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长征，我们就想起《毛泽东选集》上那段气壮山河的话，“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
但是，同样是毛泽东，1958年6月，当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军委扩大会议，那次会议的主题是反教条主义，毛泽东的讲话到现在为止没有解密，毛泽东也谈到了红军的历史。讲到长征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政治上既犯错误，军事上势必犯错误。没有好久，洋教条来了。他们是主张打大城市的，还有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要把坛坛罐罐打烂，两个拳头打人，以后又变成什么‘短促突击’。搞短促突击的总司令是谁？此人姓李名德，是个德国人，跑到我们这里当太上皇，什么人也得听他的命令。结果就把根据地送掉，来了个很好的工作，叫做‘走路搬家’。不走则已，一走两万五千里。所以说，我们军队不仅政治方面，军事路线也是犯过错误的。你们说没有？那么你们就举出理由来说服我，那些根据地是怎么丢掉的？是因为闷得很，想散步，逛马路，一散就散到陕北？还是因为犯了一点错误，我们的对手蒋介石请我们走？据我看，实在是他请我们走。我们是不想走，他就说你走吧，他下了命令，没有办法只得走的。”
李德
毛泽东谈到长征的时候，真正的心里话是这段话。长征不是我们愿意走的，而是我们自己犯了路线错误，被迫不得已走的，而且从江西开始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想到，会走两万五千里。从这个角度再去重温一下长征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出长征绝对不是共产党的一次旅游，而是一次充满了痛苦和鲜血的求生之路。
为什么要长征？官方历史也承认，因为我们第五次反“围剿”犯了错误，丢掉了根据地。问题就来了，前四次反“围剿”不都赢了么，国民党不都被打败了，怎么第五次反“围剿”赢不了了呢？这里面是有多种因素构成的。
首先，江西的苏区能够发展，红军能够发展到十万人，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地区都属于贫困落后地区。蒋介石当时在忙着什么呢？他忙着统一中原，招降东北，在跟各路军阀进行大规模的内战。所以，说句老实话，他当时没有精力来全力对付这些红军。
前四次对江西红军的“围剿”，开始是兵力投入不够，后来是对江西的情况不了解。总而言之，当时蒋介石没有尽全力，也没有集中兵力做这个事情。前四次反“围剿”在毛泽东领导之下使用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把国民党军队拖到江西根据地深山老林的地方打伏击，就是这么打赢的。后来就出现问题了。
1932年10月，当时的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在宁都开了一次会，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委员集体把毛泽东选下了台。是什么原因呢？当时的中共中央坚决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共产国际当时要打大城市。要打武汉，毛泽东说打武汉根本不可能，想都别想。打南昌，毛泽东说打了也站不住，也不行。打赣州，在赣南建一个“红都”，比瑞金还大，行不行？毛泽东说赣州也打不下来，赣州是铜墙铁壁。结果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就火了，有十万军队也不敢打一个城市，毛泽东这是逃跑主义。当时周恩来征求意见，问彭德怀敢不敢打，彭德怀说敢打，问刘伯承总参谋长，刘伯承说敢打。在这种情况下，在当时共产国际占领导地位的大背景下毛泽东处于少数，处于被动。
结果是，红军1932年去打赣州，没想到赣州的守军破釜沉舟，死守赣州。彭德怀当时是怎么打的？城墙攻不上去，就挖地道，送了两棺材的黑色火药，运到赣州城墙底下。没想到赣州守军雇了一群瞎子，天天趴在地上听动静，红军一挖地道，人家早就摸准了地道的方位。彭德怀把炸药送进去，让突击队埋伏在城墙底下，炸开了城门就往里冲，没想到我们当时战术水平太低，攻城技术也不懂。第一，那炸药不是TNT，是做爆竹的黑色火药，爆炸能力有限；第二，爆破的角度也算不准，轰隆一声巨响，城墙炸开了，炸的方向反了，把我们的突击队员扣在城墙底下。我们再往里冲，人家早就在缺口那里等好了，一个反击就被打了出来。赣州打了那么长时间也打不下来，中央只得下令撤退。这些政治局委员们觉得让毛看了笑话。
另外一条，就是共产国际要按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在苏区实现苏维埃化，全部照搬苏联的体制。一看毛泽东在江西给富农分田，允许富农经商，说这是“富农路线”。政治局委员们就认定，无论如何不让毛再干下去了。1932年10月，在江西宁都小原村就开了五天会，叫“反倾向斗争”。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成为绝对的少数。毛当时恨恨地说，“这些钦差大臣，张嘴共产国际的指示，闭嘴斯大林的指示，谁相信我的土玩意叫‘毛泽东思想’，那叫做山沟里的共产主义”。所以，在共产国际路线的指引下，大家决定罢免毛泽东，毛泽东的实权——红军总政委，被周恩来接替，毛泽东回到后方当一个有名无实的中华苏维埃主席。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罢免了毛泽东，中央苏区的领导层发生了变化。本来是周恩来当第一把手，没过几天，博古从上海到瑞金来了。博古二十七八岁，一个年轻人，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他到了瑞金就说，王明同志临走时说了，他走了以后由我代行他的职务。结果周恩来没有和共产国际核实，就把党权交给了博古。过了不久，博古又推荐了个洋顾问李德，说这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是什么人？他是德国人，苏联红军的情报官员，他受苏联情报机关的派遣在大连从事情报收集工作，1932年被日本谍报机关破获了，李德就逃到了上海。当时博古正好要去苏区，一看来了个苏联红军军官，还是搞军事的，就说太好了，你到苏区就给我们当军事顾问。结果到了苏区跟周恩来一说，周恩来又没有和共产国际核实，就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李德。因此到了1934年初，江西苏区的红军领导形成了三驾马车，就是博古、周恩来和李德。
李德刚一到瑞金的时候，神气十足，当时给了他新盖了住处，叫“独立房子”；给了他一个连的警卫；一出门就是高头大马，生活上也是给予特殊照顾。当时江西的老百姓都很兴奋，听说苏联红军派人来了，中国革命一定就能实现了，中国以后都要变成红色的江山了。
