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五卅：恽代英论国家主义

编者按：又是一年的五月三十日，九十四年前的今天，英帝国主义的巡捕悍然向上海示威群众开枪，制造了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由此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到了我们今天，知道五四运动的人很多，知道五卅的则不多。实际上五卅运动影响巨大，它是一次伟大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在全国范围内为北伐战争准备了群众基础，并将国民革命推向高潮，从而揭开了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序幕。正如著名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所说：“五卅运动以后，革命高潮，一泻汪洋，于是构成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用当代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五卅运动是中共领导的第一场具有全国性规模和影响的群众运动……若说五四孕育了中共，五卅则堪称是中共崛起的标志，也是中共正式登上全国政治舞台的标志。”（王奇生语）在五卅运动的抗争实践和宣传中，中共以上海工人运动为基础激活了全社会的反帝情绪，用“颠覆文明、指认野蛮”的方式批判了殖民现代性，同时促成了国人从单纯地“反对列强”乃至艳羡军国主义到“联合全世界弱小民族和被压迫阶级”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话语转换。在“五卅运动”前后，中共一直面临着以青年党为代表的国家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挑战。国家主义者认为，中共主张的阶级斗争会妨碍“全个民族”的国民革命，中国也不需要联合社会主义苏联和印度、埃及等“弱小民族”。

今天，国家主义思想在中国仍然很有市场，与共产主义形成争夺青年的局面，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选取恽恽代英写于1925年的几篇文章，一则纪念“五卅”运动，一则丰富当前反国家主义的思想资源。从恽代英对的回应中可以看到，中国革命的的当事者是如何捍卫“五卅”的政治成果、是如何具体阐明“反帝”和“阶级革命”的必然相关的。这段争夺“五卅”诠释权的论战史也表明，国家主义作为一个形容意识形态的名词绝不是“污名化”和“误认”的产物，而是中国革命史和国际共运史上真实存在的思想对手。批判国家主义绝不意味着走向民族虚无和重新礼赞“殖民现代性”，而是彻底完成反帝革命、坚持工人阶级主动性的题中之义和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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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李琯卿君论新国家主义

（一九二五年四月四日）

中国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么？

为什么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主张阶级争斗？

读来函及所寄《四明日报》副刊各文，我相信你的见解比“醒狮”诸君要进步。你承认社会主义、世界主义，说明你所谓新国家主义是准备演化准备变迁的。你赞成各国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主张不妨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同时进行世界革命，千方百计和各强国的无产阶级相联合，以谋打倒帝国主义。你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确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敌，凡是受他压迫吃他苦楚的都应结成联合战线。各强国无产阶级固应联成一线，弱小民族是全个民族都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苦痛，所以应该全个民族加入战线。”你亦明白承认苏俄现在曾经以全国力量暗助各国无产阶级，以达到世界革命之目的。这些进步的意见，决非“醒狮”诸君眼光不出中国“士大夫”范围的所可及；他们对于无产阶级的问题，若非很客气的存而不论，便亦许学那些“反共产大同盟”的先生们的态度，暗骂有你这种思想的人是亲俄卖国。你说“醒狮”所提倡的有时未免带“旧国家主义”色彩，与你所谓“新国家主义”不同，这句话我亦相信。

