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卢卡奇是错的？——关于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激流网格奥尔格•卢卡奇（1885－1971）

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顾名思义，是指用黑格尔的观点与方法来阐释与加工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在20世纪20年代流行于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等国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早流派。该流派的主要观点最早由匈牙利革命家卢卡奇·格奥尔格提出。尽管卢卡奇·格奥尔格本人并不承认自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在后来著作中对自己早年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但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的观点不仅直接开创了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深深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流派，是当之无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一些主要观点上，德国的哲学家卡尔·科尔施与卢卡奇·格奥尔格不谋而合，二者同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人物。

一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背景

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诞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它既是欧洲革命失败后的思想产物，也是旧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产物。

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角度来说，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欧洲革命失败后的思想产物。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革命成功后政权的逐步稳固，给欧洲的共产党人们和工农群众们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在十月革命以后，革命风暴席卷了欧洲许多国家。1919年至1923年，德国、芬兰、奥地利、波兰、保加利亚等国相继爆发了工人起义、农民起义和夺取政权的斗争，革命有了相当的客观条件。但由于欧洲国家的革命家们并没有组织成熟革命政党的经验，党内错误思想与派别的泛滥以及革命政策的错误等原因，这些国家中的革命主观力量并不充足，不成熟的革命政党难以承担起领导国内革命，建立坚强持久革命政权的任务。这些国家的革命先后遭遇了失败，建立了的革命政权也并不长久。革命的失败促使部分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反思欧洲革命失败的原因。

旧世界观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不足以及革命理论问题的困难性与复杂性，使得卢卡奇、科尔施等对革命失败的原因未能做客观的分析。卢卡奇、科尔施等确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很快取得胜利，因而采取过激的立场，拒绝一切不能立即取得革命胜利的策略。他们认为，欧洲国家的革命之所以失败，原因不在于欧洲革命的客观条件不具备，而在于工人阶级丧失了革命意识，工人阶级中存在着“无产阶级意识的危机”，没有认识到自己作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力量所应该具备的历史使命。例如，科尔施提出：“由于缺乏夺取政权的社会——心理前提，在1918年11月之后的那关键的数月之中，当资产阶级有组织的政权被粉碎、而且表面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再有什么障碍时，却未能把握这一有利时机。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对于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决定性信仰，而正是这种信仰才能带领群众一道前进，并使人们明确认识到应迈出的最初几步的性质。”而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意识危机”，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无处无在的“物化”导致的，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1]”也加剧了这一现象。为了恢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必须重视“物化”问题，批判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必须重新评估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恢复马克思主义中的革命的总体性的辩证法，从而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让工人阶级从被物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虽然在提出要批判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上这一点上有所贡献，但卢卡奇、科尔施的分析，过分强调了意志、意识等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将革命成功的主观条件高度寄托于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觉醒与成熟，对于组建列宁式革命政党的重要性、革命政党制定正确革命策略的重要性、革命政党指导思想一致性的重要性等认识不足，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

从个人理论认识的角度来说，参加并反思欧洲革命时期的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并不充分深刻，是带着旧世界观参加革命反思革命的知识分子。

为什么卢卡奇是错的？——关于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激流网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

参加匈牙利革命及革命失败后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卢卡奇，并不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透过西美尔、马克思韦伯、黑格尔，罗莎卢森堡等人的透镜来解读马克思主义[2]。在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1903-1909），卢卡奇主要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深受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派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倾向于以非理性主义[3]、相对主义[4]、甚至是神秘主义[5]的方式来处理认识论问题[6]。这一时期，卢卡奇直接就教于著名的生命哲学家西美尔和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并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布洛赫成为同学和朋友。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于物化和物化意识等问题的理解，直接来源于这一时期所接受的哲学思想。在取得博士学位后，卢卡奇开始逐渐从主观唯心主义转向客观唯心主义，并努力钻研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从人本主义的角度研究费尔巴哈的学说，并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尝试以黑格尔为基础把黑格尔和马克思在一种“历史哲学”中加以综合[7]。《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对总体性辩证法的高度颂扬以及将实现主客体同一[8]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解决方案，即是黑格尔哲学在这方面的体现。随着匈牙利爆发革命，卢卡奇带着这些混杂的思想参加了匈牙利革命。卢卡奇在革命期间努力钻研马克思的经济著作，学习历史、经济史、工人运动史等，结合革命实践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但对于唯物主义辩证法，卢卡奇的掌握并不彻底，仍然倾向于用主客体的辩证法来解释革命运动。匈牙利革命遭受失败后，卢卡奇对匈牙利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写出八篇论文并汇编成《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这本书在出版后即成了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源头。

