录，很值得看看。——《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写到这里，不禁在就当下一些流行的观点发表两句看法。一种是右的悲观论，认为国际共运没什么前途。这种观点不需要多说——本文从头到尾介绍的印共毛的斗争就是真正的革命者仍在坚持斗争的活生生的证明。另一种则是“左”的速胜论，幻想帝国主义已经不能再耍什么手段，几十年内定能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这也是极度的夸张。还有论点既坚持速胜论，又认定美帝还是无比强大、各国均仰其鼻息——这就更是自相矛盾了。武侠小说里，正反两派在彼此最强状态下来个1V1是很吸引读者眼球的，但是，这不是现实中的真实斗争。当帝国主义四分五裂，彼此争斗的时候，往往是革命势力大大发展的有利良机；反之，如果帝国主义比较团结，内部冲突比较小，则是能够给革命力量带来更大的压力的。如果美帝”天下无敌“革命发展起来就更困难，反之革命的发展往往意味着幼苗周围的巨石出现了缝隙，提供了生长空间。如果能够认真的思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而不是一味的高谈阔论最革命的口号，这个道理，本来应该是不难明白的。
说完了中俄（苏），再来看印度，很明显，印度革命面临的外部客观环境及其基础比以上两国都困难的多：
首先，印度自从独立以来，直到1967年纳萨尔巴里起义，尽管也发生或一些像特伦甘纳那样的局部武装斗争，规模比起国民大革命和1905革命以后，影响还是逊色不少；
其次，印度国家机器运转本身在所谓亚非拉”第三世界“之中，还算是稳定的，尽管自身相当腐朽，但是凭借其体量在南亚搞扩张主义，也没遇到太大挫折，印度也没有面临像日本侵华那样的全国面临被外国侵略者占领危险、民族矛盾极度尖锐化的时刻；
最后，除了在革命最初时刻北方邻国给与支援以外，印度革命者长期以来一直是孤军奋战。
以上几个客观条件，使得印度革命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说完了客观因素再来说主观因素。当然，主观方面的因素归根结底还是被客观世界所决定的。
印共（毛）在纲领中认为印度革命要走中国道路[5]：
武装土地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在通过武装土地革命，亦即持久人民战争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中，其他矛盾也会随之解决。
但是，走中国道路不等于是要照搬照抄中国革命的一切做法。世界在变化，革命者在学习革命的经验，反动派也在学习反革命的经验；中印国情不同，有些战略战术在中国革命中是有效的，放在印度当今环境里也是不一定有效的。
比如，今天的印度在工业上比1927年的中国发达多了。这意味着资产阶级（主要是买办资产阶级势力更为强大）。与此同时，印度工人阶级也应该在印度革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比如，与1927年的中国相比，今天的印度交通、通信技术发达得多——这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和改变游击战的一些形式和作战方法。
比如，旧中国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极大苦难的同时，客观上也为革命发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些有利条件。而在印度，尽管在该国很多地方地主拥有自己私人武装，但是其目的主要是镇压农民反抗，而不是旧中国那种意义上的“军阀”。印度这种政治结构里的碎片化比旧中国还是轻微得多的。虽然在印度，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冲突和分裂日益加剧，但同时还没有采取军事冲突的形式，它们也没有导致国家行政机构的解体。
比如，中共很早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唯一领导者和代言人。但在印度，多个打着“共”字号的政党都在活跃。其中，影响最大的所谓“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都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组织，实际上早已经堕落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然而，既然它们打着“共字号”牌子，也或多或少的会进行一些改良主义实践，以力图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根本统治秩序。这样一方面，工人阶级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影响，一时之间不见得能够分得清哪个是真马列主义、哪个是假马列主义。
比如，中国的大多数人是汉族，而印度的民族情况大为不同。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部落都会给武装斗争从一个地方扩展到另一地方造成了一定困难。
