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拼多多员工猝死事件持续发酵，用人单位知乎账号疑似创建回答后秒删下文：

“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以命换钱，我一直不以为是资本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的问题。你可以选择安逸的日子，但你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的，我们都可以”。

近十年来，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丛林化生长，以前所未有的效率调用了看似取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享受了劳动法规范过度谦抑为其留下的制度空白，以及工时保障底线缺位而得以节省的巨大成本。

回顾1890年开始的世界各地劳工运动，核心诉求之一就是每天八小时工作制。这也成为国际劳工组织第一届会议的主题。而今，互联网高效连接与运作的不仅是货币和产品——被互联资本从头到脚调用的还有一个重要资源——“人”的服务。骑手、快递员、滴滴司机拼多多选菜员、程序员——互联网劳工的超时工作几乎成了一种“新常态”，“996工作制”甚至以奋斗之名而备受推崇。

是什么让资本互联时代的工时保障形同具文？

笔者认为，互联网劳工保护的缺位，根本上当然是“资本”的问题；而法律规制的缺位为资本大开方便之门也难辞其咎。

平台所谓“我们都可以选择”，不过是一种伪装的市场自由；劳动关系也不是普通的契约关系。劳工保护应着眼于劳动者的天然弱势而有其倾向性，互联网企业的劳工保护理应纳入监管与合规的范畴。“以命换钱”践踏了 “人之为人”最基本的尊严，法律必须干涉，而且必须迅速行动。

一、工时制度为什么失灵？

互联网企业及平台用工，较少采用八小时一般工时制，多采特殊工时制和综合工时制。非标准、灵活化的工时制度具有不可预测的时间表，也容易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

我国现行工时制度对标准工时制管控过紧，而特殊工时制的管制却缺乏足够灵活且行之有效的办法。工时制度遭遇失灵。互联网劳工比八小时工作制下的全职工，报酬更低，实际工作时间更长，工作强度更大，这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性。

有言论认为“多干多赚，不干不赚”是劳动者的选择自由，看似有理，实则遮蔽一个基本事实——劳动者因其对用人单位有经济收入、组织嵌入甚至人身依附上的天然弱势，本身并无与资方等量齐观的议价能力。劳动者被企业“加班”往往很难拒绝。

此外，过度加班不仅掠夺劳动者应有的休息时间与家庭时间，可能侵害劳动者的健康权与生命权，而且还间接挤压他人本可获取的就业机会。《劳动法》规定高标准加班工资的愿景是为了抑制加班泛滥，但却可能事与愿违的刺激了劳动者对加班的渴望，使加班工资成为诱使劳动者超时加班的工具。

套用一句流行的网络用语， “加班”不是法外之地。笔者认为，工时制度应当具有“双限制”的特性，不仅要约束用人单位，也要限制劳动者以过量劳动时间获取加班工资的“自由”。 换言之，劳动者不但享有依法获得加班工资的权利，也负有接受工时制度管制的法律义务。

针对资本互联时代劳工“过劳死”的现象，我认为有关部门应出台《互联网用工预防过劳死对策白皮书》，明确“过劳死红线”——比如，日本厚生劳动省规定，月加班时间达到80小时为“过劳死红线”，规定互联网劳动者的工时上限，以及对企业违反规定的惩罚措施。

对于不采用八小时工作制的互联网企业，应创立联通各用工平台、识别劳动者身份、统筹计算工时并将待命时间也计算在工时内的“互联网用工一揽子工时管制体系”，严格适用加班工资制度。

此外，《劳动法》第41条“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才能延时加班，应具体落实。例如，不应安排孕产期、未成年劳动者和其他不适宜加班的劳动者加班。

二、 集体协商制度为什么失灵？

工时制度不能发挥功能，失去“价值”，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集体协商制度不发达，集体合同制度没有发挥合理确定工时工资所应有的效用。

工会制度最初发轫时，其抗争的目标就是工时，而劳工的身体健康正是这一抗争的理由。这些年，我国的集体协商制度濒于失灵，一个原因在于对这种协商可能演化为群体性事件的担忧。应该说，在转型中国家和风险社会里，此中顾虑是可以理解的，但长远地看，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允许各界各群体通过集体协商化解矛盾是大势所趋，不妨以工时制度为契机，慢慢放开集体协商制度，使其发挥应有的功能。

我国改革开放至今四十余年，社会各界最起码的沟通与协商能力应当认为已经具备。以法律从业者为支点的社群协商机制，应予选区试点，逐步培养与建设。劳动者结社、沟通与议价是传统上资本发展及其与劳工妥协的社会减震器，我们应该有这个制度自信与道路自信，让集体协商制度在互联网用工方面发挥应有的效用。

三、资本互联时代劳工的尊严何在？

资本互联时代劳工保护持续缺位而导致的“人命如草芥”，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社会责任感和共情能力是人的基本情感，在财富与收入悬殊的经济结构中尤其需要这种情感。毕竟，这是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

资本互联时代，“人的尊严”更是有共通性的。如果为你我送餐的外卖小哥生命和尊严得不到基本的保障，那么转换一个时空之下，你我也必然没有基本的生命尊严。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以人命为代价的生活便利，都是值得反思、甚至是令人羞耻的。

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用货币和时间做选择。很多时候，这些选择无异于一种投票，不吃人选馒头，是我们作为消费者以一己之力就可以做到的事情。而消费者的这种共识，也将是在这个资本互联时代，守住劳工保护底线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 赵红梅, 论我国工时制度的缺陷、价值功能及其完善, 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一期

2. Chenguo Zhang, Sharing Economy: Challenges for the Labor Market and the Labor Law in China and Globally - A Micro-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U, US, and Asia, European Business Organization Law Review, Forthcoming

3. Chenguo Zhang, China’s New Regulatory Regime Tailored for Sharing Economy – The Case of Uber under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 Regulation in Comparison to EU, US and UK, in Computer Law and Security Review Vol.35. Issue 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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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陈果/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副教授。来源：澎湃新闻。责任编辑：郭琦）