柯尔施的思想转变经历材料比较少，整体显得很模糊，这里不做详细论述。

二主要观点及批判

作为卢卡奇最为重要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9]是一本论文集，收录了卢卡奇在1919年——1922年写的八篇论文，集中表达了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左派共产主义”倾向。该书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一种社会理论，否定它的自然科学基础。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只存在于社会历史领域，它的决定性内容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自然界也是“一个社会范畴”。恩格斯把辩证法推广到自然中去，提出“自然辩证法”，是受了“黑格尔的错误引导”，离开人而讲“自然辩证法”，势必会抹杀辩证法的革命性。该书还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认为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遭受到的直接现实。由于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日益处于彼此隔离的分散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变成物与物的关系，使人的眼界狭隘，目光只盯着面前的金钱和商品，看不到社会历史过程。这样就忽视了对未来前途的思考，从而失去了改变社会现实的革命主动性和首创精神。为了重新唤起人们的革命精神，需要用“总体性”辩证法改变人们的思维方法。只有强调总体性概念，强调整体对部分的优先性，才能克服狭隘的经验主义，把现实理解为一个历史过程。而能理解和掌握总体性辩证法的，只能是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物化意识的笼罩下，无产阶级作为“同一的主体——客体”，必须以自觉的“阶级意识”为指导，才能担负起从总体上认识和改造社会的历史任务。科尔施的主要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他同样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重新阐释，在理解上与卢卡奇有很多相似性，在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上更是异曲同工。总的来说，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这些观点：否认自然辩证法，认为唯物辩证法只是一种社会历史理论；商品交换的世界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问题；为了唤起人们的革命精神，必须通过“总体性”概念恢复整体对部分的优先地位来摆脱物化；只有无产阶级既是历史的客体[10]，又是历史的主体[11]，能超越被物化的境地，实现历史主客体的同一。下面分别论述这些观点。

（一）唯物辩证法只是一种社会历史理论

卢卡奇、科尔施首先通过否认纯粹自然存在的方式来否认自然辩证法。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提出，自然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辩证法只是一种历史方法。他认为，辩证法“起源于历史，是历史过程本身固有的东西，它通过逻辑证明，在发展的特殊阶段上被认识”。科尔施则把历史和自然看作同一个天地，认为它们都是人类生活过程的组成部分，一切自然环境都以生产力为中介而从属于人类生活。辩证法只是社会历史的辩证法，自然界不能离开社会历史而存在，所以也就没有独立于社会生活的自然辩证法。

其次，卢卡奇、科尔施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要素解释为“主客体的相互作用[12]”。卢卡奇对恩格斯有如下批评：“恩格斯对辩证法说明中所产生的误解，”主要可归于两点：一是“追随黑格尔，将辩证法扩展并应用于自然”，二是只把辩证法看作发展变化的流动学说，而对“辩证法的关键性的决定因素，即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却没有重视和阐述。” 科尔施在他的主要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断言，辩证法及其结构同任何理论体系在原则上不能相容，辩证法只能具体应用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和那种本身是革命实践的内在和有效本质的理论中。也就是话说，科尔施把辩证法看作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在革命的时代里，各个国家、集团和个人可借以产生出新的思想，消除现存的认识体系，可以用更灵活的体系，或者根本不用任何体系，而是紧紧抓住那些毫无限制的、时刻变化着的发展过程本身。

卢卡奇、科尔施还反对恩格斯、列宁的反映论[13]。卢卡奇主要从主客体的关系批评恩格斯列宁的反映论：一，客体不是静止、不变的事物，而是一个过程，思维没办法反映动态变化的事物。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不能是静止、直观的反映，而是使事物从抽象的可能性转变为具体现实的过程，是主体改变客体的过程；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同一，不是一者对另一者的“符合”或“反映”，而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一个历史辩证过程。“思维和存在并不是在它们彼此“符合”或彼此“反映”的意义上，并不是在它们彼此“平行”或者彼此“一致”的意义上相同一的。它们的同一性在于它们是同一个现实的历史和辩证过程的各个方面。”科尔施则讲道：“列宁和他的追随者片面地把辩证法变成了客体、自然和历史，他们把认识仅仅描绘成主观意识对这种客观存在的被动的镜子式的反映。这样一来，他们既破坏了存在和意识的辩证的相互关系，而且作为一个必然结果，又破坏了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

