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距国际主义者白求恩在晋察冀去世，已有80年了。作为一个在中国接受教育的“80后”，我对他的事迹从小就略知一二，但也止于一二，我想许多人也都是这样。大约在十年前，我无意中看了一篇他在去世当年写于晋察冀的文学作品《创伤》，这篇散文像一个光口，使已经固化得有些封闭的白求恩形象，突然新鲜起来。《创伤》有一个效果非常强烈的表现主义开头，语言构造出的画面具有直观的艺术感染力，白求恩的外科医生才华，似乎毫无障碍地转化成对伤口的文学呈现：

伤口就像干涸的小池塘，结成了一块黑褐色的土；伤口边缘裂开，四周有一些黑色的蛆了；整洁的伤口的深处隐藏着脓肿，脓肿就像一条决堤的河，在坚硬的大块肌肉中奔流，像一条温泉，在肌肉周围和中间流淌；伤口向外扩大，把令人恐怖的肉质兰花和麝香石竹分别地腐蚀和碾碎。黑色的血块从伤口中喷出，混杂着令人恶心的气泡，在二次大出血造成的血流中飘浮。

这段描写，复杂且精细。如果白求恩不是外科医生，可能不会对大型创伤的形态、层次、变化，甚至温度有这么致密的感受。但使它分外迷人的，是白求恩的语言，它带着浓郁的波德莱尔的味道，散发出基于解剖学的对人的肉体肌理的现代性审美。

此后我读到更多白求恩的文章和他的传记，主要是拉瑞·汉纳特（Larry Hannant）编纂的白求恩文集《一位富有激情的政治活动家》（The Politics of Passion: Norman Bethune’s Writing and Art，李巍等翻译，齐鲁书社2005年出版），和罗德里克·斯图尔特、莎郎·斯图尔特撰写的《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柳青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出版）。书中材料和故事带出的感受，与初读《创伤》时发生的现代性体验很相似。在最实的层面上，白求恩是成功的医生，同时他有明显的文艺才华，在一生中的险要时刻，他都用了文学或艺术来为自己做一番交代。并且，白求恩对古典风格毫无兴趣，文艺的感觉指向当下和未来，弥漫着我们常说的“现代性”。这个特点不是学来的，一种激烈的反抗程式化的倾向让他的文字带上了天然的性格，而这又与他很强的社会意识、工作能力和生命能量捆绑在一起，生发出白求恩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医疗社会化和战争的种种表达。我阅读到的这些表达，在效果上加剧了他个人并不太以为意的漂泊，也让他的漂泊成为20世纪的一个典型形象，充满了加速寻求解决的动荡感。

一

白求恩在中国的地位，由毛泽东的《学习白求恩》（建国后改为《纪念白求恩》）一文一举奠定。这篇文章写在白求恩逝世后的第二个月，毛泽东高度赞扬了他的工作技术和态度，以及整个人之人格的高尚。确如毛泽东所说，白求恩在晋察冀表现出了超凡的工作能力，比如1938年的9月，他同时为松岩口模范医院的转移、两本关于手术和药理学的书、编辑一份前线医学期刊，以及150个手术忙碌；1939年4月齐会战役中他带领医疗队连续做了69个小时115例手术。这些都可以说明他在工作上的热忱、体力和能力，超出一般人的经验范围。有些区别的是，毛泽东的文章一方面是称赞白求恩，另一方面也要升华出白求恩的精神以教育干部，而白求恩个人关于工作意识的自我解剖，有一种内在的复杂。在一封私人信件里，他说：

我今天做了一天的手术，很累，10个病号中有5个非常严重……我的确很累，但我已好长时间没有这么高兴了……我有一份重要的工作，它占据了我从早上5点半到晚上9点的每一分钟。这里的人们需要我，更重要的是，人们表达了对我的需要，满足了我庸俗的虚荣心。

这几句话说出的心态颇有几分曲折。似乎只有一种密度极高的工作才能让医生身体的能量得到完全释放，精神也由此获得愉快，而且这个工作必须具有价值。白求恩从事的是战地医疗，这个救人性命的工作是否一定生产价值感，很难说。来中国前，白求恩在西班牙战场上就没有获得类似的喜悦体验。从他在战地生活中依然忙于撰写论文来看，专业上的新发现是白求恩关心的东西，他也还保持着在医学学科中分享和贡献的习惯。但他的愉快，正如其自述，并不来自上述专业领域，而是自己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的“需求”感的满足。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医生和一个人，白求恩需要自己的价值在“社会”中得到实现。

