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针对教培行业的新规，造成了资本市场的又一次巨震。此次新规不仅是限制资本对于教育产业的过度介入，同时包括其他一系列旨在减轻学生和家长负担的举措。这是政府针对死磕多年的教育难题，进行的又一次政策调整。然而，看似生猛的举措真的能够彻底解决当前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吗？

一、教育：一个多年的病灶

人口基数决定了中国必然是一个教育大国。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显示，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1.89万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76亿人。这样庞大的规模全球仅此一家。

但是，庞大规模的教育事业成了攀援于中国肌体多年的一大病灶。这体现在多个方面。

从宏观来看，教育资源地域上的分布不均衡、阶层间的分配不平等是当前教育事业面临的最大症结。沿海与内陆之间，东中西部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处处体现着分布不均。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师生比到优质学校数量，从教学设备到教师水平，各项指标间的巨大差异都反映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而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收入差异，逐渐演化为身份差异，不同阶层的人所受教育可谓是天壤之别。当富家子弟享受着高级私教、多样的课余活动时，农民工子弟却还苦于没有在城市接受稳定优质的义务教育的资格。

从教育制度来看，尽管政府已经开始干预资本对于教育的过度介入，但是，业已深入人心的政府与市场作用互补的这一大的框架，仍是教育体制机制进行改进的基本前提。金钱逻辑和精英主义依旧不断地在腐蚀教育本该具有的公益普惠性质。

选拔是中国式教育模式的核心指要。虽然这种模式仍被舆论评价为世界最公平的一种人才培育路径，但面临的问题也十分突出。这一模式的必然产物是应试教育。考试是大多数选拔的门槛，成绩即成为了学生需要完成的指标。只要步入学校的大门，开始自己的受教育之旅，选拔性质的考试就会片刻不离身。这直接导致了学校教学育人方法的扭曲，撕开“一切为了孩子”的标语，背后显露出的是凿刻在墙上的“一切为了分数”。成绩既成了学生的生死线，也变成了学校的KPI。

即使步入大学乃至研究生阶段，学业上的军备竞赛仍在继续。分数竞争变成学历竞争，学历教育成为划分三六九等的电镀池，镀金胜于镀银。“内卷”一词流行于青年学生之间便不再费解。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状态切实地发生于社会，也发生于教育的每一个阶段。

教育串联起的各方之间，也是矛盾重重。

学校中的师生矛盾历来是一个难解之题。本该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异化为上级下属或是猫鼠关系。个别现象或许还是偶然，但这种普遍存在并愈发成为一大社会问题的现象，则定有其社会根源。

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除了挣钱养家，最头疼的莫过于孩子的教育问题。怎样上到好学校？如何能够提高孩子的成绩？孩子考试总失利怎么办？教辅行业挂出的广告词确实是众多家长的真实心声。

焦虑背后是更加沉重的经济负担。早在2010年，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和谐家庭建设状况问卷调查报告》就显示，“孩子的教育费用高”成为家庭生活面临的三大困难之首。另有多个调查数据均显示，教育支出已经占据了中国城市家庭年支出的30%-40%。费用轻者如动辄几千的课外辅导费、高端电子学习用品，重者则有几万至十几万不等的择校费，以及天价学区房。不同的配置既显示出阶层间的巨大差异，也将普遍存在于家长间的焦虑，通过经济力量的刻画展现的淋漓尽致。

孩子既是教育的受益者，更是受害者。不容否认，成体系的教育和丰富的课外体验能够促进孩子的成长。从个人成长来看，现在的孩子普遍要接受到更广博的知识、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尽管之间存在差异。但是，大多数孩子身处应试导向的单一片面的成长环境，也是现实。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传统落实为对孩子教育的巨大投入，在父母眼中，孩子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投资品，有投资便期待有收益，收益率越高越好。亲子关系潜在地发生了变质，以至于双方都未能意识到而予以默认。

二、教出了怎样的一批人

在分析教育病症背后的原因之前，有必要审视一下当前教育的成果：教出了怎样的人？

阶层固化的当下，教育愈发成为阶级再生产的手段。契合马克思在《宣言》中所说，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教育也在不断地再生产出两类人。

一类是受市场欢迎的精英。如果将教育比作工厂，精英的出厂设置绝对须是一流的。不过其内部又有划分，大体也可区分为两种。一种出生于精英家庭，享有优渥的生活条件，也就是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这种精英的再造相对比较容易，家庭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撑子女的成长。子女即使没有真才实学，也可以仰仗家中资源做一番包装。而依凭打娘胎里带出来的上层社会关系，即使没有这层包装，亦可轻松跨入精英阵营。另一种则主要是依靠自身在学业上的精进努力。不过，这类人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于家境较好的家庭。