这个时候蒋介石到了南昌，决心要彻底地消灭江西苏区和红一方面军。蒋介石在江西行营调集了50多万的军队，准备进行第五次“围剿”。在行动前，蒋介石的谋士杨永泰就劝蒋介石，前四次“围剿”为什么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我们把江西的老百姓都当成了共匪，把江西的老百姓都惹翻了，他们就都去支持红军了。这次我们改变策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打仗不着急，慢慢来，最重要的是我们所到之处要安抚老百姓，要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让他们体会到我们的好处。这样的话，江西的老百姓都归顺我们了，那共产党就站不住脚了。
蒋介石认为杨永泰的主意非常好，于是制定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谋略。对江西苏区实行铁桶式的包围，到处的筑堡垒、筑壕堑，一步步向江西苏区压缩，让你根本没有办法抵抗。所到之处，让老百姓回家，该修房子就修房子，该修路就修路，让老百姓感觉到生活的比在共产党手下要好。还有一点，对江西苏区进行彻底的经济封锁，盐、各种生活用品、工业用品，严格地断绝和苏区的交易，苏区赖以生存的贸易完全被切断了。这种经济制裁使得苏区本来就非常贫困的二十多个县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这时候，蒋介石才开始对江西苏区第五次“围剿”。
第五次“围剿”，国民党军队步步为营、重点突破。当时李德、博古、周恩来他们“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苏区一寸国土”、“两个拳头打人”，一个对付北边，一个对付南边，这样的方式就把十万红军严格地限制在了阵地上。在阵地上以堡垒对堡垒，以壕堑对壕堑，和国民党硬拼。国民党一看，太高兴了，过去在朱毛红军的时候连影儿都摸不着，叫做“敌进我退，敌退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现在红军摆个阵地让我打，我还不打你吗？不能说红军打得不英勇，但确实是实力悬殊太大。毛泽东后来讲话谈到第五次反“围剿”，用了一个比喻，说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国民党军50万人，什么装备？红军10万人，什么装备？你还想打阵地战、防御战，还想打胜仗，有可能吗？
红军将领和战士明明知道这样打下去没有前途，但当时中央的命令是非常严酷的，保卫局就在你后面，要是敢撤退马上就制裁你。第五次反“围剿”刚开始的时候，守卫江西北大门黎川县的是后来的海军大将萧劲光，他守黎川县城只有几百人，而且还不是正规军队，没想到国民党来了一个师，五千多人扑过来，气势汹汹，萧劲光一算，打也是死，怎么也守不住，与其让大家都阵亡，不如我们主动撤退，这样还可以保存一些同事的生命。在当时，他这样思考是可以理解的，三四百人抵抗五千人的正规军，怎么可能？所以萧劲光带着部队主动撤退了。李德一听，让你把守苏区的北大门，结果不战而退，大怒。于是在苏区的报纸上，说萧劲光不战而逃。在红军的报纸上还画了一幅漫画，把违抗命令仓皇逃跑的萧劲光送到革命的法庭去，萧劲光被无产阶级的铁锤砸了个眼冒金星。萧劲光就被押到了瑞金，开公审大会。萧劲光在会上陈述，我为什么守不住黎川，我只有几百人。台下有人喊，你为什么不发动群众？萧劲光哭笑不得，怎么发动群众，打仗是闹着玩的事吗？萧劲光在《回忆录》中说，当时军委的一位主要负责人在苏区杂志上发表了文章，点了我的名，而且批判我的逃跑路线。这位是谁？署名是周恩来。萧劲光说，军委主要负责人批判我的错误，我向他提出我冤枉，他说：“现在不批判你，不足以鼓舞军队的士气，你必须要服从中央的决定。我明明知道你也有道理，但是我现在还是要批你。”但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出来为萧劲光说话，说萧劲光这个事确实是不得已，你们要是这样杀人，红军干部的信心肯定会受到极大的打击。在毛泽东的搭救之下，萧劲光被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被安排到了红军大学的干部队。在整个长征期间萧劲光是没有职务也是没有待遇的，这在当时就是杀鸡给猴看，谁敢后退就是这个下场，所以，当时红军不得不做最后的搏击了。
第五次反“围剿”最激烈的战斗在广昌高虎脑。高虎脑守在从北面进入苏区的一条大路上，这个地方有两个山包，就叫做高虎脑。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把他的部队都集中在这里，准备打一场阵地防御战。国民党一个师往上攻，红军就在山头拼命守。当时红军守在阵地前面这个团，团长是苏振华，解放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海军第一政委；这个团的政委是黄镇，他在长征中画了《长征组画》，解放后任文化部部长。他们两个人在这个山头上打了三天三夜的阻击战，这一个团一千多人最后打得只剩下三百人。黄镇就骂，“这是什么打法，过去我们都是吃肥肉的，没想到现在打的这么惨。”彭德怀不得已，只好撤退，现在在高虎脑有一个纪念碑，题字的是军委副主席张震，张震当时在红三军团参加高虎脑战斗，任连长。
高虎脑烈士纪念碑
高虎脑战斗一失败，当时苏区就非常的困难了。张闻天写了一篇文章，《死亡或者胜利》，还力图鼓舞士气。毛泽东虽然受到了打击和冷落，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心里也是非常着急的，他也在苏区的报纸上发表了题词：“敌人已经向我们的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这样做，就一定能够最后战胜这个敌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可见当时形势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候。
我们提一个问题，博古、李德不行，那毛泽东来指挥第五次反“围剿”行不行？后来我们经过仔细的计算，特别是社科院近代史所的研究员黄道炫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 1933-1934》），通过各方各面的条件来计算，第五次反“围剿”蒋介石是下决心了，集中优势兵力和红军打，这样的话红军是神仙也打不过。因为战争不是一两次战斗的胜利，而是总体实力的对比。我们说苏区20多个县已经经过了四次反“围剿”，你还有多大的实力去支撑？
首先说钱，打仗要用钱。当时20多个县，那么少的财政收入，维持红军日常的生活都很艰难，真到一打起仗来，中央哪儿还有钱？所以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前，中央苏维埃政府向江西20多个县的发行公债借了400多万元钱，基本上是有借无还。赤字亏空到这个的程度了，还有经济实力来维持吗？