然而我究竟相信你所谓“新国家主义”，仍旧与“醒狮”诸君的“旧国家主义”不免有同样的错误。

第一点，我很奇怪的，便是你们同那些无知的“反共产大同盟”诸先生一样，总要假定中国在今天有甚么人主张“即刻”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因而根据你们自己的假定，唠唠叨叨的反驳了一大篇理由。其实这不是大笑话吗？我们在无论甚么地方都说明今日当前最要的事务，只有国民革命；我们常常用各种方法引导全国各阶级从事于国民革命，而且尽力于改进与扩大国民党的工作；我们正是因为如你所说的：要从列强势力压迫之下，谋“全个中国”的解放，不论贫富都应当联合起来，以打倒列强压迫的意思。假令因为世界革命的结果，帝国主义不待我们打倒而自己崩坏下来，国外无产阶级势力澎涨，因而使我们的无产阶级得着援助，能压倒我们的新兴资产阶级；这样，中国并不是绝对不可以不经过国民革命一阶段，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假令帝国主义自己并未崩坏，中国并未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先打倒帝国主义而欲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只有不知人事的人才会有这种想法。中国机器工人与全国人口之比，较俄国少几倍，这并不能断定中国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俄国机器工人与全国人口之比，不较英美少二三十倍吗？俄国既可以比英美先成就无产阶级革命，却断言中国一定不能成就这种革命，这是如何无理由的事。我们所以主张今日最要的事是国民革命，并不是说中国在无论如何情形之下均无无产阶级专政之可能；我们只是因为不能坐待世界革命，坐待帝国主义的自己崩坏，所以要先努力于打倒帝国主义的工作。打倒帝国主义的工作，无产阶级单独的力量是还不够的，而且各阶级为自己的利益亦可以参加这种运动；所以我们为无产阶级的利益，亦希望为谋“全个中国”的解放，不论贫富都联合起来。

一个真正注重无产阶级利益的人，不应因为国民革命而否认中国有无产阶级专政之可能，更不应因为国民革命而反对阶级争斗。你说：中国机器尚未发达，劳资两阶级对峙的形势尚未形成，从极富与极贫中间还有许多中产阶级，中国的贫人和富人尚未到你死我活的地位；为抵抗帝国主义，中国应该全个民族加入战线，不必自相携贰，生把贫富分成两橛，减少战斗的力量，甚至抵消战斗的力量。你这些话，完全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见（虽然是不自觉的）。我们丝毫不让步的反对国家主义，正因为一切国家主义者都是要命国家的观念来压倒阶级的观念；他们都是想用“全个民族”的好听名词，欺骗无产阶级，一方要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之利用，帮着反对妨害他们发展的外国资本主义，一方又想使无产阶级眼光注意到对外，因而自甘忍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不努力于谋自己阶级利益的争斗。我们为打倒帝国主义，固然要联合各阶级的革命势力，但我们并不因此便放松无产阶级自身的利益；而且我们相信革命的实力究竟在更多的无产阶级之参加，我们为要使更多的无产阶级之参加，尤其要注重无产阶级自己利益的争斗。你说“生之欲望”决定人类的行为，这是不错的。无产阶级必须为“生之欲望”才能踊跃参加革命；换一句话说，便是无产阶级必须为自己的利益（解除自己的经济压迫）而参加革命。既然如此，我们要无产阶级牺牲了眼前很明显的自己的利益，不进行阶级争斗，而希望他们热心于为那抽象的“国家”，这不与那些唯心派的空想家一样荒唐吗？无论唯心派怎样嘴硬，两千年的历史，许多读书明理的“士大夫”的实例，都证明经济（便等于你说的生之欲望）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最重要的原因（注意，我们并未说他是唯一的原因），所以我们便是为国民革命，亦必须由经济争斗以引导一般人到政治争斗上面，对于无产阶级尤须由阶级争斗以引导之到民族解放运动。

再就你所谓“生之欲望”来观察中国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大商买办阶级的“生之欲望”，在倚赖外国资本主义而享其余沥，所以他对于打倒外国资本主义的国民革命，一定是反革命的。粤海关事件各地银行公会通电劝阻孙中山动用关款，广州商团事件陈廉伯企图打倒广州政府，这都是显明的事例。幼稚工业资本家与地主“生之欲望”，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及其走狗（军阀与买办阶级）相勾结，以共同剥削中国的农工平民。摇动不定的小资产阶级（智识阶级在内）的“生之欲望”，在不犯革命的危险，而能在外国资本主义及其走狗之下，觅取比较安定的职业生活。你虽证明了因法律失效、军阀捣乱、外人横行等原因，全国各阶级都有参加国民革命的必要；然而在一般除了危险的国民革命以外，还有比较容易满足他们的“生之欲望”的人们，究竟是不肯参加国民革命的。我们便就国民革命说，对于那些另有他法满足“生之欲望”的各阶级，究竟是希望不多的；我们最注意是顺着无产阶级的“生之欲望”努力参加他们的阶级争斗，以博得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对于国民革命的同情。我们相信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强大，有时还可以减少那些上层阶级怕革命危险的心理，使他们比较易于参加国民革命；但是我们因为认定了革命的主力是无产阶级，便令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阶级争斗，象曾琦所说的失了部分士商阶级的同情，我们亦决不懊悔。为甚么我们要牺牲革命主力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去博取那些反革命或怕革命危险的士商阶级的同情呢？