卢卡奇和科尔施对辩证法的理解歪曲了唯物辩证法的本来面貌。首先，独立于人的纯粹自然客观存在。生物学、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证明，在人类还未诞生前自然界就存在，并且有它自身的规律。人类以及人类社会不过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人类社会从不发展到发展，就是不断利用纯粹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19世纪诞生的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和生物进化论，揭示了自然界的物质统一性以及各种物质形态之间联系和发展的辩证性质，有力地促进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发展，也为唯物辩证法深入分析和解释自然界的规律，奠定了良好基础。认为唯物主义辩证法起源于人类社会，仅仅是人类社会的规律，这是片面的。

其次，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核心解释为“主客体辩证法”，也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歪曲。卢卡奇、科尔施之所以提出“主客体辩证法”的观点，是想强调唯物辩证法这种革命理论改变世界的历史使命，阐明把唯物辩证法变为革命工具的环节和规定性。在卢卡奇看来，“对辩证方法说来，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由此，如果补充“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出发理解，不强调主体能动地改造客体，那么辩证法就不能解释如何改变世界的问题，“辩证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了”。马恩是高度肯定“主体能动性”原则的，但是马恩反对无条件地夸大“主体能动性”的做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即指出，现实的人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条件下活动着的”。从“现实的人”出发去思考主体能动性，那么关于人的活动的理解就不能脱离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一旦脱离了客观条件去理解人的主体能动性，把这种主体能动性建立在“抽象的人”的抽象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那么就会在时间中导致失败。

最后是反映论问题。卢卡奇和柯尔施对反映论的批评，主要有这几方面的问题。一，否认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基本界限，不以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作为决定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而以主客体的辩证关系作为认识论的核心问题，是一种以中立面貌出现的唯心主义认识论；二，把反映论和对反映的直观或机械的理解等同起来，似乎肯定思维反映存在，就会肯定事物是静止不变的，因而就是消极直观的反映。实际上，客观事物是不断变化的，人的认识作为客观事物的反映也是不断变化的，能动的反映本身就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这并不要求客观事物的静止不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范围内，认识能对事物作相对正确的反映；三，强调思维与存在的相互作用，但实际上将思维上升到与存在等同的位置，否认了马克思主义中物质决定意识的基本规律，忽视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条件与具体效果，夸大了意识对于物质的反作用。

（二）物化问题

物化概念是卢卡奇解释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规律的钥匙。

卢卡奇的物化现象[14]，是指“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物化的产生，“与资本主义拜物教本质有很大关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加快了社会物化现象的进程”，“商品拜物教所体现出来的物的关系代替了人的支配关系，也就是说：商品经济越发达，人的劳动结果变成某种反作用力，支配人这个主体的力量就越强。”

卢卡奇认为，物化只有在商品交换在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能产生。这种物化现象，不仅表现在客观方面，也表现在主观方面。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构成的世界同人自身相对立。主观方面主要表现为人的活动变成一种客体化的东西同人相对立。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可计算性和合理化原则从外部世界深入到人的内心，从而导致了意识的物化。就这样，人本身被彻底的物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导致了人性的分裂和物化，也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碎片化和非总体化。要实现对物化意识的扬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的辩证法来恢复整体对于部分的优先地位，祛除对直接性[15]的崇拜，构建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意识，从而使得无产阶级真正认识自己的本体和历史使命，摆脱作为历史客体的被动性而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体。

具体来说，卢卡奇认为物化有这么几方面的表现：（一）经济活动的物化。首先是主体客体化，商品生产的可计算型和合理化原则在将客体分成许多部分的同时，也必然将作为主体的人分成许多部分，人也仅仅是它增殖的部件而已，沦为了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工具和客体；其次是时间的空间化。劳动过程的日益机械化，导致工人日益失去主动性和创造性，劳动对他而言成为一种没有意识参与的机械运动，导致对于工人来说时间逐渐成为和空间同质的东西。（二）政治领域中的物化。要在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细胞的工厂中起到上述作用，必然要构造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合理化机械化和可计算性的原则必须遍布社会生活的全部表现形式，经济领域的物化扩展到政治领域，导致政治领域的物化。“这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就造就了一种同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在结构上适合于它的结构的法律、一种相应的国家等等。”法律、国家、管理等方面的合理化，意味着官僚统治的形成，也标志着政治领域的彻底物化。（三）物化意识。物化从经济领域渗透到人的意识里形成物化意识。在商品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物的关系都被彻底物化了，人的意识被限制在这种可计算性的形式中，根本不力求超出这种形式之外。因为“分工破坏了一切劳动和生活的有机的统一的过程，并且把这个过程分解成其组成部分”，从而“导致了一切整体形象的破坏”，人们的眼界被局限在周围发生的局部事情上。这种被物化了的思想必然使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受到局限。