第二，人。江西苏区20多个县一共200万人口，这200万人口中有多少男青年适合当兵？可以说所有的壮丁都已经上了战场。壮丁都不够，还组建了少共国际师，十五六岁的娃娃也当了红军。萧华为什么36岁能当上将，因为他16岁就当了少共国际师的师长，这群娃娃兵一样上战场。当时男人都去当了兵打了仗，江西的妇女怎么办？当时流传这样一个笑话，要嫁男人就嫁残疾人，比如说红军负伤了，缺胳膊少腿还是个男人，而且不用上战场。要是嫁个适龄、正当年的小伙子，说不定过两天就送了命了，女人就当了寡妇了。当时为了征兵，江西苏区发出了一个号召，叫做“创建100万铁的红军”——征兵100万人。苏区一共200万人口，想征兵100万人，这可能吗？当时各个县都要完成征兵指标，造成了新兵大批逃亡。当时红军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红军中逃跑分子的问题》，谁敢逃跑怎么处置，家属怎么办等等，非常严酷，但即使如此，逃亡还是制止不了的。
这样要钱没钱，要人没人，仗怎么打下去？
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也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一方面为了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另一方面是为了想一条出路，他们就派了两支部队去探路。一是看看有什么希望没有？再就是看看怎么样能够摆脱困境。
第一支部队就是由乐少华、粟裕率领的抗日北上先遣队。1934年7月，这支部队从江西出发，去浙江、安徽。到了浙江、安徽后，跟赣东北的方志敏会合。他们想往北去，那是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也是交通发达的富庶地区，在交通发达的地区别想有生存之地，国民党“围剿”红军行动快着呢。于是方志敏拉着队伍想回赣东北老家，结果在怀玉山地区被国民党军包围了，红十军团全军覆没，方志敏被俘，一直被押到了南昌（1935年8月牺牲）。只有粟裕带着几百人突围进入了山区。从这个时候起，粟裕就脱离了中央的嫡系，长期孤身在外，单独地奋斗。
还有一支队伍是在井冈山地区的红六军团，当时是萧克、王震率领的。中央命令他们向西，看看能不能与贺龙会合，为了领导这支队伍，派任弼时当中央代表。说句老实话，任弼时相当有能力，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这支部队，从井冈山出发一路向西，经过广西、进入贵州，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胜利地和贺龙的部队在贵州会师，又回到了张家界那一带（贺龙的老家）。当时萧克、王震走的路线就是后来中央红军长征一开始走的路，路线是完全重合的，红六军团西征的胜利，实际上为中央红军探了一条出路。
派部队去探路用心良苦，一是想分散国民党军的注意力，另一方面是看看往哪个方向走才有出路。但是，什么原因促使红军突然决定长征？缘于一个绝密的情报。蒋介石攻占了高虎脑一线之后，国民党军队也打的比较疲乏，实现了两个月的休整。这两个月里，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最后消灭江西苏区的“铁桶计划”，集中优势兵力把江西的瑞金彻底拿下。蒋介石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与会者中有一个当地的保安司令莫雄，莫雄是叶剑英的老乡，他从心里同情共产党。莫雄手下有几个地下党员，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叫项与年，现在大家对他不熟悉了，但他的儿子也非常出名，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最为大刀阔斧的湖南省委书记项南。莫雄拿到蒋介石的计划之后，交给项与年，项与年设法送到江西的瑞金。项与年从江西的吉安出发，自己敲掉好几颗门牙，装成了要饭的老叫化子，又脏又破，在要饭的篓子里装了一本小字典，字典上有他的密码。他装叫花子一路跑，混过了国民党的层层哨卡，在1934年10月到了瑞金。周恩来和李克农看到项与年送来的这份情报，大惊失色，原来国民党很快就要动手了，要彻底解决我们了。他们对莫雄、项与年非常的感激，感谢他们提前送来了这个最重要的情报。
当时红军准备出发就是一个星期的事情，在一个星期里要做好全部的准备。出发往哪儿走？就是按照红六军团的路线往西走。
这就有好几个问题。第一，谁走谁留？因为还想着能够保存江西的根据地，还要留下一个比较强有力的班子坚持。这样的话，就要决定谁留下。主持全面工作的要留一个政治局委员，就是项英。军事方面留谁呢？周恩来他们就考虑，留下陈毅。陈毅当时是什么情况？陈毅在第五次反“围剿”里受了重伤，大腿几乎残废，还在那里没动手术呢。周恩来找陈毅谈话，说中央决定把你留下来担任江西军区的司令员。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也留下了。瞿秋白带不走，也留下。当时就有人说，瞿秋白怎么就不能跟着长征呢？他是有肺结核，但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都比他岁数还大，王稼祥也是躺在担架上走。有人给了瞿秋白一匹马，说你追队伍去。到这个时候瞿秋白的文人面子就把他害了，瞿秋白说人家不让我走，我怎么好意思追人家，叫我留我就留下吧，反正组织上是安排我去上海治病的。这样把瞿秋白也留下了。
毛泽东怎么办？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如果一旦长征开始，他肯定很快就会被留下。所以毛泽东在五次反“围剿”间歇的时候，也就是中央把北上抗日先遣队和六军团派出去以后，毛泽东说，我来承担一项任务，到于都探探路线。他自己先到红军出发的地方去了。红军还没有开始动，他就到红军出发的地方去了。毛泽东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革命领导人，他是不会乞求于别人的脸色的。
红军的走的非常仓促，几天内就决定谁走谁留，然后就立即开拔。开拔后，当时没想长征，而是想突围，突围到张家界和贺龙、萧克会合，走的时候坛坛罐罐都带上了。毛泽东说长征初期是“大搬家”、“大逃跑”。搬家的挑夫就两万多人，邱会作说长征开始的时候是乱糟糟的。干部队伍每天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想在哪儿吃饭就在哪儿吃饭，干部随意离队，总而言之根本不像行军的样子。这么笨重的队伍，一天才走15里、20里，怎么还能突破国民党军的四道封锁线？我到了江西寻乌县，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纪念馆，纪念馆门口的牌子叫做“鸽子飞了”。怎么有这么一个纪念馆？我到里面一看，又揭开了一个秘密。