第二类则是所谓的“残次品”，学历不高、成绩不佳、能力不彰、颜值不够……诸如此类的不符合市场标准的次等人才。与各地针对高端人才开出的优越条件相较，这类人大多只能以谋生作为自身的第一旨趣。

然而，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两类人的生产也严格遵循二八定律，作为市场眼中残次品的占多数，精英只是少数。在一个非等级社会，依靠教育重塑出来的对人的等级划分，已经成为众人默守的一般规则。

本是同一阶层的人，因为教育也可能分道扬镳。

虽然教育给予阶层跃迁的孔隙愈发缩小，但终归是留下了一束光。阶层跃迁的美好梦想成为横亘在相同阶层人之间的一道难以戳破的隔膜。残酷竞争头戴奋斗光环，身披努力就有收获的斗篷，成为这一束细弱微光播撒的福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教育还是改变命运的最佳通道，他人只能是前进道路上阻碍或陪衬。

对于个人来说，拒绝接受教育、拒绝应对教育中的竞争，往往意味着失败。这种失败认证作为外在的强制力得到广泛承认，个人只能被动接受。

不管是精英人才还是次等人才，其间还有多层划分，但总的来说，新一代受教育者大都是偏向个人主义的：依靠个人的奋斗、追求个人的享受、回应个人的期待……关照集体的出发点往往是自身的得失。“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许是这类新生群体最恰当的形容。

虽然这种画像略显单一和偏激，但是现实无不告诉我们，相比于父辈的家庭观念和集体意识，近几十年来的教育，愈发让人变得脱离集体，走向个人，而这往往被积极地形容为独立自主的精神强了起来。只有过于偏激的个人主义才会被冠以孤僻、自私等负面词汇。

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高歌猛进的今天已然式微，但在学校教育中仍旧占有一席之地。应该说，即使面对这样笼统的要求，现今的教育成效也是彻底失败的。

教科书中虽保留有大量的政治语汇，政治和历史课程也是中国各层次教育的必备内容。但是，去政治化在教育中以并不张扬的形式完美实现了。当前的官方意识形态强调立德树人作为育人的根本，本身就是一种去政治的政治。

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号召虽朗朗上口，实操却毫无推进，成为纸上宣言。“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也只能通过歌曲进行回味。

三、教育畸形的背后

畸形的教育背后，是畸形的社会。

上世纪七十年代，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增长停滞的危机。原有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政府适度干预）未能取得成效，这直接导致相对立的自由主义经济信条（主张限制政府，强调市场作用）得以抬头。而在两个强力领导人（撒切尔和里根）的支持下，这股思潮在英美两国转化为政策而得到了落实。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逆转，西方推行的发展方案成为唯一可信的路径，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全球。

中国也受到了这股浪潮的影响。①从80年代起，中国开启了一段至今仍未走完的市场化改革征程。教育不过是庞大的改革工程中的一小部分。

在破除思想“禁锢”之后，教育领域的市场化也在大政方针的指引下推行起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1992年，十四大提出，在“各级政府要增加教育投入”的同时，“鼓励多渠道、多形式社会集资办学和民间办学，改变国家包办教育的做法”。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出台。1994年，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指出，“鼓励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按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多渠道、多形式办学。有条件的地方，也可实行‘民办公助’、‘公办民助’等形式”……

逐渐放开的口子，使得不断走强的资本也开始侵入教育的各个阶段、各个方面。教育的诸多症结都能够从中找到资本的逻辑。

一是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出口战略和城市化倾向的政策，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崛起以及各大城市的突出发展。所谓教育放权的改革，一方面让地方教育水平与地方经济紧密相连，另一方面，教育也成为地方官僚升迁的政绩。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的瓦解，也从根本上破坏了农村教育依赖的资金支持。紧密相连的各项社会政策，促使经济发展的地方差距扩大，进而使得教育水平开始形成明显的高低之分。而落后地区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逐渐依赖财政转移，拨付不够、投入不足才成为后面愈发凸显的问题。

“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

“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而阶层间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教育不过是又一个现实的反映。

