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在国内和国际政治气候的双重影响下，此时，远在法国巴黎的周恩来已经开始放弃“工读主义”的影响，转而信仰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并开始筹备成立旅欧少年中国党。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1922年11月，周恩来等以旅欧少年共产党的名义写信给共青团中央，要求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经团中央批准，成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周恩来当选为书记。

1922 年，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在异邦的土地上，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青年周恩来完成了向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可谓是由无政府工学实践转而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五四青年的代表。

南开中学与东渡日本

周恩来，字翔宇，1898年出生于江苏淮安，12岁时，随伯父到东北奉天读书，少年时代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广泛阅读历史与政治学方面的书籍，曾受康有为、梁启超革新思想的影响。15岁时，周恩来随伯父母一起迁到天津，入南开中学读书。南开中学是由天津新式教育的先驱者张伯苓一手创办，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校训，注重对学生公心公德与知识技能的培养，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目的，学校通过体育锻炼，以及组织学术研究、讲演、演出新剧、体育竞赛、学生社团等多种形式的团体训练，培养学生的完美人格。

在南开这片肥沃开放的土壤上，青年周恩来迅速成长，不但获得了扎实的基础教育，并且锻炼了组织才干。他创立社团、演出新剧、编辑杂志，参与体育锻炼与政治活动。1914年，为了联络同学、锻炼身心、增进智能，周恩来发起成立了“敬业乐群会”，创办会刊《敬业》，写作大量文章，并开始新诗创作。此外，以新式话剧为社会教育的利器，周恩来先后参演了《玩偶之家》《一元钱》《一念差》《仇大娘》等新剧，得到高度赞扬。1916年9月，他还专门为南开的《校风》写了一篇社论《吾校新剧观》，讨论新剧的功效与派别。1917年6月，周恩来以全校文科考试第一名的成绩从南开中学毕业，并获“国文最佳者特别奖”。

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开学纪念留影（后排左一为周恩来）

在中国近代留学风潮中，日本作为“亚洲地区唯一深受中国传统影响而现在却已完全实现了西方式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英】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对中国现代知识精英有着极大的吸引力。1917年9月，从南开中学毕业后，19岁的周恩来怀抱读书救国的理想东渡日本留学。他在临行前的“去国诗”中气势豪迈地写道：“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然而，周恩来在日本两年，却并未接受正规的大学教育，其归国前写下的四首新诗，颇能体现这一时期的心境。例如写于1919年4月5日的《四次游圆山公园》：

四次来游，

满山满谷的“落英缤纷”；

树上只剩得青松与绿叶，

更何处寻那“淡红娇嫩”的“樱”！

灯火熄，游人渐渐稀，

我九天西京炎凉饱看；

想人世成败繁枯，都是客观的现象，

何曾开芳草春花，自然的美，无碍着的心。

如果隐去作者，这首短小、干净的“五四新诗”应该很难让人联想到出自青年周恩来之手。从“满园樱花灿烂，灯光四照，人生嘈杂”到满山落英，灯火熄灭，游人稀疏，诗人在感受人世成败繁枯的同时，更多的是一种超脱，纯粹、客观、无功利的自然美所带来的审美与生命的超越。实际上，受日本大正时代民主与社会主义思想感染，周恩来留日期间间接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曾加入留日学生的激进组织新中学会，探讨挽救中国的办法，受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开始大量阅读关于俄国与列宁的信息。据记载，周恩来在日本先后阅读了日本社会主义活动家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以及马克思主义者、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并成为河上肇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月刊的热心读者，获得初步的社会主义思想。

觉悟社与天津五四运动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在救国与学业之间，周恩来毅然选择前者，迅速返国，成为南开大学文科第一期学生，投身学生爱国运动，开启一生真正的政治生涯。周恩来在南开大学期间曾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办觉悟社，很快成为天津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

在此期间，周恩来联合“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等举行集会游行，反对北洋政府，抵制日货，并配合学生运动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发表社论与时评，并宣传爱国思想，使该报销量每期可达到二万份以上，被誉为“全国的学生会报之冠”。配合学生运动的需要，1919年9月，周恩来联合“天津学生联合会”与“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了比学联组织更为严密的觉悟社，并创办社刊《觉悟》。

觉悟社旧址 李培艳 摄

据发表于1920年的《觉悟》第一期的《三个半月的觉悟社》一文记载，觉悟社的主要成员有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刘清扬、马俊、张若名、郑季清等20人。最初成立时的宗旨为：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于“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即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

对于这一时期周恩来等觉悟社成员的思想，邓颖超在1949年“五四”前夕为《中国青年》撰写的《五四运动的回忆》一文中谈道：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知道有列宁，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了；只知道他们的革命是把多数被压迫者解放了，要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引起了我们的同情和对十月革命的向往。如同新民学会的青年毛泽东、互助社的青年恽代英，此时的周恩来、邓颖超等觉悟社成员同样正在经历新青年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时期。

《觉悟》杂志 李培艳 摄

由发表于社刊《觉悟》第一期的《学生的根本觉悟》《工读主义》两篇文章来看，“觉悟”与“工读”无疑是觉悟社的核心主张，个体的自我改造与引领民众的社会改造可谓觉悟社成员的主要追求。而且，为了把“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觉悟社率先邀请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等五四时期进步的青年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商议青年团体的改造与联合，讨论并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号召青年“到民间去做社会实况之调查，平民教育之普及，农工组织之运动，妇女独立之促进等项工作”。可谓五四青年投身社会实践与群众运动的先声。

留法勤工俭学与确立共产主义信仰

自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法兰西与近世文明》讴歌法兰西文化开始，法国就成为中国现代知识精英向往的欧洲革命的中心地，十月革命之后，“在许多中国青年的思想中，法国起到至苏维埃俄国的中转站的作用”（【法】王枫初《移民与政治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1919-1925）》）。1920年11月，深受“工读主义”思想影响的周恩来乘“波尔多斯号”邮轮前往法国马赛，亲身实践工读自助的新生活，并在此期间做出了此生最重要的政治抉择：确立共产主义信仰。

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的周恩来

从1920年11月到法国，至1924年9月离开，周恩来在欧洲度过了将近四年的时光。同一时期远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还有赵世炎、蔡和森、李维汉、陈毅、向警予、王若飞、聂荣臻等，以及年仅16岁的邓小平。由现有的史料、传记来看，周恩来在法国同样并未正式注册入学，在学习法语之外，他更热衷的是研究欧洲的劳工问题，组织留学生向中国驻巴黎公使馆请愿，召开学生代表大会，为勤工俭学生争取权益等社会活动。其间，他曾在蔡和森的介绍下加入新民学会，以及以蔡和森为首的半工半读互助会。

1921年3月，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6月，周恩来与赵世闫、李维汉等组织旅欧少年中国党。1922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旅欧少年中国党召开会议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开始坚信“共产主义是彻底改造的良方”。

1924年8月，周恩来归国，受张申府邀请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投身国民革命。

从1917年东渡日本、研究社会科学挽救民族危亡到五四时期投身学生爱国运动，再到留学法兰西，亲身实践并最终扬弃无政府工读思想，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历时六年，青年周恩来完成了向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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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培艳。来源：中国青年杂志。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