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与马克思早年提出的异化概念有着高度的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科学，有着不少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成分在。当然，马克思早年提出的异化概念也有严重缺陷，马克思思想成熟后很少使用异化概念[16]。

首先，卢卡奇将物化问题产生的原因与商品交换在社会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相绑定，认为物化现象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的商品交换导致的。但仅有普遍的商品交换本身，不足以构成普遍存在的物压迫人现象。劳动者的劳动以及劳动的产物反过来压迫劳动者，支配劳动者，只有在有一定的关系之下才成为可能。“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其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商品生产才变成压迫劳动者的物质生产，劳动者才被他的劳动和他劳动的产物所统治。卢卡奇将原因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商品生产，不具体分析私有制，不考虑私有制下的社会分工，是片面的。

其次，卢卡奇只看见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物化现象的绝对不合理，而忽视了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在卢卡奇看来，物化这一现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政治和思想领域的普遍扭曲，导致了社会各领域中“人的主观活动、人的劳动成果变成了客观的、不受自己控制的某种东西，变成了依靠背离人主观性而对人构成伤害的某些东西。”但马克思认为异化现象有其历史必然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异化现象这一作为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意义给予了肯定，并认为异化现象为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提供了经验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对于历史进步的意义以及对异化自身的扬弃所具有的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再者，从对异化的扬弃来看，卢卡奇强调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诉诸的是观念的逻辑。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作为历史辩证法的主体与客体，能够实现对物化的内在超越。无产阶级不仅是物化结构的形成要素，而且是扬弃这种物化结构的内在要素。因为无产阶级在劳动时间内体会到了质与量的辩证法，体会到劳动时间的变化不仅是剥削数量的差异，而且是对自身感性生命的剥夺，由此，无产阶级作为商品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这种自我意识是一种实践的意识，在其具体展开的阶级斗争中，物的力量开始还原为人的力量，物与物的关系开始呈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只有当无产阶级具有真正的自我意识之时，才能对物化意识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实践。柯尔施在他社会总体的概念中，把意识形态放在一个突出位置，“把握了社会现实的总体的科学社会主义应该对所有意识形式进行革命的批判，这些形式必须连同经济的、法律的和政治的社会结构一起并同时像这些东西一样在理论上被批判，在实践上被消灭。”卢卡奇和柯尔施注意到了“阶级意识”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主要不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而是以“阶级意识”去克服“物化意识”。他们过分夸大了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人总是必须先吃饭，才能从事科学、文化和艺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资产阶级把控了经济，进而把控了国家机器，把控了意识形态领域。把握上层建筑后，资产阶级便利用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对意识形态进行改造。物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剥削。无法克服物化，不是无产阶级无法从理论高度上认识到自己处境的原因，而是结果。因此对于意识形态的分析，终究要回到对经济和政治的分析上去，而不是颠倒过来。

最后，卢卡奇提出的物化这个概念并不足够成熟，带有浓厚的人本主义[17]色彩，因而带有唯心主义残余。即使是提出了更加完整更加系统的劳动异化概念的马克思，也放弃了劳动异化的概念，转而构建了更系统更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在卢卡奇的理论中，物化概念指代人自己的活动作为某种异己的东西，通过异己的自律性所支配和统治的现象，而产生物化现象的原因在于社会分工以及商品交换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由于社会分工以及商品交换的统治，人被自己的活动和活动造物所统治，眼界也被局限在周围的事情上，同时催生了政治上的各种保证物化的机关和措施。首先这套理论预设了一个凌驾于社会规律之上的人的理想状态，即为人活动时的理想状态是人在社会中能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支配自己的活动，而不受社会基本规律的限制。由于物化的限制，人才被自己的活动和活动产物，按照异己的规律支配。这是典型的将人理解为离开一切社会历史条件的抽象物的人本主义思潮。其次，对物化原因的经济分析十分薄弱，认为商品交换的普遍化即导致了物化，进而传播到政治领域和意识领域。但实际上出现物化的核心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以及私有财产的确立，正是由于私有制以及私有财产的出现，才导致劳动者的活动不能被自己支配，导致劳动者的劳动产物不属于自己，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最后，物化理论将工人阶级阶级意识不发展的原因归结为物化现象对物化现象在意识领域的传播，仿佛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具有魔力一样，无产阶级尚未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时，被物化的工人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资本主义制定和给予的种种规范。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之所以不发展，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之所以占领了工人的头脑，是因为资产阶级把握了经济生产，进而把握了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资产阶级对意识形态的把控，使得资产阶级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加工为合理的东西，让无产阶级们一方面认为自己没有选择的自由，一方面又认为自己目前所处的位置是出于自由意志的选择；一方面承受着规则带来的压迫，一方面认为规则是理所应当的。