红军长征前期之所以能够顺利地通过广东、江西交界地区进入广西，通过四道封锁线，最关键的问题是周恩来派代表做通了广东军阀陈济棠的工作。我们知道陈济棠是“南天王”，但陈济棠跟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一起，一直是反蒋派。他和蒋介石打了三次仗，最重要的一次是蒋桂战争，陈济棠被打败了，被迫屈服了，结果他心里始终咽不下这口气。而且更重要的，陈济棠和江西苏区有重大的贸易关系，钨矿生意。毛泽民挖出钨砂来，翻山越岭到广州卖给陈济棠，陈济棠到广州再倒一手，出口卖到德国，这是陈济棠一大经济来源。蒋介石这时候命令陈济棠当南路军的司令，进攻苏区，陈济棠不愿意为蒋介石卖命。陈济棠先派了他的部下，红九军团的军团长罗炳辉的内弟联络红军，说咱们两家不打行不行？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了，于是就派出代表潘汉年、何长工，和陈济棠的代表谈判。共产党贿赂了陈济棠的代表，双方达成了四条协议：第一，就地停战；第二，互通情报，不用电报和电话，用鸡毛信；第三，互相通商；第四，必要的时候红军可以借道。就在谈判刚完成的时候，周恩来用密语就通知何长工和潘汉年，“鸽子飞了”，意思就是“我们要行动了”。潘汉年、何长工与陈济棠就达成了默契，我们过你的封锁线不占你的地盘，你朝天开枪就行。陈济棠乐得呢，犯不着和你拼命。于是红军就夜行军，通过了四道封锁线。我们认为这是长征中的得意之笔，红军能够从江西走出来，一直通过四道封锁线都没有受到什么损失，这确实是红军长征开始的时候，做的第一件聪明事。
从江西出来，进入了广西，广西桂林北边兴安县的界首，是一个湘江渡口。到这个时候，国民党就不客气了。蒋介石一听说中央红军跑了，于是命令中央军的三个纵队薛岳、吴奇伟、周浑元在后面紧紧追赶；命令广西的白崇禧带着广西军在南边；湖南军队在北边，三路夹击，一定要把共军消灭在湘江渡口。在界首这个地方渡湘江形成了一场惨烈的“湘江战役”。
广西军从南边上来，红三军团在这儿顶着；湖南军从北边上来，红一军团在这儿里顶着，战斗打得非常惨烈。当时我们在阻击，后面的中央纵队还在以每天20里的速度慢慢往前爬。红一三军团非常的焦急，说中央纵队走得快一点，你们走得快一点，我们就能少牺牲一些人。但是一直到了第四天，中央纵队才到了湘江边上。白崇禧当时有7架飞机，都是那种双层机翼的飞机。这7架飞机在广西桂林轮流起飞，飞到界首上空，往下扔炸弹。红军队伍大乱，乱得不可收拾。红军在渡过湘江之后统计人数，损失了三分之二。从出发的时候的10万人，湘江战役后剩下不足3万人。
我到湘江渡口去看，这个渡口也不宽，连100米都不到。红军当时是用架浮桥，而且是架了好几道浮桥过去的。统计一下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七军团的伤亡，一共不过几千人，损失的那么多人去哪儿了呢？绝大部分都逃跑了。那么多的挑夫，本来就不愿意跟着走，炸弹一来，队伍一乱，跑了。招了那么多的新兵，也不愿意离开老家，队伍一乱，也跑了。这样一来，溃逃的是绝大多数，真正战斗牺牲的人数并不多。过了湘江的部队，是红一方面军的主力，一、三、五、九共四个军团，这四个军团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实际上还保存着他们的力量。
博古一看就崩溃了，刚开始长征就遭受了那么大的损失，他这么年轻，感觉承担不了，于是就掏枪想自杀。周恩来赶紧劝他，到这时候你也别想那么多了；现在我们的人逃跑的那么多，消息肯定都暴露出去了，我们不可能再和贺龙、萧克会合了，我们一直往西走吧；哪儿没有敌人我们就往哪儿走吧。这样红军就改变了方向，由广西进入了贵州。翻过了越城岭（老山界），红军就进了贵州。当时贵州穷到什么程度？叫做“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红军天天走在荒山野岭里，人也见不着，房子也见不着，好几万的红军每天在哪儿睡觉，在哪儿吃饭呢？红军战士心里就嘀咕，我们的领导到底行不行，把我们往哪儿领啊？红军战士都犯嘀咕，红军的高层就更加焦虑。上世纪80年代，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那次重走长征路中央军委下了大力量，护卫他，给他找住的地方，帮他找谈话的人，军事博物馆的副馆长秦兴汉陪着他走。索尔兹伯里获得了很多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写了一本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中有一章《担架上的谋划》，说红军长征有两个三人团，一个是公开的，博古、周恩来和李德；还有一个不公开的三人团，三个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这个三人团没有权，只能随军行动。眼看着红军一天天走入绝境，王稼祥和张闻天着急啊，来找毛泽东商量，说博古、李德他们看来是不行的，咱们是不是应该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当然愿意。但毛泽东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到现在整整受难两年了，他在政治上成熟多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在考虑什么关键问题呢？他在算票数，计算如何获得多数票。
遵义之前已经开了两个会了，一是通道会议，决定不去湖南，转向贵州；另外一个会议是黎平会议，决定让刘伯承取代李德，结果李德勃然大怒，跟周恩来拍桌子，周恩来也跟李德拍桌子，他们两个人算是掰了。这时候毛泽东说，这两次会议都是三对四，现在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红军的生存问题，而不牵扯政治路线问题，我们先谈怎么挽救红军。
我们研究下一步红军往哪儿走，这样的话各军团的首长都要参与，我们把各军团的首长都请过来，叫林彪、彭德怀、杨尚昆他们都来，让他们每个人也都有一票，我们不就有多数票了吗？王稼祥和张闻天都觉得这个主意好。他们三个谋划完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就去跟博古、周恩来说，恩来呀，前面就到遵义了，咱们开个政治局会议，研究一下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吧。研究红军的行动，各军团首长更了解具体情况，咱们把各军团的首长都叫来，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你看好不好啊？周恩来和博古就同意了。