中国有一百万以上的产业工人，他们都是在中外公私资本家的压迫之下，他们的报酬待遇还不如欧美工人。这样的情形，如何说劳资两阶级对峙的形势尚未形成，工人与资本家并未到你死我活的地位呢？你生怕中国有了阶级争斗，要减少或抵消战斗的力量，其实没在阶级争斗，有些上层阶级始终并不曾用他们的战斗力，他们甚至为自己的利益，反助外国资本主义为虐，对本国无产阶级倒戈相向呢？即如你举宁波海员受欧美海员排斥，令人站在宁波东门街把他们身受苦楚普告宁波人，并且希望宁波商家能够自办商船，免得他们再在外国商船吃苦，你以这为阶级本位说不如国家本位说合乎实际之证据；然而我请问你，宁波商人若非有力自办商船而且自办商船可以得利，他曾因为你们国家主义者所谓一个“同胞”的受苦楚，便发生自办商船的事么？上海日本纱厂四万余工人的挣扎，曾不能动中国资产阶级乃至“醒狮”诸君之一念，他们本来便怕革命，更不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发生同仇敌忾的心理，他们本没有战斗力，如何会因阶级争斗而减少或抵消甚么战斗力呢？我们要引导无产阶级为自己的利益同一切压迫他们的人争斗（争斗的对象，还有一部分是在中国设厂的外国资产阶级），用这来号召无产阶级，用这来得着一般无产阶级的同情，使他们都来参加我们的革命运动，用这来随时打倒资产阶级一部分的压迫，以求无产阶级革命势力之发展。一个真正热心国民革命的人，为甚么一定要无产阶级屈服于不革命的上层阶级压迫之下，使他们不了解革命的真意义，而且使他们革命的势力不能自由发展呢？

论到国民革命成功以后的事，我虽不疑你是有意代表资产阶级，发表这样天花乱坠的空想，来欺骗无产阶级；然而我终不能不好笑你这种唯心的乌托邦式的幻梦。你说：国民革命成功以后，脑满肠肥的中国式的资本家，决不象眼明手快狠心辣腕的西方式的资本家一样，他们决不能结成联合战线，形成一个阶级；你以为那时我们主张产业国营、征收遗产税，他们必无力反抗。你真太看轻了中国的资产阶级了！你要知道假定照你所说的在世界革命的机缘未熟时，中国先成就了国民革命，那时国外资本主义的祸根并未铲除，那些眼明手快狠心辣腕的西方式的资本家为保全自己的利益，自然会利用中国的资本家做工具，以压迫中国无产阶级的彻底的打倒帝国主义运动。假定照你所说，我们在革命以前及以后，都应尽量防止阶级争斗，那便无产阶级只有在人家愚弄欺骗之中，他们自己阶级的力量不得发展；在外国资本家与中国资本家互相勾结以压迫他们的时候，他们必无法反抗。至于说到这些脑满肠肥的中国式的资本家呢，他们在国民革命成功以后，并不见得便不觊觎政权，在外国资本家来勾结他们的时候，尤未必不心花撩乱。你只消看前一两年美国舒尔曼等吊中国买办阶级的膀子，便居然会发生商人政府之说；去年英国帝国主义利用买办陈廉伯等，便居然发生广州商团谋叛之事；可知这些脑满肠肥之辈并不见得便不象今日军阀官僚一样的可怕。我们相信倘若世界革命成功，根本铲除了这些眼明手快狠心辣腕的西方式的资本家，那时这些脑满肠肥之辈或真无所凭借而不能逞其恶毒；要是不然，纵然这些脑满肠肥之辈本不过是一般行尸走肉，眼明手快狠心辣腕的西方式的资本家亦会唆使他们结成联合战线，以为妨害中国革命发展的一种阶级力量。你说什么产业国营，征收遗产税，亦许你真个有这种“节制资本”的好意思；不过若是那时无产阶级并不曾强大起来，并不能为你作有力的后盾，以防遏资产阶级的反动，那便我相信资产阶级的反动是一定要来的，无论你有什么良法美意，终只有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反动之下。每个相信“节制资本”的人，而反对阶级争斗恐怖无产阶级势力的强大，那不是存心欺骗无产阶级，便一定他是昧于事理的空想家。