（三）总体性原则

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辩证法，而辩证法的核心是“总体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对现实世界的总体把握即把握历史过程的总体。在卢卡奇看来，历史是具体的，总体优于部分。他说：“只有把社会生活的孤立的事实看作历史过程的各个方面，并把它们归纳为一个总体的时候，对事实的认识才有希望成为对现实的认识。” 也就是说，事实不能通过自身得到说明，而只能通过它与总体的联系而得到揭示，因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只能建立在对社会整体的全面理解的基础上。总体性，不仅在于它是各组成部分的整体的统一，而且更在于它是变动和发展的现实。构成总体的各部分不仅是相互联系的，而且是相互作用和变化发展的。科尔施也很强调总体性原则，认为现实社会是由经济结构、法和国家、意识形态三者过程的统一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每个因素都影响和反映着所有别的因素，它“应被看作并理解为一个活的总体的社会发展的理论，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应被理解并实践为一个活的总体的社会革命理论。”

卢卡奇提出要重视辩证法的总体性，这是符合马恩所创立的唯物辩证法的。但卢卡奇将总体性置于辩证法的核心位置，则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一）否认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从总体性观点出发，不同意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认为“思维和存在，在它们彼此“相适应”、彼此“反映”、彼此“平行”或彼此一致（所有这些表达都掩盖了一种僵化的二重性）的意义上，不是同一的。它们的同一性在于，它们是同一个真正的历史的和辩证的过程的两方面。”卢卡奇认为，在存在形成的时候已有思维参加，所以不能说思维是对存在的反映，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现实的各方面，这里明显表现了卢卡奇在认识论的唯心主义倾向。（二）将总体性置于辩证法的核心位置，否认了客观事实的第一性。卢卡奇赋予总体性过高的功能，从而蕴藏着把总体抽象化的可能，滑向了某种抽象的总体性。卢卡奇在强调总体在逻辑上先于事实的同时，却忽视了客观事实在认识论上的第一性的地位。他认为，事实并不是最终的实在，而只是总体被任意分割开来的一些方面。对于总体认识的来源问题，卢卡奇认为总体意识取决于主体和客体的同一，取决于主体成为“包摄”所有客体的总体，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总体。这样主体的自我意识就等于对社会客体的总体意识，因而总体意识实际上只是来自成为总体的主体本身，而不是来自客观现实，客观社会是总体联系就成了主体意识的产物。这种唯心主义“导致了一种黑格尔主义的歪曲”。（三）否认经济优先性。卢卡奇对“总体性”概念的理解也存在着一种称得上根本性的错误，他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了这种错误，认为自己对总体范畴的肯定的“努力却导致了一种——黑格尔主义的——歪曲”，因为他“将总体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经济的优先性对立起来”。这种对立确实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线。（四）助推了变革现实的消极被动性。根据卢卡奇的看法，好像只需夜观天象，就可运筹帷幄，即是说无产阶级只要发现了总体性，认准了自己在整个阶级中的地位、作用、使命等，表明无产阶级就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是认识了无产阶级在社会总体中的地位、作用，仅是革命的第一步。真正的革命是在认识全面性的前提下走向实践上的极端性，事业的成功不仅仅在于思维领域上的“全面胜利”。（五）总体性观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最核心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才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认为实践不仅是意识的现实对象，而且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客观标准。此外，卢卡奇在强调总体性辩证法的时候，忽视了辩证法的丰富内容；因为辩证法不仅仅强调总体性（全面看问题的方法），而且也强调矛盾的特殊性，要求对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另外，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等也是辩证法的内容。因而，只强调全面性、相互作用性是不能揭示辩证法的丰富内容的。