这是某一种特定的“社会”，晋察冀符合了。宽泛地说，白求恩在这里描述的感觉，已经跟马克思设想的解放之后人和社会在彼此依赖中获得无限完满的情形，很相像了。当然，我们追踪不到白求恩有基于研读原典的理论来源，也不能说他去过苏联、加入了共产党，就必然有上述观念。白求恩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图景的亲近，更多源自直接经验，他大约从1920年代开始就有了天然的偏左的观点，这些观点不是受哪个具体人物的影响产生的，而是在他蒸蒸日上的外科医生职业中，长出来的。

白求恩36岁时得了肺结核，在当时（1926年）这是一个危及生命的病，主要的治疗方法是在环境好的疗养院里采用尽量少干预的疗法。静养疗法没有治好他，白求恩最终通过积极干预的“人工气胸疗法”和“隔神经切断术”治愈。白求恩当时已接受肺结核在经济学和病理学上的关联：富人治好，穷人病亡；他也很快地在《加拿大医学会学报》上提出了一个明显为更多不富裕的普通人考虑的肺结核治疗方案。这个方案的态度务实：推进手术干预，而不是单纯依赖在疗养院里花更多的时间和钱，因为这能最快、最有效地帮助大多数人和他们的家庭。

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似乎让全世界认识到资本主义存在系统性的症结，这个症结最著名的一幕是：成千上万人忍饥挨饿的时候，大量牛奶被倒进下水道。白求恩发现医疗领域与这个场景完全是一样的：“按照我们现在的做法，接受医疗是高消费。我们正在以珠宝的价格出卖面包。占我们人口50%的穷人买不起，正在挨饿，而我们医生卖不出去，也在蒙受损失。人民没有健康保护，而我们没有经济保障”。1930年代中期他的兴趣大规模转向讨论医药的政治经济学和医疗社会化的前景。他表达的一些见解，精辟透彻：

慈善事业将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公平和正义。慈善事业贬低了捐献者，也使接受者堕落。

诸如有限的健康保险计划这样的医疗改革都不是社会化医疗，它们是社会主义的冒牌形式，出自于过时的人道主义和博爱主义。

当今世界的争论是在两类人之间展开的：一方相信古老的生死关头时的利己主义，另一方相信合作的力量可使所有人过得更好。

尽管白求恩是专业精英，但他对“专业”在面对整个世界时的重大匮乏非常敏感，他说“我们不需要在医学界有这么多杰出的内、外科医生，而是需要更多的对社会问题具有远见卓识和想象力的政治家”。这一时期，白求恩期待整个社会的总体制度能有全面的调整，他不懈地呼吁实施“社会化医疗”，并表示：“25年前，被称作社会主义者是一件不齿的事情，如今，不是社会主义者才是荒谬的”。

二

1936年10月白求恩离开魁北克前往西班牙。从此时到去世，他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先是在欧洲，然后在亚洲，在世界被剧烈撕裂的伤口地带挽救生命。作为医生，白求恩在两个方面是天才：一是发明，比如他发明过各种各样的医疗工具，其中的一款肋骨钳至今仍在使用；二就是手术，白求恩的身份准确说是外科医生（Surgeon），手术是他的专长。据说他初入医行时，就在手术上展现出很高的天才，特别是速度；当然，他也追求天才的效果，比如计时测试手术的敏捷程度。这两种天才都被他带到了战场上，并且天意般地平分给了西班牙和中国。