你说中国的无产阶级既曾努力于国民革命，至少可以争得普通选举权，这更是笑话。你以为世界上的革命，曾经有不靠无产阶级的努力，专门由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便是“醒狮”诸君所谓士商阶级）的努力做成功的么？便是著名的资产阶级性的法国大革命，实际仍是靠的无产阶级的参加，不过那时无产阶级自身没有阶级的觉悟，完全受了资产阶级的利用，所以自己并不因为革命的成功而得着一点甚么。倘若照你们的意思，在今天亦不要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不要他们有阶级争斗的事情，教他们只是闭着眼睛跟着所谓“士商阶级”走；这样，他们在革命以后，必然没有一点实力为自己利益而奋斗。无产阶级若没有一点实力为自己利益而奋斗，资产阶级为甚么一定要给普通选举权给他们？资产阶级不好意思不这样做吗？他们已经做了无数量的不好意思的事，一直到今天，那个主张德谟克拉西的胡适之先生都还有脸皮提出以解说文字为选举标准的意见，轻轻的想剥夺至少百分之十的人民的选举权。你敢担保国民革命成功以后，纵然无产阶级中无为自己利益奋斗的实力，胡适之先生以及还有许多不如他的“士商阶级”，都会进步到不好意思不给无产阶级以普通选举权吗？

更有味的，你说中国智识阶级向来对贫者弱者表同情，不作兴恭维富人，却只有攻击富人，你甚至于说这是中国的文化关系、民族性关系，这真叫我为中国的智识阶级惭愧。我总不明白你们国家主义者所谓中国文化与民族性的特点究竟是些甚么东西，原来你认承中国智识阶级有这样优美的品性，便假定这是中国的文化关系与民族性关系！不过我问你，几千年来的文人词客，在皇帝脚下做奴才，在达官门前做清客，专门靠为富贵人家做寿序、墓志铭“打秋风”过日子的，这都不是“中国”的智识阶级么？或者他们虽然是“中国”的智识阶级，然而他们这种肉麻的行为，却不是“中国”的文化关系与民族性关系么？康有为、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张謇、胡适、黄炎培、郭秉文，都是中国智识阶级的模型，我不知他们看了你所谓“向来对贫者弱者表同情，不作兴恭维富人，却只有攻击富人”数语，是不是会愧死！你说现在国内思想界无不以社会主义为归宿，这有甚么可以自豪的地方？两千年中国读书人无不以仁义道德为归宿，结果无改于他们的卑鄙龌龊的行为；现在段祺瑞、吴佩孚、卢永祥、唐继尧，无不以废督裁兵为归宿，结果无改于他们的割据扰乱的事实。这般智识阶级纵然把社会主义当“南无阿弥陀佛”一样每天念一千遍，若他们不愿见阶级争斗，不愿见无产阶级这势力的强大，他们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变做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于有机会的时候，还会直接变做外国资本主义的走狗呢！你说中国智识阶级未曾受资产阶级的豢养，这更不成问题。只要中国资产阶级长大起来，他们自然要豢养智识阶级，智识阶级自然亦要受他们的豢养。中国的智识阶级向来是奉承统治阶级，而且是曲学阿世以为统治阶级作爪牙的。远之则秦散千金而天下之士斗，近之则陈炯明的一千一百元买得张东荪发许多丧心病狂的论调，你还怕这般“有奶便是娘”的先生们，因为甚么文化关系民族性关系，而不受资产阶级的豢养么？你说为智识阶级本身，无宁赞成产业国营，因为这个“国”天然是智识阶级发展才能的地方；你这说话，站在智识阶级方面看自然是不错的，而且亦许“醒狮”诸君同你都正在作这个迷梦，心想象智识阶级来同时驾御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谋实现“天下之事舍我其谁”的野心呢！（“醒狮”诸君的主张虽比你更反动，我料想总还在这种迷梦之中，总还不至于“已经”死心塌地专为资产阶级效劳役罢！）不过智识阶级是没有经济地位的，他若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使无产阶级势力强大，他决不能有力量抵抗资产阶级的反动。智识阶级亦许能掌握政权，然而这决不是智识阶级自身的力量，一定是因为他们能忠心为资产阶级作工具，所以资产阶级给以经济上的助力。那种梦想“天下之事舍我其谁”的先生，亦许做了资产阶级的工具而至死不悟呢！