二是教育成为固化阶层位置或实现阶层跃迁的途径。精英阶层为了延续自身的经济或政治地位，使得血脉继承更具有合法性与隐蔽性，教育成为了最佳手段。好的学历和出众的能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驳斥“靠的是父母”等反对声音。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精英家庭也有没落的可能，教育是必要的续命手段。这是教育焦虑成为中产家庭重大困扰的原因。

日益激烈的人才市场竞争和不稳定就业的威胁，使得底层出身的人寄希望于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实现阶层跃迁。即使实现不了跃迁，好的教育也往往意味着更稳定的工作、更体面的收入。在教育的阶层再生产中，资本扮演着很大的角色。私人办学、教培行业都为资本的繁衍扩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这满足了大多数阶层的实际需要。

三是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的功利化。经济发展方向的转型，使得竞争成为可靠的人才选拔机制，而学历就成了竞争最直观的指标。应试教育、精英教育与激烈的社会竞争有着很强的联系，这直接导致教育理念的扭曲和教学方法的简单粗暴化。规范、标准、高效这类工厂追求也成为老师们的执行准则。这些成果凝结到学生身上，就逐渐形成了一种脸谱化的、个人主义的、精英主义的思考方式和行事风格。

四是教学内容与现实存在隔阂。教育局限于书本，以分数（履历）为导向，脱离实践、脱离劳动。脱离劳动的教育和精英生活的理想建构，让受教育者愈发远离劳动阶层，而难以切身体会到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辛。即使现在已有少数城市学校开始增添实地劳动教育，但对习惯于城市生活的孩子来说，劳动更多地成为了一种课余玩物。至于实践和游学活动，则往往与履历挂钩。

五是职业教育、劳动教育的没落。单单依靠多筹建职业学校、安置师资是不够的。这种没落既在于社会整体的意识观念，将职业进行三六九等划分，更在于各职业的收入及福利待遇水平存在极大差异。而这又与整个经济体制和政策对于不同阶级的偏向有关。工人农民支持下的孩子，最终的愿望是远离工人农民，对于个人来说或许是个喜剧，对于社会来说却不能不是个悲剧。

四、应该寻求怎样的教育？

阳和平在介绍其母亲寒春的事迹时，往往会提及寒春小时候所接受到的教育。寒春的母亲是一个信奉杜威思想的教育家，主张教育要与劳动相结合、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反对清高而不会动手的理念。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改开前的教育理念和教学内容不谋而合。而寒春自身在学业上取得的成就以及后来选择的劳动人生，不能不说与这样的教育有关。

毛时代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以及具体政策的实践，以今天的视角来看，或许显得夸张和过激。不能否认，当时的教育资源和水准，确实不可与今时同日而语。但是，有限条件下，实现基础教育的普及、推进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尝试，不可谓不是一件创举，其中仍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一是接受教育的资格问题。毛时代的基础教育面向所有人（义务教育很大程度上是这一方向的延续），大幅度提高了受教育率，打破了数千年官僚贵族对于知识的垄断。同时，有序开展大范围的扫盲运动，1949年至1965年，全国年均扫盲600多万人。这一时期，数十万名工农干部、劳动模范和产业工人相继受到中等和高等教育。

比较有争议的是通过阶级身份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入学资格。1968年7月，基于上海机床厂的培训经验，毛泽东通过编者按的形式播发了“七二一指示”：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这一指示直接影响了工农兵学员选拔制度的形成。

有人会觉得这十分荒谬，认为这种欠缺规范标准的选拔和缩短学制的举措，不仅不利于高精尖技术的教学，而且将实务技能和理论知识搞混了（实务技能可以短期培训，但理论知识的研究推进需要更加完备、长久的教学）。的确，基于出身的评判略显机械，但是，不能由此否定当时对于教育公平的追求，以及社会主义教育模式的探索。不能将正确的方向和存在偏差的具体政策混为一谈。

二是教育理念。“为人民服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向工人阶级学习”等号召能够反映当时的教育理念。首先，明确受教育目的不单纯是为了自身的个人利益；其次，教育的任务不是要培养出脱离群众的官僚精英；最后，要学习劳动人民的智慧，并切实有利于生产，帮助劳动者、成为劳动者，而不是纸上谈兵。

这一时期的教学内容往往被诬蔑为“洗脑教育”。实际上，社会主义的教育就应该洗刷掉精英主义思维、剥削压迫观念以及各种糟粕价值观。

三是教学内容。基于革命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往往偏重于满足生产实践的需要，而且所涉内容十分广博。1966年，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这样讲到：