比如，印度社会分为各种宗教、社区和种姓部分。统治阶级几千年来阴险毒辣的“分而治之”政策，给劳动人民内部也带来不少隔阂。
随手列下来，就有好几条了。这就说明，印共（毛）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就要像当年的中共一样，在极为复杂、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斗争实践相结合，在开展具有本国特点的持久人民战争中发展壮大自己，才能取得革命胜利。事实上，我相信印共（毛）领导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2014年，印共（毛）时任总书记贾纳帕蒂接受采访时说：
世界上的革命存在着两条路线：暴动和持久人民战争。根本来讲，这两条路线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的、特定的情况来加以运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两条路线或许会有所修正。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不要机械教条地而要创造性地干革命。不过无论有着怎样的修正，它们始终都留在革命的范围内。这也正是为什么革命是必须的。不过，革命要根据特定国家的具体特点来进行。一方面要变革腐朽的制度，另一方面却又不想跨入无阶级社会，这是无的放矢。
以上复杂的、不同于以往革命史的情况就注定了正确的分析印度国情、认清敌我友从而制定纲领，并制定相应战略战术绝非易事。也就是说，正确的革命路线是用无数汗水、泪水甚至烈士鲜血作为学费换来的。可能很多人不能理解，革命队伍中并没有什么“一贯正确”。只有在同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在实践中才能真正彻底分清正确和错误，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揭露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同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引领革命力量发展壮大并最终走向胜利。
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同敌人的斗争中，对自己成功和失败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发展起来的。在印共（毛）及其前身组织成立之前，印度也曾经有过全国性影响较大，并宣传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组织，即为上文提到的“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两个组织最终都沦为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和帮凶。在纳萨尔巴里起义之前的印度共运史，限于篇幅限制，这里不再过度叙述，有兴趣读者可以参考其他文章[6]。如果说在1967年纳萨尔运动之前，印度革命中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是严重危险，那么在这之后的运动中，除了“右倾”投降主义以外，“左”倾速胜论和宗派主义对于革命的危害也不小。
1967年纳萨尔起义之后，多数表示支持在印度走中国革命道路，并从已经滑入修正主义泥潭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脱离出来的左翼干部，基本上团结在查鲁·马宗达的周围，形成了“全印度共产主义革命者协调委员会”。但是还有两个派别——安得拉邦的大多数左翼干部（接近8000人），以及“南国”派，都因为分歧没有加入以“全印度共产主义革命者协调委员会”为基础的新的革命党——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者）（以下简称为印共（马列））。印共（马列）当时批判安得拉邦派和南国派为“中间派”、“机会主义者”等等。
安得拉邦派提倡“群众路线”，而 印共（马列）谴责工会工作是“经济主义”。安得拉邦派将参与或抵制选举的问题视为战术问题，而印共（马列）则将其视为战略问题。时至今日，安得拉邦派的组织后裔中，有堕落了的、有退出了革命的，也有同印共（毛）存在一定分歧，但是被印共（毛）承认是革命派并尝试过合并，或者支持印共（毛）斗争并且自身也在坚持武装斗争的一些小组织，比如印共（马列—新民主主义）等。那么从今天来看，安得拉邦近万人干部未能加入新的革命党中，是不是值得惋惜？如果说存在原则性分歧（笔者本人认为安得拉邦派路线的确偏右，但是马宗达当时处理不同意见的方式方法也是有待商榷的），是不是不用过于激烈的手段去处理，争取一部分人转到印共（马列）的路线上来，效果会更好呢？当然，笔者这里资料有限，一时难以做出准确回答。不管怎么样，安得拉邦派的后裔组织在今天尽管也有继续坚持斗争者，但是规模比起印共（毛）而言，还是小了很多。