你的文中间还有许多应当批评的地方，但因为篇幅限制，而且最重要的几点已经在此篇中讨论过了，所以不再一一缕述。总而言之，我并不相信凡今日言国家主义的都是有意为资产阶级作走狗，来欺骗蹂躏无产阶级；不过我相信国家主义在客观上所生的结果，一定是于无产阶级大不利的，而且他妨害国民革命势力的发展，他使我们无法抵抗国民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的反动。我愿你将我所说的仔细考虑一番，毅然取下你的国家主义的招牌，象你从前毅然取下你的改良主义的招牌一样；我亦是希望醒狮派中进步的分子仔细考虑我所说的话，毅然取下国家主义的招牌，与我们一同努力于有阶级性世界性的国民革命运动。我们只要不是被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性所障蔽，决不会说劳苦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比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还不值得注意。我们今天应当决定志向，假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发生冲突时，是帮助无产阶级呢？还是帮助资产阶级呢？我以为不但为将来的社会革命，我们应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我们相信为了国民革命而防止阶级争斗，是一种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祝你打破你的迷梦与空想，不摇动的站在我们的方面！

原载《中国青年》第73期

署名：代英

2、答《醒狮周报》三十二期的质难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八日）

十分对不住读者与《醒狮周报》诸君，这篇文搁置了这样久的日子，到现在才发表出来。现在正中国多事之秋，虽好象不是我们从容辩难之时，但革命的行动，必须有革命的理论去引导，现在醒狮诸君正在那里诬指这次运动是国家主义的运动呢，我们却不可不在理论上面矫正他们的误解。

《醒狮周报》三十二期，舜生、李璜、愚公、余家菊君等，对于我们纷纷设许多反诘。这些反诘，自然有许多误会之处，而且有时不顾我们已经解释了的话，只就很肤浅的几个观念，胡子头发一把抓的发出一些问题；不过我为大家能更明了我们的主张，与我们所以必须反对醒狮派国家主义的理由，亦很愿意就他们的反诘来加一番解释。我的解释，可分为下列四项：

一　民族解放运动决不是甚么“国家主义”

舜生君引萧楚女君在重庆作文，“承认在目前的世界，仍然应有国家和政府存在，仍然应当在一种相当的国家主义上从事于救国运动”；又引我为少年中国学会起草纲领，有“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等语；他因此认定我们没有反对国家主义的道理。谈论一个问题，果真这样容易么？我亦赞成目前应有国家政府存在，而且仍旧愿意全民族自爱自保，但却绝对的反对他们的所谓国家主义。为甚么呢？我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为抵御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而存在的；我们心目中的政府，是为保障无产阶级平民的利益而存在的；我们要全民族自爱自保，是为要使全民族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压迫之下解放出来；要求全民族解放，我们自然更要注意力求那些最受压迫而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工阶级的解放。我们反对拿一国的历史文化的偏见，去提倡那种空洞与实际生活无关的爱国精神，更反对想拿这种爱国的空话欺骗无产阶级，防害无产阶级解放的争斗。我们这种主张，亦许萧楚女君要说是“一种相当的国家主义”，但问醒狮派诸君，你们敢于承认这是国家主义么？我相信我们与你们不同，是因为你们是为的一个抽象的“中国”，你们因为要为光荣的“中国”而奋斗，所以顾不了农工平民的冻馁；我们是为的一般“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我们要求全民族解放，自然没有反转让人民中大多数工人、农民受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不求解放的道理。国家主义者总想拿国家观念来压倒阶级观念，《醒狮》自出版以来，处处表现这种见解，这与我们为中国人实际生活而奋斗，自然凿柄不能相容。李璜君说两年前在欧洲提倡“神圣联合”，想联合全国有志青年，先打倒军阀官僚，再谈甚么别的主义，被有些同志骂他们是绅士想利用群众，他至今忿忿不平。照李璜君等的意思，一定要大家联合起来打倒军阀官僚以后，再谈别的主义；在未打倒军阀官僚以前，李璜君等一定不愿有人使工人、农民知道为自己的利益而组织起来，不愿意他们有阶级争斗的事，发展了他们自身的力量，既然如此，将来打倒军阀官僚，工人、农民自然无力为自己创造一个合宜的政制，而只有受绅士们的统治，这不是绅士想利用群众是甚么呢？李璜君说，我们一面说民族独立，全中国的解放，一面又说就是自卫的国家主义亦不应该有，这是莫明其妙的事情；愚公说，岂有爱国而不讲国家主义者耶？其实他们不自己反省一下，他们所谓自卫的国家主义，总含有反对阶级争斗的意思在内，我们主张民族独立，全中国的解放，与他们那样主张反对阶级争斗的国家主义！如何能混为一谈呢？