他们既然同意，周恩来在准备报告，博古也在准备，毛泽东和张闻天他们就在广泛地做各军团首长的工作。1935年1月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柏辉章的公馆二楼举行。一开始博古做政治报告，周恩来做军事报告，还在掩盖失败的责任。他们俩说完了官话之后，毛泽东、张闻天就站起来了，相继做了准备已久的长篇发言，集中火力猛批博古和李德，说他们两个人在第五次反“围剿”的错误，断送了苏区，所以红军今天的惨状，他们要负责任。张闻天的讲话内容，主要保留在了《遵义会议决议》里，这个决议是张闻天起草的。毛泽东的发言内容保留在他到延安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文中把他当年在遵义会议上的主要内容写了出来。他们两个人的发言就定下了调子，各路的红军将领站起来猛批博古和李德，形成了围攻之势。
周恩来一下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当天晚上他经过痛苦的思考，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周恩来彻底和博古、李德划清了界限，宣布自己拥护张闻天、毛泽东同志的立场，并且对过去他担任红军政委期间的一些错误做了深刻的反省和检讨。遵义会议时周恩来的这一票最关键，周恩来倒过来，遵义会议就开成功了。所以王稼祥说，遵义会议之后恩来同志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遵义会议通过了三条决议：第一，由张闻天取代博古，任党的“总负责”，注意不是“总书记”。是名义上的第一把手，后来毛在延安说，张闻天就是个“虚君”。第二，周恩来仍然担任红军总政委，军事上最后下决心者是红军总政委，也就是说周恩来是第二把手，仍然握有指挥权。第三，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辅助张闻天和周恩来的工作，毛泽东是第三把手。过去党史上写，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到了80年代末，遵义会议的档案一公开，一看毛是第三把手，我们官修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这一段改写为，“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所以要会读正史，要会从这几个字后面读出它的意思来。
不管怎么说，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回到了最高领导层。毛泽东回到最高领导层和走上领袖之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直到1945年才完成。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还没有达到最后决策者的这个高度。后来，长征之后发生的一些风风雨雨，又印证了这些问题。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和红军最大的一个动作，是“四渡赤水”。关于四渡赤水，《长征组歌》有一句歌词，“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我们军事科学院把四渡赤水的路线恢复了，一看是绕来绕去，完全看不懂。别说我看不懂，林彪当年都看不懂，林彪就对毛泽东说，怎么老是走弓背路，不会走直线啊？结果毛泽东训斥他，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我确实也不懂。有一年我们开长征经验会，把茅台县县长请来了，我说你是当地人，你给我们讲一讲四渡赤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这很简单，红军从江西走到遵义，已经是衣衫蓝缕，骨瘦如柴，体力和战斗力大为下降。怎么办？当时朱德看中了四川，说我们拉着队伍过赤水河，在川南建立一块根据地，让红军得到休养生息。于是红军从遵义出发过了赤水河，进入了四川。川军一看你来抢地盘了，他们就上来了，打头阵的是川军刘湘的模范旅郭勋祺。朱德和刘伯承都说，川军我们熟悉，都是“双枪兵”，很烂的，跟他打！在土城渡这么一打，没想到川军为了保卫家乡真是玩命，打得非常英勇，爬山爬得飞快，而红军瘦弱得连抡大刀的力气都没有。两军在土城渡一打，红军被打的大败，根本收拾不住。当时是陈赓的干部团挺身而出，把毛泽东和朱德从土城渡救了下来。毛泽东和朱德赶紧从土城渡逃过了赤水河，回到了贵州。川军一看红军离开他的地盘了，就收兵回城了。
贵州军阀一看，红军怎么又过来了？于是贵州军队又上来了。当时中央开会，红军将领都说，黔军好打，我们和黔军打。毛泽东力劝大家，千万打不得了，我们没有战斗力了，我们现在一打就是全军覆没、就要当石达开了，红军没有了，还干什么革命？但毛泽东的意见被众位将领否决了，他们决心要和黔军打一仗，在贵州站稳脚跟。毛泽东心里非常不安，就提着油灯去苦口婆心地劝周恩来，说我们不能打了。最终，周恩来被毛泽东说动了。周恩来是红军总政委，最后下决心者，周恩来决定不打了，于是红军就开始跑。毛泽东的基本战术思想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我们电视上演的都是红军高举红旗前进，谁见过红军跑？但那个时候，你就得跑，不跑就会被包围、消灭。
怎么跑？毛泽东是“边缘战略”的大师，他就利用这条赤水河是云南、贵州、四川的分界，就在赤水河上绕，在川军、滇军、黔军、中央军的夹缝里求生存，黔军来了，我跑四川；川军来了，我跑云南；滇军来了，我再绕回贵州来，绕来绕去。跑也不容易，你怎么知道往哪儿跑呢？每天各路军马“围剿”你，你怎么知道如何绕来绕去呢？这个谜，过去我们一直不知道。几年前，有人给我们揭示了这个秘密。这是毛泽东1947年在西柏坡和军委二局的同志的合影。毛泽东身边这个戴皮帽子的，叫曹祥仁，他是军委二局局长。红军长征的时候，他是军委二局译电科的科长。军委二局是负责情报的，局长就是后来的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译电科科长曹祥仁的手下，就是三五个人、背着部电台，每天一有工夫就在监听国民党各方面的电报。国民党的军队要协调啊，中央军问川军，红军到四川了吗？川军问黔军，红军到贵州哪儿了？黔军问滇军，红军进到云南哪儿了？这些电报的密码都不复杂，是按诗韵排列的，译电科截获了700多封电报，每天连蒙带猜，差不多把电报都破译了。毛泽东这才知道哪里有敌人，哪里没敌人，他根据电报的情况才决定往哪儿跑，所以四渡赤水的路线才是这么弯弯绕。毛泽东当时就是保住一条，这个秘密谁都不能知道。如果国民党军队知道我们能够破译他们的电报，一换密码，我们就完了。《杨尚昆回忆录》说，连军团级的干部都不知道毛泽东这件事，所以林彪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绕来绕去的，可见毛泽东当时保密到了什么程度。
于是就一边接收着电报，一边绕来绕去。红军真要被拖垮了。天天这么行军，李德说，有敌机来轰炸，我倒头就睡，只要不炸到我身上，我连理都不理了。已经疲惫到了这种程度。在那种情况下，谁掉队谁完蛋，根本管不了你。