但是，如果说对待安得拉邦派处理的因果得失还需要仔细研究的话，那么南国派未能加入新的革命党印共（马列）内，绝对是印度革命派的一大损失。因为南国派正是今日印共（毛）两大源流之一——毛派共产主义中心的前身，他们的革命实践已经证明了南国派是真真正正的革命派。正如印共（毛）官方在其前身组织简史[7]中所说：
一开始，这个由卡奈·查特吉同志、阿穆利亚·森同志和昌德拉谢卡·达斯同志倡议成立的组织的性质是一个革命中心。当时这个组织的力量非常有限，而且是孤立的。
但是，南国派并未因为被孤立、被误解而丧失信心，而是积极投身到农民运动斗争中去。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南国派领袖卡奈·查特吉面对印共（马列）事实上不公正、不准确的指责和批判时，却并不十分在意，反而对周围同志说：“印共（马列）内部真正的革命者早晚会和我们走到一起，组建一个更大的真正的革命党”。查特吉的这种胸襟和气度，实在是让人钦佩。在今日，印共（马列）内部的革命派后续组织已经和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合并形成印共（毛），查特吉的生前构想也已经实现。今天，他和马宗达一起被印共（毛）尊为该组织的伟大导师和共同创始人。
马宗达（左）和查特吉（右）
马宗达和查特吉在印共（毛）党内享有崇高的地位
南国派的文风：摆事实讲道理，很让人欣赏
是必须要指出的是，尽管马宗达在组织问题上可能存在着操之过急的心态，但是他还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1970年他主持召开了印共（马列）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印度革命史上第一次比较正确的评估了印度的国情，提出了通过人民战争进行土地革命来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起草通过了党章、党纲等等重要文件。在这期间，革命运动也开始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但是，马宗达在坚持革命的过程中还是存在着相当过“左”的行为的，他认为应该放弃一切群众组织里的工作，只抓武装斗争，同时又把武装斗争理解为脱离群众，类似暗杀阶级敌人的“消灭阶级敌人”路线，甚至提出在70年代解放全印度的口号。事实上，查特吉未能加入印共（马列）的一个原因就是查特吉坚持认为武装斗争的同时应该坚持群众路线。印度反动国家机器对于印共（马列）领导下的农民斗争极为恐惧，仅针对斯里卡库兰起义一地就派出12000名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力图“灭火”。敌人十分强大，革命阵营路线又是“左”倾严重，遭遇失败是必然的了。1971年之后，印共（马列）领导层大部分人要么牺牲，要么转向甚至叛变。1972年马宗达也被逮捕，随后牺牲。实际上，马宗达生前最后一文中写道“人民的利益才是党的利益”，已经觉察到更改“左”倾做法的必要性，可惜未来得及贯彻实践。在斗争中，北方邻国也与印共（马列）会谈，提出了大量宝贵建议（可能以后会视情况介绍一二），遗憾的是也没能扭转局面。马宗达的牺牲意味着印共（马列）作为一个党统一组织的最后解体，这是印度革命史上几乎最黑暗的一页。
后来印共（马列）中革命潮流的代表——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在反思总结这一段历史时并没有为尊者讳，而是在自我批评文件中对于马宗达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自我批评报告分析中把马宗达同志评价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他第一次把人民战争的政治带到了这个国家。概述了其积极方面说‘马宗达同志是那些反抗自过去40年来一直牢牢扎根于党内修正主义的人中的佼佼者’，基本上是马宗达带领同志们在大辩论中走中国道路，并将马列毛主义应用于印度革命的具体实践。只有坚持这些积极的贡献，运动才有可能重建自我，重新获得力量。
然而，尽管有这个积极的作用，马宗达同志也有一些严重的缺点。自我批评文件中正确地识别了这些缺点，因此：‘在全印度共产主义革命者协调委员会成立，纳萨尔巴里的火焰开始蔓延到全国许多地方以后，随着斗争过程中的一系列胜利，在马宗达同志身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利己主义。周围一些同志的过分吹捧和错误夸大的报道，进一步发展了它。因此，马宗达同志对自己的个人决定而不是集体决定产生了更大的信心，这只会使他越来越远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辩证的思维方式。它还有助于使中央委员会的运作受到损害，并使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受到侵犯。他的利己主义也使他无法从党内外进行自我批评，这使他更加官僚主义，帮助党在错误的路线上走得更远...’