李璜君不了解我们既鼓吹阶级争斗，既认定资产阶级怕革命而没有战斗力，为甚么又要主张各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加入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我很奇怪李璜君何以认国民党为“资产阶级的”呢？我们相信国民党至少包含有各阶级分子，我们加入国民党，主张各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本刊①七十三期已经说过，是因为无产阶级单独的力量，还不够去打倒帝国主义的原故。我在七十三期，说到中国各阶级对于革命运动的关系，曾经说幼稚的工业资本家与地主，要与外国资本主义及其走狗相勾结，以共同剥削中国的农、工、平民；小资产阶级要在不犯革命的危险，而能在外国资本主义之下，觅取比较安定的职业生活；我用这证明中国的革命是不能希望他们太多的。但是自然不是说他们中间便绝对没有要革命的分子。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强大时，都可以减少怕革命危险的心理，而参加国民革命（七十三期已说过这话，可惜李璜君不曾注意）。而且工业资本家与地主固然可以要求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相勾结，以共同剥削农、工、平民，但在他们勾结不上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时候，他们会要革命；在他们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谋单独剥削农、工、平民的时候，他们亦会要求革命。小资产阶级固然可以要求不犯革命之危险而觅取比较安定的生活，但在他们的生活已经象今日之陷于贫乏摇动，非革命不能觅取比较安定的生活时，他们亦会要求革命。我们所以要与各阶级合作，乃因为各阶级中可以有革命分子的原故，但我们虽然与各阶级合作，究竟不能不防他们的畏怯妥协的心理；对于他们畏怯妥协的地方，究竟不能不加以攻击；对于这种易于畏怯妥协的各阶级，究竟不能把革命的主要责任放在他们的身上。这果然是甚么矛盾不好懂的道理么？我们很热诚的与各阶级中革命的分子相联合，与国民党中革命的左派共同努力国民革命运动，但我们相信只要是一个真正要求革命的人，一定不至于反对我们为革命而注意发展下层阶级势力。至于那些反革命的上层阶级与国民党右派，我们为甚么不应当骂？他们既然不肯同我们一路进行革命，而且专谋在内部妨害无产阶级的发展，这种人为甚么亦要与他们联合敷衍呢？我说上层阶级没有战斗力，便是指的这般人；我说不应牺牲无产阶级利益，去博那些反革命或怕革命危险的士商阶级的同情，亦是指的这般人；我们不应与这般人合作，这是很明显的事。但我们并不曾一笔抹煞上层阶级中间可以有参加革命运动的人，我们为甚么为了这便不应加入国民党，便不应主张联合各阶级的国民革命呢？

我奉劝醒狮派诸君，倘若没有理由与我们辩论，尽可以从此闭口不谈国家主义，不要胡缠歪扯，甚至于专凭你们的主观胡乱为我们造些主张。请问舜生君，你在甚么地方看见我们主张以阶级观念，消灭国家观念的呢？请问愚公，谁曾主张在今天打破国界，谁曾主张国民革命仅限于共产党所领率的工人革命呢？李璜君要讲综合法，我劝你们，先要加一番分析功夫才好。反对国家主义果然便是不爱国家、不保种族么？与世界革命势力联合果然硬是打破国界么？与反革命或怕革命危险的上层阶级争斗，果然便是否认一切上层阶级的革命性么？认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便是主张国民革命只限于共产党所领率的工人革命么？“矛盾！”“百思不得其解！”象你们这样胡缠歪扯，如何会不感觉矛盾，而且便“千思”“万思”，如何又会“得其解”呢？