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从这里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学习内容的单调更多的是时代限制，而不是方向的错误。

五、教育的新生有待社会的决裂

前些年，资本对于教育领域的入侵十分猖狂。2020年，全国学前至高中的校外机构近50万家（民办私立学校中除了出于慈善目的的，很多都具有盈利性质，其中还有些发展为精英子弟学校，具体数据未有统计）。而互联网技术的加持和在线教育的流行，更让资本主导的教育模式遍地开花。

近两年，对于资本的频繁出拳已为大众所知，教育行业也包括在内。此次刹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层对于资本扩张的隐忧。但是，现有的举措所能够引向的前景并不乐观。上世纪80年代，韩国也曾针对辅导班的过度发展，颁布了《规范教育和消除课外补习过热的措施》，但这使得原本宽口径的辅导行业，转型为高端高价的私人辅导，进一步隔绝了底层民众试图通过辅导提升成绩的一线希望。后来的结局是，为了满足社会呼声而放松限制，辅导行业再次迎来春天。而宽松教育，就欧美和日本的经验来看，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环境下，只能让底层民众更加丧失生存和斗争的能力。

这种情形在中国恐怕也不会例外。恐慌刚过，一些高端私教便已经上线，相应的费用不是一般家庭能够承受起的。另外，本身新规对于非学科类培训的限制力度是有限的，这直接促使诸多教培机构进行业务转型。如新东方就于8月初成立了北京新东方素质教育成长中心，下设艺术创作文化馆、人文发展研究所、语商素养沉浸馆、自然科创空间站、智体运动训练馆、优质父母智慧馆六大板块。这无疑给原本只有余力参加学科类辅导的家庭增添了额外的负担。

教育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是复杂的。教育的转型除了教育本身内部的调整外，更关联到宏大的政治经济变革，仅从教育内部针对所涉问题进行补救，只能是扬汤止沸。教育的问题绝不仅限于教育，技术方法层面的改良不足以彻底改变教育的面貌。没有更加完备、彻底的经济和政治变革，教育政策只能在已有的框架中，进行左右横跳式的调整。而这种调整往往被动而效微。

除此之外，还要正确区分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具体的教育理念、政策和方法。后者不能尽善尽美，但是教育公益普惠的性质是确定无疑的，培育具有抗争和集体主义意识、尊重劳动和善于劳动的新人也该是社会主义教育的应有之义。而教育方向的偏离，理念和方法就可能沦为维系阶级关系的工具，公平政策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教育这块阵地，人民不去占领掌握，就要由资本及其代理人占领掌握。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

正如电影《决裂》中，“共大”师生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教育要获得新生，恐怕也有待于社会整体与以往的所有偏离来一个彻底的决裂。

注释：

①不过，中国进行政策转变至少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突出的经济成绩有力的吸引了中国。二是一直存在于中国内部的关于发展路线的争议，而“不争论”成为最终的结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高速增长有诸多原因，西方援助和承接转移产业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除了经济独立性有明显欠缺，这几个经济体的政治独立性也值得怀疑，所以“用主权换发展”这种描述是有一定道理的。另外，在发展空间尚存的条件下，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其黄金发展时期，但是只看外表光鲜的成绩，不去过问内里的发展过程，实在是偏离发展的目的。具海根的《韩国工人》一书就给人以很好的警醒：经济奇迹往往是由诸多个体悲剧拼凑起来的。“不争论”能够占据主流有其阶级基础。这里借用大卫·科兹在分析苏联解体原因时得到的结论。因此，有关苏联体制出人意料地突然终结与和平让渡的最终解释是：它被它自己的大多数精英抛弃了，随着苏联体制的发展，把这些人和任何社会主义形式联系在一起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纽带越来越脆弱了。这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

参考资料：

中国经济网，重磅“双减政策，要点都在这里，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6222107056664669&wfr=spider&for=pc

中国教育报，新中国70年教育事业的辉煌历程，https://theory.gmw.cn/2019-09/14/content_33157798.htm

教育部发布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共51.89万所，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6535410621009196&wfr=spider&for=pc

范国睿、孙闻泽，《改革开放40年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历史与逻辑分析》，《教育研究》2018年第7期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177/tnull_2482.html

阳和平：与青年朋友谈人生，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64y1X7tL

校外培训机构如果全部消失，会对学生，家长，还有整个社会产生什么影响？- 佐伊23的回答 - 知乎，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85950125/answer/2028618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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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晋柯。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春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