然而，鉴于马宗达同志对印度革命的巨大贡献，自我批评总结道：‘他主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伟大的革命者；被剥削群众中最受爱戴的领袖，他将印度革命带入了正确的道路’。”
马宗达的殉难并不是运动的终结，不过此时印共（马列）已经分裂为几十个小组织和派别，主要演化为三大趋势：
这一挫折期间，印共（马列）内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趋势。第一个是“消灭阶级敌人”的“左”倾路线的延续，其中包括一些亲林彪派团体，如第二中央和马哈德夫·慕克吉团体，和比哈尔邦的印共（马列）乔瓦哈派，以及泰米尔纳德邦的印共（马列）卡纳马尼派。第二个趋势包括那些右转的人，批评印共（马列）的整个战术路线，并再次寻求参与选举，这主要由印共（马列）萨蒂亚纳拉扬·辛格派领导。其他人如卡努·桑亚尔、阿希姆·查特吉、索伦·博斯甚至向右转向到印共（马）。第三个趋势由中组委（中央组织委员会）代表，该委员会维护了印共（马列）路线的本质，但试图纠正“左”倾错误。中组委包括来自旁遮普邦、西孟加拉邦、安得拉邦和比哈尔邦的印共（马列）邦单位——旁遮普邦单位后来与“统一组织”合并，形成印共（马列）（党团结），安得拉邦单位发展为印共（马列）（人民战争）。[8]
与此同时，查特吉、阿穆利亚·森和昌德拉谢卡·达斯领导下的南国派也在西孟加拉邦和比哈尔邦组织民兵队、动员当地农民，并组织小队经攻打粮食仓库分发粮食给贫苦农民。缴获枪支，惩罚地主和警察线人也是斗争内容之一。1969年，南国派更名为毛派共产主义中心。在更名后不久，昌德拉谢卡·达斯便被“印共”所属的暴徒杀害。这是“印共（马）”和“印共”等修正主义组织为统治阶级效劳，欠下的又一笔血债。有资料说直到这时，该组织成员依然不过百人。1981年，阿穆利亚·森去世。1982年，查特吉也因长期地下工作身体健康受到损害，过早去世。在经历了领导核心更替后的短暂波折后，毛派共产主义中心沿着创始人指定的革命路线，很快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查特吉去世前，毛派共产主义中心已经尝试与印共（马列）中坚持革命的派系尝试统一，但是未能成功。
在这个过程，正确与错误的区分并不是有些人想的那么泾渭分明。一些流传网文中，有对所谓“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印共（马列）乔瓦哈派等派别的很多不正确描述。尽管存在“左”倾冒进路线，坚持马宗达一度提出的抛弃群众组织斗争、主张歼灭“阶级敌人”提法，但是一般而言印共（毛）及其前身并未把与“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印共（马列）乔瓦哈派（维诺德·米什拉篡夺领导权，放弃武装斗争，走上投降道路以前）的分歧当作对抗性矛盾来看待。印共（马列）乔瓦哈派即后来的“解放派”，也不是什么“一开始就是完全错误”，而是被认可为革命派。请看印共（毛）的描述：
中央后备警察和贾特团在300名全副武装的布米哈尔人帮助下包围了村庄。袭击者将整个达利特·托拉置于火上。由印共（马列）干部领导的阿希尔人反击。战斗持续了整整三天。经过96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后，四名男子试图突破重重围剿。其中两人，包括尼尔马尔博士，逃脱了。但是受伤的“大师”布坦却未能逃脱。他在下一个村庄遭到逮捕并被枪杀。据说，在这些平原上，为了安全起见，革命者将小屋与地下隧道联系在一起。几个月后，一个警方突击搜查了巴布班赫村的萨卡尔迪普·查马的房子。里面的人们进行了英勇抵抗。烟雾消散后，许多人死了。其中有尼尔马尔博士。他才27岁。逃脱的人是乔瓦哈；但他受了重伤，几个小时后就死了。穆沙哈尔家不允许警察夺取尸体；他们眼里含着泪水，偷偷穿过田野将尸体运走。在紧急状态期间，抵抗继续郁积。拉米什瓦尔·阿希尔和贾格迪什·马图也成了殉道者。紧急状态后，新任党书记维诺德·米什拉在否定“左”倾错误的同时，一步步将党带到极右翼。[8]
也就是说，印共（毛）是完全承认这些组织的革命性的。另一方面，所谓第二届中央委员会派也不是什么“21世纪初才开除穆克吉分子“，实际上1978年该组织就已经将野心家穆克吉开除出去。但是，该组织长期坚持所谓亲林彪路线、无条件复读马宗达立场，逐渐论为小宗派团体而无法有效的开展阶级斗争。2001年该组织在放弃亲林彪路线后与毛派共产主义中心合并。实际上毛派共产主义中心对于这次合并评价很高，表示这是几十年来印共（马列）中的革命派系第一次真正与毛共中心团结到一起，开启了两大革命洪流汇合的历史进程，是有着很重大的历史意义的。
当然，革命队伍中有像维诺德·米什拉属下“解放派”这样堕落的，也有真正的革命者在斗争中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和毛派共产主义中心在1976年以后，对于国内局势、国际局势的判断都是正确的吗？也不尽然。请看：
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前身，甚至一度做出过撤销武装斗争的决定
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人中心特定时期的一些立场，懂得都懂，这里就不展开了