曹祥仁回忆了这么一件事，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他也发烧，走不动，掉队了。结果他就高一脚低一脚地走，找队伍。从后面来了一位骑马的首长，红三军团的黄克诚师长。黄师长一看，曹祥仁你怎么了？来上马，咱们两个人骑一匹马走。曹祥仁就上马，两个人慢慢骑马往前走。走了没多远，黄克诚手下一个团长也在地下倒着，一见师长过来，磕头求师长，你把我带走吧，你把我带走吧！黄克诚说，不行，我现在管不了你，曹祥仁比你更重要。于是就把这个团长抛下了。曹祥仁说，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团长了，他很可能是被土匪或是被当地的军阀杀害了。
当时更倒霉的一件事，就是钱壮飞。钱壮飞是周恩来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钱壮飞提前把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告诉上海中央，上海中央就被一锅端了。结果中央从上海撤退之后，钱壮飞也到了瑞金。钱壮飞是个艺术家，到了瑞金以后，修了一个“红军烈士纪念塔”，就是现在瑞金那个炮弹式的塔，设计师就是钱壮飞。钱壮飞也能歌善舞，是风流才子。长征的时候，钱壮飞跟着一块儿走，他是上海的少爷，哪儿受过这个苦，走着走着也掉队了。后来听人说，当时是遇到了轰炸，大伙儿四处分散着到树林隐蔽，钱壮飞大概是累得倒头就睡着了。等他醒了，队伍也没有了。钱壮飞只好戴着眼睛一步步摸着找队伍，碰到两个贵州农民，就问红军在哪里。这两个贵州农民就看中了钱壮飞身上背的一匹洋布。当时红军在长征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现金、经费，当时有什么东西给你什么东西，有的人给一块大洋，有的人给一个金戒指，有的人给几两烟土。给钱壮飞的是一匹洋布，这一匹布就是盘缠，掉了队你自己想办法。听说这两个农民就是看中了钱壮飞身上这匹洋布，骗他说我们带你去找红军，于是把他东引西引，引到了一个溶洞，和钱壮飞抢夺这匹布。钱壮飞说什么也不能把这匹布丢了，他一个文弱书生，没几下就被人打晕了。于是这匹洋布被抢了，钱壮飞被扔进了溶洞的深渊。蒋介石用五万大洋买钱壮飞的人头，就为了一匹洋布，在长征中送了命。这就是四渡赤水过程中的残酷现实。
怎么办，毛泽东也是忧心如焚。哪怕把红军带到一个地方能休养生息十来天也是好的。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从雪山的那边来了电报，说张国焘率领着红四方面军渡过了嘉陵江，到了川西北，现在等待着中央红军来会师。消息一传到红一方面军，群情振奋，于是红军玩命地北上，和红四方面军会师。
就四渡赤水这段历史来讲，是红军最危难、最痛苦的时刻。但是，蒋介石那么多的军队对红军的围追堵截，怎么就消灭不了红军呢？当时很多人猜测，说蒋介石故意放毛泽东一马，甚至有一个叫做张戎的，在香港出了一本很烂的书《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说蒋经国当时在苏联，在斯大林手里当人质，所以红军才没有被蒋介石斩尽杀绝。这是典型的胡说八道。
当时在四渡赤水期间，蒋介石为什么没有把红军斩尽杀绝，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第一，我们今天去贵州，重走四渡赤水之路，才理解毛泽东诗词里的那句话“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苍山如海在贵州是真实的写照，当时根本就没有交通，除了从贵阳到遵义的一条公路之外，其他都是土路了；再有本事，到那个地方也要靠两条腿走路。当时川军围剿红军，蒋介石下了命令，说川军某年某月必须要到达某个地区，结果师长一看，还有100里路，哪儿走得到！连马都骑不了，师长和士兵一样都得两条腿爬山。师长没办法，让侦察连背着一部电台，强行军先走，到了山头就发电报说，我们已经到了那儿了。蒙人嘛。滇军当时追红军，追到山顶上一看，红军就在河谷里睡觉，但是要顺着羊肠小道下山，得要整整一天。在那个地区，河对岸可以说话，但是要见面得走一天。红军就是往这种蛮荒之地跑，什么交通工具也不顶用，汽车没有道，马在山上也骑不了，就要一步一步走，即使差一两天的距离也追不上红军。这是地理环境造成的原因。
第二，蒋介石追剿红军，他认为红军已经溃不成军，消灭红军是早晚的事，他当时最重要的目的，是进入大西南。中国当时军阀割据，大西南云、贵、川崇山峻岭，中央军怎么进得来呢？正好有追剿红军这么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于是中央军开进了四川。进了四川，蒋介石在重庆建立了参谋团，表面上是联合指挥部“围剿”红军，实际上这个参谋团是为蒋介石谋划怎样控制大西南的。蒋介石也是第一次进四川，一看四川盆地的阵势，他说这个地方将来可以作为抗战的后方基地。他在1935年就预感到了1937年以后的事情，这是他进川的一大收获，所以他不着急，慢慢来，先把云、贵、川三省搞定再说。刘湘受召安了，刘文辉受召安了，很好，给个官做。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追剿红军不利，被撤职了，于是贵州也到手里了。龙云大烟鬼，蒋介石安抚他，龙云表面上也服从了蒋介石。蒋介石当时的中心工作是收服这三个省，事实证明当年他做的这些事，对他在抗战的中后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通过对红军的追剿，才真正地把大西南这三个省抓到了手心里。
这样蒋介石催得不那么急，各地的军队没有那么一种非要和红军干到底的精神。红军长征所过之处，一直到今天，都是相当困难的地方。我们旅游要想顺着红军长征的路线走，到今天还是很不容易的。各路的军阀就那么点实力，犯不着和红军死拼。所以他们的目标都是把你赶走为止，红军只要出了境，我太平了，就不跟你玩命了。所以，就是这种思想，也是使红军每次冲关、每次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都能够化险为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看，长征的路线原来是弯弯曲曲的，但一过金沙江，立刻变成了一条笔直的线，前面就要过大渡河、安顺场。
安顺场是当年石达开的覆灭之地，我们今天去看地形，就在安顺场这一片空地上，石达开的几万太平军被围困在这里。清军把几个要道一扼守，把渡口一扼守，石达开的部队就没有粮食了，在几天内部队就陷入了混乱。石达开没办法，他把自己绑了起来，送到了清军大营，说你让我这些弟兄活下来。结果事与愿违，清军把他们都斩尽杀绝了。当时在这个渡口，川军要让红军当第二个石达开。川军把所有渡口的船只都拉到了对岸，但是有一个军官，他家在安顺场上，那天晚上他以为红军不会来，所以坐了一只船过来了，在家里过日子。没想到红军的行动非常迅速，他被端了锅。
红军只有这一条船，决心强渡过去，刘伯承亲自指挥，17勇士在一条船上，然后就强渡。我们的电影《万水千山》演出了红军17勇士强渡大渡河。到了80年代，中央电视台做长征节目的时候采访李聚奎上将，李聚奎上将说，我们的很多事情是宣传，强渡大渡河的时候并没有打得很激烈。刘文辉的川军，当时一看形势不好，红军真要玩命，他们就跑了。让你过去吧，红军不就是过去吗，当时川军的思想就是这样，过去就算了。所以，强渡大渡河、安顺场之战就取得了胜利。