二　谁能担保革命者不“出卖”救国事业

舜生君没有法子反驳我所说的士大夫时时有机会出卖救国事业，他于是说，现在利用“农工阶级为攘夺政权的武器的士大夫”，将来亦要有许多变化；而现在为金佛郎案“奔走而后分肥的”，即有我所引为打倒帝国主义的同志；他要我担保我的同志永远“不卖”。舜生君错了！我能担保谁不“出卖”救国事业呢？果真有些士大夫是“利用”农工阶级攘夺政权，农工阶级自己并不觉悟而无组织，以至于受人利用，自然没有人能担保这些士大夫究竟将来要做些甚么事情。至于金佛郎案，报传邹鲁、李石曾等都奔走其间，甚至于说汪精卫、吴稚晖、于右任等均与闻其事，倘若不是“帝国主义走狗”所造的谣言，自然人人都可以公开的攻击他们。我告诉舜生君，谁亦不能担保他的同志“不卖”，而且不能担保他自己“不卖”；然则怎样呢？只有把党的纪律严整起来，把下层阶级宣传组织起来，使他们知道革命的真正意义，使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利益监督领袖的行动，打倒一切“出卖”救国事业的机会主义家。我们说发展无产阶级的势力，我们所以特别着重下层的宣传与下层的组织工作，提倡下层阶级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便是为这个原故。自然你们可以说我及我的一部分同志亦只是小资产阶级分子，不过我们却做梦不敢自命为“士大夫”，更不敢自命靠“士大夫救国”；我们的言论及行动，都可以证明我们注意下层阶级的运动，我们要下层阶级自觉的联合起来，以防止其受人利用，而且要他们能监督一切上层阶级分子。譬如要问我亦会有时“出卖”救国事业么？我决不昧着良心嘴硬，我每到没有监督裁制力的地方，便总有些自己把握不住，所以我为要保证自己“不卖”，亦只有努力求党的纪律加严，下层阶级监督力量的发展。舜生君想想罢！在没有监督裁制力的地方，舜生君便那样把握得住么？舜生君要想做一个“不卖”的人，还是丢了那个迷信士商阶级的空想，来与我们注意下层阶级发展他们的监督力量罢！

三　联俄便是倚赖外力么？

舜生君说我们联俄便是倚赖外力，便是与张作霖、吴佩孚等勾结外力作国内私斗一样的事情，这种笼统不问是非黑白的思想，真令人诧叹！倘若舜生君眼看国民党左派在广东的努力，学生军的精神与行动，竟是与军阀土匪一般，我相信舜生君把他们的联俄比做军阀勾结外力，亦是无足怪的。倘若舜生君还稍稍认得清楚国民党左派与学生军的奋斗，究竟有甚么与张作霖、吴佩孚不同的地方，我便不了解舜生君何以说得出这样的话？舜生君等的意思，有些人以为有苏俄人员参加我们的革命运动，总是不对的事情，请问舜生君，你知道美国独立之时，亦曾有法兰西、意大利的人从中参助么？欧战的时候，英国的军队甚至于开到法国境内作战，倘若照舜生君的意思，法国便是倚赖外力解决国是么。现在的问题，应当先问帝国主义及他们所勾结的军阀是不是应当打倒，再问是不是中国已经有许多投身要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革命党人，倘若我们自己有了革命的决心与力量，为甚么我们定要不许别国的同志援助？舜生君深知军阀都受有帝国主义的暗助，但舜生君以为中国一部分革命的分子只应当用他自己的力量，去与国内以及国外压迫我们的人奋斗，别国的同志若是对于我们有甚么援助，是应当无条件拒绝的。舜生君究竟是否希望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何以自己既只自居于“提倡”国家主义，对于政治经济的改造，丝毫说不出办法，却对于人家主张联合国际革命势力，以进行革命，却这样一笔抹煞，甚至于将广东有几个俄国军官观战或帮助教练，便指为与张宗昌编俄白党为军队是一样的事情？俄国倘若为了帮助广州革命，要求广州方面给他什么交换的利益，在广州要求租界、领事裁判权乃至于划定势力范围，那便醒狮派诸君的愤慨，还有可说，现在俄国同志只有为中国革命努力，却从未闻他有一点需求要索，醒狮派诸君却帮着帝国主义、军阀来咀咒我们的联俄主张，这真只有国家主义者有这种希奇的见解。舜生君说，若因我们联俄，万一再有各派外国势力立于各个军阀之后从而指挥之，使内乱愈延长而范围愈扩大，到那时不但资产阶级无以自存，即农工阶级又何能幸免？谢谢舜生君！居然亦关念到农工阶级！农工阶级何必要“到那时”才不能“幸免”，现在又何曾能够“幸免”呢？一天不设法把帝国主义与军阀根本打倒，便令有一百个舜生君“提倡”国家主义，他们永远仍旧不能“幸免”的！我们现在的努力，是要注重人民的组织宣传，使他们起来担负打倒一切军阀、帝国主义的责任，但是我们决不拒绝外国同志对于我们革命运动的援助。若舜生君分辨不出援助与倚赖的不同，舜生君若看得国民党左派宣传革命，学生军打倒林虎、陈炯明，只是为俄国作走狗，东江农民要求“倖免”来帮助学生军，亦是为俄国作走狗，那便真令我惊讶人的见解是这样悬绝不同了。