但是，真正的革命者可能会犯错误，甚至是不小的错误，但是他们忠于革命，能够最终找到正确路线。
1972年到21世纪初，是几个坚持武装斗争、同时纠正过去部分错误的印共（马列）派系同毛派共产主义中心发展壮大自身，同时慢慢接近的时间段。1993年9月，毛派共产主义中心，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和印共（马列）（党团结）决定协调他们的斗争并成立了相应统战组织。1998年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和印共（马列）（党团结）率先实现合并。
但是，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甚至革命团体之间也会爆发武装冲突。直到1990年代末期，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印共（马列）（党团结）与毛共主义中心还爆发了数次武装冲突，双方都有部分干部和群众伤亡。好在这种误会很快得到消除、错误得到改正。双方都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追认死难者为烈士，并表示无论如何，绝不能用对付敌人的手段来解决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和分歧。事实上，直到印共（毛）成立后，时任总书记贾纳帕蒂依然谈及此事时依然表示痛心疾首：“毛派共产主义中心与人民战争集团的冲突，是一段苦涩而难忘的经历，是历史上的黑色一页。”
不知道彼此的都进行了真诚的反思是否反而对于促成革命派大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2004年印共（马列）（人民战争）与毛共主义中心宣布成功实现合并，形成印共（毛），其基本主张和文件可见[9]。至于印共（毛）成立后直至今日的斗争情况，这个回答的开头已经提到过了。
总而言之，生活是一部最好的教科书，印度革命者的斗争实践更是如此。好人也会犯错误，有的逐渐改正错误，有的则逐渐滑向堕落的泥潭，有革命者带领农民群众一扫压迫，翻身做主的喜悦和痛快，也有在对敌斗争中痛失战友，甚至在革命同志火并中白白牺牲的痛苦与无奈。我想，印共（毛）成立后党章中的以下这些话，都绝不是无的放矢或者唱高调，而是斗争中的血泪总结[2]：
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党员必须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奋斗，必须同广大人民群众结合，学习、依靠、加强党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她必须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牺牲一切，必须为人民解决问题而去，即坚持“从群众到群众”的原则。
不得为自己而工作，要以无产阶级的阶级观，坚持反对基于性别、种姓、民族、宗教、地区和部落的歧视，反对统治阶级的分而治之的政策。
为了互相帮助，必须通过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发展集体运作的方法。即使是那些提出批评和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也必须有工作态度，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那些错误地反对他们但真诚地纠正他们错误的人。
回到上面那个疑问，印共（毛）还没有胜利的主观因素是什么？读到这里的读者想必也知道印共（毛）及其前身组织斗争的复杂曲折了吧。尽管印共（毛）自从合并以来，在坚持革命斗争的同时，内部基本上是稳定的，也就是说组织路线应该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这才刚经过仅仅十多年。任何革命政党，就算正确的分析了国情，制定了纲领，并且有了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内部氛围，也不可能一下子立刻取得革命胜利。
以上，我已经就印共（毛）未能成功的一些因素进行了总结，并给出自己的理解。本人只是一个知识面很窄的一般通过键政人，在翻译完印共（毛）党章后心里有些起伏，又看到这个帖子，索性写到了这里。
最后就印共（毛）未来的斗争前景给出一点预测。
我个人认为，印共（毛）目前斗争局面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距离走出低潮，重现并超过2010年之前的斗争规模并不遥远。为什么这么说呢？之前可能有人关注过这个新闻：
损失7000亿！印度2.5亿农民上街抗议，焚烧总理莫迪画像[10]