中央军委一看，一条船，三四万红军过河要过多少天？这不现实。于是打听怎么办，北边还有个泸定桥。我们占住了泸定桥，就占住了通往红四方面军的会合之路。所以，当时决定抢泸定桥。在我们的电影上，红军飞夺泸定桥是长征中最壮观的一幕。电影演红军爬着铁索，又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一开始我也信，后来我到泸定桥一看，红军占的是这边的观音庙，川军守的是对岸泸定镇。泸定桥100米长，人晃晃悠悠地走铁索桥也得走几分钟才能过来，那么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把泸定桥的桥板拆光，爬铁链得爬多长时间？没有15分钟不行吧。在对岸桥头堡上，川军拿着一杆步枪慢慢地一个个瞄准，也把红军都打到河里去，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就在当地采访，问飞夺泸定桥到底是怎么回事，经过采访我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泸定桥是四川汉区通往藏区的必经之路，这条道路是川西军阀刘文辉的一条重要的财路，他和藏区的往来都靠泸定桥，所以他无论如何不能炸毁泸定桥。于是，他就命令守桥的川军拆板子。你看看今天的泸定桥，拆桥板只能三四个人站在桥面上作业，一块块拆要拆多少天？今天的泸定桥大概是每两三年换一次桥板，拆除的时间就得一个月，从一头往另一头拆，100米得多少板子，上面都有绳索缠绕。所以，拆桥板子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结果川军拆了半宿，拆了20米，大烟瘾犯了，说红军起码还有两天才能过来，就收工了。没想到奇迹就发生在这一昼夜。红军当时的先遣团是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是王开湘，政治委员是杨成武，当时他们在海螺沟一带接到命令，要求一昼夜飞奔240里，抢夺泸定桥。接到命令后，红军就开始了一昼夜的狂奔，今天我们去泸定桥，是沿着大渡河的公路走，但是当年红军可没有公路，红军走的是半山腰上的放羊路，就是羊肠小道。红军下的命令是抛弃一切辎重，干粮什么的都不带了，就背着枪和子弹沿着山路狂奔。
他们在奔的时候，这边的川军从安顺场方向也在向泸定桥增援，红军和他们赛跑。半夜里下起大雨，川军决定不跑了，就在附近村庄宿营了。红军还在跑，当然，也有很多虚脱的，也有体力不支的，但是这个团怎么说也有一大半人坚持下来了。在1935年5月25日的早晨，他们冲到了泸定桥的对岸。川军一看，没想到红军居然过来了，就不敢拆桥板子了，这个桥也就拆了大概20多米的板子。但红军也累趴下了，也虚脱了。当时红军就想等着刘伯承带着从大渡河渡过来的红军，直接从对岸拿下泸定镇，这边就不用夺桥了。这个团就地休息，等待那边的红军来策应。从早晨一直等到了黄昏，结果北岸的部队还没有来，红军就决定夺桥。这个先遣团是红一方面军装备最好的团，有20多挺捷克轻机枪，当时下了命令，把轻机枪沿岸排开，一声令下就集中火力打桥头堡。泸定的川军都是收税的部队，从来没有打过仗，哪儿见过这个阵势，20多挺轻机枪吓得他们，放火点着了门楼子就朝后山跑。红军就一边铺板子，一边爬桥，到了桥中央火着起来了，红军犹豫了，怎么办？团长、政委就在岸边喊，同志们，犹豫不得啊，冲过去，要桥不要人！红军就开始冲桥，首先是扑火，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跟上，把桥拿下了。守桥的川军逃到了泸定镇的后山上，在森林里眼看着中央红军在泸定桥上过了三天三夜，红军走完了，他们才又回到了泸定镇上。
飞夺泸定桥，它的神奇在“飞”。红军竟然能够一昼夜30个小时走240里山路，这是我们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来的。有一个参照，有一年开红军长征的纪念会，南京的一位老板自费参加会议，他说，我是徒步重走长征路的。我就问他，从海螺沟到泸定桥这一段，你走了多长时间？他说走了五天。我说你怎么走了五天呢？他说，我每天背着大背包，走路的时间是有限的，到了下午三四点钟，看到快黄昏了我就要找村子落脚，我不能走夜路，走夜路不安全。所以，这段路200多里，他走了五天，但是红军是一昼夜240里。当年红军为了打开这条北上之路，就是这样到了搏命的地步，这么瘦弱的人，又没有饭吃，又没有什么营养，居然能这么狂奔，我们今天真是难以想象。
飞夺泸定桥，正是因为红军的急行军，长跑，造成第一，川军没拆完板子；第二，增援部队没有赶到。这才取得了夺取泸定桥的胜利。这样一解释，我们大家觉得事情合情合理了。而红军的这种精神，确实带给我们非常大的震憾。
红军过泸定桥之后，翻越了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今天翻越夹金山不成问题了，因为已经有公路了。另外因为气候变暖，夹金山基本上没有雪了。但那时候，五月份过夹金山还是很艰难的。因为红军从江西出来，没有一个人是有棉袄的，都是穿着单衣爬雪山。根据当年的记载，林彪爬到雪山顶上都休克了，是用担架抬下来的。这仅仅是红一方面军爬的第一座雪山。四川成都有一位长征迷叫做周军，他在网上的名字叫做“双石”，他自费组织了一个考察队，骑着摩托一座雪山一座雪山地考察，考察的结果是，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部队），他们的路线是北上、南下再北上，他们一共爬了14座雪山，夹金山只是其中之一。红一方面军这些南方人第一次翻过了大雪山，在山下的懋功终于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合了。
红一和红四方面军在过泸定桥之前就开始了频繁的电报联系，红四方面军告诉他们往哪儿走，红一方面军就顺着这个路线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翻过了夹金山之后，在懋功，红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杨成武那个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红三十军（李先念任政委的部队）会合了。会合的消息一传来，对后面的红一方面军是极大的鼓舞。会师的第三天，中央机关到了懋功，在懋功的天主教堂里李先念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对来接他的人，记忆非常深刻，毛泽东第一次认识了李先念。李先念对中央、对红一方面军老大哥非常的谦恭有礼，李先念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一、四方面军会师，徐向前总指挥当时下命令，红一老大哥来了，红四同志拿出礼物，迎接远道而来的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的上上下下做干粮、做皮袄、织毛衣，迎接红一方面军。