谈及西班牙战场上白求恩医学活动的英文文献中，常常出现“输血”（Transfusion）一词，它连带起的是白求恩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一段重要贡献。白求恩到达马德里时，这里正在成为内战中最危急的地方，他判断马德里将对血液有巨大的需求，提高输血效率是迫切的事业。这个判断用白求恩文章编纂者的话来说，是“天才超然于随即而来的混乱之上”才能有的眼光。此时，西班牙医生弗雷德里克·杜兰·约尔达（Feric Durán Jordà）刚刚建立了医疗史上的第一个基于捐献-血库的输血服务站。在此之前，除了俄国人使用过取用尸体上的血液的技术外，外科手术中的输血都采用献血者在场，直接把血液输给病人的方法。1938-1939年白求恩在晋察冀用的就是这种输血法。在一战的某些战役中，发生过收集血液后用抗凝血剂柠檬酸钠保存以用于手术的例子，但战后这种方法没有得到普及和推进。白求恩的方法与约尔达医生相似，特殊之处是约尔达医生的血站在巴塞罗那，而白求恩主持的加拿大输血服务队就在马德里前线，且这是一个流动输血站。白求恩从伦敦买来需要的仪器和药品，把它们装置在一辆改装过的面包车上，输血队由此便可在城市里灵活地收集血液。这个输血队在当时是非常前沿的医学实践，这套在西班牙内战中逐渐成熟的输血方法，在不久之后就要到来的世界大战中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白求恩和他的输血车（中国白求恩精神研究会：《诺尔曼·白求恩》，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18页。）

但是，白求恩的西班牙之行注定不止有职业活动，因为他精力充沛，心灵也更躁动、更外露、更风光。除了指挥输血队，他还策划和参与了一部反映流动输血的纪录片《西班牙之心》（Heart of Spain），片子的主角是他本人；他也善于曝光自己，在募集资金上表现出不俗的能力。在马德里，白求恩还谈了一场恋爱，恋爱的对象被描述为一个高大健壮、有着一头金黄泛红长发的瑞典女性，这个女性是马德里国际左翼圈子里一个相当显眼的存在，但很快，她被认为疑似间谍。事实上，西班牙战场上左翼一边的内部有着超乎想象的复杂，这既是政治的、权力的，也是情绪上的，白求恩只是卷入了一些边缘地带的小旋涡，就已足够让他被召回。总体来说，白求恩在西班牙的状态与后来在晋察冀非常不同。经过了那么多年，他在西班牙的经历还是泛着刺激、风潮和不羁的光亮，而据说他个人性格中的冒险、炫耀和不稳重在马德里都表现出来了，这加剧了他身上反映出的动荡。

白求恩对此动荡很有意识。在西班牙的最后几天，他谈起了文学艺术，谈到了狂乱、陈旧、冲动和创造。他说：文学艺术就是要打破平静……他（艺术家）来过之后，我们感到不安，对太轻易接受的真实变得不确定了。他使那些静态的、固定的和静止的东西动摇不定。在一个害怕变革的世界里，他宣扬革命这一生命主题……他敏锐、急躁、果敢、坐立不安也令人不安。他是在人类灵魂里发挥效用的那种生命的创造精神。

这里讲的只是文艺吗？这封信让我们感觉到，他为自己安排了与文学艺术的命运相同的人生。这其实不好表述为一种文学化的人生，因为他不是受到了文学的影响才塑造起人生的态度，也不好说他对人生有一种文学化的处理。上面这段话能看出，白求恩很知道文艺的宿命是什么，而他的天性与文艺的宿命那么相似，充满反抗程式化的要求，40多岁了依然如此。一些奇特的例子可以佐证。他在参加一次富裕阶层的聚会时，极其反感富人刻意重视洗澡热爱干净，表示“人散发出动物气味更迷人”，并对一位询问他不洗澡如何保持干净的女士说：“可以互相帮对方把身体舔干净”。又或者，白求恩把一个妓女带到正式的聚会上，向众人介绍她的职业，一顿好吃好喝后宣布要把妓女送回“肮脏堕落的街道”。这些愤世嫉俗的例子，都说明白求恩对资产阶级和他们讲究的生活，抱有深重的敌意。他讨厌文化或文明中某些制度性约束的部分，尤其是等级，一个更自然的环境，会让白求恩舒服、安宁，一个大多数人接近平等的社会，会让他反抗的冲动平静一些。在某种程度上，晋察冀是这样一个地方。

三

在晋察冀，白求恩把他高超的手术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之前经历过的任何一个环境，都不会比晋察冀更能释放他在手术的敏捷、决断和拯救生命效率上的欲望与能量。抗战期间，援华外国医生的数量不少，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去了贵阳图云关，在林可胜主持的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工作。白求恩不同，在前往中国前，他就有了很明确的帮助共产党的意志，他表示：“我只有一个条件，如果我回不来了，你们要让世人知道诺尔曼·白求恩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牺牲的”。去西班牙前，他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在一位画家朋友的工作室设计了自己的墓志铭：“生是资产阶级，死是共产党员”（Born a bourgeoisie. Die a Communist.）。