这充分说明印度的农民依然处境艰难，富有斗争精神，同时仍然具有巨大的革命潜力。尽管印度统治者力图给这场抗议贴上“毛派煽动”的标签，印共（毛）也公开表示声援支持这一运动，但该运动领导者还是一些具有自发反抗WTO代表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体系压迫，但是并未有明确政治立场归属的农民组织，如“印度农民联盟”等，而不是印共（毛），这一点也是让我有点失望的地方。但是如果说哪个组织能够更有效地组织动员农民为消灭封建主义、买办资本主义的剥削而斗争，我想非印共（毛）莫属。印共（毛）里面有大批富有经验的干部，比我这种路人聪明得多，我能想到的，他们肯定是一定能想到的。
至于说到国际局势，印共（毛）也是明确意识到，当今世界局势是各种基本矛盾逐渐激化，革命势力发展的有利时机：
帝国主义在全世界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剥削性的统治阶级正在沉迷于一系列攻击和阴谋，以将这场危机的负担转移到无产阶级身上，并加剧对劳动力的剥削。当世界危机即将以比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更为激烈的方式爆发时，新冠病毒大流行席卷了整个世界。...在当今世界被疫情颠覆，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失去生计流落街头的同时，跨国公司企业及其买办公司...并获得成倍的超额利润。帝国主义全球化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空前扩张，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矛盾达到了顶峰。帝国主义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侵略和资本主义的进攻有抬头的趋势。帝国主义者...争夺世界霸权和剥削世界各国的自然财富，正在重新划分世界国家和市场。“...贫富悬殊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世界上辛劳的人们正遭受着贫困、失业、饥饿、不平等和种族歧视。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全球化的不良后果。[11]
显然，当下形势对于印共（毛）来说还是大有可为的。
行文到最后，学一学恩格斯他老人家文章结尾借用大诗人但丁做例子祝愿意大利革命的文笔，表达一些自己对于印共（毛）的期待吧：
印度走入文明阶段，是可以以两部伟大史诗作为标志的，其中一部就是《罗摩衍那》。传说英雄罗摩就被放逐于当今印共（毛）目前最活跃的丹达卡兰亚地区中的密林之中。在密林中罗摩遇到魔王阴谋，开始与魔王作斗争，并最终彻底消灭魔国，建立“罗摩莱亚”——这个词在印度文化中一直代表理想的治理和公正的法律。现在也如2000多年前印度进入文明时代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印度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罗摩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
参考文献：
[1] https://mp.weixin.qq.com/s/5CPKdggKkRIgQTuvaXPwyg
[2]印共（毛）章程：https://zhuanlan.zhihu.com/p/452701946
[3] Understanding India’s Maoists, P V Ramana著。书中图表出处：Headquarters, Andhra Pradesh Police. Data on 31.12.2013
[4]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共红军的一次尝试
[5]印共（毛）纲领：https://zhuanlan.zhihu.com/p/404668691
[6] https://zhuanlan.zhihu.com/p/87556734
[7]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印度毛共中心）和印共（马列）[人民战争]的简史：https://zhuanlan.zhihu.com/p/386775109
[8]《纳萨尔巴里三十年——斗争与牺牲的英雄史诗》
[9] https://zhuanlan.zhihu.com/p/417253123
[10] https://www.163.com/dy/article/FVH3MT6F0550B4VE.html
[11]印共（毛）2021五一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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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室点密。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乔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