1935年5月底，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两河口会师。走了一万多里地的红一方面军是衣衫蓝缕，骨瘦如柴，朱德当时说，我们已经走成了一个骨头架子了。受到了八万红四方面军兄弟般的欢迎，那种激动那种感激是难以言表的。
当时在中央红军里最感动的就是邓小平。红军长征的前半截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倒霉的时候。邓小平前边的一万里是靠两条腿走过来的。后来邓榕写《我的父亲邓小平》，问父亲，长征的时候你怎么过来的？邓小平就三个字，“跟着走”。那会儿跟邓小平一块倒霉的还有军事科学院的副院长郭化若中将，他是被开除党籍，撤销了红四军代参谋长的职务，跟着邓小平一块走。后来郭化若回忆，长征前面的一万里地，他脚上的血口子就没愈合过。你想，穿着草鞋，和红军战士一样，脚磨破了，出血，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没有坐担架、骑马的待遇，血口子长上了又裂开，那种痛苦想象一下你就知道。邓小平那时候也是这样过来的。
到川西北，会师了，邓小平碰到了他的法国同学傅钟，傅钟当时是红四的政治部主任。红四的高级将领每个人都有几匹马换着骑，傅钟给了邓小平一匹马，一包牛肉干，一件皮大衣。邓小平告诉邓榕：“多亏了傅钟给我这三件宝，我才能活着走出草地。”这道出了他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
红一、红四当时会师了以后，大伙儿多高兴，特别是红一对红四多感激啊！但毛泽东说，会师之后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因为毛泽东遇见了党内最强劲的对手张国焘。论资历，张国焘中共一大代表，他是主持会议的代表，而且张国焘一直是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虽然也是一大代表，但政治局委员两次被撤职。论实力，张国焘指挥着八万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红一方面军还剩下两万多人，破破烂烂。论学历，张国焘是正牌的北大法科毕业生，毛泽东是图书馆管理员。所以两河口会师，两家坐下来开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张国焘就提出，现在两大主力红军会师了，应该统一组织、统一指挥。对不对？完全对，关键是谁指挥谁？张国焘说，当然我指挥你，你们还剩下几个人了？结果毛泽东讲，国焘不应该这么说，我们应该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大政方针。一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就剩一票了，博古都和毛泽东站到一起去了。张国焘想，不解决组织问题，我就不走，看你怎么办？这一下，张国焘不动，红四方面军不动，中央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了解决组织问题和指挥权的问题，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和张国焘在川西北整整较劲了两个月，这两个月是要命的两个月。
后来红军过草地为什么饿成那样，为什么会吃草根、吃皮带，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在这两个月的内耗过程中，红军吃完了川西北所有的粮食。那么荒凉的川西北地区，我们今天去九寨沟，走很远还看不见一个藏族寨子，当年那么荒凉的川西北地区一下子来了十万红军，天天要吃饭。林伯渠说，筹粮当时成为红军生死攸关的最重要的问题，于是就命令，每天的任务就是找粮食。红军怎么找粮食？先去藏民家，藏民一看红军来，早就逃跑了，跑到深山里了。红军把藏民家里的粮食搬出来，好心的留块大洋，没钱的打个白条，等革命胜利了再还。这样藏民家里的粮食都搬完吃完了。到了八月，川西北的青稞麦熟了，红军的任务就是收青稞。红军在地里每天撸麦穗，每个人都要学会搓麦粒，把麦粒炒熟。结果地里的青稞麦又吃光了。最后打喇嘛庙，说喇嘛庙里的喇嘛都是反动的，红军把喇嘛庙里面的粮食、酥油都端出来。等这些粮食也分光了，红军就各显神通了。
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的罗荣桓、黄镇在回忆录里写到，他们突然发现了一个秘密，喇嘛庙每个台上都有很多的贡品，佛爷啊、摆的动物啊等等，都是面做的，他们说把这些佛爷拿到锅里一炒，炒出来像绿豆沙一样，特别好吃。所以他们就天天吃佛爷，吃贡品，但是还不能让其他的部队同志知道，他们要知道了一扫而光，咱们就没的吃了。你看，当年的粮食到了何等严峻的程度。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中央连续地开会，在沙窝会议上张国焘摊牌了，说要多增选一些工农干部进中央局和中央委员会，张国焘一下子提出了11人的名单，9人进政治局，包括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程世才等。毛泽东说，张国焘的建议是很好的，但我们现在应该先研究战略问题，先应该北上等等。张国焘继续逼宫，毛泽东大怒，说你这开的是督军团会议，拿着枪杆子整我。张国焘也是愤愤不平。到这个时候，张闻天开始退让，他和毛泽东商量，不满足张国焘他就不走，要不然把我的总书记让给他得了。毛泽东说，你可不能让总书记，要是让了总书记，张国焘主持会议，他一开扩大会议就全完了。
那怎么办？毛泽东想了想说，他不是想指挥红军吗？咱们让他当总政委吧。当总政委他就能指挥红军了，但是总政委也要听政治局的决议，这叫“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张闻天他们都觉得这个办法好，于是，最后就在毛儿盖开会做出决议，红军改组整编。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
毛儿盖会议之后，张国焘终于同意北上了。为什么要北上，我们也不明白，在草地的时候还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可以看出一个人究竟能不能当领袖。张国焘说，我就在这片荒凉地区，国民党也过不来，我能割地称雄，建立苏维埃。毛泽东说，不行，你这个地方那么封闭落后，能成气候吗？能发展壮大吗？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吗？刘伯承就问毛泽东，那你说咱们往哪儿走？毛想了想说，咱们还是应该接近黄河，接近抗日前线，这样我们才能发动群众，共产党才能得到人心，才能得到发展。也就是在草地，在不知道往哪儿走的时候，毛泽东凭着感觉说，我们要北上。所以，刘伯承后来在1962年给军队干部讲话的时候说，这么一比，就能比出毛、张两个人的水平高低。
本文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