白求恩去西班牙前在一位画家朋友处为自己设计墓志铭（Larry Hannant, The Politics of Passion: Norman Bethune’s Writing and Art,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p.116.）

这些话是白求恩坦诚态度，但更微妙的层面是，他用了一种具有魅惑力的语言表达出关于共产主义的一派迷人气质，包括对死亡的豁达和光荣感。白求恩从不匮乏这类塑造语言的魔力，在上面提到的谈论文艺的信里，他一点不掩饰对日常性叙述（无论是苦难，还是良好状态）的厌恶，他反感那些平凡，因为他总是一下子就能看到词的陈腐带着一大堆让他烦躁的毫无用处。这可以说是一种抗拒世俗生活某些部分的天性，这也与他讽刺爱洗澡的资产阶级，以及用一种传奇性的态度观赏自己的生命，是一回事。从他的传记看，白求恩的世俗生活的几个核心部分——存钱、守财、家庭——过得比较不羁，在他那个阶级里算不上成功；其他几个侧面，喝酒、恋爱和享乐等，他可算是有几分沉溺。

晋察冀使他发生了变化。白求恩在这里写的文章、发出的信，已经没有过去那种动荡、冒进和反抗的气息，他忙于手术，也花了很多时间设想通过自己的渠道为八路军筹集药品和钱。他没有失掉那种表现主义的、现代性的语言能力，在晋察冀写就的某些文章里，这些语言仍然神气，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创伤》，或在一封信里他描写“巨大的粉红色睡莲犹如已发福的中年贵妇，在一顿丰盛的午餐之后，有气无力地将大如足球的头垂在灰色陶盆的边缘”。第二个例子让我们发觉，白求恩始终有一种资产阶级的审美能力以及对它的强烈反叛。什么改变了他？我想，晋察冀让白求恩看到了一种接近理想的社会：虽然物质上落后，但这是一个“建设”着的社会，就连白求恩认为最无法把握的东西——“生活”，在这里也有“建设”，这使他在讲述党、军队、农民和这里体现的人类未来时，流露出散发着阳光香气的信心和幸福。

其实，白求恩有一个重要的、不是大多数人能体会的特征。他有很强的个人能力和生命活力，这是需要充分的、有价值的事业去释放的，否则会表现为捣蛋。与北美和西班牙相比，晋察冀对他的需要是那么彻底、纯粹、简单。白求恩的工作在自然和依托自然的建筑空间（比如村舍和庙宇）里展开，太行的山脉和河流为一切提供了极其平静的形式。我们不仅能在这一时期白求恩的相片里感觉到这种形式的意义，与白求恩同样为晋察冀军区工作的燕京大学教授林迈可和班威廉，都在他们的文字作品和照片里见证了环境带来的情感的平和。白求恩说过自己“生性漂泊、变化无常”，但在晋察冀不满两年的时间里，生活环境的自然、工作的价值感和建设性确实安慰了他，使他的灵魂和身体得到过很长的安宁。

白求恩在唐河游泳（沙飞摄影，1939）（中国白求恩精神研究会：《诺尔曼·白求恩》，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76页。）

白求恩晒太阳（沙飞摄影，1939）（中国白求恩精神研究会：《诺尔曼·白求恩》，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77页。）

意外血液感染去世前，白求恩有短暂回到北美筹集物资的打算。这可能是他想做些调整，因为他的语言能力弱，一直学不会用中文交流，在根据地时间长了还是感到孤独。他期待这个调整。在最后几封信里，他用开朗的语调谈到了局势、与世隔绝、天气、回北美的计划，以及对西方的生活里那些享受的快乐的敏感。然而，就像很多戛然而止的生命一样，事情的推进是没有下文的。但也就是在最后的文字材料里，我们能感到他的敏感依然存在主义却也纯真，“你们还跳舞，喝啤酒，看电影吗？躺在铺着洁白床单的软床上是一种什么感觉？女人们还渴望被人爱吗？”白求恩一以贯之的底色依然，但太行山区似乎真实有效地化解了他的动荡感，多了几分安宁中对生活要素的敏感，这一点，曾经是他害怕的，也是寻求缓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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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范雪。来源：澎湃新闻。责任编辑：白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