四　答余家菊君的五个问题

余君问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广东党军之勇猛直前，以及我个人之努力宣传，刻苦自励，这都是出于物质的动机，为经济势力所支配么？我不知余君所谓物质与经济势力是指的甚么？倘若象一般无识的人指以为这都是由于莫斯科的洋钱使然呢，自然这些问题是无法解释的。莫斯科的洋钱总没有伦敦、纽约多，而且真正努力革命的人是洋钱所不能买的。照我的解释，共产党人之信仰共产主义，以及广东党军之猛勇直前，一则是由于这些分子多半是破败下来的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工人，他们的摇动而苦痛的生活，使他们易于接受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于是或委身于共产主义运动，或自甘为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效死，这如何会不是物质与经济势力的影响呢？即以我自己而论，我的比较刻苦，一大半是因为贫穷、有失业的恐怖使然，我现在的比较努力于革命事业，更是受了许多次职业界摇动而不安定的暗示，所以才决心投身到这中间。我记得前三年中夏同志再三劝我丢了教育界的生活，与他们尽力于革命运动，我为教育生活比较宽裕而安定的原故，始终犹豫不决，后来又经一年备尝生活不安定的痛苦，才感觉此种鸡肋生活无足冀恋，而渐坚定我的志向。请余君看罢！这不仍旧是物质与经济势力的影响么？余君问我轻视教育，何以又作宣传运动（我到处宣传国民革命则有之，余君谓我到处宣传共产主义，不知何所见而云然，岂余君并国民革命与共产主义亦不能分清楚吗？）；余君不知道我所轻视的，乃与宣传革命无关系的所谓教育事业，轻视这种教育与注重宣传运动，是绝对不可以并行而不悖的事么？至于余君问何以共产党人有党化一切文化机关的雄心，而不专用金钱去收买民众，就我所知，共产党人注重宣传是有的，领导学生与民众，使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反对一切党化文化机关的人（例如黄炎培、胡敦复等）是有的；共产党人决没有党化一切文化机关，与一般教育界流氓抢这种饭碗的心理。共产党人多半是一般穷光蛋，而且是洋奴资本化的社会所摒弃的，他们既没有象谣传所云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莫斯科的金钱，如何能专用金钱去买民众？但他们相信中国的革命是一般民众所需要的，只要有机会到任何群众中去宣传，自然可以引起他们自觉心。或者国民党右派有党化教育的心理（变相的升官发财的心理），但这种党化教育，不但无益于革命，结果反转妨害了革命，他们根本没有革命的信心，不知道宣传的力量，所以有这种堕落的行为。然而我却奇怪，余君等是相信教育救国的，余君等当不至于有党化一切文化机关的堕落心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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