（四）主客体同一

卢卡奇表明，无产阶级兼具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并且他还认为其与总体性的产生具有同一性。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但人民群众又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即“剧作者”与“剧中人”的辩证关系，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因此，在卢卡奇看来，如果要把古典哲学道路的转变继续下去并且把辩证方法与历史相结合，那就必须依靠无产阶级来完成。因为无产阶级通过对阶级自我存在和阶级利益的领悟及其认识能从自身出发、从社会实际出发，寻找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所以，战胜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的力量就在于无产阶级自身，唯有无产阶级真正意识到自身的主体性，扬弃自身，把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并不断发展完备自身，获得战胜资产阶级的武器，赢得阶级革命运动的胜利，并建立社会关系高度和谐的新社会。

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的自我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乌托邦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无意识状态；自发的群众意识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阶段;孟什维克党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危机的阶段；布尔什维克党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自觉阶段。以阶级意识的是否成熟来区分无产阶级政党，这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在于阶级意识是否觉醒。“党担当着崇高的角色:它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支柱，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良知。”

卢卡奇将革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革命政党革命意识的纯洁性和正确性上，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一）在卢卡奇看来，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特质在于要求其党员全身心投入革命，严格服从党的纪律，为纯洁的革命意识而斗争。这种要求最终蜕变为“应该”、蜕变为道德律令。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斗争转化为革命先锋队的革命意识的斗争，阶级意识成为革命的关键。革命成功与否，不取决于革命的时机，不取决于国内外的阶级力量对比，不取决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取决于政党的革命意识是否成熟，是否纯洁，这将唯心主义带入到了革命问题上。（二）如何衡量和判断革命意识的正确性?如何保证政党的革命意识的纯洁性?由于没有任何客观的衡量标准，只能陷入意识的自我确认，以意识的正确性保证革命的成功，这与马克思通过社会生活和实践来判断理论正确性的思路大相径庭。

三总结

总体来说，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唯心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西欧革命的失败在思想上的反映。十月革命后，西欧革命的条件不成熟，但革命风暴仍然席卷了西欧各国。西欧各国革命的失败，使得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欧洲革命失败的原因，在反思中将矛头对准了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并尝试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最终形成了一个带有浓烈黑格尔哲学色彩的唯心主义西马流派。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四个核心主张，唯物辩证法只是社会历史的辩证法，物化问题，辩证法的核心是总体性，无产阶级具有主客体同一性，均或多或少带有唯心主义色彩。这个流派对于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并不客观，给出的解决方案更是将意识的能动作用过分夸大，认为可以通过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是明显的空想学说。

注释：

[1]即将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为经济是社会发展唯一决定性力量的理论，由第二国际理论家推动，诸多学者参与，跨度较大，影响较为深远。

[2]卢卡奇：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1933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georg-lukacs/mia-chinese-georg-lukacs-1933.htm

[3]非理性主义否定或限制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否认理性具有认识世界的能力

[4]相对主义认为一种观点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有因立场不同、条件差异而相互对立的哲学学说

[5]神秘主义信仰世界上存在着隐秘的或隐藏的自然力，能够理解并操作神秘的自然力的人，必须接受过神秘知识的教育

[6]同1

[7]同1

[8]即无产阶级需要破除被物化的状态，掌握总体性视角的马克思主义，既成为历史的客体，也成为历史的主体

[9]卢卡奇在这本书中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几个概念都不加区分，下文中提及的卢卡奇的观点即具有这样的特点

[10]客体指存在于主体之外的客观事物

[11]主体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

[12]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革命理论之所以能够“掌握群众”，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使得无产阶级要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就必须正确认识社会，而无产阶级认识自身就意味着认识整个社会。因而无产阶级既是认识的主体，也是认识的客体。理论通过这种方式直接而充分地影响到社会的变革过程。这是唯物辩证法最核心的问题。

[13]反映论认为，人的认识并不是客观现实作用于人脑的消极的、被动的产物，而是在人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

[14]在卢卡奇的观念中，物化和异化具有相同的内涵。卢卡奇讨论的物化问题，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讨论的异化问题有相当多的雷同之处

[15]直接性即通过感知经验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东西

[16]详见当今社会是否是一个充满“异化”的社会？——《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一）》 https://jiliuwang.net/archives/73392

[17]将人理解为离开一切社会历史条件的抽象物，并以抽象的人为基础去解释一切问题的哲学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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